李雨婷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2019）被公认为当代美国少数族裔文学领域的代表性作家，她对于黑人的主体性、生存价值和族群意识有着深刻的思考，始终主张作家应该“书写具体、个性化的黑人”［1］，相信美国黑人“要找回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自我，必须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念，才能拥有真正的生活”［2］。因此，莫里森在其作品中不仅关注奴隶制给黑人民族造成的创伤，也始终关注黑人个体的主体意识觉醒，以及黑人作为族群共同体来组织、建设新生活的能力［3］。《宠儿》是莫里森的第五部作品，讲述了黑人女性逃奴塞丝杀死襁褓中的女儿“宠儿”后始终被旧日亡魂所困的故事，强调了黑奴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赞美个体的尊严，尊重她们追求生存的本真与自由的选择。不仅如此，莫里森笔下的女性个体意识与族群命运息息相关，她常常“把个人身世放到种族命运的高度来考察”，认为个体的命运“不仅提出并回答了关于种族的人性和人格的问题，而且也‘毫不含糊地’表现了种族的集体力量”［4］。由此可见，莫里森笔下的黑人族群非常符合雷蒙德·威廉斯对于共同体的定义，即呈现了一种比社会有更多亲近感的共同生活方式［5］。她继承了威廉斯等人的共同体冲动，希望在文学表征中创造一种“未来的美好社会，一种超越亲缘和地域的、有机生成的、具有活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形式”［6］78。具体来说，《宠儿》中共同体叙事的争议焦点在于共同体的共同性如何协调个体的差异性。希利斯·米勒认为小说角色在诸如做出抉择的时刻往往具有不为人知的独特性，主张塞丝弑婴的动机和行为表现了德里达所说的自免疫的双重逻辑［7］399。南希·杰瑟认为《宠儿》是对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反女权运动的回应，体现了“家园”“共同体”概念的虚幻性质，不足以解决社会积诟［8］。上述分析都认为莫里森暗藏解构共同体的冲动，相信《宠儿》佐证了威廉斯式共同体幻想仅仅是一种憧憬，认为共同体其实都是毫无共同之处的“独体”。然而，此类研究范式也因解构有余建构不足而陷入了“独体”怪圈，忽视了莫里森描绘黑人个体和族群未来发展蓝图的努力。

实际上，分析《宠儿》中血缘、地缘、深度共同体与主体意识的互动可以帮助厘清其个体与共同体的超二元联系，避免现存范式将主体与共同体导向对立的倾向。在创作中，莫里森不仅强调异质性个体的自由意志与主体性，更提倡一种存在深度沟通，以肯定主体性为基础的共同体的建立。

一、家庭结构的坍塌：个体与血缘共同体

什么是共同体？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滕尼斯将“共同体”定义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的一种结合关系，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在此基础上，滕尼斯将血缘关系界定为最有发展为共同体潜力的关系，将家庭生活视作共同体生活方式的普遍基础［9］52-53，336。这一方面是由于血缘亲情的心理亲近，另一方面是基于家庭成员的长期共同生活经历，个体之间通过彼此关心而形成了强劲的心灵纽带。在各类血缘关系中，母子关系是滕尼斯笔下“与生俱有的无意识的生命的相互关系”的典型，最强有力地展现了其发展为一种共同体的倾向和力量［9］58-59。然而，《宠儿》的主人公塞丝以及其他多位曾经为奴的黑人角色身上都展现出了代际关系中情感与主体性的缺失，因此缺乏发展成血缘共同体的基础条件。虽然自然状态下的母亲角色天然具有养育、保护和引导孩子的职责，奴隶制下作为白人财产而被客体化的黑人却被剥夺了这种养育与相处的权利。通过展现塞丝分崩离析的家庭悲剧，莫里森意在强调不平等社会关系下发展血缘共同体首先需要以个体的主体意识为基础，但主体身份的构建过程也会反过来对血缘共同体的维系带来伤害。

从根源上看，主体性的匮乏阻断了不同代际的黑人奴隶之间发展出血缘共同体的可能。白人奴隶主，即使是加纳先生这种较开明的农场主，都从来没有承认过黑奴作为人的主体性，而是将他们看作低等于人类的牲畜，或者干脆是没有自我意识的财产。黑奴被视为非人化的生产工具，“仅仅是奴隶主占有的财产，是物化的客体，算不上是人，更谈不上是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10］91尽管由于“甜蜜之家”上任主人加纳先生的仁慈，塞丝被赋予了部分自主权能够挑选伴侣，但加纳先生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缔结的家庭关系，认为只要说一声他们“可以做夫妻，就完事了”［11］70。黑奴的亲密关系始终是脆弱的，其命运始终被掌握在白人奴隶主的一念之间。在加纳先生过世、“学校老师”在法律上拥有“甜蜜之家”的黑奴后，塞丝与丈夫黑尔虚幻的血缘共同体立即便化为泡影。血缘本身仅仅只是共同生活的基础，共同的日常生活经验才是个体从血缘共同体成员获得认同、进而得以建构坚实共同体的稳定路径，而这一点是缺乏独立性和主体性的黑奴亲属之间所无法维系的。

具体来说，奴隶制下血缘链接的脆弱性在母女母子的关系上体现得最为突出。正如莫里森在小说前言里指出，奴隶制下黑奴生孩子是义务，但拥有孩子，对孩子负责，做真正意义上的父母则像获得自由一样绝无可能。在奴隶制的内在逻辑下，肯定和坚持父母身份都是一种僭越［11］xvi—xvii。塞丝的婆婆贝比·萨格斯生过八个孩子，除了小儿子之外每一位都早在幼年就离开了她，她只拥有第一个女儿爱吃糊面包底儿的模糊记忆［11］6。而塞丝甚至不记得自己母亲的脸，与母亲惟一记忆鲜明的交集是她肋骨下有一个圆圈和一个十字的奴隶标记，这个奴隶主用来标记货物的耻辱印记成为了母女之间相认的惟一渠道［11］72。这一行为呼应了主体意识觉醒中的悖论——奴隶标记一方面体现了奴隶制度对于黑人主体性的摧残，训诫黑人奴隶让他们自我贬低为他人的所有物，依靠烙铁的伤痕才能在血亲面前揭示自我；但另一方面，通过将奴隶主强加给自己的非人化标志转变为自我的表征，黑人奴隶的主体性也得到了彰显。通过将烙印所指代的主仆纽带转变为母女纽带，塞丝的母亲对自身的非人化倾向做出了抵抗。但在主体自由缺失的前提下，这种抵抗和连接的尝试往往都只能带来残暴的结局，通常是骨肉分离甚至死亡。因此，大多数黑奴都只能尽量忽视自己的主体性对自由和尊严的需求，尽力无视孩子的存在，以此作为应对创伤的方式。

塞丝也曾是这个自我矮化的黑奴群体的一员，但上述主体性缺失造成的血缘共同体构建困境最终促使她逃离了幸福之家，让孩子们有机会过上和她不一样的生活，不再任由白人谈论她们的“动物属性”，公然被当作牲畜看待［11］230-233。塞丝最难以释怀的创伤，同样也是黑尔崩溃的直接原因，是塞丝被“学校老师”的两个侄子夺去奶水的性虐待。奶水，这个母亲与孩子的链接、母亲抚养孩子能力的象征在故事中被反复提及，体现出维护个体尊严与家庭关系稳固之间的统一性——身为奴隶意味着丧失自我，进而放弃自己的血缘共同体。而只有追寻自由独立才能保住她足够养育所有孩子的奶水，黑人的血缘共同体才能拥有存在的坚实基础。塞丝于是得以打破苟且偷生的幻想，觉醒了自我意识，顿悟身为奴隶的黑人将永远不能彰显主体性，永远不能建构坚实的血缘共同体。

然而，在奴隶制压迫下觉醒的个体为血缘共同体的建立打下基础的同时，也为其坍塌做了悲剧性的注脚。塞丝的弑婴悲剧背后除父权社会和美国南部奴隶制之外的真凶，正是“挥舞不同凶器但处境同样悲惨的女性背后的不断成长的女性主体意识”［12］。塞丝以“弑婴”这样残酷的自毁行为来维护自尊，“表现和证实了她们作为主体人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主体活动不仅具有为我性，也具有我为性，这两者的辩证统一充分显示了黑人女性主体性的提升。”［10］94一方面，塞丝的自尊让她觉醒主体意识，带着孩子们离开了“甜蜜之家”追寻自由人的社会和家庭，为其血缘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基础。但另一方面，塞丝只有通过“弑婴”的暴力行为才真正完成了其主体身份的构建，“弑婴”是她作为自由人与奴隶制、父权价值观决裂的宣告，是她对于自己血缘共同体的维护和“厚爱”（thick love）。这一充满悲剧精神的悖论使塞丝的血缘共同体成员对她爱恨交加，最终导致了塞丝所珍视的家庭结构的崩塌：塞丝的女儿丹芙和两个儿子巴格勒和霍华德在幼时对塞丝充满恐惧，把她想象为专杀小孩的巫婆［11］23；长大后，丹芙一度失聪，从不敢走出房子，而两个儿子相继离开再无音讯，很可能在内战中丧生。“弑婴”作为主体性和血缘共同体构建完成的宣判，却也同时让塞丝的血缘共同体受到了不可弥合的伤害。

二、社群标准的压制：个体与地缘共同体

根据滕尼斯的定义，地缘共同体由作为行为统一体的血缘共同体发展和分离而成，其直接表现是同一地理空间的集聚生活［9］65。由此可见，地缘共同体是血缘共同体的一种地域化扩展，且其共同体组成不仅包含家庭成员，更牵涉了邻里和社群关系。《宠儿》中主要出现的以地缘为基础的共同体包括以“124号”为单位的家族共同体和以群居城镇为单位的黑人社群共同体，两者都有家、城镇作为它们的场所和躯体。没有“124号”这座房子，塞丝一家在逃离奴隶制主宰下的庄园后只能成为流浪的奴隶，缺乏家庭生活的物质基础，无法发展为共同体。同样的，如果没有这个城镇来聚集自由黑人，他们便无法以主体性为前提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秩序。因此，以个体主体性为前提而奋斗来的自由聚集空间是这两个共同体形成的前提，但后者同时在形成过程中反过来试图对于内部的异质个体进行标准化压制，使其精神共同体建构进入僵局。

首先，在“124号”这个家庭成员组成的地缘共同体中，塞丝对于家园共同体的理解表现为对于地缘的物理实在性的注重，这体现在她对于被抓回“甜蜜之家”的极度抗拒，坚持自己和共同体成员即使是死去也要留在这个代表自由和尊严的家园空间内。然而，在塞丝要求共同体成员固守地域与场所的同时，共同体内部处于她保护下的个体即进入了一种失语状态。在丈夫黑尔失踪之后，塞丝独自一人担任起了守护子女的重责，将所有的孩子送离了“甜蜜之家”。从此以后，不再是被物化客体的塞丝终于收回了为奴时被剥夺的爱自己、爱孩子、爱人的权利。通过诞下女婴，塞丝创造了物质意义上的新的生命；通过为子女创造人生新的可能性，塞丝创造了精神意义上的新的生活。这种双重意义上的新生所带来的成就感进一步彰显发展了塞丝的主体性，却也同时导致了塞丝的偏执。塞丝在构建自我主体性的过程中将身为母亲的权利、孩子的存在本身都视为这个崭新自我的组成部分，她就是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就是她。因此，塞丝忽视了孩子基本的生存权利，压制他们的人生选择，替他们做出了宁可死亡也不回去做奴隶的抉择。被母亲的人生信条所压制的几个孩子要么选择逃离，脱离这个共同体去建立新的人际链接，像是两个男孩那样；要么选择与整个世界隔绝，接受母亲的标准化压制，同样留守在地缘空间内部不敢踏出一步，像是丹芙那样。

塞丝始终坚持自己弑婴行为的正当性，拒绝忍受任何让自己孩子重新回归非人生活的可能性，认为自己试图杀死他们的选择是出于真挚的爱。然而，这种个体在非常时期所做出的个体选择中的自由化倾向有悖于共同体的标准化要求。具体来说，这种骄傲不仅使得她的家庭共同体发生崩坏，还让塞丝为代表的“124号”居民作为异质性个体在黑人社群这个更大的地缘共同体中陷入了失语状态。塞丝对于主体性的误读使她不愿示弱，最终导致她被群体排斥。尽管塞丝弑婴那个“粗暴的时刻”是黑人群体与她决裂的标志性事件，但在塞丝入狱后仍有许多人关心她，有黑人平权团体为她脱罪。因此，与其说导致塞丝被孤立的是她的弑婴行为，不如说是她在弑婴后的反应。社群的新任女性中心人物艾拉在解释她对待塞丝的态度时提到塞丝如何在出狱之后不向任何人打招呼，旁若无人地生活，“于是艾拉不再理会她了，就连钟点也不会告诉她。”［11］306

这种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排异反应是相互作用、不断激化的：塞丝不愿意率先忏悔，不愿意要求谅解，共同体也不愿直接提供宽恕，不愿看到塞丝不受惩罚。给予与索取（ask and offer）在故事中是一组被多个共同体成员所强调的互动行为，也是概括了塞丝与共同体关系的核心词汇。塞丝不愿暴露自身脆弱的性格特点由来已久，早在塞丝试图穿过划分蓄奴州和自由州的俄亥俄河争取自由之时，最早就是黑人社群中的斯坦普·沛德主动向她伸出了橄榄枝，在她沉默不语时询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在黑人社群退却之后，塞丝从未主动接近其他共同体成员，她甚至从没有顺路搭上过别人的马车，因为再也没有人开口帮忙，而她在16年间也从未主动求助。碍于亲手弑婴的创伤，塞丝始终不愿质疑自己转瞬间做出的抉择，用沉默的骄傲来应对黑人社群的不赞同。为了不接受黑人社群的议论和怜悯，塞丝宁可偷餐厅的东西也不愿意和其他黑人一起在百货公司窗口排队［11］228。最早帮助塞丝的斯坦普·沛德是一个明白主动给予重要性的人，他批评艾拉没有主动帮助保罗·D这个来到社群的陌生人，认为应该要主动向黑人同胞们伸出援手。但是就连沛德也没能主动走进“124号”，去打破塞丝与黑人社群之间的僵滞状态，还最终被社群的恶意所影响，刺激保罗·D与塞丝疏远，让塞丝再次陷入孤立。

黑人社群共同体崩溃的另一诱因，也是造成塞丝弑婴悲剧的间接原因，是共同体内其他社群成员对于以贝比为中心的一家人的妒忌。贝比在教育孙女丹芙的时候告诉她要始终为自己感到骄傲，永远认为自己值得美好的东西，乐观宽容，而不要在乎别人的看法。在这场弑婴的悲剧打垮她之前，贝比一直做到了这一点：即使被当作配种工具生了八个孩子也坚持自爱，即使做了60多年的奴隶也能拥有热情去关爱他人。塞丝独自一人救出了自己的四个孩子在社群成员看来更是让人简直不敢相信的奇迹，其他同样命运坎坷的社群成员都在默默羡慕，甚至于记恨她们一家的好运气。而这种嫉妒最终导向了对于贝比和塞丝傲慢的指责，认为她们生活得不像是被害者。这种负面情感在共同体成员对于塞丝的恶意揣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他们甚至怀疑塞丝孩子的父亲不是黑尔，揣测她是做了什么肮脏的交易才得以获得自由［11］223。小说还暗示了社群对于奴隶主找到塞丝负有责任，因为其他共同体成员没有承担起提醒和警示逃脱的同伴义务，反而坐视塞丝被奴隶主找到。这种愤恨和冷淡代表了奴隶制社会结构下的受害者标准化同质化的社会取向，体现了黑人奴隶们精神上的自我矮化，通过排异的标准化压制划定了社群与塞丝一家的交流边界，限制了精神共同体的建立。

三、精神沟通的搭建：个体与深度共同体

通过描绘《宠儿》中家庭结构的坍塌与社群标准的压制，莫里森阐明了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发展至精神共同体的机制困境，揭露了血缘和地缘共同体固有的价值边界，但并没有因此拒绝深度共同体的建构可能。在宠儿到来前的16年间，虽然塞丝与家人有共同的血缘关系，与社群之间共享同样的城镇空间，但两种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认知都尚未达到精神层面的契合，因此没有发展出那种真正的人的、最高形式的共同体。从表面上看，这一点貌似迎合了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对共同体有机内在属性的质疑和解构，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解构为“揭示关系”（exposition）。德里达也进一步指出每个共同体中都存在一种他称之为“自动免疫”的自杀倾向，是一种毁灭自我保护原则的原则［13］。米勒在评论《宠儿》时就深深受到了上述南希和德里达的思想的影响，他在其专著《共同体的焚毁》中不断提及共同体内部的自我破坏系统，坚持小说中辛辛那提黑人社群这样的黑人共同体其实也遵循着德里达的自免疫逻辑，认为社群为了保持自身安全、纯洁，免遭危险和损伤必须排斥塞丝，当然也就失去了共同体的母性中心贝比·萨格斯，通过排外导向了自毁，通过排异只是暂时确保了自身安全［7］344-399。然而，米勒的分析其实是走入了“独体”思想的怪圈，由于偷换概念、以偏概全的推演过程而将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陷入了对立，而事实上《宠儿》中个人和共同体这两个概念是无法截然分开的。

暗合威廉斯的构想，莫里森笔下的共同体和个人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共长的过程，与“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这个威廉斯基于文化唯物主义信条提出的概念暗中契合［14］。这个概念起初是为了描述“某一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这种感受饱含着人们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意在强调文化……始终都是一种处于溶解状态的社会经验，是一种在特殊地点和时间之中对生活特质的感受，是一种特殊的思考和生活的方式”［15］。由此，殷企平认为威廉斯其实是提出了一种“深度共同体”（the deep community），并强调这样的共同体十分关注沟通的深度［16］。深度共同体的概念为《宠儿》中最终建立的共同体提供了某种可行的解释，体现出了莫里森关于共同体内部的深度沟通问题所进行的思考。莫里森跳出了血缘和地缘共同体中同质性的漩涡，意在瓦解个人主义与共同体之间的二元对立，提倡一种以彰显主体性为前提的深度共同体。

为了确保上述交流的深度，莫里森强调了共同体中个体沟通的基石，即主体性的真正实现。前文所论述的塞丝在追求自我时的骄傲表现并不是她建构自我主体性的终点，因为困于过去的主体性是没有意义的，人的主体性应该体现在能动性，体现在对未来的展望。在弑婴那个残酷的时刻，塞丝所犯下的最大僭越其实是对上帝的背离，表现出对善和爱的不信，这也是宗教意义上七宗罪之首的傲慢罪的内涵，是塞丝对于神圣的拙劣模仿。在弑婴之前，她曾相信世界上有恶就会有善，“每有个‘学校老师’，就会有个爱弥；每有个学生，就有个加纳。”［11］225但弑婴事件发生后，塞丝开始放弃过去那个软弱轻信的自己。塞丝选择弑婴的极端行为来避免自己和孩子被抓回庄园的这种做法可以被视为对未来可能性的拒绝：她不愿忍耐和儿女们一起活下去从而等待希望，不再相信人性的善意，而是选择和孩子们一起死在此时此刻。从根本上说，正是这种自我满足和对他人的失望离间了黑人社群和塞丝，让塞丝显得傲慢。塞丝坚持自己弑婴的正当性，这不止是在坚持为了自由牺牲生命权这个选择的正当性，还存在对于爱、善和希望的彻底背离，这些都必然导致塞丝和他人沟通的彻底断裂。

对未来感到绝望、活在过去阴影中的塞丝，拒绝与社群中的其他个体分享自己的伤痛，任由创伤封闭了内心。这看起来似乎契合了南希所强调的人类“秘密”的“不可言说”性，认为沟通与交流只能锁定在外在层面，通过否定深度沟通进而否定了深度共同体的可能性。然而正如殷企平对此类以偏概全论述所作出的回应，每个人的心底的秘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影响人们在构成“心缘”的信念、理想、志趣、情感和观念等领域达成一致。莫里森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理念，认为当带有沉痛创伤的黑人分享他们的过去，聆听别人的过去，直视分享他们共同的过去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一个个被隔绝的个体，而会相互连结。这种沟通不但治愈了个人，也治愈了集体［17］。尽管社群中的其他成员并不理解塞丝对于主体性的决绝追求，但这种不理解本身没有导向对于罪恶的审判，这是因为莫里森认为黑人对于罪恶的态度与西方有显著差异，并不会对受压迫而犯错者赶尽杀绝［18］。因塞丝的自我隔离和傲慢而疏远她的社群成员在得知宠儿的存在之后还是决定帮助塞丝，这是因为实体化的鬼魂重现了其他共同体成员的创伤，激起了他们维护主体性的冲动。共同体中黑人女性领袖艾拉看到宠儿，想到的是自己生下却故意饿死的孩子，那个自己被强奸的产物［11］308-309。对艾拉而言，拒绝喂养这样的孩子同样是对于奴隶主的反抗，是自我意识的宣言，她同样陷入了塞丝那种只有依靠献祭所爱才能赢得自我的悖论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艾拉，以及其他每个奴隶制下摸索着学会如何成为自己的黑人，都会在追求主体性的道路上经历残暴的、践踏伦理规则的瞬间。这一认识使得共同体成员们得以面对宠儿时和塞丝进行跨时空的深度沟通，主动给予塞丝帮助，让塞丝走出了旧日的阴影。黑人社区与塞丝重建的情感连接基于对个体主体性的肯定，这恰恰说明了莫里森的思想暗合了追求自我和建构深度共同体并非矛盾这一论断。

如果说文学中的共同体书写是对于理想社会的想象，是优秀作家所共享的冲动［6］78，那么，莫里森在《宠儿》中揭示了奴隶制下追求个人主体与维护血缘共同体的矛盾困境，展现了地缘共同体固有的价值边界，但与此同时也承认个人和共同体是两个相互作用而非简单对立的概念，呼吁以自我发现、坚持主体性为前提的深度共同体的构建，则彰显出作家对人与家庭、社群、种群关系所作的哲思。小说《宠儿》呈现了黑人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困境，也反映出两者共同发展的可能性，突显莫里森这位黑人女性文坛领袖的社会责任和担当精神，充分展现出她对于黑人族群未来的构想：只有每个人都拥有自我，共同体才能有深度，个人和族群才能拥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