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星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一

位于浙江省东中部、台州西北部的天台山，素以“山水神秀，佛宗道源”著称海内外。千百年来，天台山吸引着无数游客、信徒不辞劳苦，登临游览。自东晋孙绰，南朝谢灵运，唐代孟浩然、李白、刘长卿、刘禹锡、元稹、柳公权，宋代苏轼、司马光、米芾、陆游、朱熹，明代董其昌、徐霞客，到清代袁枚、魏源、潘耒、俞樾等都曾留下歌咏天台山的名篇佳什。诗歌之外，天台山游记亦数量不菲。游记是记述游览活动见闻感受的文章，中国游记文体滥觞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唐宋，而极盛于明清。天台山游记与中国游记文体的这一发展历程亦步亦趋。滥觞期有东晋孙绰《游天台山赋》，成熟期有唐代徐灵府、沈懽，宋代郑至道等，极盛期明代主要有薛应旂、张存、夏、王士性、徐霞客、王思任、邹迪光，清代主要有黄宗羲、金玉冈、戴名世、潘耒、洪亮吉、齐召南、袁枚、蒋薰、俞蛟、麟庆等，可谓名家璀璨、佳作毕呈。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1］游记的整理与研究对旅游景点的传播、开发、建设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多年以来，学界，尤其是台州学者在天台山游记整理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如许尚枢主编、徐永恩选注的《天台山游记选注》（世界地图出版社2004年版）共收天台山游记88篇，《天台文史资料汇编·文教旅游卷》（香港百通出版社2005年版）收录自古迄今天台山游记39篇，张乐之《台山陈迹：民国天台山游记集》①该书既无书号，亦未标明出版机构，属于内部印刷物。收录民国文化名人所作天台山游记16篇。其余张成德等编《中国游记散文大系·浙江卷》（书海出版社2004年版）、王稼句编《风日晴和：民国浙江游记》（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对天台山游记亦皆收录数篇不等。但天台山游记的整理与研究也留下遗憾，主要表现在：重视古代轻视近现代之倾向明显。

研究者在总结1949年以来学界的古今游记整理情况时说：多数游记的再版、整理是零散的、无序的，“很少有针对性地去进行全面、系统的网罗、搜集”，“少数知名游记一版再版，重复整理，同时大量游记却无人问津。”［2］这种情况在天台山游记的整理与研究上同样存在，即目前有关天台山游记的整理与研究基本集中在古代，而近现代相当数量的天台山游记尚未进入读者和研究者的视域。

降及近现代，尽管国势羸弱，内忧外患，但浙江地区社会相对稳定，加上交通较便利，天台距离上海、南京、杭州等政治文化中心较近，特别民国二十三年（1934）新（昌）、天（台）、临（海）公路建成，从前因“惮舆行之劳，遂久久不往”［3］者，决计游观。于是一大批政界名流、文人墨客、宗教信徒慕名而来，览胜之余，写下数量可观的游记。从载体上看，近现代天台山游记与古代天台山游记的最大不同是：近现代天台山游记主要刊载于报刊。报刊浩繁、查阅不便，这是近现代天台山游记未能较多地进入当代研究者和读者视域的根本原因。

二

笔者十余年来，一直从事于近现代报刊的阅读和研究，其间于报载天台山游记偶有所见，见辄辑录。鉴于近现代报载天台山游记尚缺少关注，遂决定普查近现代报刊，并旁及文集、专集、选本，力求竭泽而渔，共收集天台山游记107篇，源自近现代报刊所载者92篇，约占86%，源于现代文集、专集和选本者15篇，约占14%。从时间分布上看，以1934年至1937年居多，共计48篇，平均每年12篇。此时期既是新（昌）、天（台）、临（海）公路建成之时，也是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1927—1936），可见交通便则旅游畅、国势兴则旅游盛。此后，民族危机，抗战全面爆发，天台山旅游及游记创作亦进入低潮。从作者身份上看，文化界名流居多，如蒋维乔、黄炎培、郁达夫、俞剑华、姜丹书、李书华、邓春澍等，皆是民国文化界的一时之选，其次还有许允中、巢维伦、毛夏初、郁振声等多位学生作品，游记所述，颇有青春朝气；另外还有桥本关雪、常盘大定、大森亮顺、纲野宥俊等四位日本作者，桥本关雪时为日本画界的领袖人物，后三者则为日本著名僧侣，其中大森亮顺、纲野宥俊则是怀揣谍报使命游览天台［4］，这些游记对了解近现代中日那段特殊交流史不乏裨益。游记在文学、美学、历史、科学、民俗等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现择其要者，将近现代天台山游记的主要价值分述如下：

（一）文学审美价值。如上文言，近现代天台山游记的作者基本为文学素养较高的文化名流，而且报刊登载、选本收录，稿件经过编辑的遴选或润色，近现代天台山游记整体文学艺术水平较高，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天台山水画卷，阅读之际，尽享卧游之乐。如傅增湘笔下的石梁飞瀑：

石梁之内，千涧之水汇为双流，东向奔驰，驶过寺门，戢戢然如群龙赴壑，鳞甲森张。而涧谷迂回，随崖折落，乃分为四级，或舒如悬布，或迅若转车，或肆若怒蛟，或锐如奔马，合为万斛泉源，遂望石梁而倾注。然双岩对峙，屹若严关，虹梁上横，扄以管钥，虽挟摧坚陷阵之雄，至此亦帖然循轨而不敢恣。及其越梁而下也，一落千丈，势拟奔云，横鹜四驰，散为飞霏，向之萦洄于幽壑、容裔于深溪者，至此崩腾跳荡，一泄其雄姿。或挂于林杪，如缟鹤之翔天，或跃入渊潭，如群鸿之戏海，而引视石梁，正高倚天半，虹桥曲影，隐约于萝阴松翠之中，风光伟丽，恐荆、关之笔未必能极绘声绘影之奇观也。［5］224-225

石梁飞瀑号称天台第一胜境，徐霞客曾为之震撼，“几不欲卧”“不暇晨餐”［6］2。但细致描绘石梁雄伟绮丽乃属不易，傅增湘将地势和水势穿插描写，突出石梁地势之险要高峻，用了一系列比喻来描写溪水奔驰而下、随势赋形，将其比作平舒伸展的布匹、飞快转动的车轮、鳞片怒张的蛟龙、一往无前的骏马；将跃梁而下、凌空飞散的水花比作空中翱翔的白鹤、海中嬉戏的鸿雁。这些比喻描绘出石梁的奇势、奇水和奇景，生动传神，如同目见。再如邓春澍记录的华顶观日：

初八子刻，寺钟惊醒，仰视明星有烂，狂喜。拟登拜经台观出日，中复亦跃然起。于是裹衣执灯，持杖出寺，夜沈黑，露渍磴湿，寺右觅径直上。林木深处，茅蓬中隐现一二星火。三里过太白书堂，二里过药师庵。天渐作鱼肚微白色，仰望犹高峰当前，鼓勇跻颠，袜履尽湿。倚壁坐石，遥见东方一抹白光，渐现绯色。四山沉沉，曙风拂拂，未几一光直射西北，似探海灯光，而左右曙云，青绀五色，变幻俄顷，四方平视，目不多瞬。西北则如湖光接天，三五峰尖，浮如邱笠者，即云海也。东南又如叠三尺轻棉，浮动无际。而金乌终为蒙气所掩。惟北一峰，渐见日光映射矣。［7］

华顶观日，旧为天台十景之一。但华顶气候变幻不定，冷暖无常，少晴多晦，常年云雾氤氲，湿气较重，理想的观日天气殊难遇见，“非天假之缘，虽裹粮坐守，亦不得一面。”［8］这段文字描写了恰遇观日时机的欣喜、黑夜里冒着云雾湿气攀登华顶的艰难、阳光渐渐穿透云霞时的斑斓、天空渐明之后云层和山峦的变幻，这些都是华顶观日特有的感受和景象，与泰山、黄山观日迥异，读之如置身其境，有神游梦幻之感。

近现代天台山游记描写的神秀山水和深厚文化，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祖国山河壮丽和悠久历史的自豪感，它们还带给我们沉重的时代感。近现代天台山游记产生于中国积贫积弱之秋，“文变染乎世情”，一些游记没有仅仅停留在访古探胜、欣赏山水的愉悦上，它们还抒写了近现代中国人民的纯朴、艰辛、贫困、愚昧、落后，以及游者的忧国报国的情怀。例如，游者所见，天台佃农受军队和寺院的层层剥削，“一般农民竟有亲自种田刈稻，而不能自己吃到一颗米之怪象”，“甚有以树皮草根以果腹者。”［9］青年学子在旅游途中也不无忧国忧民之情：“我们更想起我们衰颓的祖国了，大家心里感着非常的不快。”［10］等。这些游记深深地打上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苍凉印记，近现代天台山游记在审美特征上表现出较强的文学性、时代性和现代性。

（二）文献史料价值。近现代天台山游记是近现代游记文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广泛地反映了近现代台州、浙江乃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民俗、宗教、交通、物产、古迹、人物等丰富多样的情况，是了解和研究近现代台州、浙江自然人文景观和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以下就近现代天台山游记的文学和宗教文献价值举例说明一二。

就文学文献价值而言，由于近现代天台山游记大多是先由报刊刊载，尔后结集出版，一些则仅以报载形式存在。仅以报载形式存在的天台山游记，属于近现代游记文学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尚未进入研究者或读者的视域，其本身即为近现代游记文学、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容，文献补充作用自不待言。先刊登于报刊尔后结集出版的游记，对了解游记文本的不同形态亦具有一定价值。例如，著名作家、记者、文学翻译家萧乾的游记《雁荡山》，最初连载于《大公报》，题目为《雁荡天台探胜记》，1937年6月良友印刷出版公司出版萧乾散文集《落日》时，改名为《雁荡山》。目前对于《雁荡山》（《雁荡天台探胜记》）的介绍，有两个错误认识：其一，弄错了刊登于《大公报》的时间。其二，弄错了刊登该文《大公报》的地点。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1930年—1965年）》于1937年5月之条目介绍《雁荡天台探胜记》说：“（又名《雁荡山》）（散文）萧乾，香港《大公报》连载至30日。”［11］范培松等编《中国文学通典：散文通典》则言：“【雁荡山】现代散文。18千字。萧乾著。载1937年5月20日—30日《大公报》，原题为《雁荡天台探胜记》，后收入散文集《落日》改此名。”［12］后来研究者在涉及《雁荡天台探胜记》时，皆沿袭了这两部工具书的说法，如傅光明著《未带地图行旅人生（萧乾卷·中）》：“《雁荡山》山水通讯 最早题为《雁荡天台探胜记》连载于1937年5月20日至30日香港《大公报》。”［13］等。实际上，《雁荡天台探胜记》首次刊登《大公报》的报头文字依次是：“（第一张）”“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大公报”“（星期六）”“第四版”“津”。据此可知，《雁荡天台探胜记》首次刊登于1937年5月22日天津《大公报》第一张第四版，而不是1937年5月20日，也不是香港《大公报》。其终载时间署“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四日”，即1937年6月4日，也不是通常认为的5月30日。另外，《雁荡天台探胜记》收入《落日》时，文本作了不少删改，对了解《雁荡山》的不同文本形态也有一定价值。又如，项士元的天台山游记也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是1920年《时报》刊本，名曰《天台游草》；一是1928年中华书局出版《新游记汇刊》选刊本，名曰《台山爪印》，二者文字有一些不同，其最大的不同是：《天台游草》原文附有游览所咏诗歌42题47首，而《台山爪印》悉数删去。其他不少游记在字句校对方面，也有不少文献参考之处，如郁达夫《南游日记》，“相传大师于隋开皇十七年示寂于新昌大佛寺后，他的徒众搬遗蜕来葬于此地的”一句，“示寂”在当代整理的《郁达夫散文全集》等著作中被改为“圆寂”［14］。“示寂”意指佛、菩萨或高僧死去，似不必改。此类报载文本和整理本之间的细微末节之别，不一而足。目前近现代报载游记尚未进行全面整理与研究，笔者所收也仅是近现代报载游记之冰山一角，管中窥豹，说明数量巨大的近现代报载游记是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研究的文献资源。

就宗教文献价值而言，近现代天台山游记还记录了不少近现代宗教人物的活动情况和宗教景观变迁，如融镜、虚云、敏曦、兴慈、谛闲、蕴光等都是近现代中国宗教史上颇有影响的高僧，一些游记对这些高僧的行止有所记录，对了解这些宗教人物和天台宗教景观颇有文献价值。如华顶寺是天台宗名刹，在中外佛教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关于近现代华顶寺的变迁，陈荣富《浙江佛教史》［15］、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名胜辞典》［16］、林正秋主编《浙江旅游文化大辞典》［17］等都认为华顶寺是1928年由兴慈大师重建，现大部分建筑都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据近现代天台山游记关于华顶寺的记载，该说法不准确。1916年，傅增湘游天台，在华顶寺住了三天，他询问寺僧，寺僧回答说华顶寺于光绪九年（1883）、光绪二十七年（1901）、民国二年（1913）曾三遭火灾焚毁［5］227。徐玮于1933年5月游览华顶寺，询知华顶寺于“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即公元1928年12月29日又遭火灾焚毁，该时间与1934年罗翰章游华顶询问该寺最近被焚时间完全吻合。徐玮还记载：“寺为民国二十一年重建，厅堂三座，均高大，系新式建筑。大殿行将兴工。”［18］说明1928年12月华顶寺被火焚毁之后，于1932年重新开工建造，至1933年5月，大殿还未兴建。1934年，罗翰章看到华顶寺灾后重建，“工程浩大，尚未及半”，兴慈法师正在上海募集檀施［19］。1935年傅增湘再至华顶游览时，兴慈法师仍在奔走筹款，但正在修建的崇栖楼“列屋百楹，巍然大厦，窗户轩明，帷帐华焕，几榻御服，新异改观，耗金至二十余万。”而其他佛殿僧庐，亦将次第兴举。［5］2271936年9月20日，讱庵游览华顶寺，其闻见是：“（华顶寺）十七年甫毁于火，近始建佛堂客堂，其大殿及方丈，尚未动工。”［3］以上列举从 1916 年至1936年多位旅游者的目击和采访可知：华顶寺于20世纪20年代焚毁的准确时间是1928年12月29日，兴慈法师开始重建华顶寺的时间是1932年，且持续多年，至1936年底，大殿及方丈等主要建筑还未动工。华顶寺现存大部分建筑为1928年“这一时期建造的”的说法乃系误说。据游记所记，辨正几个常见说法说明，近现代天台山游记具有丰富的文献史料价值，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发现。

（三）旅游开发价值。2016年，天台山旅游风景区被评为国家5A景区。2017年，天台的旅游总人次1716.01万，同比增长18.2%，旅游总收入186.26亿元，同比增长21.1%［20］。天台山旅游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旅游资源进一步开发的潜力巨大。俗云：“无旅不文，无文不旅。”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天台山最吸引游客之处，是其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近现代天台山游记是天台山厚重的历史文化优势和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由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旅游经济发展的硬实力。

1、增加天台山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中国旅游自古就有重文传统，俗云：“山川景物，因文章而传。”这一规律为众多风景名胜所印证，如张籍《枫桥夜泊》之于苏州寒山寺、范仲淹《岳阳楼记》之于岳阳楼、苏轼《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之于黄州赤壁等。被誉为佛宗道源、山水神秀的天台山，并不缺少“景因文显”的证明，如孙绰《游天台山赋》让天台山进入了文人墨客的视野，明人曾感叹云：“嗟乎！地以人胜，从昔则然。兰渚以羲之而著，天台以孙绰而传。”［21］唐宋元明清，吟咏天台山的名篇佳什不可胜计，天台山文学意象群分布于古代诗词小说戏曲之中，对提升天台山的文化底蕴功莫大焉。如上文言，目前天台山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存在重视古代轻视近现代的倾向。相比古代诗歌和游记，近现代天台山游记在增加天台山文化内涵和知名度上，自有优势：其一，近现代天台山游记的作者去今未远，基本皆为近现代文化名流，与许多古人尚需考索的天台游踪比较，他们的天台游迹布在篇什，作家、路线、景点、情怀皆清晰可见，无须较多地索隐、考证，且可避免牵强附会之嫌。其二，古人所记天台景物，去今较远，物换星移，沧海桑田，许多或化为乌有，或不复旧观。近人所记，去今未遐，游记所载，相对详细，一篇在胸，指点胜迹，则有按图索骥之便。其三，近现代天台山游记许多用白话文创作，语言通俗易懂，童叟能诵，较易传播，其中美文，可作游记范本。其四，近现代天台山游记在陶情山水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导游意识普遍较强。主要表现在对交通、里程、路线、日程、食宿、开支、景点特色等细致地记录总结，以示来者，甚至可以当作导游手册来读，如《与君约略说天台》《宁绍台十日游记》等。造成这种现象的要因是：伴随旅游的近代化进程，特别是1930年前后出现了民国旅游热，读者和旅游者对旅游景点信息有较大需求，游者、报馆、出版社、旅行社皆热心推介“借佐后游者之参考焉”［22］。中国旅行社创办的《旅游杂志》就刊载了多篇具有导游性质的天台山游记。总之，笔者所收游记分布于天台山所有主要景点，它们既是景点的“名片”，也是一篇篇情景交融的解说词，可以满足人们的审美享受和文化需求，为游客增兴，为景观增色。

2、游记中的珍贵史料，可作为旅游开发和保护的重要依据。旅游开发的重点是景点与风景区的规划与设计、旅游资源的保护和整修，近现代天台山游记皆能为此提供借鉴。特别是近现代天台山游记记录了大量天台山人文景观，诸如摩崖、楹联、题壁、匾额等，许多或化为乌有，或早已湮没无迹，如项士元《天台游草》记录楹联26副、题壁诗2首、匾额6块，今天大多已不可见。近现代天台山游记所记此类史料，对我们了解昔日人文遗迹和景观修护，尤具参考价值。当前，天台山诸多景观，如桐柏宫、桃源、铜壶滴漏、唐诗之路等，皆在规划、修建之中。以桐柏宫为例，桐柏宫作为道教南宗祖庭，鼎盛于唐宋，那时，“楼台争耸的宫观有三十六处，有千僧万道的规模。”［23］后几经兴废，到了清代后期，“观基虽宏壮”，但不过原来“十之二三矣”［24］。到了民国，桐柏宫已毁塌殆尽，断壁残垣，仅存无几。1973年，桐柏水库建成蓄水，桐柏宫址沉于水底，部分建筑和文物移往鸣鹤观。近现代游览天台山的名人中几乎都慕名瞻仰了桐柏宫，感叹唏嘘之余，留下了许多沧桑文字，项士元于1919年所见是：

今仅余灵光殿一间，后院及东西道院十余间，清圣祠三间，余皆为颓垣破瓦。雍正御碑一片，兀立瓦砾堆中。清圣祠奉夷齐石像，夷像背镌篆书“伯夷”二字，齐像背镌篆书“叔齐”二字。左右墙壁，有齐一峰书“首阳片石”四字，字大二尺许；又有朱伦瀚“百世兴起”额；许琛联，联云：“举世尽榛莽，茫茫尘海人皆浊；飞身来桐柏，渺渺仙山此独清。”［25］

1946年吕甲初所记：

上有紫阳楼，奉紫阳真人像，下奉三清，左右分供吕祖、邱长春像，宫西为清圣祠，供夷齐石像各一，石炉一，呈灰褐色，沉静古雅，光耀炫人，据考为唐以前物。传系本宫王道人（灵宝）治愈后疾得之而归，右龛供司马祖师，左龛供十八木制牌位，皆系台郡贤者，表从祀焉。观东首有东道院，上悬横额“道不远人”四字，现作客室，壁悬近人阮毅成、李立民、孙多慈诸氏字画多幅，颇觉清幽可寓。［26］根据以上两段引文，可以对现代桐柏宫的残余建筑布局及其中所祀神像和牌位、文物、匾额、字画等有大致了解。今天，新的桐柏宫将次建成，恢复民国以前的旧观已不可能，但不少游记中有关桐柏宫的雕像、匾额、楹联、题壁等可古为今用，以提升新建道观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文化底蕴。

再以“浙东唐诗之路”的开发为例。从交通方式看，近现代旅游者通过乘车、坐船、坐轿或徒步至天台之后，游览天台山，则只能二选一：要么自己徒步跋涉至景点，要么雇轿抬至景点，这两种方式皆依赖步行。当时步行周游天台山主要景点，得“费时十余日，行路数百里”［27］。山高岭峻、交通不便，旅游者一面艰难前行，一面领略奇峰秀水，感受非同一般。因此，近现代天台山游记一般皆用较多文字细致地记录了行进路线、地点和里程。尤可贵的是，不少游记还配有天台山游览路线图和照片，非常珍贵。当前，“浙东唐诗之路”旅游开发正在全面规划和实施中，诗路步道也在规划和落实中，但唐诗所描述的天台山旅行路径属诗性语言、跳跃模糊，其路线凿实困难。近现代天台山游记所记天台山徒步旅行线路则不然，线路不但记载详尽、交代清楚，而且还有地图可资印证参考。近现代天台山游记中记录的天台山徒步路线和地图，对“浙东唐诗之路”旅游开发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值得学界和相关部门予以重视。

笔者所收100余篇近现代天台山游记的价值非尽上述，其中还包含历史、地理、考古、民俗、传说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笔者曾多次游览天台山，对天台山主要景点的历史和形貌略有所知，在搜集和整理近现代天台山游记的岁月里，伴随键盘鼠标的哒咔声，一幅幅山水画卷和人物游踪常浮现脑际，体验着神与之往的快乐，感谢造化赐予我们如此丰厚的自然人文遗产。笔者希望有朝一日将整理的游记公诸同好，对游记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有所裨益，对天台山旅游者有所助兴，对“浙东唐诗之路”和天台山旅游开发有所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