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忠军

（广西财经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反映了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期待，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占据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1]。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历史依据和实践智慧，为解决全球深层次问题提供了有效方案。

一、马克思主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全面考察了18 世纪外交史，剖析了国际关系发展的内在规律，既精辟论析了当时正在发生的许多重大国际事件，又展望了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

（一）强调世界各国在交往中必须坚持道德和正义的准则

在指导工人阶级的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对本国政府所实行的霸权主义活动进行监督，并且要采取办法进行反抗。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倡导各国在国际交往中相互尊重彼此之间的独立和主权，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和矛盾，在遵循平等、坚守道德、讲求正义的基础上，建立友好的交往关系。针对当时欧洲许多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缺乏联系的问题，马克思从过去斗争失败的教训中汲取经验，强调指出，要加强各国之间的相互支持，并采取联合的行动共同对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2]435这意味着，无产阶级与各个民主政党之间的相互合作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选择。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活动中，对于无产阶级而言，不管是“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的瑞士激进派，还是在波兰人中间“发动过1846 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3]，都应该努力使其成为无产阶级联合的对象。1864 年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提出要“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4]172。各国在交往实践中应遵守道德和正义准则，加强彼此间的共同协作，并使之“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4]11。

（二）提出和平将是新社会的国际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私有制基础上所形成的阶级对立以及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是国家间矛盾冲突、殖民掠夺的根源。因此，要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最根本的就是要消灭私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2]41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国际政治秘密进行深刻剖析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做出了科学的历史的预测，提出“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4]61。新社会之所以能够实行和平的原则，是由于新社会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人对人的剥削的社会根基，也从根本上消灭了战争产生的根源。并且，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及精神文明的极大丰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程度进一步深化，“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自然能够平等相待、友好共处，实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宁”[5]289。

（三）指明未来社会必将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

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建立起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崇高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22自由人的联合体建立在个人自由发展的基础上。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发展往往建立在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基础上，个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时常发生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无法从根本上得到保证。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最终建立，就是要“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6]。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利用这一权力“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7]。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私有制的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特征也将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便是公有制的经济形态，生产活动将由社会共同体组织进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将高度和谐。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8]；自由人的联合体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个人逐渐摆脱了异化状态，“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9]。在个人能力方面，劳动成了第一需要，每个人的潜能和力量都将得到充分发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10]。共产主义社会将为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享有社会财富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推动着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与此同时，国家也将随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消亡而消亡，最终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将演变为联合体之间的关系。“‘自由人联合体’对外奉行的将是平等、互利、和平、民主的政策。”[5]296

二、中国共产党和平外交战略实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重要历史依据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为维护世界和平所积累的丰富历史经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

（一）坚持和平为上的外交战略

毛泽东指出：“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是没有好结果的。”[11]210“和平为上”就是要将和平作为各国革命的目标，作为各国共同的价值追求。毛泽东认为：“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11]590中国始终争取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外交战略的价值取向，主张加强同西方国家的相互合作，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存在的矛盾。在外交战略上，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的交往。1954 年，在同尼赫鲁的会谈中，毛泽东指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11]167。在对国际形势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思想。“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提出，本质上源于“对国家安全的战略考量”[12]。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关系得到了长足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也取得了实质性加强；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方面，我国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国际上，“三个世界划分”思想为我国突破国际孤立和敌对大国的包围，为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苏联的霸权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二）积极贯彻“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思想，和平解决领土争端问题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我国与周边国家海洋权益的争端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这就导致我国周边存在一系列不安全因素，直接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邓小平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解决我国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思想。

邓小平在谈到中国钓鱼岛和大陆架的问题时说：“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13]49“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用和平的方式而非斗争和冲突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问题。这种方式要求相关方面都应当做出适当的让步，在不具备彻底解决争议的条件下，各方先将矛盾和分歧搁置起来，淡化矛盾，防止争端升级。在此基础上，扩大彼此间的相互合作，互通有无，为最终解决边界问题创造良好的内外部条件。邓小平在同劳蕾尔的谈话中强调指出：“现在世界上很多地图都可证明南沙群岛属于中国，我们倾向这个问题先搁置一下，不急于解决。”[14]579对于有关争端问题，邓小平主张采取共同开发的办法，致力于实现共同发展。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思想中，“主权属我”是前提。“主权属我”意味着我国所制定的政策和战略要以国家利益的维护为前提，保障国家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制约和干扰，将国家安全事业和发展事业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针对西方国家借口“人权、自由、民主”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情况，邓小平指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13]320在与西方霸权主义势力斗争过程中，他强调中国绝对不能示弱，因为一旦示弱，西方国家的劲头就更足。邓小平指出，在坚持“主权属我”原则的前提下，各国可以围绕着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开展进一步的合作与交流。邓小平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揽子解决”的方式用于解决中印边界矛盾。为了有效地推进“一揽子解决”计划顺利开展，中国积极主动地与印度就边界问题进行磋商和会谈。1982 年，邓小平在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说：“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我看是不难解决的。”[13]19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他认为，双方可以先放一放，可以在经济、贸易等多个领域相互合作，进一步增进友谊、增进人民的感情。1988 年，邓小平在同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会谈中进一步指出：“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13]282随后，中印公布了《中印联合新闻公报》，双方就如何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确定了基本原则，并采取一些具体的举措进一步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努力创造有利于合情合理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15]。

冷战结束之后，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发生了重要改变，世界秩序呈现出多极化趋势，世界安全形势也出现了新特征。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继续奉行冷战思维，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此来构筑代表其自身利益的国际安全秩序，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新的威胁。对此，江泽民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中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一些大国奉行‘炮舰政策’和新的经济殖民主义，使许多中小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发展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受到威胁。”[16]313江泽民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目标出发，主张在全球治理中，各国应摒弃冷战思维，建立新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江泽民积极主张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的国家安全思想。江泽民指出：“维护国际安全，必须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的基础上。”[16]407新安全观，是对西方世界冷战思维安全观的超越，对推动国家间的多边对话，解决国际争端，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17]只有坚持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才能真正建成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理念主张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要建立在各国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各国人民选择社会制度、寻求发展道路的自主性，要充分保障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进一步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各国发展模式多样化。和谐世界的理念强调，要将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国际关系准则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18]，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实现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和谐世界的思想中也包含着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和谐相处的深刻内涵。“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19]354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都将生发出与其相对应的文明成果，这些文明成果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搞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强行推广“普世价值”的行为，和谐世界理念强调：“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19]354和谐世界倡导不同文明成果之间兼容并蓄、开放包容，致力于消除彼此之间的相互隔阂和疑虑，主张不同文明要在相互交流与合作中实现共同繁荣。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和践行，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以及各国的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价值导向。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着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改变不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智慧、新方案。“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20]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是习近平着眼于网络和信息化时代国家安全事业的发展、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有效方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精髓在网络领域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21]。

（一）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改革，着力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创造有利条件。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冷战后确立的世界格局为治理依据，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霸权结构。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表明既有的国际秩序和体系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也无法破解新形势下全球化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现行的国际治理格局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但已经出现“结构性困境”[22]。具体而言：一是安全威胁更加复杂多变。受地缘政治矛盾上升、全球经济竞争更加突出以及多边治理机构权威性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全球治理面临着新的困扰和难题，安全问题呈现出复杂性、多变性、不平衡性的特征。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已经越来越成为影响全球治理的新变量。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抬头，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使全球安全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治理成本进一步增加。二是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动力不足。全球治理体系的动力主要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不断显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不断加深，这些国家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已经明显减弱。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外贸易政策中开始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对外大搞贸易霸权主义；一些国家内部民粹主义力量不断泛起，进一步推动了当前的“逆全球化”趋势。

在推进全球治理过程中，中国主动争取，积极作为，“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又“尽力而为，量力而行”[23]296。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主张着力加强规则制定、议程设置以及舆论宣传等方面能力建设，为全球治理格局的合理化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24]中国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使全球治理格局能更好地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能更好地满足新型市场国家的意愿和利益。中国积极主张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确保各国在国际合作中享有平等的权利，积极鼓励各方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参与和融合到国际治理体系建设中，在相互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不搞一家独大或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23]296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既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促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合理公正的方向发展，也有利于“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不足’的指责”[25]。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跨越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修昔底德陷阱”、解决国际社会争端和矛盾的必然要求，符合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发展的内在趋势，并不断推动着各国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迈进。

（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

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发展要求，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路径，开辟了新天地。自2013 年习近平提出倡议至今，“一带一路”已经将中国的发展与沿线各国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全球治理的新模式。“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命题，在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的国际关系演进中，增强政治互信，推动人文交往，促进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不断夯实经济全球化的根基，擘画了全球化的美好蓝图；以加强人文交流为纽带，不断加强民心相通，进一步增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的民心基础和社会根基。这一倡议既增大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动力，也为国际社会打造了一个互利共赢的新平台，引领全球开放合作进入新境界，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26]。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在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和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为促进全球的繁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做出的重大决策。“一带一路”倡议继承和发扬了古代丝绸之路精神，这一倡议，积极促进沿线国家的相互合作，共同应对经济发展与全球安全问题，不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既对新时代我国开放空间布局进行了统筹谋划，又对中国与世界实现开放共赢的路径进行了顶层设计”[23]299。“一带一路”是一条和平之路。“一带一路”倡议以尊重各国的主权、尊严以及各国的发展道路为前提，致力于打造不同文化和谐共融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共同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在国际风险防控以及危机化解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时刻坚持政治解决，秉持公道正义，着力以斡旋调解的方式化解分歧。发展是解决一切困难的基础和关键，“一带一路”倡议始终聚焦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在现实建设中不断加强资金、设施以及贸易的互联互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与政治规定标准相互连通。“一带一路”是一条开放之路。开放发展是解决经济发展失衡、消除数字鸿沟、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一带一路”始终坚持以开放为导向，着力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中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积极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破除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把地缘优势转化为互动优势，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差异优势转化为合作优势”[27]。“一带一路”是一条创新之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需要不断扩大创新力量，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充分利用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等先进科学技术手段，促进科技与产业之间的有机融合，同时需要不断优化创新环境，集聚创新资源，推动科技进步，为各国的创新发展注入鲜活动力。“一带一路”是一条文明之路。“一带一路”涉及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涵盖40 多亿人口。由于沿线国家文化理念和宗教信仰差异较大，各种宗教和文化的相互碰撞，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严峻挑战。“一带一路”主张扩大人文交流，通过文化交流与互鉴，超越文明的隔阂，化解文明的冲突，推动各国之间的理解、尊重、信任，不断扩大彼此间的文化认同，增进各国友谊，推动沿线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28]

（三）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事业的稳定发展。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洞察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基础上，为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公正化、合理化发展提供的一个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一思想为消弭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搭建了交流互鉴的桥梁。习近平强调指出：“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29]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空间的边界日益扩大，网络空间已经从“线上”的信息处理平台延伸至“线下”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国家主权的新疆域、社会活动的新渠道、信息传播的新平台。互联网因其具有便利性和即时性的特征，为人们认识世界以及获取信息提供了一个广阔平台，并将全球化程度引向更高层次，使世界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革。网络空间中的恐怖主义、信息霸权、网络黑客等问题严重地威胁着网络空间安全，成为各国必须面对的安全难题。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网络空间中的拓展和延伸，是对网络空间中安全诉求的积极回应，是破解网络空间安全问题的有效方案。在打造网络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各国要不断加强网络合作，搭建起更多沟通和交流平台，创造出更多的利益契合点以及合作增长点，不断推动彼此之间的优势互补，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具体而言：一要扩大网络经济的融合发展。面对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下行压力较大的事实，开拓新的经济发展领域已经成为推动国际社会发展的重要出路。中国提出了“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等一系列举措，为世界经济增长增添了新的动力，使世界经济效益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中国网络经济的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也为世界经济探寻新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有力借鉴，尤其是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消除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壁垒与障碍，在开放与融通中推动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世界投资和贸易水平。二要积极打造共建共享的网络空间环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中蕴含着实现全人类共同福祉的深刻内涵，这就要求各国人民在坚持同舟共济、互信互利理念的基础上，建立起平等、互助的伙伴关系，积极创设共商共建的网络发展环境，使世界各国都能在建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获得发展机会，进一步享受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丰硕成果，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网络文化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