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武

（海南现代管理研究院，海南 海口571000）

2019—2020 冬春肆虐神州大地的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对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严格检验，也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系统大考。这场考试没有概念题，全是实操题；没有选择题，全是必答题；没有简述题，全是综合题。所有问题集中于改革开放40 多年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基本层面，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认真、切实、科学、有效总结这场检验与大考的得失与经验，是极为必要的，也是相当困难和必须理智的。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为指导，有新中国70 多年的基本实践为基础，人们的认识终究会客观实际、相向而行，归于科学与共识。

一、民生与发展

民生与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与宗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主题与宗旨。民生是发展的目的与归宿，发展是民生的前提与基础。二者相生相存、相辅相成，相向而行，民富国强。换言之，民生与发展也是党的初心与使命的具体体现与实现形式。初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实质乃民生；使命——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本义求发展。民生稳，发展强劲，社会进步；发展好，民生富裕，民富国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首先考虑并尽最大努力防止群众被感染和挽救更多患者生命；切实考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密切监测市场供需和价格动态，保障米面粮油、肉禽蛋奶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关怀孤寡老人、困难儿童、特困人员、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所有这些都是关注民生；抓紧复工复产，尽力促使市场恢复，保障正常经济秩序，就是注重发展。民生与发展就是党的初心与使命。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归宿。民生富则初心现；发展好则使命成！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理论纲领都重要，初心与使命既不是理论标榜，也不是实践“空手道”，而是实实在在的践行与落实，是兢兢业业的民生与发展。

二、计划与市场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与关键，也是现代经济的主线与核心。应对与围剿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与过程，充分凸显了计划（政府指令）的作用与意义。新中国70 年的现实，特别是包括汶川救灾、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与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指令经济，非苏式传统计划经济）并不是什么都不好，在灾害包括危机与战争情况下，是适合与有效的资源配置形式；市场经济也不是什么都好，长期以来其自身缺陷与弊端均已显现，诸如“看不见的手”事后调节造成资源浪费；利益驱动的自发性、盲目性与市场信息及其传递的不对称性导致经济过程失速、脱轨或结构混乱，引起周期性经济波动；自我实现与盲目竞争导致利益悬殊与两极分化；忽视公共事业与公众利益，引发生态与环境灾难；单独分散与自由决策滋生并养育货币拜物教或金钱崇拜；等等。市场经济的缺陷与弊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均已逐渐显现，如出现严重贫富差距，生态环境污染破坏，经济周期性波动、腐败干扰与腐朽思想入侵、道德失范与诚信缺失等，一方面必须从宏观上加强监管与调控，以校正市场的偏失和弥补市场的不足，引导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有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错误与失误，包括自身在制度、管理、宣传与教育方面的不足与缺失。有识之士对市场经济的缺陷与弊端从不否认，如法国总统马克龙于疫情中在法国外交使节会议上就表示过：市场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大了收入不平等现象。经验告诉我们，扭曲或畸形的市场经济不一定比传统计划经济好多少。

应当承认，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多元经济，市场与计划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特征。剖析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分工与协作是社会的生产方式革命性的突破与创新。分工要求协作，协作深化分工。分工在利益专属（私有制）条件下必然带来交换，从而形成市场；协作是因为分工，因而在资源配置上必须具备时间的有序性与空间的比例性，这就是市场内在的计划（企业内部更是如此）。市场与计划相生相成，相向而行。“当今世界，没有不干预经济的政府，也没有不受政府干预的经济。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是计划。计划既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逻辑。”[1]特别是，市场的缺陷、误区与失灵，更需要国家通过对经济的干预加以补充与完善。

我国在事关战略全局的重大政策落实中实行集中的举国体制，实施系统的整体一盘棋；市场经济则是以各微观单元分散决策为基础，依靠利益信号与竞争机制实现供求相对平衡。统筹、协同、简约、有序、迅速、实效是计划调控的基本特点；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在于：利益导向、自我调节，追求利益、注重成本，决策迅速、质量务实。无论计划还是市场，两种调控的前提与基础都是社会的分工与协作。计划与市场是现代经济相互联系、不可割裂的两个特征，计划性不仅是分工与协作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二者扬长避短、互补同行，共避其弊、各扬其利，则经济兴盛，百姓富足。无可否认，我国改革开放40 多年的重大成就与成功就在于坚定与稳定地从苏式传统计划经济走向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已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载体、平台与经济的基本运行方式；但补充、校正、弱化、消除市场经济的缺陷与弊端同样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历史任务。

三、公有与私有

当新冠肺炎汹涌袭来时，人们注意到：公有医院与国有企业全力开动、统一调度，不畏病魔、冲锋陷阵，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的主力军。结合新冠肺炎肆虐的实际，长期以来关于改革出路在于“全面私有化”的论调应该休息了。

无论私有还是公有，相对而不永恒，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原始社会是一种共有，因为剩余产品的出现引致了私有。随着分工与协作的发展，私有制被改造、扬弃、创新，合作的私有（合作制）与私有的合作（股份制）实际上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私有，公有开始内在其中。换言之，实际上是私有孕育了公有。无疑，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公有制既不完善不成熟，也不可能覆盖全社会；另一方面，“实践证明，公有经济太多的问题是出在制度设计、用人不当、监督不力、腐败干扰等方面，包括当事者不负责任与责任者不作为，即问题出在体制与管理上，”[2]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有制必然失败。即便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有国有经济存在，并不是清一色的私有制，亦即没有全面实现私有化。无论公有还是私有，管理都极为重要！私有制的管理，强项在于经济利益与人、财、物权紧密挂钩，权、责、利统一。私有经济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一是私有制存在与发展的条件与环境依然存在；二是公有制覆盖全社会的条件与环境还不具备；三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发达到没有私有经济亦能满足百姓需求的地步；四是公有经济也还没有发展到离开了私有经济同样可以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相权之下，公有经济问题多多，如国有企业改革迟迟摆脱不了困境，关键就在于“关键少数”（高管）的选择方式与基本的管理方式落伍、落后，脱离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排斥管理、决策层的专业化、职业化、市场选择与政府（代表机构）把控。也就是说，公有经济的问题主要出在管理上，不完全是产权（所有制）问题。产权是制度问题，管理是体制问题。制度是体制的属性，体制是制度的外化。体制与管理相生相成，体制是管理的基础，管理是体制的实现。由于私有与公有都是在历史上发生的，因此脱离基本国情、具体环境与相应条件，笼统地谈“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进一步思考，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力的性质、水平、特征密切相关，必须适应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与要求，不但与生产关系的性质、特征、发展密切相关，而且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性质、特征、要求密切相关。无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需要相应的经济环境与充分必要的条件，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化建设和民生的改善与提升，都具有历史的进步和积极意义。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公有制于民生与发展的优势、长项与意义人们体会深切。应当认识到，“改革开放的一系列绩效与成就不是私有化的结果，而是允许、鼓励、支持和发展民营经济的必然，是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结果。”[3]私有经济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其作用与意义无可否认，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条件下，公有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压舱石”与“千斤顶”。

四、经改与政改

认真反思新冠肺炎横行的日日夜夜，不难发现，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是一个系统不能割裂、不可或缺的相关层面。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没有可以离开经济的政治，也没有可以摆脱政治的经济；所有的经济问题同时都是政治问题，所有的政治问题说到底也都是经济问题；当今情况下，经济问题的实质在于利益，政治问题的核心离不开权力。现实中，基础性的经改固然重要，但政改必须跟上，必须配套。一旦政改滞后或缺项，经改必然受损或畸形。

政改是艰巨、复杂、系统的持久性工程，是一场非打不可、不能不赢的战略性硬仗。认识上首先要清楚，体制是制度的外化，机制是体制的实现，政改不可能不触及制度，也不可能不更新机制，必须理论引领、问题导向，顶层设计、谨慎而为。长期以来，政改已经在若干方面做了很多功课与工作，例如“两大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三解放”（解放社会活力）、“四个自信”（道路、制度、文化、理论）、“第五现代化”（治理现代化，包括政府结构、职能与法制建设等）等方面。从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问题看，下一步政改的方面与内容已被定格：坚持与完善党的领导与实施并推进协商民主。前者，一直是改革开放必须解决的基本面；后者，则是改革开放总也绕不开的必答题。

就前者而言，坚持与完善党的领导可以探索不同的实现方式，其间的选择经历了长过程，道路艰辛，代价不低，但目前的方向是完善党的一元化领导。实践证明，政府清廉则民风淳朴，党风不正则刁官丛生。政改探索是必要的，徘徊不可以！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是政改的总题目，无论方式如何，实现治理现代化必须有核心力量和基本群众。

就后者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执政以人民为宗旨。这里的中心与宗旨就是执政党的初心与使命。实现中心与宗旨、初心与使命，无论如何不能离开人民民主与百姓幸福。人民民主是百姓幸福的前提与基础；百姓幸福是人民民主的目的与实现。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民主是协商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概括为：有事要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协商是方式与方法，要有理、有序、有题、有效；民主是程序与过程，真心以百姓为对象、为基本、为中心，特别要尊重客体并向客体负责。新冠疫情中对群众不满意的一些情况的处置，说明如何体现与实现协商民主应该是今后政改的方向与重点。

五、深改与关键

没有重点就没有全局，没有关键性改革也就没有改革的全面深化。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再次验证这样一个认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换角度思考，即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紧紧抓住“关键少数”。疫情中，共产党员冲锋在前，领导干部靠前指挥，火线入党与现场提干，激励与惩罚立马兑现，深感实在、给力！既赢得了人民群众普遍点赞，又极大增强了党和政府的影响力与公信力，利好党和政府的威望与形象。与此同时，延误时机、畏缩不前、玩忽职守、愚蠢无能者，不是临阵免职，就是追责撤换，既不误战机又鼓舞士气！这样考验、选择、任免、奖惩党员与干部的“战时体制”深得百姓拥护与支持。如果能够把这种“战时体制”充分保持、强化、延伸、规范至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渗透到此后的干部选择与干部制度改革中，于艰巨、复杂的政治体制改革百利而无一害！干部制度改革是政改的核心！先行打破“官本位”，非政府部门“去行政化”，进而大力推进干部选择、任免、管控、监督、奖惩等方面的改革，是人民群众的期望所在，更是国民对于战胜疫情后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所在——克服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尽快形成人民勤务员切实让百姓选择、以群众为基础的协商民主、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六、先富与脱贫

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先富了，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是国民共享富裕，共享改革开放的正向成果，大家都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公平感。本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战成果昭然，2020年则是决胜之年，不想新冠肺炎不期而至，整个经济发展被按下了暂停键。不仅如此，疫情给多方面造成的不利影响与损失甚重。脱贫攻坚方面，2020 年全面实现脱贫虽几无悬念，但这只是一些百姓摆脱绝对贫困（基本生活困难）状态，解决我国百姓相对贫困（贫富差距过大）问题还任重道远，不可掉以轻心！统计数字告诉我们，我国基尼系数（相对贫困值）仍处于国际警戒线（0.40）之上（2017 年官方数字为0.47），即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这与执政党的初心与使命是不一致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宗旨与目标也是不相容的。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不等于实现了共同富裕，也不意味着解决了相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分配不公也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大家都过好日子才是社会主义。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今后一个长时期党与国家的重要任务。

七、医疗与教育

改革开放40 多年，生态环境与公共事业，包括国民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一些市场经济的缺陷与弊端于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的弱势与不足。这场对抗疫情如果没有国家的统一调度与公立医院的全力以赴，武汉会“沦陷”到什么程度实在难以想象！医疗出问题，险恶程度不亚于教育！深刻反思，医疗与教育发展的不足与弱化，应该不只是市场经济的弊端与陷阱使然，相关改革的错误思路与政策同样负有责任，如推行“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医疗私有化、市场化”，现在医疗方面的问题已凸显。教育方面须举一反三，深化改革，及早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事实与体验告诉我们，当今中国，教育可以发展私有，但不能“化”；医疗也可以发展私有，同样不能“化”！因为教育与医疗都具有公共事业属性，是国家职能。哪个国家或民族如果将教育与医疗作为产业、推向市场当作赚钱的工具，这个国家或民族必然衰败！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新冠疫情的事实与过程再次证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改革不仅涉及制度、道路、社会、文化诸方面，而且直接关乎国家的战略安全！教育事业同样如此，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接班人，而不是旁观者、反对派！教育立国，医卫保国。热望大疫过后，端正思路、修正政策，亡羊补牢、走出误区，尽快给人们一个医疗卫生与国民教育事业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再出发！

八、职责与追责

权力与义务从来是相辅相成的，不应当只有权力而无义务，也不应当只有义务而无权力。现实中，权力往往演化为职责，义务则衍生出追责。职责就是担当与作为，追责就是对渎职妄为的追究与惩罚。宽而言之，民主集中制不是一把手的一言堂，也不能因集体拍板而无人负责。人们看到，大疫袭来，责任、义务、担当统统被提升到了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榜样作用、干部的核心意义成为群众的典范；令行禁止，令人振奋！与此同时，渎职妄为的领导被立即撤免，不作为、不担当的干部被迅速处理得到百姓赞许。有理由认为，疫情之后，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不但应同样如此，而且须发扬光大，做得更好！干部队伍中的“害群之马”“猪队友”必须坚决、迅速清除！让权力在太阳下运行，关键在于：责任清楚、追责严厉。以往的体验告诉我们，职责含混则无所事事，荒于追责则蒙混过关。为什么那么多的国企稀里糊涂地就破产、拍卖、改制或消失了？三令五申不许公款吃喝、旅游却不能令行禁止，我行我素，甚至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之所以对渎职失责者或睁眼不见、或下不为例，本质上就是官官相护、沆瀣一气，置人民群众于不顾。追责就是对人民负责，就是为百姓张目，就是惩治贪官污吏和渎职妄为，就是追究不作为、不担当，就是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与发展，就是践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疫后，追责必须成为常态，失责必追，渎职必究！

九、舆论与监督

舆论须引导、监督要依法。舆情往往与民意相伴，与民情互通，真话是忠诚与挚爱的结晶，防止“皇帝新衣”式的虚假是民族健康的本能。忠言逆耳、实话难听，监督是权力的洁净剂；说实情、讲真话是正常社会的底线，是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体现。正常、健康的社会，不会也不能只有一个、一种声音。新冠肺炎疫情中，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群众因某些不满意有些情绪宣泄，要理解、宽容、包容，需加强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尤其是要加强舆论引导，营造暖人心、聚民心、强信心的舆论氛围。涉及民生与发展的政策或动作要重视舆情，与百姓的普遍呼声相应，要么解决群众亟需解决的难题，要么顺应多数普通百姓的心愿与要求，坚持理顺情绪、协调关系、化解矛盾、优化氛围。这就是正常的党群、政群关系。官僚一般无视舆情，恶权特别排斥监督；官僚必然脱离群众，腐败就是没有监督的权力。舆论须引导，引导要有理、有序、有力、有方；监督要依法，法规要完善、健全、适合、尊严。舆论也好，监督也好，要紧紧抓住“真”“实”两个字，说话必真，做事求实。治理现代化必须健全与完善法律法规，加快补齐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方面的短板与弱项。舆论与监督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呼唤法制！执政党的初心与使命呼唤治理现代化！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后改革再出发的题中应有之义。

十、共享与大同

中国古代先哲早就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人们的理想与追求。马克思主义将共产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人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结合当今国内、国际形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综合新冠疫情在世界蔓延以及中国无私的国际救援的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已经从理念走向实践，从追求转变为现实！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其发展与升华的理想形态必然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新冠肺炎疫情事实再次表明，人类应该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中展现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展现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中国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宝贵支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给世界各国带来新的考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将不断强化，守望相助，相向而行，共建美好地球家园。其实，共产主义的一系列构成要素就在我们身边萌发着、哺育着、成长着、作用着，如公有、计划、无私劳动、按需分配，包括平等、奉献、无分贫富、大爱无疆，等等。所有这些，在当年的“汶川地震”、现今的“新冠疫情”中不是人人皆为，处处可见吗？无疑，“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是一个运动、一个过程；是一种理念、一种奋斗；是人们的理想、我们的追求！客观而又理智地想一想，共产主义的若干因素就在我们身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道路的实践中，在我们为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中国梦”的不懈奋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