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仲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100026）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也面临着大好机遇和光明前景。 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的社会学人亟须担负起构建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任。 其中，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更是需要坚定信心、奋发努力。 然而，时下仍有一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不够自信。 在中国社会学界，绝大多数人认为社会学产生于西方。景天魁曾深刻揭示这一现状：“100 多年来，所谓社会学只是‘舶来品’，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已成无需论证即广被承认的‘铁案’。”［1］36这无疑成为导致中国社会学人缺乏信心、阻碍学科自身长足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牢固树立并切实坚定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就显得尤为必要而紧迫。 本文基于对中国社会学发展脉络的历史考察及其学科史的再度反思，重点探讨新时代中国社会学学科自信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问题，以就教于各位学界同仁。

一、中国社会学成长发展的历史脉络

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为了深入开展有关中国社会学学科自信的讨论，首先需要对中国社会学何以成为一个学科有所了解。

长期以来，众多国内外学者都承认，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社会学是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从西方直接或间接通过日本被引入中国的。 1930 年，“中国社会学社”的成立堪称中国社会学成长的“里程碑”。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学中国化”过程，其主要内容是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以社会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其具体表现为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先生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区、陈翰笙先生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农村调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参加平教会和乡村建设以及魁阁的社区研究等。

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当时苏联体制的影响，1952 年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将原属社会学系的一部分课程划归其他学系或另建学院，社会学学科及其学系被迫取消。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学进一步沦为“禁区”［2］。 改革开放之后，1978 年党中央决定恢复社会学学科。 1979 年3月31 日，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社会学的研究需要“赶快补课”［3］165。 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学学科在1952 年停顿，到1979 年重建，间断了27 年。 2005 年2 月21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0 次集体学习会结束时，胡锦涛同志对当天讲课的景天魁、李培林同志说：“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春天吧！”［3］165自此，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更加迅速活跃。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科学划分中国社会学百余年来的历史阶段呢？ 郑杭生先生在回顾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历程时，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将其分为中国早期社会学和中国当代社会学两大时期。 在郑杭生看来，中国社会学有西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大传统［4］。 景天魁认为，自清末民初至今的110 年间，“中国社会学”的主要成分有四个：一是中国本土群学（中国古典社会学），二是西方社会学，三是在中西社会学会通与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理论、新学派，四是在110多年来的伟大斗争和伟大实践基础上提炼的社会学的新概念、新命题和新理论，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学”［5］3-4。

总体上说，一百余年来中国社会学的成长发展漫长曲折、硕果累累。 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西方社会学引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学发展史的基本历程与主要事件并无多少疑窦，然而目前争议较大的是中国社会学的源流问题。

二、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史的重新省思

中国社会学的起源问题，是一个对该学科发展影响深远的重大问题。 而中国社会学究竟何时肇始发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仍然莫衷一是。 一方面，某些学者素来持有中国社会学是“舶来品”的先入之见。 比如，20 世纪初，西方社会学被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带到中国的大学课堂上讲授时就一枝独秀［6］。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日本社会学家于1980 年曾断言：中国本来没有社会学，它对社会学的引进也“比日本晚四分之一世纪”［7］。 凡此种种，恰恰是中国社会学学科不够自信的突出表现。 另一方面，费孝通先生曾一再提起，英国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于20世纪30 年代在燕京大学说：“中国在战国时代已有荀子开创了这门学科，比西方的孔德和斯宾塞要早二千几百多年”［8］。 这为中国社会学更早的追根溯源提供了一个可靠依据。

对于中国社会学对欧美社会学的“知识移植”问题，郑杭生先生等分析指出：中国社会学的产生主要是靠对欧美社会学的知识移植，其早期发展和恢复重建对西方社会学有严重依赖。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学在恢复重建的过程中，虽然通过新的“知识引进运动”构建了本学科知识体系和制度体系，但是西方社会学的“话语霸权”也建立起来了，并导致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在其强势话语的冲击下严重沦丧。 其结果是，一方面中国社会学被置于世界社会学总体格局中的边缘和依附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在用以观察中国的理论中处于“缺席”状态［9］59-60。

景天魁反复强调：一百余年来，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史”皆以严复将西方社会学引入中国为“开端”，并将清末民初以前的社会学（群学）仅称作“社会思想”而非“学”［1］46。 换句话说，中国社会学自认为既没有本土社会学，也没有本土社会学史。 然而，对中国本土社会学的漠视和贬低，并非始于1979 年社会学恢复重建。 比如，在民国时期的“全盘西化”思潮下和所谓“体用之争”中，中国社会学都把西方社会学认作自己的传统［10］3。 如此一来，怎么可能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社会学”，更遑论建设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1］36。 为此，景天魁不仅尖锐地指出“中国本无社会学”之论调完全漠视了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学资源，而且坚决否定了中国社会学只是“舶来品”、中国社会学史只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的陈词滥调［1］37。

当我们再次审视关于中国社会学学科史的那些似乎习以为常、理所应当的学术观点时，不禁需要平心静气地对这门学科的源流问题进行反复推敲、深思熟虑了。 因为只有真正识别出中国社会学的确切起源，才能牢固树立起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清醒地察觉到，树立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依然道阻且长。

三、树立中国社会学学科自信的时代使命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有“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的理想抱负。 面向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人而言，树立坚定的学科自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

中国社会学在恢复重建伊始，确立的方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1］38。 为此，费孝通先生于20 世纪80 年代提出了社会学学科的“五脏六腑” 一说［12］。 这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既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指明了发展方向。 然而，中国社会学学科自信问题的提出，却经历了一个艰辛探索、与时俱进的过程。 首先，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13］，推动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意识觉醒。 这一概念阐明了人文和社会学科的任务是认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其演变［14］，其目的是争取文化发展的自决权和自主权［15］。 其次，郑杭生先生阐发了“理论自觉”的概念［16］，明确了社会学研究者对理论的积极态度。具体来说，我们应当了解社会学理论的来源、演变、特色和趋向，弄清本土创造和汲取西方的理论之区别。 又进一步，如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以实现文化自强为最终目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以实现理论自强为最终目的［9］61。 再次，景天魁更进一步提出，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自信”的实质内涵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坚信中国社会学必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二是坚信中国社会学能够回答中国自身和人类共同的问题。 概言之，这种自信表现为社会学的中国化与普遍化［17］。 只有以荀子群学为历史基础，才可能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社会学”，并增强其“学术自觉”和“学科自信”［1］37。 于是，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问题被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主要包括学科起源和历史、学科性质和道路，以及学科使命五个方面含义［18］。

树立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既是坚定“四个自信”的重要表现，也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前提基础。

第一，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是坚定“四个自信”的重要表现。 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四个自信”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而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关乎如何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丰富和发展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如何制定和完善各项社会制度、如何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方方面面。 只有中国社会学树立了自身的学科自信，才能更好地展现我们自觉增强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上各种自信的独特风貌。

第二，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由此可见，加强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是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这“三大体系”中，学科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和“根本依托”［19］。 而要做好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必然首先要求我们尽快树立起对本土社会学学科自身的自信。

第三，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是推动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前提基础。 中国社会学的崛起，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表现之一。 所谓“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就是“形成一系列能够回答21 世纪中国和世界的重大社会发展问题的新概念、新命题、新理论的伟大创造过程”［5］4。 为了实现中国社会学的迅速崛起，我们应当在社会学理论和实践层面勇于开拓、不断创新，而树立起对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强大自信乃是前提和基础。

综上所言，无论是坚定“四个自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还是推动中国社会学崛起，都要求当代中国社会学人对本学科抱持坚定的自信。 新时代中国社会学学科自信的时代使命，就是要努力形成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这既是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推进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一个系统工程。

四、坚定中国社会学学科自信的责任担当

既然我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学学科自信的时代使命，那么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探讨新时代中国社会学人如何勇挑重担。 为了进一步坚定中国社会学学科自信，新时代中国社会学人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勇于承担责任，积极施展作为。

第一，坚持巩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相区别的根本标志。 早在20世纪80 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地认识社会的根本指导思想”，我们以此为基础发展自己的社会学，比西方国家“底子就好得多”［20］。 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中国社会学各个分支领域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指导，既需要大力弘扬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也需要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强大优势，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第二，深入开展具有独特性、创新性和前瞻性的社会学研究。 费孝通先生强调：一门学科，只有“代代相传”“推陈出新”，才能存在和有生命力［11］47。 为了中国社会学这门学科能够“代代相传”“推陈出新”，就要突出社会学研究成果的独特性、创新性和前瞻性导向。 其中，独特性要求体现区别于国内外其他社会学研究的特有部分，创新性要求体现区别于以往所有社会学研究的崭新部分，前瞻性要求呈现面向未来社会学研究的展望部分。 只有侧重这三个方面的属性，才能不断增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 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重视开展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需要注重体现独特性、创新性和前瞻性的社会学研究的价值意义。 鉴于基本概念和概念体系是一个学科的识别依据和构成要素，因此中国社会学学科自信的彰显应从加强基本概念和构建概念体系入手。

第三，进一步加快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和国际化三个进程。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其意是指，做学问本来不应有东西方的区隔与偏见。 景天魁提出，“中国社会学”包括“中国（本土）社会学”和“中国（现代）社会学”；后者可以区分为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扩张、中西社会学的会通、“本土社会学”自身的转型和更新［10］1-2。 这就将社会学的中国化、本土化和国际化问题进行了通盘考虑。 在景天魁看来，我们亟须解决中西古今这一根本性问题，真正实现社会学中国化，而中国化也就世界化了［21］。因此，对于坚定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来说，加快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和国际化三个进程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 这就需要在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中，将上述三个进程统筹安排、协调推进。

第四，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三个社会学分支学科的长足发展。 其一，中国社会学史。 这一分支学科强调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历史视角及其学科发展的历史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在《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一书的前言中，景天魁也曾写道：“欲立其学，先立其史；欲兴其学，先正其史。”［22］这就要求在相关研究中强化中国社会学史的功能作用，并将这一学科独有的历史脉络弄明白、讲清楚。 其二，发展社会学。 此分支学科突出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类社会的时代变迁和探索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方面，社会发展具有纷繁复杂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社会发展有其耐人寻味的内在逻辑。 这就需要选取发展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作为支撑。 其三，时空社会学。 该分支学科意在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研究社会结构和过程。 其中，古今贯通是时间性维度，中西会通是空间性维度，两者的相互结合，构成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的两翼［10］1。 为了在树立中国社会学学科自信的基础上推动中国社会学崛起，就要发挥时空社会学的独特优势。

结 语

通过对中国社会学发展脉络的历史考察，我们发现百余年来这一学科的成长发展之路既崎岖坎坷又成就辉煌；而借助对其学科史的再度反思，我们看到对于树立其学科自信尚需突破重重障碍和各种阻力。 为此，笔者认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应以努力形成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为愿景使命，并建议从加强理论指导、凸显成果属性、加快三个进程和分支学科建设四个方面勇挑重担、奋发有为，进而推动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