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一、工业型村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对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及其走向的判断，比较经典的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所勾勒出来的乡土社会[1]6-11。在乡土社会里，农业是社会的基础，“农业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在农业型社会，“人口几乎是不流动的”，乡土社会也有着地方性的限制，形成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费孝通还认为，从乡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熟人社会的生活逻辑是不适用的，“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土气’成了骂人的话语”，社会性质也从“熟人社会”转为“陌生人社会”。

实际上，乡村社会性质变迁并不拘泥于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这一条路径。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进程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逐步向工业化社会转变。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形塑了人口流动的方向，不同地区乡村社会性质产生了巨大分化，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和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的农村之间有了巨大差异。当人们将目光聚焦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并探究其社会转型时，往往会忽视东部沿海地区乡村社会的转型。既有研究也主要聚焦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并使用“无主体熟人社会”等学术概念对乡村社会性质做出经典概括。

不过，与中西部乡村社会逐渐衰落相比，东部乡村社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以苏南乡镇企业、浙江个私民营企业、珠三角“三来一补”为典型的东部沿海农村快速工业化，农村经济快速增长，沿海地区出现了城乡一体的城市带，村庄被纳入到城市带中发展[2]。沿海地区的乡村社会由原先的高人口密度农业区转为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高度混合的区域[3]，产业结构和就业构成的工业化和非农化水平已相当高，但产业、人口与城镇的空间集聚程度却比较低，呈现出“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独特空间景观形态[4]，也被国内学者称之为“半城市化地区”[5]。这些地区在管理体制上仍属于村民自治，但呈现出“亦工亦农”、“半城半乡”、“土客杂居”等新特点。东部沿海地区的大部分村庄已经转化为工业型村庄，这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型村庄。乡村社会的巨变，给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工业型村庄作为比较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需要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深入剖析其社会性质，探究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以回答村庄“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经典的社会学命题。

对东部沿海地区村庄调研发现，不同于“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之间的二元分割，工业化和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使村庄转化为土客杂居的工业型村庄。但这并没有使整个村庄转化为陌生人社会，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熟悉”的社会，可以被称之为“类熟人社会”，在新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创造性地使用某些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来应对社会陌生化带来的挑战，而不是完全摒弃熟人社会“土气”的做法。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于2017年8月笔者及所在团队在浙北G镇的调研。调研范围包括S工业园区、G镇镇区、G镇的3个村庄。调研采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半结构式访谈100余人次。向G镇本地居民发放问卷500份，有效回收464份，向本地外来居民发放问卷500份，有效回收447份。本研究所利用的资料包括访谈材料、数据分析报告及本团队其他成员所形成的调查报告等。

二、概念谱系：从“熟人社会”到“类熟人社会”

关于中国乡村的社会形态，已有研究依据乡村社会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的事实，已经形成“熟人社会”[1]6-11、“半熟人社会”[6]、“无主体熟人社会”[7]、“双主体半熟人社会”[8]等学术观点。

“熟人社会”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性质的理想类型，是乡村社会性质转型的逻辑起点，其它概念则是在“熟人社会”概念基础上，根据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实际，而增加了不同的分析维度。“熟人社会”主要描述的是在地方性限制下，基于封闭的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人们形成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建立在农业基础上，从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来看是不流动的，建构和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与手段是基于长时间“熟悉”，社会关系的形成是非常自然的过程。“熟人社会”的概念也是一种典型的传统/现代二元划分思维方式，与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9]、涂尔干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10]等经典划分相呼应。

在熟人社会基础上，贺雪峰提出了“半熟人社会”的概念。提出这一概念的背景是，随着国家政权建设，行政村的出现。行政村是“规划的社会变迁的产物”，本身处于国家控制农村社会的基层政权(乡镇政权)和居民单位(自然村)之间的一种补充形态。行政村的设置使得几个自然村的村民必须采取集体性行动，例如进行村庄选举。行政村从空间范围来看是自然村的空间延展，理解与解释行政村范围的农民行动逻辑及社会性质构成了研究者的新任务。贺雪峰将自然村作为熟人社会的社会空间范围及限度，在自然村这一级，仍然是基于封闭的自然与社会空间形成的社会关系，建构社会关系的基础与手段并没有发生变化，村民仍遵从熟人社会的逻辑。“半熟人社会”增加了空间半径这一关键变量。他指出，“行政村虽然为村民提供了相互脸熟的机会,却未能为村民相互之间提供充裕的相互了解的公共空间”，“并未创造出村民足够的跨出自然村进行交流与沟通的机会”。“半熟人社会”概念表达的是在非传统熟人社会的行政村一级，农民由于交往的非密集性、非高频度性而导致相识却不熟悉的状态，这对村庄选举等村庄治理事务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半熟人社会”揭示了“熟人社会”的空间限度，“熟人社会”不能随意进行空间延展，随着社会空间半径的延展，社会交往的密度随之下降，社会关系的性质也发生了转变，由此引起的村庄治理效果也是不同的,基于此概念，学者们探讨了“半熟人社会”对合村并组[11]、贿选[12]、公共生活[13]等的影响。

吴重庆提出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概念。提出这一概念的背景是，80年代以来，农村大量劳动力离土离乡，出现了人口的单向流出，青壮年劳动力在农村社会生活中长期处于“不在场”状态，需要解释中国农村空心化之后的社会生活。他认为，乡村虽然还是聚居社区，邻里之间虽然还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熟人，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长年的异地化生活，已导致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运作有异于“熟人社会”的逻辑。这是因为，青壮年是农村社会生活的主体，“是农村社区里最为活跃的成员，是家庭的顶梁柱，是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以及利益冲突的当事人”，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关键。青壮年是舆论传播者、是“面子”扩张和增值的基础，是培育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的主体。杨华评论道，“在村庄‘空心化’与‘无主体熟人社会’之间，吴重庆找了个中间变量将二者勾连起来，它是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角色”[14]。“无主体熟人社会”展现了在社会流动的条件下，随着封闭社会空间中的人口大量外流，原有社会关系变得残缺甚至难以为继，社会关系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与“熟人社会”相比，“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是“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特征。吴重庆的分析突出了实现社会运作的青壮年的重要性，与熟人社会概念相比，增加的是人口外流这一变量，其重要贡献在于解释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单向流出下空心化村庄的社会性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村庄多半处于中西部地区及东部山区，这一概念并没有考虑到东部沿海地区村庄实际上处于人口流入状态，与空心化村庄的性质不同。

除此之外，陈绍军等提出了“双主体半熟人社会”的概念，“双主体半熟人社会”展现了在政策移民下，移民整体嵌入到新社会空间后形成的社会关系样态。提出这一概念的背景是，随着水利水电建设的逐步推进，国家政策主导下政策性移民出现，水库外迁移民“嵌入”到迁入区与原住民群体共同生活。这就需要解释在政策移民流入下村庄社会结构的性质。陈绍军等认为，政策移民采用的是“组团式”的空间格局来进行移民的安置，而非“插花安置”。居住空间的设计按照“一块宅基地一户房屋”的原则，这使得移民的居住格局保留了移民之间的传统村落的“邻里关系”。移民居住区域一般会与原住民相隔一定的距离，整体来看大致分为两个板块，政策性移民与原住民共同组成“双主体”结构。这使得在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政治空间上，都呈现出“双主体”的状态，且原住民占据着比较大的优势。陈绍军等的研究强调了村庄社会的双主体构造对村庄社会性质的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迁入地，双主体(移民与原住民)只有前后达到时间的不同(原住民在前，移民在后)，以及到达方式的不同(原住民属于土生土长或者自然迁移，移民属于政策性迁移)，但没有集体成员权的区分，他们都属于同一行政村成员，都分配有宅基地和土地，只是建造房屋的方式和耕地数量多少有些不同。这样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与行政村下两个自然村之间的关系性质并无不同，仍然是半熟人社会的关系形态。只是自然村之间的差异与熟悉程度更差而已，并不能够解释更广泛的移民与流动社会的样态。但是他揭示了人口流入这一维度对村庄社会性质与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此外，田鹏等还提出“无主体半熟人社会”[15]的概念，用以揭示城镇化导致的农民集中居住对社会关系的影响。熟人社会及其衍生概念形成了学界用以揭示乡村社会性质及其变迁的常用工具。

本文所提出的“类熟人社会”概念，想要描述的是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型村庄的社会性质。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东部沿海地区村庄逐步实现工业化，同时也吸引大量外来农民工流入，在工业化与人口流入的情况下，工业型村庄开始形成，通过房屋租赁的方式，原住民与外来人口居住生活在一起。在“长时间，小空间”的互动中，土客之间形成了新型社会关系，这是一种新的“熟悉”的社会。在人口流动的情况下，流动人口进入村庄，这已经打破了“熟人社会”封闭的社会空间，使用“熟人社会”概念已经不能解释社会空间开放下的村庄社会。并且，这种村庄社会边界的扩大是由人口流入所造成的，这与社会行动者的主动融入有关，并不是“半熟人社会”所描述的政策规划的结果，并且人口流动也没有扩大社会交往的空间半径。与人口流出地不同的是，工业型村庄面临的是人口流入造成的本地人与外地人并存的格局，这与“无主体熟人社会”面临社会行动者缺失的情况有着显著区别。在当下集体成员权被单向锁定(只能出不能进)的情况下，外地人只能以“客籍”的身份，通过房屋租赁方式融入流入地的村庄生活，双方在社会互动当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而政策性移民则是永久进入村庄并获得了集体成员权，“双主体半熟人社会”无法解释“土”“客”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正是在其他概念无法准确描述工业型村庄社会性质的情况下，笔者利用“类熟人社会”的概念，探究东部沿海地区村庄社会性质。

三、类熟人社会下社会关系的新形态

(一)被建构的“熟悉”的社会

“熟悉”是乡土社会的基础，是理解乡村社会性质非常重要的面向。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写道：“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的社会。”[1]9这种熟悉感的建立，是在原生的村庄社会中长期互动的结果。对工业化乡村社会而言，在人口的双向流动下，村庄原生社会秩序已经被打破，人们的社会关系不再具有“生于斯，长于斯”的恒长性。

1998年，杭州湾S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建设，并在2013年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是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打造环杭州湾产业带的重要区块。2000年以后开始有外地农民工进入园区务工，2005年以后，随着地方政府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大型的化工企业逐步聚集于此，外来务工人员也迅速增加。由于企业提供的职工宿舍数量有限，大部分农民工不断向工业园区附近的G镇村庄流入。开发区模式成为G镇实现工业化的主要方式，毗邻工业园区的乡村社会，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居住空间和生活空间。

在原生型社会关系与建构型社会关系的共同作用下，人与人之间有了长时间、多方面、经常性的接触，从熟悉和信息透明的角度来看，“类熟人社会”克服了人口的双向流动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和陌生化的风险，形成了某种类似于“熟人社会”的“熟悉”感。在工业化乡村社会，形成了被建构的“熟悉”的社会。

首先，原生型社会关系是指村庄社会成员本身所拥有的先赋性社会关系，这构成了乡村社会关系的基础。在这里，原生型社会关系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本地村民之间基于地缘、血缘所形成的稳定的社会关联，这种社会关系源自工业化进程中本地熟人社会关系的保持。正是这种原生型社会关系，使得本地人在工业化进程中，能够保持彼此之间的熟悉感。另一方面是外来人口之间基于原生地缘、血缘以及业缘所形成的社会关联。这种社会关系源自工业化进程中农民工家庭式、连锁迁移[16]的务工模式。外来务工人员在“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朋友带朋友”的人口流动模式下，形成了以老乡、亲戚为主要凝聚点的准乡帮团体。由此，在整个乡村社会关系整合中，有着很强的原生型社会关系及由此带来的小团体内部的熟悉感。

其次，建构型社会关系是指村庄社会成员在日常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较为密切的社会关系，这成为联系土客之间、乡帮团体内部的纽带。第一，建构型关系首先源于“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总的看来，村庄形成了本地人住主房，外地人住附属房的土客杂居的居住方式，这就是所谓的“大杂居”。但在村庄居住的外地人，他们常常以家族为单位不断聚集在某一户的出租房内，或者以原籍村庄或地域为单位聚在村落中的一角，形成“小聚居”的格局。第二，建构型关系源于“长时间，小空间”的土客互动形式。土客杂居的居住方式使得土客之间有了长期互动的可能，家庭式打工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希望获得长期住所，很多务工人员在当地有五到十年的务工与居住经历，由此，基于长期性的房屋租赁关系，土客之间形成了比较密切的日常互动。

(二)类团体格局

在传统的熟人社会里，己与群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1]26。而在相对流动的“类熟人社会”里，村庄社会结构呈现出“类团体格局”的特点，而区别于熟人社会里的差序格局。由原生型社会关系所衍生出来的类团体，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交往的圈子，而在圈子之外，圈子与圈子之间形成了类似于“树冠羞避”(1)“树冠羞避”是一种森林奇观，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热带雨林中，且只有一些特定树种会有这种现象。也就是特定树种能互相感知彼此，即使生存空间非常拥挤，也能使相邻的树冠并不交叉重叠，而是各自占据一块空间，彼此“礼让”着成长，在树冠之间形成明显的间隔。的现象，彼此之间形成了比较明显的间隔。

这种类团体，首先表现为村庄中本地人(土)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村庄中居住的外地人(客)，他们形成了以原籍家族、村庄、县域等为单位的准乡帮团体或业缘团体。在居住方式、生活互助、休闲娱乐、集体行动、社会舆论等方面，这种类团体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从居住方式来看，村庄居住的外地人，常以家族为单位聚集在某一户的出租房内，而超出血缘之外的便是地缘性的聚居，往往以原籍村庄为单位或以原籍县域为单位聚集在某一区域内。例如，在联合村第6小组，小组主干道东边区域以河南尉氏县人为主，而西边则以四川广元人为主。一些从西部山区出来务工的人员，几乎是整村外出，并在务工地形成以原籍同村人聚居的居住场域。用本地人的话来说：“这种居住方式，都是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朋友带朋友给‘带’过来的。”

在生活互助中，类团体内部有着比较强的“自己人”认同和信任关系。抱团聚居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比较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满足了家庭日常照料和社会互助需要。自家人聚居，更便于在一些以高度信任为基础的日常事务上提供帮助。例如，在照管孩子方面，用当事人的话来说：“四个人照顾两三个小孩，时间错开几率远远高于两个人，我们当父母的时间更充裕一些。有时候，可能我和我老婆因为上班无法接送孩子上学，就可以让妹妹妹夫帮忙，反正孩子们在同一个学校，一起接送、照看也不算麻烦。在照管孩子方面，还是自家人更可靠！”

在社会交往中，类团体通过公共空间的构建，形成了内部整合的途径。例如，麻将馆成为重要公共空间，为老乡群体的内部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活动载体，老乡们通常聚集在老乡所开的麻将馆内交流信息、休闲娱乐、调解纠纷。据不完全统计，整个联合村就有二三十家麻将馆，面向自己的老乡群体开放，基本没有“外人”参与。如果听说哪两个老乡发生冲突，则会主动地将他们叫到麻将馆，在座的各位老乡会批评“没道理”的一方，冲突双方则会听取批评意见，并在老乡介入之后冰释前嫌。

在集体行动中，类团体在生计安排上形成了比较一致的集体行动，并借助社会舆论维系关系，如果不遵守规则，那么在经济机会的争夺中，就得不到帮助。G镇有家河南烩面馆，在平时经营中没有考虑老乡情谊，“老板娘对老乡们太抠，没有特殊照顾”。在遭到四川乡帮团体欺负时，河南老乡并没有站出来，烩面馆最终被迫转给四川人，并蒙受了经济损失。河南老乡们认为“老乡还是要为人大方、相互之间多联络，有事情(借钱、生病等)要去帮忙，否则当你受到委屈时，老乡并不会为你提供帮助”。

(三)“熟而不亲”的土客关系

随着工业园区发展，G镇人口急剧增长，截至2017年7月份，已有户籍人口约2.5万人，登记外来人员1.7万人，实际外来人口估计达到2万多人，土客比例达到1 ∶1，全镇人口容量达至5万人。为了满足外来人口的居住需要，本地人对居住空间进行了改造。在严格的宅基地制度下，村民在自家房屋主体外围的自留地上搭建一些建筑质量较差的附属房或简易房屋，少者有40～60 m2、多者有200～300 m2用以出租。房屋以每间20～30 m2的面积隔开，每间房屋的租金200～300元。截至2017年7月份，G镇全镇共有2568户出租房屋，共计9295间，出租房面积共计196946.01平方米，其中，85%用于居住。

在“大杂居，小聚居”、“长时间，小空间”的居住格局下，在长达10年之久的社会交往下，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熟悉感与信息透明的交往状态。在访谈过程中可以发现，房东与租客之间、租客与周围邻居之间的频繁互动，使得相互之间形成某种知根知底的状态，租客甚至比村庄本地人都清楚房东家的经济状况、家庭关系、生活习惯等等。但是，长时间的共同居住并没有使得相互之间形成深度交往的意愿，在人情往来等方面，形成了类团体之间的隔离，并没有多少人在类团体外部参与人情往来。语言不通、饮食差异、文化习俗和生产时间安排等方面的差异则强化了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区隔，彼此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虽然在原生型社会关系与建构型社会关系的共同作用下，人与人之间有了长时间、多方面、经常性的接触，产生了熟悉感，但这种熟悉感并没有转化为乡土社会中的亲密感。土客之间形成了有“有共生，但羞避”、“熟而不亲”的关系格局，并没有因此形成人情往来。

语言沟通上，村庄留守人员以中老年人为主，不太习惯说普通话，有村民讲：“我们年纪大了，不会说普通话，不跟他们(外地人)聊天的。”而外地人以中青年为主，一般讲普通话或家乡话，这使得土客之间存在着沟通障碍。饮食上，晋鲁豫皖地区的租客喜爱饺子、包子等面食，云贵川地区的租客每天炒菜都会放很多辣椒，本地人则偏好清单饮食，习惯互不相同，在饮食上难以实现融合，例如本地人会说四川湖南人“口味太重了，辣椒、菜油当水用，不可思议！”风俗习惯上，土客之间存在着比较深的偏见，本地人认为：“说是外地人，吃的比我们还好嘞！”“外地人团结，有帮头的，他们一个电话就来一群人。”而外来人口常说的是“本地人还是抠门，住在这里这么多年一个小菜都没给我们过。”生产时间安排上，本地人专注于葡萄的种植与销售，遵循的是农业生产时间，主要是白天忙碌；而外地人从事的是化工园区的工作，遵循的是三班倒等工厂体制的生产时间安排，土客之间没有太多共同的闲暇时间进行深度交往。

四、类熟人社会的生成机制

在工业化和人口双向流动的情况下，如何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安全，是人们首要关注的问题。经济机会的分配机制与流动社会的安全机制，使人们在保障生存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生计的维持，这两个机制的运作，促进了人们熟悉感的建立和类团体格局的发展。但是，“过日子”逻辑的区域差异在村庄这一场域内集中体现，使得熟悉感不能化解社会陌生化带来的文化隔膜。

(一)经济机会的分配机制

经济机会的分配机制指的是，在工业化乡村社会中，经济机会是按照什么样的机制进行分配的。在G镇，经济机会主要分为化工企业的招工机会与非正规经济的经营机会，而工厂招工体制和非正规经济的性质，决定了经济机会的分配，是按照类团体优先的原则。

工业园区招工体系的非开放性，使得人们依赖类团体。这是因为，工业园区的企业以精细化工、生物制药和部分轻工业为主，从工作性质来看，化工企业的工种多数为操作工、技术工，工人平时实行三班或者两班倒的作息时间安排，整体工作较为轻松，“只要开开关关阀门拉拉闸”即可，不耗费过多体力。但由于化工厂均有些许毒性，工作时需要工人带口罩、穿特殊服装等。这种工厂体制的特点，使得工厂对劳动力的劳动技能要求不高，但对于劳动力的稳定性和耐受性要求较高。在企业本身员工流动率不高的时候，为了补充零星劳动力，没有必要大肆宣传招聘。因此很多企业都会选择内招的方式，让自己的员工推荐老乡过来，这样也能节约招聘成本。这时，经济机会的获得，并不需要劳动力本身能力，而是需要劳动力的社会关系，人们必须借助老乡等类团体才能够获得工作机会。

在非正规经济中，经济机会的获得，需要类团体内部的熟人社会网络。在非正规经济中，很多市场信息都是地方性与经验性的，需要熟悉情况的人提供必要的信息，才能够找到经营机会，才能在经营中节约成本，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例如开小卖店，我们访谈到一个在G镇开小卖店的安徽人，很多在这里开小卖店的人都是他的同乡。开小卖店能够赚钱这个信息是通过老乡介绍传递给他的，如何开店，在哪开店也可以跟着老乡学习。熟人社会网络可以为他提供暂时住宿的地方，也可以为其提供参考意见，在必要的时候，也会给予经济帮扶。在这种情况下，熟人社会关系被移植过来，并为其生计机会的获得与维持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正是熟人社会网络的重要性，在婚丧嫁娶时，这些一起开小卖店的亲朋好友，成为他们仪式中必不可少的客人。

在非正规经济中，经济机会的维持，也需要类团体结构的社会支持。非正规经济的重要形式是街头摊贩经济。实际上，街头是一个公共空间，也是一个获利空间，谁有权使用这个空间，谁就有机会获得收益。但在公共空间的商业化使用方面，并没有形成规范，国家权力也不是二十四小时在场，只能保障街头白天的交通秩序，而在政府管制之外的傍晚，街头空间由谁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处于灰色地带。这里的人讲，谁有权力摆摊“都是打出来的”，社会规则与社会势力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人们只有借助社会关系网络，才能够维持在街头的利益，如果没有类团体结构的支持，会被打出街头，从而丧失经济利益。

(二)流动社会的安全机制

工业化乡村社会本身是一个人口双向流动的社会，人口的大规模流入流出，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人口流动性带来的社会安全风险及隐患。在流动社会中，人们缺乏必要的社会舆论约束，很容易产生越轨行为。在化工园区发展的初期，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数是一个人或者是老乡一起结伴过来，务工人群具有不稳定性、流动性较大的特点，由此带来的越轨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偷盗、黄赌毒、打架斗殴等现象较为突出，对本地人生活和外地人员务工都造成了不良后果。为了防范越轨行为对社会秩序带来的影响，本地人和外地人都采取了相应的安全机制作为应对的策略，本地人采取的策略一般为“区隔化”，外地人采取的策略则是“聚类化”。

对本地人来讲，有两个变量需要考察，一个是本地人的社会关联度，在面对外地人的时候，有没有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网络；另外一个是当地人的经济实力，当地人有没有在当地占据着比较好的获利机会，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据上层，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治理外地人。从社会关联度上面来讲，村庄本身就是原子化状态，每个人在面对外地人时，都是以个体化的形式面对的，势单力薄。从村庄集体经济和富人与村庄的经济联系来看，由于属于“留守村庄”，村庄集体经济也不发达，没有经济能力聘任治安队。村庄中的富人群体也生活在村庄外，对村庄治理并不关心，没有积极性参与治理外地人的活动。而外地人又基本上是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类团体当中的，是集团而不是个体。当经济实力差的本地个体遇到为生计奋斗的老乡团体时，是无力的。对当地人而言，外地人“集体打架斗殴，一个电话叫来一群人，蛮不讲理”“光脚不怕穿鞋的”是他们的直观感受。

为此，本地人采取“区隔化”的策略来积极应对。首先，在居住空间方面，人为制造出主客之间的区隔，在土客杂居的空间中，通过设置两个门、设置不同的生活通道等等方式造成生活轨迹的区隔，减少触碰。其次，在将房子租赁给外地人的时候，如何增强稳定性是村民所考虑的，很多租客房子一租就是五六年及以上，房东宁愿不涨房租也要让老租客留下来。第三，在日常生活交往、休闲娱乐方面减少碰触，减少模糊性社会关系的生成，本地人讲“我是本地人，所以我选择去本地人开的棋牌社”，“我和外地人有接触，是因为我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是明确的，万一牵扯不清我就不与他们交往”。

对于外地人而言，流动社会对于他们最大的挑战就是经济机会的维持。所以，通过“聚类化”的方式，积极参与准乡帮组织的交往，来巩固类团体是他们应对流动社会的重要安全机制，否则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会遭遇到生计安全被破坏的风险，而得不到社会网络的帮助。聚类化的方式包括：第一，通过招工体制积极吸纳自己老乡作为工友，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第二，通过麻将馆等公共空间的塑造与积极交往，增强准乡帮团体的凝聚力；第三，通过聚类化的居住，实现生活上的互惠与安全上的互助；第四，通过集体行动争夺非正规空间的经济机会，以增加内部经济机会。

(三)“过日子”的区域差异及集聚效应

许多学者[17-19]在进行田野调查时，都发现了“过日子”这一本土概念对分析农民日常生活行为及其生命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过日子”是围绕农民日常生活而形成的现实的生活逻辑[20]。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是沿袭自身所在区域的过日子逻辑来安排日常生活实践的。工业型村庄的外地人来自全国不同区域，“过日子”逻辑并没有随着迁移而改变，而是保持了比较大的韧性，人们在生活观念、生活方式、交往模式、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在村庄这一狭小空间集聚，使得社会整合的难度增大，社会冲突的几率增加。例如在G镇，外来农民工主要来自河南、山东、安徽、四川、贵州、云南、湖南等省份，总的来看，可以按照鲁豫皖和云贵川来做大类划分，鲁豫皖主要属于华北地区，遵循的是小亲族地区过日子的逻辑，而云贵川主要属于西南地区，遵循的是原子化地区过日子的逻辑。

过日子逻辑不同，各个群体的行为逻辑以及由此所造成的行为后果也不相同，这种区域差异使得不同区域的人之间产生了文化隔膜。例如在饮食方面，大家都看不惯彼此的饮食习惯，贵州人说“河南人太能省了，一家人一天下来几个馒头就能填饱肚子，菜都不用炒的！”河南人说“四川真能讲究，上顿吃不完就扔掉，明明可以剩下了下午吃，也太浪费了！”但饮食文化的不同，除了北方喜欢面食、南方习惯米饭等自然差异之外，过日子逻辑的不同是导致双方差异的主要原因。

来自鲁豫皖等小亲族地区的农民工，分裂型结构所产生出来的社会竞争，所有的家庭是能时时刻刻感受到的，这也构成他们奋斗生活的动力之源泉[21-22]，而他们的参照群体并不是打工所在地的村民，而是老家的同辈群体。在社会竞争当中，家庭再生产目标集中在简单再生产目标，即想尽办法给子代创造条件，以便其顺利成家，房子、车子以及子女结婚等外在指标是衡量地位的主要标准。在这个过程中，家庭资源的积累能力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家庭的高积累必然要求家庭在收支中保持“高收入、低支出”的结构。因此，他们并不重视日常生活消费，并尽量节约，以将大量财富用于在老家购房和买车以及子女婚姻方面。那么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来自云贵川地区的农民工的日常消费行为是他们所不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而来自云贵川等原子化地区的农民工，家庭并不背负巨大的超越家庭本身的责任，将现实生活过好就是目的本身，日子过好了，家庭组织就有意义了。在家庭再生产的目标里，并不包含过多的消费竞争和子女成家的内容，家庭积累的动力不是特别充足，家庭形成的是量入为出的收支结构。在这种过日子逻辑下，更加注重日常生活体验，特别是注重生活的舒适度和享受度。那么在饮食方面，就比较讲口味和舒适。在他们看来，鲁豫皖地区的生活方式也就不是特别能够理解了。

这种差异体现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群体之间在短期内无法实现认同与融合。认知模式的差异与社会陌生化，使得个体在面对陌生群体的时候，很容易采取“有礼貌的不关注”的态度，以避免产生冲突。

五、新时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再出发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人口的双向流动，沿海地区的很多村庄从传统农业型村庄转化为工业化村庄，呈现出“亦工亦农”、“半城半乡”、“土客杂居”等新特点，工业化乡村社会开始形成。本文试图从村庄本位出发，在工业化乡村社会这一特殊社会形态中，探讨村庄“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对村庄社会生活秩序做出整体性的概括。工业化乡村具有其独特的社会性质，可以称之为“类熟人社会”。学界既有概念“无主体熟人社会”揭示了作为人口流出地的中西部农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而“类熟人社会”与其相对应，形成对转型期中国村庄社会性质的互补性解释。在类熟人社会里，“熟悉”感是通过原生型社会关系和建构型社会关系共同建构出来的；由原生型社会关系所衍生出来的类团体，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交往的圈子，而在圈子之外，圈子与圈子之间形成了比较明显的间隔；相互之间的熟悉感并没有转化为乡土社会中的亲密感，人们之间形成了有“有共生，但羞避”“熟而不亲”的关系格局。类熟人社会的生成，一方面取决于生计机会和生计维持高度依赖的类团体结构，另一方面取决于流动社会的安全机制，本地人采取“区隔化”，而外地人采取“聚类化”的方式，保证自己在流动社会避免生存风险和安全风险。过日子的区域差异，也使得各群体之间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融合。

中国乡村社会正在产生巨变，沿海地区工业化乡村社会成为村庄常态，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以维持，深刻理解与认识工业化乡村社会，是实现治理有效与村庄善治的前提。不过，工业化路径的不同，工业化乡村社会形态也相应存在很大的差异，形成不同社会关联的结构背景。在不同的结构背景下，人们的功能需求、生计策略与安全策略可能也不相同。由于田野经验只局限于一地，本文可能只是揭示了工业化乡村社会的一种社会形态与性质，这是本文的局限，同时也构成了研究的某一起点，通过“点—线—面”的积累，以对新时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