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亚斌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430072

我国产茶历史悠久，茶叶与人民的生活联系也十分紧密。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士人文化的兴起、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茶叶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涌现出一批名茶，龙井茶就是其中之一。颇受时人追捧的龙井茶名声虽大，但其可考的形成年代却并不算早，更不用说其被定为贡茶的具体时段了。关于这一问题，民间、茶学界、史学界说法不一，如此种种，似皆有继续考察之必要。

一、龙井茶的起源与形成

关于龙井茶的起源，目前的研究结果说法不一。有人认为龙井茶是北宋时期的“小龙团贡茶”，已有学者对此进行过考证[1]，此不赘述。《中国茶叶大辞典》中认为龙井茶得益于北宋辩才法师的发现而闻名[2]。《中国茶经》指出龙井茶自宋代起就被列为中国名茶，但后文具体谈到龙井茶时，又说其起始于明末清初，则有些前后矛盾，让人不解。以上所举，都为相关领域的学术著作，对这一问题尚且都莫衷一是，倘若翻看相关的茶学著作、杭州的文史读物，则更是众说纷纭，真假难辨。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对古代茶书、方志、诗文等历史资料进行系统梳理，一窥龙井茶由来的究竟。

杭州产茶历史悠久，现有史料中明确记载杭州产茶的是陆羽的《茶经》：“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又进一步提到“杭州临安、於潜二县生天目山，与舒州同；钱塘生天竺、灵隐二寺”[3]。其中明确提到杭州产茶，主要是在天目山以及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且茶叶的品质不高，至于其他地方是否产茶则不为人知，可见当时龙井之地尚未产茶或者所产茶叶不为人知。五代时期的《茶谱》对于全国产茶之地亦有记载，“杭州临安、於潜二县生天目山者，与舒州同”，这里的说法与《茶经》中的记载如出一辙，但提到睦州所产茶叶时，又说“睦州之鸠坑极妙”[4]，与《茶经》中“睦州下”的说法不同，可见《茶谱》的撰写有其现实依据，并非照搬《茶经》的内容，因此其对杭州产茶的记载，较为可信。晚清俞樾亦曾有考证：“唐陆羽茶经云，浙西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按今杭州之龙井茶，苏州洞庭山之碧螺春茶，皆名闻天下，而在唐时则皆下品也。又杭州注云，生天竺灵隐二寺，然则当时龙井亦未知名”[5]。

从地方志的记载来考察杭州茶叶的发展，不妨将视野拉长一点，这样有利于更好地考察龙井茶的历史。现今可以找到最早关于杭州的地方志是宋代的，主要有3 部：《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分别成书于宋孝宗（1163—1189）、宋理宗（1225—1264）、宋度宗（1265—1274） 时期。其中关于茶的记载有：“货，茶、盐、丝、蜜、蜡、纸”[6]，“茶，岁贡见旧志载，钱塘宝云庵产者名宝云茶，下天竺香林洞产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峰产者名白云茶。盖南北两山及外七邑诸名山大抵皆产茶，近日径山寺僧采谷雨前者以小缶贮送”[7]。

从以上的记载来看，可以确定的有两点：一是宋代杭州确有茶入贡，分别是宝云茶、香林茶、白云茶，但不能认为就是龙井茶，直到明代依旧可以看到对这些茶叶的记载，“白云茶，郡志曰白云峰出者名白云茶与香林、宝云并称佳品”[8]。而此时龙井茶已经闻名，经常出现于文人诗歌和茶书著作中，若简单地将宝云茶、香林茶、白云茶等同于后世的龙井茶尚且缺乏有力的支撑。二是龙井位于南山之中，“盖南北两山及外七邑诸名山大抵皆产茶”意味着此时龙井地区很可能已经种植茶叶，只是尚且不为人所知。如果宋代龙井茶已经闻名，必然为世人所知，或者出现于文献的记载，但从当时史料内容来看，尚且不能认为龙井茶已经出现。

直到元代，龙井一带所产茶叶才开始出名。元代儒学家、诗人虞集（1272—1348）的《次邓文原游龙井》一诗中有对于龙井地区茶叶的描写：“坐我薝蔔中，余香不闻嗅。但见瓢中清，翠影落群岫。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后。同来二三子，三咽不忍嗽”[9]。可见当时龙井一带风光旖旎，景色优美，因此文人僧侣皆来此赏景饮茶，诗文中明确记载龙井不仅产茶而且茶的质量很高，对于茶叶的采摘、制作、形状也均有记载和描述，这些特征与后世龙井茶颇有相似之处。

应该说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此时龙井所产的茶叶就是后世的龙井茶，只是此时尚未以龙井命名罢了。“龙井”二字早在宋代就已经出现，最早是指井（泉）名。“龙井，本名龙泓。吴赤乌中，葛洪炼丹于此，事见《图经》。一名龙泉见《吴越补史》，一名龙湫见宋宁宗敕。旧传其源与江海通，有龙居之，祈雨辄应。元丰三年，元净自天竺退休，寿圣尝率其徒以浮屠法环而咒之，俄有大鱼自泉中跃出，观者异焉。乾道元年，孝宗奉高宗临幸是山酌泉井上。咸淳五年，潜说友篆刻龙井二大字于山石”[10]，后来龙井附近的村落、物产都以龙井冠名，逐渐形成了龙井泉、龙井寺、龙井村、龙井茶等，其中“龙井”作为一种茶叶的专有名称，最早应该出现于明朝初年。

关于到底何时龙井地区所产茶叶开始使用“龙井茶”这一名称，有学者做过相关的考证，认为明朝中叶以后开始有龙井茶专称[11]。笔者通过对史料的搜集，发现“龙井茶”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明朝初年。元末明初文人唐之淳（1350—1401）著有诗集《唐愚士诗》，其中有《雪水烹茶》一诗：“乞得银河水，来烹龙井茶。枪旗开雨叶，风浪熟天华。玉液渗云旗，寒铛独煮时。一瓯醒酒困，谁道愧粗儿”[12]。唐之淳是今浙江绍兴人，他接触龙井茶应该说是比较容易的事。需要注意的是，明代龙井产茶开始大量见诸史料，尽管明初就已经出现龙井茶这一称谓，但这并不意味着龙井茶就是龙井其地所产茶叶的专有称谓。

“茶，出老龙井者作豆花香，色青味甘，与他山异。又有宝云山产者，名宝云茶；下天竺香林洞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峰者，名白云茶；宝严院、垂云亭、翁家山亦产茶，最下者法华山、石人坞茶。而龙井、法相僧收以语四方人曰本山茶”[13]。

万历《杭州府志》中就有记载龙井所产茶叶被称为“本山茶”。这一称呼不仅在明代见于记载，清代亦有，“茶坡，在井西玉泓池，左坡下有无碍泉。《浙江通志》云杭郡之茶总不及龙井之产，其茶作豆花香，色清味甘。词人多见称誉，惟明袁宏道谓其尚带草气，陶望龄作歌嘲之。每岁所产不过数斤，山僧收焙以语四方人曰本山茶”[14]。或许是“龙井茶”已经深入人心，“本山茶”的说法不常见于史书记载，容易被人忽视。上述所提到的龙井、富阳、径山等都是地名而非茶名，但是以地名命名茶叶在古代也是常见的。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导致当时龙井茶同时存在多个茶名，可见龙井茶的名称是历经了较长的发展时间才形成的。

二、龙井茶的入贡

贡茶是指专供皇室享用的茶叶，这是中国古代皇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贡物制度有3个特征：一为等级性，即“从下献上”由地方向中央进献；二为自愿性，与强制性的赋税不同；三为地方性——“任土作贡”进献的贡物必须是方物，即各地以其具有代表性的特产进贡[15]。虽然贡茶制度一直沿袭，但是进贡的茶叶却时常发生变化，总体来看，贡茶的品种越来越多，进贡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这不仅与茶业的发展扩大有关，最主要的还在于统治者的个人喜好。

虽然龙井茶在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后期颇受追捧，但直到此时依旧没能进入皇室，成为贡茶。嘉靖《浙江通志》对于明代浙江贡赋、贡茶记载如下：“浙江布政使司……贡曰茶芽五百斤”“杭州府贡茶芽四十斤”[16]。

如果说嘉靖《浙江通志》的说法尚且比较笼统，不能作为龙井茶是否入贡的有力证据，那么成书于明末清初的《枣林杂俎》对于明代贡茶的记载则更为详细：“浙江长兴县芽茶三十五斤；嵊县芽茶十八斤；会稽县芽茶三十斤；永嘉县芽茶二十斤；临安县茶二十斤；乐清县茶十斤；富阳县茶二十斤；慈溪县茶二百六十斤；丽水县芽茶二十斤；金华县茶二十二斤；龙游等县芽茶二十斤；临海等县芽茶十五斤；建德县芽茶五斤；淳安县茶五斤；遂安、寿昌二县各茶五斤；桐庐县茶二斤；分水县茶一斤”[17]。

杭州府所属的钱塘、仁和、余杭、富阳、临安、於潜、新城、昌化、海宁各县中，只有临安、富阳两县每年贡茶二十斤，而龙井茶产地的钱塘县则不见其中，可见直到明代龙井茶仍旧被排除在贡茶之外。

龙井茶何时被定为贡茶？说法不一。就笔者所见，有4 种说法：一为顺治时期，此说主要在民间流传，但缺乏有力支撑，尚且无从考证；一为康熙时期；一为雍正时期；一为乾隆时期，此说在学术界、民间最为流行。蔡镇楚等[18]认为是康熙时期，但并未给出考证。王慧[19]认为是雍正时期，将其观点摘录如下：“龙井茶何时成为贡茶？茶文化界认为自从乾隆皇帝巡幸杭州，到龙井观茶作歌后，才将龙井茶列为贡茶。实则不然，清雍正皇帝御制文集中《驾郊外驻跸遇雨》曰：‘村庄驻辇省农田，共庆西成惠泽宣。雷绕千峰明远电，雨倾四野响飞泉。博山香热余烟袅，龙井茶敲活火煎。几杵钟声云外杳，顿令心地觉超然。’（故宫博物院编《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四，海南出版社，2000年）说明龙井茶在清初就已成为贡茶”。对此笔者认为值得商榷，王慧主要依据的是雍正皇帝的御制诗文集，里面的确提到了雍正在郊外遇雨之后品尝龙井。虽然此诗所作的确切年份难以确定，但是她忽略了一个事实，《驾郊外驻跸遇雨》的全名是《秋日随驾郊外驻跸遇雨》，此文出自《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四，《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收录的是雍正皇帝的诗作，但这不全是雍正皇帝登基之后的诗文，准确地说从第二十一卷开始称为《雍邸集》，收录的是雍正即位之前的诗作，故而这首诗应当写于雍正即位之前，也就是康熙时期，再者诗文全名为《秋日随驾郊外驻跸遇雨》，“随驾”随谁的驾？当然是随其父康熙的銮驾。这说明至少在康熙时期，龙井茶就已经成为贡茶，获得了清朝统治阶层的喜爱。

而多数学者认为龙井茶在乾隆时期成为贡茶，目前比较通行的说法是乾隆“六下江南”，多次品评龙井茶，龙井茶由此被列为贡茶。在此仅举一例，《浙江通史》中有关此事的记载是：“进入清代，龙井茶开始闻名遐迩，清初人认为杭郡诸茶，总不及龙井之产，而谷雨前细芽，取其一旗一枪，尤为珍品”[20]。到了清代中期，喜欢游山玩水的乾隆皇帝，多次下江南游西湖品龙井茶，龙井茶被列为贡茶年年送进皇宫，从此龙井茶名声大噪，逐渐成为扬名海内外的茶中名品。前述已经提到，康熙时期龙井茶就已经为皇室所享用，应该说从那时起，龙井茶就已经成为贡品。

龙井茶在康熙时期成为贡茶应该是符合历史的。到康熙时期，龙井茶的品质已经非常好了。康熙二十五年《杭州府志》载“茶，各县皆有，富阳亦佳，余杭径山所产甚多，然终不如钱塘出龙井者名。龙井茶色青味甘，其品绝高”[21]。康熙曾经6 次南巡，从第二次开始，也就是康熙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5 次到达杭州，并且在四十四年、四十六年两次移驻西湖行宫并在西湖游览，很有可能就是在南巡的过程中，康熙接触到龙井茶而将其定为贡茶的，可惜的是由于实录记载过于简洁，笔者并未找到相关史料予以佐证。

那为什么学术界大多认为到乾隆时期龙井茶才成为贡茶呢？一个原因在于史料中关于贡物的记载不够详细。事实上直到清代，有关贡物的记载大多只提贡物的种类，对于其具体的名称、产地则未提及，从中很难看到龙井茶的身影。

“浙江省额解黄茶、芽茶、黄蜡、黄熟铜、桐油、白棉、白丝织造纱缎绸绫等物。”[22]“浙江省额解上用黄茶二十八篓，内用黄茶九十二篓，芽茶二千斤。”[23]“浙江布政司……黄茶一百二十篓，芽茶七千四百七十六斤”“浙江省岁解芽茶共五百五斤。杭州府属四十斤。”[24]“浙江省岁贡黄茶二十八篓，每篓八百包，由户部转送茶库验收”[25]。

以上史料记载的大多是例贡，即对指定产茶地的定额定时征解，相当于地方每年必须上交中央的实物税。如康熙《大清会典》中就有“岁进芽茶”的记载。此类茶不但产地固定，就连入贡的时间都有明确规定，以浙江省茶芽进贡时间为例：“顺治七年，礼部照会产茶各省布政司，每年谷雨后十日起解，定限日期到部，延缓者参处……浙江省，杭州府限五十二日，湖州府限五十二日，宁波府限六十一日，绍兴府限五十五日，处州府限七十日，温州府限七十七日，金华府限六十四日，衢州府限六十七日，台州府限七十一日，严州府限五十八日”[24]。而龙井茶很可能是以方物的形式入贡的，这类茶叶的入贡具有随意性，主要体现地方特色，进贡的时间、种类、数量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有学者在对清代贡茶研究后指出，清代的贡茶中数量最大的不是龙井茶，而是黄茶。黄茶是浙江地方督办的主要例贡茶，每年要向宫廷进贡数百斤[26]。所以，在官方正史的记载中，大多都是例贡，方物进贡更多的是地方督抚大员通过奏折的形式进呈皇帝知道，其地方特色非常明显。

“乾隆时期，各省例进方物，茶叶一类……漕运总督进龙井茶一百瓶。河东河道总督进碧螺春茶一百瓶……浙江巡抚进龙井芽茶一百瓶，各种芽茶一百瓶，城头菊五箱……（内务府奏销档）。”[27]可以看出地方大员是方物进贡的主要代表，而他们所进贡的茶叶，如江苏的碧螺春、云南的普洱茶、浙江的龙井茶、安徽的雀舌茶等，都是自己统辖地方所产的茶叶，具有地方特产的性质。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例贡茶叶有明显的数量或者重量规定，显示出其强制性和不可替代性，更深层次显示出中央政府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而方物茶叶则没有明显的重量规定，但其种类较例贡茶叶丰富，由地方大员进呈给皇帝，则显示臣子对帝王的忠诚。

此外，乾隆皇帝与龙井茶之间的故事广泛流传，他效仿其祖父康熙6次南巡，曾4次前往杭州西湖，观采茶、品龙井、赋诗文，对龙井茶赞赏有加。他先后写下《观采茶作歌》《观采茶作歌（续）》《坐龙井上烹茶偶成》《再游龙井作》等诗篇，甚至在北京皇城他依旧对龙井茶恋恋不忘，写下了《雨前茶》的诗篇，以致不少人认为龙井在乾隆期间才成为贡茶。

尽管龙井茶在乾隆以前就成为贡茶，但对龙井茶的发展起到最大作用的应该是乾隆皇帝。最高统治者对龙井茶的喜爱，势必会推动龙井茶种植面积的扩大，产量及品质的提高，同时，皇帝对龙井茶的钟爱更是提升了龙井茶的知名度，使得龙井茶的地位不断上升。到民国初年，西湖龙井茶更是成为中国十大名茶之首。

三、余论

综上所述，早在宋代，龙井及其周边地区就已经开始种植茶叶，只是由于茶叶质量不佳，尚未引起人们注意，未获得声名。而元朝末年虞集的《次邓文原游龙井》一诗则表明此时茶叶质量已经较之前有了巨大提升，在采摘、制作、形状等方面至今仍为龙井茶所沿用，元朝奠定了后世龙井茶的基础。直到明朝初年，龙井及其周边地区所产茶叶被称为龙井茶并开始出现于文献记载，此后龙井茶越来越受人追捧，特别是明朝中后期，有关龙井茶的记载大量出现，龙井茶的社会认可度越来越高，最终在清朝康熙年间成为贡茶，又获得乾隆皇帝的无比喜爱并发展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