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兆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决心打好粮食翻身仗、农业合作化这一仗，猪被寄予厚望，委以“先锋”。

生在湖南韶山冲的毛泽东，因为父亲曾靠养猪发家致富，打小就了解这一行。新中国之初他和乡亲通信时动辄提及“粮亏猪贱，近月好些否”。1953年2月中下旬，毛泽东在武汉、南京相继听取有关养猪的汇报后，讲到养猪、积肥与农业的关系，形象地说，一头猪就是一座完整的小肥料厂。他还写信给陈云、邓小平，要求把生猪养殖工作抓起来，说这是“一笔大财富，不但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可以帮助兄弟国家”。

1955年底，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为《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写下按语：“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的计划内。”翌年11月出版的《农村工作通讯》介绍了山东阳谷县某合作社养猪两万头的情况后，毛泽东将之批转给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代表阅看，并要求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指出：“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是月30日，他又批示：“此件似可转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小平酌处。”

毛泽东在鼓励合作社大力养猪时，也要求“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以改善生活，提高家庭收入。新中国成立之初到互助组、初级社，农民对自养的猪有自主权。加入高级社后，自主权渐失，农民养的猪都要上调肉食站，农民对待猪的方式也就大不相同起来，胆大者还故意把猪养死——养死了自己还能吃上一块肉，总比调走充公好。一些地方政府以反私利运动针锋相对，号召农民不能光顾自身利益，要有集体观念。但连着几年，难抑猪数量锐减。

无猪可调了，又如何完成“支援猪”的计划？干部骂，老百姓更是骂。清醒的领导者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毛泽东反对无偿“调猪”，1956年11月21日在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时，特地在“今后收购的肥猪，每头给养猪农民留肉十斤到十五斤”后加写“（其中应有猪油四斤到五斤）”。

1959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安徽听取农村情况汇报后，指出：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公养和私养并举;一亩地一头猪，肥料就基本得到解决;一个小化肥厂可以解决一个公社问题，翌日下午，他特地到蜀山公社的万头猪场等地考察，再次强调搞农业不搞化肥不行。

此前不久，毛泽东看了一篇介绍河北吴桥县王谦寺公社大养其猪，一举三得解决吃肉、肥料、粮食增产等问题，穷队变富队的文章，引发思考。10月31日清早，他在专列上看完李先念报送的《大干一年翻了身，魁星庄生产队养猪积肥改变贫困面貌》后，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开头就说：“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

信中，毛泽东说：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摘自《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