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友

(1.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2.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今)享誉当代英国小说界。自上世纪80年代崛起于英国文坛至今，他创作了《群山淡影》(APaleViewofHill)、《浮世画家》(AnArtistoftheFloatingWorld)、《长日留痕》(TheRemainsoftheDay)、《无法安慰》(TheUnconsoled)、《上海孤儿》(WhenWeWereOrphans)、《别让我走》(NeverLetMeGo)与《被掩埋的巨人》(TheBuriedGiant)七部长篇小说。欧美主流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两次(1983、1993)将石黑一雄列为“英国优秀小说家”。他获得了“契尔特纳姆文学艺术奖”“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布克奖”“诺贝尔文学奖”等众多国际奖项，其作品被翻译为多种语言，畅销世界，受到世界读者的赞誉。石黑一雄与奈保尔(V·S·Naipaul)、拉什迪(Salman Rushdie)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然而，他突破了族裔身份诉求，描述不同文化背景的生活景象，关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的普遍生存经验，注重建立与不同文化、地区与民族读者之间的情感连接，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国际化写作风格。这一写作模式是他言说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困境的方式，传递出其创作的价值取向与人文内涵。

一、石黑一雄小说创作国际化风格的生成

从石黑一雄的成长经历与创作实践来看，多元文化成长环境、文化保守思维的突破、人类共同情感的描绘，共同推动着他的国际化写作风格的生成。

石黑一雄出生于日本长崎，成长于多元文化环境。其祖父上世纪三十年代效力于日本丰田公司上海分公司，父亲出生于上海，是一位海洋学家，幼年在上海生活，深受中国文化熏陶，因此，中国文化应该是作家最早接触到的域外文化。石黑一雄五岁时，其父服务于英国政府北海石油计划时，全家迁移到英国南部定居。尽管如此，母亲有意识地对他进行日本文化教育。移民英国后，石黑一雄在吉尔古特镇(Guildford)接受英国正统教育，受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影响，为其作品的英国文化书写奠定了必备的基础。中学毕业后，石黑一雄做过英国女王的猎手，亲身体验了苏格兰文化，后对北美国家文化感兴趣，在美国与加拿大旅行。石黑一雄在肯特大学就读期间，专门花费一年时间在苏格兰中部和伦敦西部从事社区义工事务。在多种文化价值观的感染下，他有意培养自己的国际化意识，并主动地在小说创作中对其加以呈现。

如果说多元文化成长环境是石黑一雄创作国际化风格生成的文化语境，那么突破文化保守思维，是石黑一雄“国际化写作”的主要文化动机。两次世界大战浩劫之后，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瓦解，英国失去了世界中心地位。80年代，保守主义政治人物撒切尔夫人推崇维多利亚价值观，重建昔日帝国自信。一种死守英国传统的文化保守思潮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英国文坛在这种价值观影响下弥漫着怀旧情绪，英国文学创作失去了昔日世界中心地位，渐渐处于世界文学的外围。安德鲁·桑德斯(Andrew Saunders)认为“英国文学仍然显示出这样一种明显的倾向：孤立保守，秉持过去的狭隘观念并津津乐道”[1]。作为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小说家，石黑一雄深感创作的危机：“生活在英国，我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压力，使我的创作不得不国际化。否则最后我也会像丹麦或瑞典作家一样处于一个外围的位置。”[2]因此，他极力冲破岛国价值束缚，关切人类生存境遇，聚焦国际题材。

石黑一雄小说创作国际化风格最终成型于他对人类共同的生存经验书写与世界普遍性真理的揭示。对于小说创作国际化，石黑一雄指出：“作品越有深度，作品的普遍真理越有深度，那么它就越国际化。”[2]为此，他淡化小说的地域背景，突出人类共同的生存体验，深挖人性的复杂，揭示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危机与困境。这种创作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与区域的读者都具有吸引力，引起他们情感共鸣。人类共同情感体验描绘的程度就是作品的深度，是其创作国际化的标尺。石黑一雄立足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急剧变革，探讨民族文化的挑战、科技伦理、本土与他者文化交融中的身份焦虑，揭示当代世界人类遭遇的复杂生存困境与精神救赎之道。这是他小说创作国际化的具象化。

二、石黑一雄国际化创作的文化困境呈现

石黑一雄通过国际化写作范式呈现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挑战、科技发展中的伦理危机以及多元文化交融中的身份认同困扰，凝聚他对当代世界人类文化处境的省思。

1.文化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消解

文化全球化中，强势文化通过战争、技术、资本和商品等形式，对外进行文化渗透与扩张，冲击、侵蚀和同化弱势地区的民族文化。这一过程加速了世界文化发展的单质化趋势。当代世界，西方主要国家主导了世界的文化秩序，推行他们鼓吹的普适价值。《无可慰藉》呈现了这种文化困境。故事发生在一个中欧小城，叙述者瑞德疲惫不堪地来到小城参加“周四之夜”的音乐会，挽救小城文化危机。小城有悠久历史，城里有多处文化遗产，有一系列历史性事件，如十八世纪腓特烈大帝曾经在城中居住。深厚的文化积淀展现了小城的民族文化传统。小城人曾一度在知名画家、音乐家、作家、英雄人物等城市文化领军人物的价值引领下，生活在一个和谐的共同体中。然而，外来文化对小城产生了毁灭性的摧毁。外来艺术精英来到小城后，人们对他者文化顶礼膜拜。“他们只知道克里斯托弗是个大人物，全世界都围着他转。”[3]但这位大人物的艺术表演渗透了西方强势文化的优越感，鄙视小城本土文化。在其影响下，沮丧、焦虑与失望等情绪弥漫于整个小城。古斯塔夫父女交流沟通中断、哈夫曼夫妇情感危机、布卢茨基与柯林斯蒂扭曲的爱情等悲剧事件，证实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造成了小城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小城人的精神生态暗示市民无法形成情感共识，凝聚城市的共同文化价值崩塌，市民失去了精神支柱。“于是这儿弥漫着某种情绪……呃，一种惴惴不安的情绪。”[3]虽然市民急于重建文化秩序。但他们并没有复兴民族传统文化，而是向他者文化求助,请来世界级音乐家瑞德。从叙述者言语中可得知，瑞德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他被期待挽救小城的文化精神进而恢复小城生机。“瑞德先生，你得心狠手辣才行啊。我们的城市危在旦夕，凄惨一片。反正总得从某个地方开始拨乱反正？从中心开始也未尝不可。”[3]在充满讽刺的小说结局，瑞德因忙于他人的生活琐事而未能登上舞台，布罗茨基过度怜惜自己无关紧要的伤口，在舞台上出尽洋相，斯蒂芬的演出令霍夫曼夫妇失望而未能让全家人的关系和谐如初。这些表明“周四之夜”演出的初衷没有实现。小城仍旧危机重重。

在作家笔下，克里斯托弗和瑞德是享誉世界的艺术家，是西方强势文化的代言人。他们以艺术形式推行一种普适价值，其结果就是小城的文化同质化危机。西方强势文化消解小城民族文化个性，无法激起小城人对于自身文化的批判与想象[4]。西方凭借其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实力在全球被推行其文化价值。处于经济弱势的国家与地区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无可慰藉》展示了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命运，警示人们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与同化威胁着弱小民族传统的延续。

2.科技进步的伦理缺失

科技进步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支撑科技的工具理性主导人们的思维，伦理精神失去了对技术体制的规范和引导，处于失语与缺失状态。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Weber Max)认为，工具理性以自然科学范畴的量化与预测等理性计算手段，检测生产力发达的西方社会人们的行为及后果是否合理[5]。他强调，工具理性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技术化的手段促成目标的实现，培养了现代人的科学理性精神，但这一思维方式排斥道德、伦理、情感等人文精神。在工具理性的操控下，科技异化为技术征服的力量，科技创新转化为摧残人性的僵化技术体制，功利化、目的论、效率论等控制了人的心智，教会人功利地看待一切。科技成为人们最大限度地、最高效地攫取物质利益的工具。而伦理价值失去了对科技应有的规范与约束功能。

《别让我走》讲述了以凯西、露丝、汤米为代表的克隆人的悲惨命运，表达了作家对科技伦理缺失的焦虑。他们在海勒姆成长，接受良好教育，成年后被转入器官移植机构等待器官摘除，在康复中心完成器官任务后生命终结。凯茜目睹伙伴们的生命终结中悲伤至极，在露丝和汤米离世后主动“捐赠”器官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了延续生命，凯西与汤米曾找到管理者玛丽·克劳德，希望看在她俩情侣的份上让两人延迟器官“捐献”，艾米莉无情地给出了回应：“没有，汤米。没有那回事，你的生活现在必须按照安排好的轨道走下去。”[6]艾米莉把克隆人出让器官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是程式化的工作。技术以功利为终极目标，克隆人的情感被漠视。克隆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受一套完整的技术体制支配，以服务医学器官移植。著名思想家理查德·塔纳斯(Tarnas Richard)指出“技术正在取代与毁掉人性，把人置于一个人造的环境中，而不是充满活力的自然中。这种环境是一种标准化的环境，一切手段服从于目的，工业化活动需要机械化，所有的难题都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来解决，从而牺牲了人在生存中的自然情感反应”[7]。克隆人生命中的每一阶段是规划好的技术程序，技术主体只关心克隆人的器官用途，社会关注生物医疗技术进步，一切情感、人性、关爱等伦理价值都显得苍白无力。

3. 本土文化与他者文化碰撞中的身份迷思

当处于两种文化冲突中，人们往往处于文化断裂地带，出现文化身份的窘境，产生身份认同困惑。沉迷于旧有文化身份、盲目追求异域文化身份、本土与异域文化身份之间摇摆不定是身份迷思的呈现。石黑一雄笔下的英国人或日本人的身份焦虑大致如此。《长日留痕》中，史蒂芬斯沉迷于昔日帝国贵族管家身份而无法自拔。战后，史蒂芬斯大半生效忠的达灵顿勋爵府，被美国商人购买后，进入文化产业发展的商业化进程。这颠覆了史蒂文斯的英国管家身份。一个曾经地位显赫，有崇高荣耀的管家身份已消失。美国商业文化使他无所适从。他在府邸易手后去英国西部旅行，感受乡村与田园风光。旅途回忆使他沉迷于旧有身份，在怀旧中慰藉心灵。作为一个管家，他唯主人的吩咐是从。史蒂芬斯的内敛、忠诚、冷静、崇拜上层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典型的“英国性”。但这种文化身份在美国化的英国社会已不合时宜，不加选择地抱守“英国性”身份与新的生存环境格格不入。他在旅行出发时，目睹被破坏的英国风景黯然神伤。“不久，四周的环境终于变得渐渐陌生了。于是我明白，我已经走出了我原来熟悉地方的边界。我曾听人描述过在船张帆开航后，终于再也看不到陆地时的心境。我设想常与这一刹那相关而又描绘出的那种既忧虑又兴奋的复杂感受与我坐在这‘福特轿车’里，随着周围环境渐渐变得陌生的感觉是何其相似。”[8]

美国福特汽车是史蒂芬斯的新主人的身份标志，影射战后美国文化已深入英国社会。曾经熟悉的环境变得陌生，则暗示昔日的英国管家身份，已时过境迁，无法适应变化的社会现实。

《群山淡影》讲述了日本文化与英美文化碰撞中人物的身份错乱。佐知子盲目追求美国身份，是“美国梦”的追求者，她认为美国是一个到处是机遇的国家，女儿在那儿前途无限可能：“万里子可以成为女商人，它可以进大学画画，然后成为一个艺术家。所有这些事情在美国要容易得多，悦子。”[9]即使美国丈夫弗兰克是一个不可靠的人，但因能给她美国身份，她选择隐忍，全然不顾女儿的感受。主人公悦子在日本长崎遭遇原子弹轰炸后携女儿景子来到英国定居。景子无法融入异域的生活环境，与英国继父和妹妹的价值观冲突，在自我封闭中因精神抑郁而自杀。景子的死令悦子自责，使她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追求。但每当如此，悦子又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她坚持认为移民英国是为了景子有更好的成长环境。然而事实是，悦子来到英国后发现英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存在着尖锐的价值冲突。悦子的前夫二郎的本分与踏实是日本文化传统的美德，而在她的英国丈夫眼里却是呆笨与愚蠢。景子的自杀原因被英国大众解读为“日本人天生爱自杀”的民族性格。日本人的血亲意识与家庭和谐观念与有着英国人血统的小女儿尼基的个人主义价值无法相融。这些让悦子无法在情感上接受英国文化。因此，她无法融入英国人的生存环境中，在其英国丈夫死后孤身一人生活，更加怀念日本文化。陷于日本文化与英国文化价值选择的摇摆，正反映了悦子的身份游离与认同困惑。流散者身处两种文化的冲突中，产生文化身份认同迷思，失去心灵归属，成为精神“流浪者”。

三、文化困境的救赎探索

石黑一雄的国际题材小说显示他游走在东西方文明之间，以敏锐的嗅觉洞察当代世界文化发展困境，以超然的文化立场审视民族文化、科技伦理与身份认同，探索可能的救赎之道。

首先，人们只有坚守民族文化之根才能回归精神家园。石黑一雄在世界主义视野下深思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文化的发展前途。《浮世画家》讲述了战后日本美军的占领下，美国文化价值观冲刷日本民族文化，美国文化已经在日本社会中成为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日本战后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受到美国文化的浸染，兴起了美国文化崇拜之风。著名画家小野坚定捍卫民族传统。他买下日本传统艺术家杉村明的老宅，为保存文化遗产，他又修复了在大轰炸中遭受破坏的宅子，支持杉村家族修复城市文化设施。在艺术上，他主张展示日本文化元素。在谈到作画时他说：“大家心里很清楚，我们替人画的那些东西——艺伎，樱桃树，游动的鲤鱼，庙宇——主要为了运出去让外国人看着有‘日本味’。”[10]他有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忏悔自己的过去作品中的军国主义宣传：“我承认我做的许多事情对我们民族极其有害，我承认在那些给人民带来数不清的痛苦的人当中，也有我一份子。”[10]

就作家本人而言，虽然他以英国人身份观察日本社会，但他与日本民族文化始终联系在一起。即使在英国生活，日语一直是家庭交流语言，父母向他讲述家乡长崎二战中的大轰炸及战后重建的故事，不仅有助于作家创作素材的积累，而且也使其思想带上日本民族文化的痕迹。在一次访谈中他曾说：“尽管他说英语时不像一个外国人，但回家和父母呆上几日就能用一种日本的方式思考。”[11]日本民族文化元素时常渗透在其作品中。耻感文化、“物哀”“风雅”等日本民族文化意象等散落在其国际题材小说中。“石黑一雄本能地使我们微妙地感受到他的作品是在熟练地与优雅地进行日本画的素描……要求我们通过类比理解日本人在谈论问题时的礼貌对话方式。”[12]可以说，无论是作家的生活还是创作实践，日本文化元素始终伴随着他。这正是作家坚守母国文化的自觉。

其次，当代技术社会，发挥伦理对科技的约束与规范作用，才能确保科技发展的伦理秩序。人们只有在伦理价值的指引下进行科技实践，才能建构公正的科技伦理生态。石黑一雄对当代科技发展中伦理困境提出警讯：“我们真的掌控了科技吗？如果今天科技能够攻克了癌症和其他致命的疾病，那么代价就是我们和社会不得不剥夺另一群人的利益，是吗？这些都是听起来让人感觉不舒服的问题，每当想起这些问题，我对答案并不乐观。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生活在那样的世界里了。”[13]

《别让我走》中，生物科技进步的结果是以牺牲克隆人的生存权为代价，满足正常人类的医疗器官移植需求。然而克隆人也是有人性的生命。他们的命运掌控在非人性化的技术体制中，以牺牲克隆人这个群体的生命为代价实现技术操控者的功利追求。克隆人的自由与生存权被不公正的科技体制无情地剥夺。石黑一雄批判非人性化的技术体制时，也流露出重构已经失落的伦理秩序的愿望：即关怀他人与抵制不公正的技术体制。凯茜承担监护人的角色给予克隆人更多情感慰藉。“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和他们待在一起安慰他们，什么时候又该让他们自己待着；什么时候要听他们一吐为快，什么时候又只需耸耸肩，告诉他们赶快振作起来。”[6]歌曲“别让我走”表达克隆人渴望一个充满关爱的人性化世界。对于不公正的科技体制的忍耐与顺从是一种错误的伦理选择。汤米藐视技术体制，“他非常愤怒、嚎叫着、挥舞着拳头，踢着腿脚”[6]。与生命操纵进行抗争是对非人道暴力的强力抵制，虽然其力量弱小，但毕竟发出了反抗的声音。失去了伦理约束力的工具理性使人类陷入了艰难的伦理处境，而伦理关怀，构建公正的科技体制才是正确的伦理责任担当，才有希望重构合理的伦理秩序。

再次，对于身处他者文化与本土文化冲突中的人而言，跨文化对话是建构文化身份的现实选择。在身份建构中,石黑一雄刻意淡化文化异质性。他在与日本作家大健江三郎谈话中显露他对身份认同的看法：“我既不是一个非常英国化的英国人，也不是一个非常日本化的日本人。我没有明确的角色，没有一个社会或国家可供我书写，没有人的历史看起来是我的历史。我认为这有必要使我采取一种国际化的方式写作。”[12]在作品中，他倡导文化包容与东西方文化对话。《长日留痕》中的男管家史蒂文斯内敛、忠诚、追求体面与尊严的人物形象汇聚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与英国的绅士传统。《群山淡影》中，悦子尊重小女儿的西方文化认同与价值选择，但同时又不忘自身的民族文化身份。在孤寂的异域他乡，她通过回忆往事建构日本文化身份，寻找可以停靠的精神港湾，在精神困境中获得心灵的慰藉。

跨文化对话中的身份认同必须抵制文化保守主义，以开放性思维批判性地看待异域文化。《浮世画家》中,小野是一个恪守日本民族传统的艺术家，他反思二战时期军国主义给国民带来的历史灾难，深感内疚，理解日本战后一代年轻人的价值选择，并对他们寄予重建战后日本的重任。小野的进步就在于他的文化立场转变[14]。他批判了日本狂热的民族主义、冷漠无情的武士道理念、僵化的政治体制，接受战后日本文化的美国化改造。而对于战后变化了的现实，他不再自我欺骗地沉迷于虚幻的怀旧，而是坦然地面对，承认美国文化对于战后日本经济复苏的贡献。但石黑一雄笔下的西方文化并非十全十美。《群山淡影》中，日本的美国式民主选举乱像破坏了日本传统家庭的和谐。因此，作家有意提醒读者，人们在跨文化对话中应批判性地认识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积极应对本土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冲突，进而建构适宜的文化身份。

作为一个兼具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小说家，石黑一雄超越日本民族与英格兰民族的文化意识，尝试一种反映人类普遍生存经验与人性的国际化写作模式。借助这一小说范式，石黑一雄严肃审视当代世界人类的文化处境，并探索了可能的困境救赎之道。因此石黑一雄的国际化写作，展现了他的文化价值取向，人文意蕴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