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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问题与“五四”时期傅斯年的新文学观

2020-01-07刘绪才

关键词:新文学傅斯年新潮

刘绪才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

1913年至1919年傅斯年在北大求学,这几年恰恰是中国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阶段,新旧文化思潮的文化张力波及新文化建设的各个层面,尤其是深刻影响了该时期社会文明人士对文学教育功能的认识与重新界定。在这个场域内,傅斯年以“叛道”的“出格”言论为新文学“立言”。《新潮》创刊伊始,他更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倡导新思想、新文化的“五四”新文化战线的前沿。“五四”时期的傅斯年既秉承了中国文人传统的儒家教旨,又体现了一种瞩目科学观念、旨在文化再造的创造精神,这一点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傅斯年的众多关于新文学建设的言论、新文学建设的实践与他该阶段对青年学生的思想以及青年学生的志业的认识存在密切关联。本文立足于此,在对其新文学言论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傅斯年该阶段对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以及志业的观察与思考,分析该阶段傅斯年的新文学观及其对新文学建构所起的作用。

一、新文化运动时期傅斯年对青年思想及青年志业的批评

通过新文学,关注青年学生的思想启蒙,继而建设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题中之义。此外,通过新文学的建设来锻造新的国语,同时发现并奠定“人的文学”的理念,实现国人的思想启蒙,培养现代国家的公民,这也是“五四”时期的一种现代化设想。傅斯年对青年社会命运的体认汇集了当时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人的观点,其在北大求学期间,结合对当时社会青年命运的分析而发表的系列文章已经形成了自己较强的批判倾向,并有了较为主动的社会责任意识。这种批判倾向、主动的社会责任意识是傅斯年形成该阶段新文学建设理论的重要思想 内因。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具有这样的文化启蒙、文化担当意识,青年的教育在当时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在《新潮》杂志上刊载的《〈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傅斯年对中国青年的问题有明确的论述,“观察情实,乃觉今日最危险者,无过于青年学生。迩者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有心人深以为忧。然但能不传谬种,则此辈相将就木之日,即中国进于福利之年。无如若辈专意鼓簧,制造无量恶魔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长此不匮,真是殷忧”[1],因此,“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感化。于修学立身之方法与径途,尽力研求,喻之于众”[2]。他预想的目标是:“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学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 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1]在傅斯年的论述中,当时的青年何以成为“最危险者”呢?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青年所处的“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的社会环境。于此社会之恶,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也有深刻分析,“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常不新鲜活泼,浸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浸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2]。正因如此,在许寿裳的回忆中鲁迅才开始“办杂志、译小说”[3]。而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编辑出版《新潮》杂志也正是受了当时这种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傅斯年的新文学建设理论正是植根于文化启蒙的精神,关注青年学生,行思想改造之功,造就“未来社会之人”以及“战胜社会之人格”。

关注青年学生的志业,着眼学生人生观的启蒙,建设社会的新信条,这是傅斯年在该阶段重要的社会责任体认。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名在校学生,傅斯年对当时青年学生的认识非常深刻。他在《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一文中说:“回想中国真个可叹,一般没有自觉的不必说了,就是那些有自觉的,也还是心气薄弱的很。口里谈安那其主义,手上带着金戒指,笔下发挥意志磨练人格独立的文章,身子却常常和权势接近。一般高级学校的学生,更是拼着命学官僚学政客。现在的学生如此,将来的社会可知。所以,我现在不恨官僚,而恨学生,不恨迷顽可怜的老朽,而恨口是心非的新人物。”[4]追逐名与利、缺乏改造社会的心气与自觉性,这是傅斯年看到的当时青年学生的通病,尤其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新人物”学生。他在《社会——群众》一文中认为这种青年学生挥霍时间、虚度光阴,主要是因为缺乏自动的组织与有精神的生活[5]。在《心气薄弱之中国人》一文中,他说:

但是现在中国士流里的现象是怎样?一般的人,只讲究外表的涂饰,只讲究似是而非的伎俩。论到做事,最关切的是应酬。论到求学,最崇尚的是目录的学问,没道理的议论,油滑的文调。“圆通”、“漂亮”、“干才”……一切名词,是大家心里最羡慕的,时时刻刻想学的。他只会“弄鬼”,不知道用他的人性。他觉着天地间一切事情,都可以“弄鬼”得来。只管目前,不管永远;只要敷衍,不问正当解决办法;只要外面光,不要里面实在。到处用偏锋的笔法;到处用浅薄的手段。[6]

这种无精神的生活造就的空虚与心气的薄弱,造成了内外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因此,在傅斯年看来,解决此类问题,唯有“主义”方可。他说:“现在世界上进步的事业,那一件不是一日千里!那一件不用真聪明!真毅力!那一件是小慧对付得来的!”[6]因此,傅斯年在《社会的信条》中才说:“剪话截说,我们总要做人,不要‘戕贼杞柳而成的棓棬’;总要从心内的判断,自然的性质,不要从社会的强压力。我们必须建设合理性的新信条,同时破除不适时的旧信条。”[7]陈独秀对此更是提出了“解放”的主张。在陈独秀看来,“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2](2)。在傅斯年的理念中,这种“解放”主张就是要求青年人如果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就必须要立足于人的观念,遵从发自内心的判断,自然的性质,必须破除不适时的旧信条,建设合理性的新信条,承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他把陈独秀等人倡导的青年解放、青年启蒙进一步具体化,将口号式的言论变为现实的青年问题批评。而在更深层次上,他的这种具体化、现实化的主张更有文化的现实意义。方旭红在《五四运动时期人文主义思潮之反思》一文中认为五四新文化派通过启蒙理性,打碎了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使人重新认识了人性、人的价值和外在世界,继而获得了自由、平等的人格尊严和权力,肯定了追求世俗生活的正当性[8]。正是在这种发现人的价值和外在世界、肯定世俗生活正当性的基础上,依托语言的现代化,着眼人的发现、人的建构的新文学才成为傅斯年进行新文化建设的重要工具。

正是在分析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现状及志业的基础上,傅斯年的新文学、新文化建设理路才在承续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人的新文学、新文化主张的过程中具有了更明确的指向性,以文学改造思想,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青年问题,这使得其新文化建设的思想具有了时代的高度。

二、关注青年教育的新文学思考

在分析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及志业的基础上,傅斯年通过自己的文章以及编辑出版《新潮》杂志对新文学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因此,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才说:“傅斯年在1918 和1919年所写的文章促进了文学改革在学生中的发展。”[9]这些文章包括:1918年的《文学革新申义》《文言合一草议》《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戏剧改良各面观》《再论戏剧改良》,1919年的《〈新潮〉发刊旨趣书》《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等。

傅斯年的文学主张立足于“科学”观念,与胡适的文学进化论观念趋同。1918年,傅斯年作《文学革新申义》一文为师长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摇旗呐喊。这篇文章的写作视野很开阔,傅斯年从社会发展的视角,认为“文学特精神上出产品之一耳(genus 必为复数)。它若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皆群类精神上出产品也。以群类精神为总纲,而文学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为其支流。以群类精神为原因而文学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为其结果。文学既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同探本于一源,则文学必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交互之间有相联之关系。易言之,即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之性质皆为可变者,文学亦应为可变者”[10]。傅斯年的文学概念同于胡适。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11]认同文学的进化观念,奠定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傅斯年文学思想的基石。

需注意的是,胡适论述自己的文学进化论是从文体的时代变化角度入手的,而傅斯年则从文学与群类精神的其他方面——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的关联入手。在傅斯年的著作中,他注意到文学与政治制度、社会思潮、学术演变等其他领域变革的交互关系,把文学放到当时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分析其发展演变。在论及新文学发生这一点上,傅斯年的论述视野较胡适来说更为客观、通透。对胡适关于白话的新文学的设计,罗志田在《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中的分析不无道理,他认为胡适以进化观来解释中国文学史、西方文学史,在方法论上是“有意识地”“独辟蹊径”,胡适采用“竖断”(胡适认为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将以前的文学放置于边缘的位置)和“横断”(在正统文学史上真正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的不在古文传统史里,而在那些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的方式将“古文传统史”划出去,继而将历代的边缘文学(事实上是白话的文学)串起来作为正统[12]。罗志田的分析带有很明显的技术分析痕迹。事实上,在胡适的想象中,这样塑造白话文学史是刻意地为白话新文学的出现营造一种“前喻”,甚至无视正统的传统文学的演变历史。胡适甚至将文学发展的历史简化为“文字形式(文字)新陈代谢的历史”,这就是典型的文学形式论了。至于傅斯年,他在《文学革新申义》一文中明确提出从中夏及至后来的千余年间的文学,一个基本的发展规律就是“受古者大开风流,循古者每况愈下”[10](62)。傅斯年对中国文学史的考察,并未如胡适那般采用概念先行、近取我用的策略,而是以考据为主,兼顾文学发展的事实,从历时的角度指出了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认为胡适的这种策略是因为其在美留学七年受了民主洗礼后导致的“理智层面”上的大变化的结果,即“至少在理智的层面上改变了‘我们’士大夫轻视‘他们’老百姓的心理”,而这种改变的意图就是试图将士大夫的“我们”与老百姓的“他们”结合成“全国人民”[13]。相对于胡适,傅斯年可以说采取了中正平和的态度,客观地考察,谨慎地断意,较为全面地厘清了古典文学与白话的新文学之间的关联。与胡适相比,傅斯年亦体现出对两端的知识力量进行聚合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考量,体现在文学主张上,即将社会改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价值终端。但需要注意的是,与胡适文章的普适性不同,傅斯年的文章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学理性,他是把青年学生作为潜意识中的读者、说教的对象的。他从学术的角度,以客观的分析、中正的立论,回避了胡适这种人为的社会学层面的文学价值建构,而以学术厘定、历史分析为特点,强调学术的论证性,放弃了胡适式的“主题先行”。虽同为新文学的顶层设计,但是在学术性上傅斯年的理路要更为纯粹,其后来转向学术救国的路向,这一点在此已见端倪。

着眼于文化启蒙功能的文学观,傅斯年主张充分发挥文学对人生尤其是青年的人生的启蒙功能。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学的重要任务就是启蒙,就是以一种个人的本位主义易封建的家族本位主义,实现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目标。傅斯年认为新文学的伟大精神就是在于篇篇有明确的思想,句句有明确的意蕴,字字有明确的概念。他认为补救当时的文学必须要人与山离、人与人遇,要表现人情事理的普通生活。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一文中,傅斯年对中国文学界存在的“偈咒文学”进行了批判。他说:“中国文人,每置文章根本之义于不论,但求之于语言文字之末;又不肯以切合人情之法求之,但出之以吊诡、骈文之涩晦者,声韵神情,更与和尚所诵偈辞咒语,全无分别。”[14]由此可见,他固然重视新文学语言的变革,但更注重新文学反映的内容。他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应该具备“逻辑”“哲学”“美术”三方面的特征。“逻辑”的白话文就是指具有逻辑的条理、逻辑的次序,能够表现科学思想;“哲学”的白话文就是层次极富、结构极密,能够容纳最精思想;“美术”的白话文就是指运用匠心,善于表现“人人情感”。这里的科学思想、最精思想、人人情感就是其呼吁的新文学应该表现的事功化,这三个方面的论述实际上也就是他所预想的新文学达到文事相用的途径。在他看来,“文学是改造思想的利器”,只有与社会生活息息相通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文学必须与社会人事相互作用,才能实现塑造“未来社会之人”的目标。

王汎森认为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以及其后一段时间内观念的形成是缺乏系统的,他的一些思想不是原创性的,而是师从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人。可是他也敏锐地指出,与上述人士相比,傅斯年呼吁对社会、文化、文学的认识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包括摒弃文人文化[15]。傅斯年在他的文章中频繁地强调人性的概念,他认为人性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最基本的情感和意绪,而非圣人的声音,因此他强调个性的作用。傅斯年在《万恶之原(一)》中说,善来源于个性,个性发展,善才可以随着发展,而中国的家庭就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他对青年学生说:“我们现在已经掉在网里了,没法办了。想个不得已的办法,只有力减家庭的负累,尽力发挥个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责难,总是得一意孤行,服从良心上的支配。其余都可不顾虑,并且可以牺牲的。——这样还可望有点成就,做点事业。”[16]此外,他从青年学生荒废时间,难以投身营造有序的社会秩序出发,认为文学与社会是休戚相关的,文学应与社会人事密切相关,而对其相反的一面则应大加痛斥。他以中国美术和文学为例,对脱离社会人事的艺术观念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中国美术和文学,最惯脱离人事,而寄情于自然界。故非独哲学多出世之想也,音乐画图,尤富超尘之观。中国自制乐器,若琴、瑟之类,所谱者皆所谓高山流水、明月岳云之属,远与人事不相及。绘画中山水最多最精,鲜有绘人事者;绘之亦不能精。若夫文学更以流连光景、状况山川为高,与人事切合者尤少也。此为中国文学、美术界中最大病根。所以使其至于今日,黯然寡色者,此病根为之厉也。”[17]在《戏剧改良各面观》一文中,他从中国戏剧和中国社会相用的关系这个角度出发立论,认为新戏应该是“批评社会的戏剧,不是专形容社会的戏剧;是主观为意思、客观为文笔的戏剧,不是纯粹客观的戏剧”[18]。傅斯年对中国戏剧进行了历时性的比较,认为“中国戏剧里的观念,是和现代生活根本矛盾的,所以受中国戏剧感化的中国社会,也是和现代生活根本矛盾的”[18],因此,中国的戏剧应该进行改良。为此,他提出了“过渡戏”的概念,而“过渡戏”在当时的形势下所起的作用他认为也只是个“过得的桥罢了”。即使这样,他提出的“过渡戏”也应该在思想上、情节上有别于旧戏剧,要破除旧套。鲁迅曾指出《新潮》刊载的诗歌有单调之嫌,其中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傅斯年回信说:“先生对于我们的诗的意见很对。我们的诗实在犯单调的毛病。要是别种单调,也还罢了,偏偏这单调是离开人生的纯粹描写。我很后悔我的诗不该发表。”[19]可见,在他的创作实践中,“文学与人事的相用”是其出发点[19]。

新文学语言工具上的“文言合一”观。傅斯年认为新文学“表以文字”应以“文言合一”为佳。在语言形式方面,他对新文学发展的构想是以白话为本,文言为辅。对于他的这种白话文学观的形成背景,他的同学毛子水有这样的评论:“当时在北京大学师生中,文言文写的不通或不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多,文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后一类中的一个。只有这一类人,才可以说真正能够懂得用白话文的意义和道理。”[20]事实上,也只有傅斯年这样知识背景的人出面讲解新文学创作的路径,对青年学生来讲才具有可信性。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概念是傅斯年当时的文章中时常提及的。在他的文章中,他时常发表中国并无“有机体的社会”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5](345)。在这种观念下,他认为中国青年学生的生活也是群众的,而不是社会的,因此他主张建立社会内的秩序,而建造这种社会内的秩序,需要的就是白话的新文学,借助“国语的文学”来锻造“文学的国语”,实现现代国家这一想象的民族共同体。

1918年傅斯年作《文言合一草议》一文,旨在就当时文学工具变革领域的“废文”做理性的一辩。五四伊始,“文白之争”是文化界的一个争论焦点。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的“五四”文人以决绝的姿态宣扬废除文言,独尊白话,声势浩然,影响巨大。然而,以公允的眼光衡量当时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激进的白话文学论调,亦存在偏颇、武断之处。《文言合一草议》是傅斯年以北大学生的身份创作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傅斯年认为新文学所用的白话“非既以当今市语为已足,不加修饰,率尔用之也”,“白话经二千年之退化,虽行于当世,恰和人情,要不可谓所蓄非贫。以白话为本,而取文言所特有者,补苴罅漏,以成统一之器,乃吾所谓用白话也。正其名实,与其谓‘废文词用白话’,毋宁谓‘文言合一’,较为惬允”[21]。与胡适不同,傅斯年主张变“废文词用白话”为“文言合一”,即以白话为本,以文言所特有的语词弥补白话的语词缺陷。他的这种言论既注意到新文学语言工具必以白话为主体的革新之势,又考虑到文言的特长。除此之外,他还就“文言合一”的途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代名词全用白话;介词谓词全用白话;感叹词宜全取白话;助词全取白话;一切名静动状,以白话达之,质量未减,亦未增者,即用白话;文词所独具,白话所未有,文词能分别,白话所含混者,即不能曲徇白话,不采文言等。

除却对文、白语言的理性分析之外,傅斯年还很关注欧化的语言。傅斯年很推崇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这篇文章,他甚至认为人化就是欧化,欧化就是人化[22]。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中,傅斯年以作无韵文为例提出了做白话文的两条路径:其一是留心说话,其二是直用西洋的词法。直用西洋的词法在傅斯年看来是对留心说话的一种有力的补充。要想做成超越说话的白话文,做出有创造精神和与西洋文同流的白话文,傅斯年认为必须还要有一个高等的凭借物,“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22]。他的建议现在看来有太多的偏颇之处,如“欧化国语”的提法本身就存在弊端。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的傅斯年能够提出上述发展新文学的途径,虽说有些地方失之公允,但却体现了他对新文学的极大热情。

以上三个方面的文学思考构成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傅斯年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在他的文学观念中虽不乏偏颇与乏善可陈之处,但是他对新文学的清醒认识与思考之深亦非一般人能比。关注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以青年学生作为文化启蒙的对象,使得他的新文学言论较之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新文学顶层设计更具有可操作性,拉近了新文学与青年学生的心理距离,从而促进了新文学观念在青年学生群体中的传播。

三、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李小峰在回忆《新潮》杂志时说:“《新潮》出版在‘五四’运动以前,可以说是以反对封建伦理和封建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刊物。它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产生,同时又积极参加了《新青年》的反封建的斗争。在读者的印象方面,留下了《新潮》和《新青年》都以青年为对象;但也有些分工:《新青年》的读者偏重在大青年、高级知识分子;《新潮》的对象,主要是小青年、中学生。《新潮》发刊的主旨,第一是想把中等学生在封建主义顽固分子的毒害下拯救出来。”[23]傅斯年等《新潮》杂志的编者从对章太炎学术的批判到趋从胡适、陈独秀的新文学主张,并为之摇旗呐喊,他们在这个历程中绘就了自己在新文学史上的“青春者的画像”。而这种“青春者的画像”正是当时青年学生追求的理想人格。而以小青年和中学生为对象,从理论与实践上为新文学站台,傅斯年为新文学运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着眼青年启蒙,傅斯年提出“夜猫”论,为启蒙发声,为新文学明确了价值立场与文化指向。与鲁迅“铁屋子”说的文化指向相同,傅斯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着眼于青年启蒙,并提出了“夜猫”论。1919年5月,傅斯年在回复鲁迅的信中说道:“先生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实在是我们《新潮》创立的目的了。平心而论,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充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起自己。但是现在的中国是再要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们的功劳。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其实当夜猫也是很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它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可以叫醒了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19]傅斯年的“夜猫”论形象地展现了《新潮》同人的文化启蒙立场。作为青年学生,在傅斯年描述的这样一个寂寞的社会中,以“夜猫”自喻,在暗夜中发声,解解暗夜的寂寞,承担起文化启蒙的社会责任,这与鲁迅的“铁屋子”说有相同的文化建设指向。

以《新潮》杂志为平台,强化新文化、新文学的选编立场,促进新文学在青年学生群体中的传播。罗家伦在回忆傅斯年的《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中谈及《新潮》的影响时曾这样说道:“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新潮》的第1 卷第1 期,复印到三版,销到1.3 万册,以后也常在1.5 万册左右,则声势不可谓不浩大。”[24]按照他的回忆,《新潮》能有这样的影响力,与傅斯年密不可分。他很谦逊地写道:

《新潮》能有这种成就,得力于孟真为最多。当时孟真和我虽然一道从事编辑的工作,可是孟真实为主编,尤其是开始的几期。孟真把握新文化运动的主张很坚定,绝不妥协,而选择文章的标准又很严。他批评的眼光很锐利,而自己又拿得出手。许多投来的稿,我们不问是教员或同学写的,如果还有可取,就老实不客气地加以删改。我虽然同他一道做删改文章刀斧手,然而看见他这样严格的标准,使我对于自己的稿子,也有戒心,不能不先慎重一点,才敢交出来。从这方面来说,我深得孟真的益处。益友之所以对友能益,这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我的文章,虽然也有人喜欢看,可是我总觉得不如孟真的厚实,这使我常常警惕在心。[24]

从这段回忆文字可以看出,在编辑出版面向青年学生的文化启蒙读物《新潮》时,傅斯年俨然把自己当作杂志的把关者,用自己的文学眼光、文学旨趣和文学体验,将《新潮》办成了可与《新青年》一较高下的高水准杂志。正是因为他既编辑杂志,又自己动手写文章,胡适才认定“他的早年思想是前进的。他在文学改革新思想运动上是一个领导者,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指导出一条正确的大路”[24]。

傅斯年除了做新文学建设的设计者,他还以建设现代国家为志业,在文化、文学等方面对青年行文化说教之功,俨然是青年人的文化导师。毛子水曾指出傅斯年的一大特质:“我在北大读书期间,同学中我最佩服的,是傅孟真。我从和他谈话里,知道他在没有进北大预科以前,对于‘国学’,已有很好的根柢了,我这所谓根柢,并不是世俗常以称早慧的‘读毕十三经’或‘下笔千言’那些话的意思,而是在我起初和他闲谈时,从他谈话中,知道他对于治‘国学’,非特能够利用乾嘉以后的学者所得的成果,且时有很合理的新观念。”[26]这段回忆文字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即傅斯年具有很好的古文功底,这种古文功底相较于新文学、新文化的其他倡导者来说,体现了傅斯年卓然不同的文化身份和其说教的可信性,尤其是在北京大学。这种身份在傅斯年《致新潮社同学读者诸君》《顾诚吾致傅斯年、傅斯年附识》《余裴山致傅斯年,傅斯年答余裴山》《史志元致傅斯年,傅斯年答史志元》等通信中可见端倪。何以如此呢?在王汎森看来,这种身份的获得得益于傅斯年从日本丸善书店得到的那些西方书籍对其传统文化心理的改造。事实上,在新文化的浪潮中,以胡适等人的影响为推手,以《新潮》《新青年》杂志为平台,以他的一系列文章为工具,傅斯年逐渐形成了他者眼中这种潜在的文化导师的言说印象。王汎森说:“在这些新式武器的武装下,傅斯年和他的社团或感到,同那些不能读英文的教授相比,他们的立足点不是更高也至少相等。”[15]这种分析稍显简单,事实上,依靠西方书籍仅仅是傅斯年新文化启蒙的起点之一,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人对他的影响,再加上傅斯年自身的古文经验,以及他的这种潜在的新文化言说欲望,成就了他与众不同的新文化启蒙者、新文学领导者的身份。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傅斯年紧随时代的文化变动,着眼于新旧文化、新旧文学的代际生产,结合现实中青年学生的社会表现与志业选择,切入新文化的启蒙命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以青年学生身份,在批判周边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与志业的基础上,提倡新文学、新文化,筹办并主编该时期的《新潮》杂志,在新文化、新文学建设中突破已有的命题范围,发出自己富有建设性意义的声音,夯实了新文学建设的理论基础,提升了新文学批评的理论水准,积极推进了新文学的传播。在新文学影响生产的意义上,傅斯年以学生、青年导师的双重身份扩大了新文学在社会青年尤其是在中等学校以上学生中的影响,并在这个过程中既形成了富有个性的新文学观,也体现了其新文学领导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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