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辉 唐乾利

中医药学源远流长,她根植于中国哲学思想和长期生活实践,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千百年来为人民的生命健康和文化传承保驾护航,是悠久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对生命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医药学“三因制宜” “不治已病治未病” 的防治理念越来越受到医学界的认可。作为可持续发展医学,中医药学立足“天人合一” 的整体观,主张“和于阴阳,调于四时”,突出辨证论治的个体化治疗,在疾病预防、养生保健、机体康复及疫病防治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优势[1]。

1 中医药抗疫自古皆有，疗效确切今受关注

从古至今,历朝历代皆有鼠疫、瘟疫等疫病肆虐横行的记载,中医药在其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中医研究学者也从中积累了丰富的抗疫经验。《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 中提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 《伤寒论》 根据感发于“寒”、“风” 等不同致病原因所表现的症候,研究、总结出传染病的发展规律。明末医学家吴又可所著《温疫论》 中不仅提出传染病病因是“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而且在疾病的感染途径和方式上已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该书以其卓越的见解被称为我国传染病学的扛鼎之作。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教授从东晋葛洪所著的 《肘后备急方》 中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之内容受到启发,降低了提取温度,将乙醇提取改为沸点更低的乙醚提取,从而提炼出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2003年非典疫情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席卷全球,疫情异常严峻,中医药再次勇担重任,发挥其“辨证论治” 和“整体观念” 的优势,早期介入,全程参与,根据疾病的进展情况及个人体质进行了针对性治疗,在轻症患者治疗、恢复期改善心肺功能及降低转重率等方面疗效确切,同时大幅度降低了重症患者死亡率,成为此次抗击疫情“中国方案” 的亮点[2-5],至此,中医药抗疫受到全球普遍关注与认可!

2 “治未病” 契合心身医学观，未病先防理念超前

“治未病” 理论肇始于《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书中首次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即“治未病” 的思想雏形,而后经历代医家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完善与补充,形成了以“未病先防” “养生保健” “既病防变” “愈后防复” 等为主要内容的“治未病” 理论体系,对疾病的早期预防、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以及愈后康复保健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6-8]。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久远,以儒释道为主要组成部分,中医学根植于传统文化沃土之上,深受其影响[9],而“治未病” 理论作为中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这种独特的环境中形成和成熟起来的,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的贵身之道、佛家的明心见性等都直接影响着中医“治未病” 思想,使之具有科学与哲学的双重特征。因此,未病先防的思想其实就是对生命的思考——“如何健康的活着？”。而想要达到自我身心与自然的协调性,《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 中指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即起居、饮食和情志的协调与统一是健康之本,这也与现今心身医学观相契合。且中医“治未病” 手段丰富多样,符合国家提倡的“低投入、高效益、低成本、广覆盖” 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10]。可见,中医学的“治未病” 理论以“保持健康” 为目的,而非“祛除疾病”,这一理念比1996年11月由美国Hasting Carte中心发起的包括中国在内的14国宣言制定的“预防疾病和损伤,促进与维护健康; 解除由疾病引起的疼痛和疾苦; 治疗和照护患者,照料无法治愈者; 避免早死和追求安详死亡” 的新医学目的早2000余年。新的医学目的随着新的医学模式的确定逐渐被提出来,人们也更加关注中医“治未病” 思想原则对医学目的的最早昭示。

3 中医药兼容并蓄，重视与现代医学融合发展

3.1 促进新学科的形成,在外科应用渐趋广泛

随着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手术的发展和提高,采用中医治疗方法在围手术期为患者提供个体化中医诊疗方案,使中医传统理论与快速康复外科相结合已成为医学发展的新趋势,中医快速康复外科应运而生[11-12]。

一般而言,大部分疾病病程较长,故术前患者机体多因不耐受而易出现低蛋白血症等并发症,西医多采取补充血浆白蛋白等措施来改善患者营养状况,然而,与胃肠外营养相比,中药汤剂可根据辨证论治原则及患者病情选用补中益气汤、四物汤等经典方剂补益气血,在经济实惠的同时效果显著;且术前根据中药“通里攻下” 的功效选择大承气汤等增加胃肠动力,以便促进术后胃肠功能恢复[13]。另外,许多患者在术前会出现明显的焦虑反应,中医学通过“耳穴埋豆” “传统针刺” 等疗法在缓解患者焦虑情绪、镇静安神中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临床疗效; 手术易损元气,术后给予气血亏虚症候者十全大补汤等补益类汤剂进行调理,以及采用针刺疗法、点按手法镇痛、助排尿、促排气调节脏腑、疏通气机的疗效亦较为显著[14]。通过中医药在围手术期的干预可增加手术成功率,促进术后患者恢复,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3.2 提倡培元固本,阐释慢性、重大疾病及疑难杂症诊治新思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患病的疾病谱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慢性疾病及各类肿瘤等重大疾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且因其具有病因复杂、治疗难度大、治疗周期长、费用高、并发症多等特点,使得中医药疗法在其治疗中凸显了显著优势。中医根据其独特的辨证论治思想,审证求因,提出培元固本、扶正祛邪的理论,对各类慢性、重大疾病及疑难杂症进行早期干预和有效治疗,较大程度上减轻了患者痛苦,提高了患者生存质量,且副作用小、经济实惠[15]。研究发现,对需使用激素治疗的疾病配合中医治疗,还可减少激素依赖现象[16]。

在提倡生物-心理-社会-环境新医学模式的今天,“形神合一” 的中医情志学说对慢性疾病管理亦有重大意义[17]。当然,研究事物不能脱离它产生时的思维模式,中医学的发展应立足本土传统,追求传承创新,贯通中外古今,并不断反思与超越[9]。同时,还要遵循其自身发展规律,体现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特别是中医学方法论的变革与切实提高临床疗效并重,在发展过程中应强化独特的实践研究,使中医学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18]。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医药作用机制和药效成分的研究亦不断深入,中药以及经方流传百世的治疗经验可为疾病的治疗提供研究方向与参考。

由此可见,中医药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及日常调护方面有着极大的优势和作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医中药的特色和优势,强调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把握整体与个体的关系,认真挖掘中医药巨大的潜力与价值[19]。同时,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医疗资源紧缺的现状所导致的“就医难、看病贵” 等问题已成为相关卫生部门亟待解决的难题,如此,中医 “简、便、廉、验” 的诊疗优势愈发彰显,尤其是在缺乏先进医疗设备的地方医院,中医的普及和推广可在极大程度上解决上述难题。

为更好地促进中医药发展,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并于2017年7月1日起施行,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我们坚信随着中医药的不断传承创新发展,其对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