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苏 费 翔

(特里尔大学 汉学系，德国 特里尔 54296)

一 思想史的专有名词与儒家“学派”的名称

讲述思想史，古今学者往往应用一些专有名词，以方便学者分析历史及互相沟通。用词的意义一则受不同时代文化背景的影响，再则可以考察其使用的状况，甚至会看到一些很有趣的情况。例如，某个名词被一位并非很有名的学者首次提出，后来，当一位著名学者使用这个词，并使之普遍化后，人们往往视后者为该词的创造者。

笔者此前研究所涉及的“道统”一词可作为一个代表性例子。不少人认为“道统”是著名儒家朱熹(1130-1200)首创，却不知在朱熹之前早有唐代的儒家盖畅(622—697)、北宋学者李若水(1093—1127)与刘才邵(1086—1158)、南宋李流谦 (1123—1176)已经使用过该词。[1]83-87

另外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是近人非常关注的所谓“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来自德语Seidenstraße。目前中西方学者皆以为是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于1877年所创造的名词，[注]一般认为最早的出处是1877年的演讲“Über die centralasiatischen Seidenstrassen bis zum 2. Jahrhundert nach Christus”。[2]殊不知他的老师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早在1838年已经用到这个词。李特尔写道：

有一条南方的海洋路线，经过斯里兰卡、印度以及波斯、阿拉伯海。希腊人与罗马人这样认识了丝的产品与中文的名称sericum……差不多在同时，又有北方大陆“丝绸之路”(Seidenstraße)的一条路线，从中国开往西边的里海方向。[注]按：本文多引用19世纪之前的欧语文书，那时还没有规范化的拼音，在此皆保留原书的写法。[3]692

这些例子足以证明，研究专有名词的真正来历是很重要的课题。本文的目标是分析西方学人在16-19世纪对儒学(尤是所谓“儒家”与“道学家”)一些学派的称呼，探讨其最早出处并探讨这些名词的用法。

在中国，“儒”“儒家”“儒术”等名称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历代儒家形成了不同的支派，亦有相应的称呼，如汉代分今学、古学、章句与王官之学、三代玄学、历代经学等。一般而言，这些支派的名称虽然方便学者使用，但学派本身与学派名称的产生，是要分开来讲的。

基于二程兄弟的学术，经与友人的谈论，这些思想在宋代组成了所谓的“道学”体系。朱熹借来而成的学术系统，在宋、元之际渐渐升为中国的官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而《宋史》又将其代表人物列入《道学传》。明清时期的官学中，程朱学术地位依然尊崇。但正如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所证明，“道学”之名早在朱熹之前使用已相当普遍，其原来的范畴比《宋史·道学传》所涉更为宽广，而朱熹在世之际，究竟谁属于“道学”的问题仍有不少争论。[4]《宋史·道学传》的体系大多有赖于朱熹所提倡的“道学”。而自明末开始，传统学者多用学派的概念来区分宋明儒家，这在清代尤为流行。清代的著作，如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万斯同《儒林宗派》、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可以为例。

同时，从17世纪起，西方传教士开始接触中国思想，并先后用拉丁文及其他欧洲语言(尤是法文)来加以阐述。他们习惯将某一种语言(如拉丁文)的专有名词转移到另外一种语言(如法文)中，只是把词尾稍作调整。西方学人跟中国人一样，是用学派的概念来对思想家及其所应用的拉丁文或其他欧洲语言的专有名词进行归类，如Confuciani/Confucéens(儒家)、Confucianismus/Confucianisme(儒学)、Neo-Confuciani/Néoconfucéens(新儒家)、Neo-Confucianism/Néoconfucianisme(新儒学)，西方学术界至今仍然非常普遍地使用，但较少有人反思这些词汇原来的用法与作用。约翰逊(Lionel Jensen)已经作了关于“Confucianism”一词来历的研究，他证明“Confucianism”实为西方人构造的一个概念，必须谨慎应用。[5]137然而，“Neo-Confucianism”一词在西语文献早期的用法，较少为学人所探究，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又作狄百瑞)仅做了初步的考察与猜测，称英文“Neo-Confucianism”一词出现于1904年的日文材料，以此证明其当时已经相当流行。[6]545

二 耶稣会传教士对程朱学派的态度

近世描述宋明理学，中外不少学者使用“Neo-Confucianism”“新理学”“新儒学”的称谓，强调其为一种“新”的思潮。有趣的是，朱熹本人是反对创新的学风的，希望可以回到原始的“本义”，其《与苪国器(烨)》一信曰：

窃闻学政一新，多士风动，深副区区之望。但今日学制近出崇、观，专以月书季考为升黜，使学者屑屑然较计得失于毫厘间。而近岁之俗又专务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复根据经之本义。以故学者益骛于华靡，无复探索根原、敦励名检之志。大抵所以破坏其心术者不一而足，盖先王所以明伦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扫地尽矣。[注]有关朱熹如何对待“新”的问题，较详细的论述参见苏费翔：《朱子论“新”》，蔡长林主编：《林庆彰教授七秩华诞讨论文集》，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18年，第365-379页。[7]1624

笔者并不否认道学家在整个中国学术史的脉络里发展了不少新的理论。但是，连朱熹都希望挖掘出古代的思想，我们却把程朱思想看作一个“新”的学说，就会造成一个矛盾。这并不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新现象，而是早有先例。耶稣会传教士于16-17世纪到中国，以利玛窦(Matteo Ricci，1551-1610)为早期最重要的代表。这些教士试图更多地理解中国思想之传统，便开始接触儒家学说，研读相关的资料，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为先秦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等。但传教士很快就发现孔孟时代的原始材料与当代(即明末清初)的官方儒学有着很大差别，于是开始把先秦儒学与宋代程朱学派两个思潮按照时期划分为“古儒”“今儒”两派。[8]91利玛窦跟朱熹一样，也是反对随意立新说的学风。其《天主实义》有云：

或从释氏，或由老氏，或师孔氏，而折断天下之心于三道也乎？又有好事者，另立门户，载以新说，不久而三教之歧必至于三千教而不止矣。虽自曰：“正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乱。[9]215a

不载于经，不据于理，未敢以世之重事轻为新说。[9]16b

17世纪耶稣会有关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作为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lipe Couplet，1623-1693)所编著的一本拉丁文书《中国人的哲学家：孔子》(Confuciussinarumphilosophus，1687年出版于巴黎)，提供儒家基本经典的翻译、注解及思想概要。据柏应理的看法，孔子本人的思想充满了一种原始的有神论，似乎接触到基督教所信仰的天主，故上古儒家资料中多出现“帝”“上帝”等词语。传教士当然多倾向有神论，因而推崇孔子原本的思想。[5]123而宋代以“周子、程子、朱子”为代表的儒学，却以自然现象的用语(如“理”“气”等)为本。[9]16b-17a因此，耶稣会传教士对宋儒持看不起的态度，称道学家为“atheopolitiki”(无神论政客)，或用“neoterici”[指古代希腊的所谓“新诗人派”，等于今日所谓“先锋”(avant-garde),在古希腊为负面的概念]、“novatores”(改新家)等蔑称，例如：

再论到所谓先锋(Neotericos)的注释家，他们在宋朝出现。……这些人包括周子、二程兄弟，他们约在1070年写作，就是宋朝第六代皇帝神宗之际。跟着他们而来有朱子，亦称朱熹，远超过他们的名声与权威，而逝世于公元1200年。[注]原文出自拉丁语，中文为本人翻译。[10]

又如：

确然不可以让步给宋代那些无神论政客的改新家(atheopolitici novatores)。他们想出某一个无神的形象，而把它当作他们政治理论的神物，而又不怀疑〔这个形象〕在真理与物质方面是他们哲学的唯一基础(如程子写作所云)。[10]lxxxvii；[5]122；[11]19-30

我们在此可以看到，传教士反对理气论，而又排斥他们有“改新家”的作风。对传教士而言，“新”是一个负面的词语，却用在了宋明理学家身上。[5]122

三 “Confucian”与“Confucianism”两词早期的用法

耶稣会传教的学人发现，儒家不仅是一些独立的思想家，而且为中国的重要学派，用西方语言来表达，他们很早就把儒家用拉丁文称为“confuciani”(即英文的“Confucians”)。[注]参见一封书信：“Quinta Lettera al dottor di Sorbona, che serve di risposta ad un libello intitolato La calunnia convinta” (1610年，没有其他出版数据)，第23页。这种称法的其他较早出处，见于Johannes Guilleminot于1690年出版的《反对通俗哲学》[注]Johannes Guilleminot: Philosophia vulgaris refutata(1690年，没有其他出版数据)，第120页云：“儒家公开提倡主要的原则是肉体的，不纳入意识、理智与灵魂。”与克里斯提安·沃尔夫(Christian Freiherr von Wolff, 1679-1754)出版于1721年有关“中国哲学”的书。[12]18英文较早的出处是1700年的《历史与政治月刊》，出现了“Confucians”一词。[13]367

不久之后就发展出“Confucianism”(即“孔子主义”或“儒学”)一词。据笔者研究，最早的出处为法国神学家Richard Simon(1638-1712)于1708年所写的一篇法文批判性论文：

教宗克雷芒八世(Clement VIII)[注]在位时间1592-1605。归天之际，刚好准备彻底诽谤“莫利纳主义”(Molinisme)；他就是其教宗诏书的对象。教宗依诺增爵十二世(Innocent XII)[注]在位时间1691-1700。归天之际，恰有计划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孔子主义”(Confucionisme)。[14]48

Richard Simon将儒学与西方当时的一个异教思想人士莫利纳(Luis de Molina，1535-1600)相提并论。莫利纳为西班牙人，强调人人拥有自由意志，这与当时梵蒂冈教风相悖逆；[15]132Richard Simon所使用的 “Confucionisme”为一种蔑称，指支持中国儒学的西方传教士。当时天主教的枢机(红衣主教)铎罗(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1668-1710)同样使用“Confucianisme”一词来批评传教士。[注]Memoires pour Rome, sur l’etat de la religion chretienne dans la Chine(1709年，没有其他出版数据)，第29页。由此可见，“Confucianism”最初的含义具有负面意义，但是直到今天，该词在西方仍然非常流行。

Lionel Jensen指出，“Confucianism”多半是西方人发明的概念，并且认为它应该出现于1862年。[5]136Merriam-Webster英语词典把英文“Confucianism”一词的兴起定为1837年。[注]Merriam-Webster,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confucianism(笔者查于2017年12月08日)。其实，著名的英国汉学家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早在1825年已将中国的“三教”(Three Religions)称为“Confucianism, Laouheuism, Budhism”。[16]456这些材料都与西方人开始使用较为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即所谓“汉学”)有关。对于1700年左右的传教士而言，“Confucianism”是批评的用语；但对19世纪汉学家而言，它是一个学术专有名词，用法比较公允。

四 “Neo-Confuciani”与“Neo-Confucianism”的用法

柏应理所使用的“neoterici”一词到19世纪仍被用来指称以周敦颐为首的道学派。Julius Mohl(1800-1876)写于1834年的《易经》拉丁文注本载：

那些先锋学者(Neotericorum)中的第一位周濂溪，中国人把他叫做“宋代的孔子”(Confucium dynastiae Song)。[17]75

把周敦颐视为“宋代的孔子”(Confucium dynastiae Song)，颇有特色。Julius Mohl这篇文章多有赖于熊赐履(1635-1709)所著的《学统》，[17]75但是《学统》并没有这样的论点。

“Neo-Confucian”(“新孔子主义”)一词，据笔者研究，首次见于法国汉学家卜铁(Jean-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笔下，他用法文写了一篇《中国人的哲学》(Philosophie des Chinois)，“Néoconfucéens”(新儒家)一条已编入Adolphe Franck 于1844出版的《哲学词典》(Dictionnairedessciencesphilosophiques)。卜铁写道：

在中国又建立两个大学派即老子(或道家)和佛家[与儒家]相竞争。……他们必然造成与儒家学派的一些争论。这些争论又揭示儒家学术所遗漏之处，如创造万物的动力与其他为儒家所忽视的思辨哲学问题。……“今儒”或可以称为“Néoconfucéens”(新儒家)，又是特别在这些本体论的问题上下功夫。然而，与其给自己的学术体制更多权威，他们宁要假装他们依靠古代的儒术。无论如何，周濂溪应用出自《易传》的“太极”概念，放在万物之上，来建立其形而上学的系统。[18]502

类似的记载见于卜铁其他的文章，而引申Néo-confucéens一词是从中文“后儒”(héou-joü)所变过来的。[19]54卜铁说，“可以”把今儒称为“Néoconfucéens”(即“新儒家”)，从语气来看，似乎卜铁从未见过别人用“Néoconfucéens”一词，因此我们可以推论他是首创这个用词的人。卜氏已发现“Néoconfucéens”受老、佛之影响很深，又批评其为新的学说，与上古的儒术颇相异，但仍然坚持其以儒学为本。

稍后，“Neoconfuciani”一词又见于意大利文的医学资料中(1850年)，指的是以动静、阴阳为主的学术：

郭士立[注]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 德国传教士与汉学家。并没有说明此本医学专书[注]意大利原文前一段提到“Ching-che-chun-cking”(原文拼音有误)，指王肯堂撰《证治准绳》，该书为明代的医学专著。为何时代所作的；它有可能属于“新儒家”(Neoconfuciani)时代；其中有说明从经书来的两个主动与被动的原则：“阴”与“阳”。[20]94-95

又如：

“新儒家”(Neo-Confuciani)的哲学学派出了一些甚为明睿的教授；他们阐述医学的要点，最原先的存在论，超脱时间与空间，其中有“主动力”(moto attivo)与“被动之静”(riposo passivo)，不断互相轮换。[注]Gazzetta Medica Italiana(1861年，没有其他出版数据)，第61页。

上述例子可见，西方人用“新儒家”(Néoconfucéens/Neo-Confuciani)一词，其初多联想阴阳思想，并引申周敦颐《太极图》，而不是二程、张载、朱熹先后所发展的理气论。这样的用法与现代人大有不同，19世纪中叶的用法已否定其与原先的儒学有密切的关系。

以上谈的是“Neo-Confucian”，而“新孔子主义”(Neo-Confucianism)则首次见于1852年的法文书中：

儒家的后学，先后受老子与佛家思想的刺激，不能守住传统，而儒家学派自己走上抽象推论的道路。……然而，“新孔子主义”(néo-confucéisme)没有中断传统，而多肯定以孔子为主、被伏羲尧舜所创立的古代学说。[21]216

而英文Neo-Confucianism出现于1861年，前后文依然强调周敦颐宇宙论(尤是其阴阳、五行说)为其核心思想：

约第十世纪有“新孔子主义”(Neo-Confucianism)的学派成立，创办人为周濂溪，领袖为朱熹，谈究宇宙论尤为深入。[22]261

这些材料也都是强调“Neo-Confucianism”主要讲抽象的宇宙论，而与古代儒学有所不同。

五 结 论

学术专有名词历代均有变化，是为老生常谈。较少有人注意到的现象是，学派或思想流派的名称，初始常常为其对手所取的蔑称，后来被用于学派的代表人物，变成该学派的通称，该名称也就从原来的负面称谓转而具有正面的意义。例如，“哥特式(建筑)”原来指“哥特人”(Goths，一种野蛮人的民族)的风格，后来成为12-15世纪美术风格的通称。甚至有学者认为“儒”也是这样，如胡适《说儒》所云：

在殷商盛时，祝宗卜史自有专家。亡国之后，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往往沦为奴虏，或散在民间。……他们不是那新朝的“士”；“士”是一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阶级，是新朝统治阶级的下层。他们只是“儒”。[23]13-14

本文通过更多地介绍一些不同语言的材料，并提出一些例句来证明西方学者使用“Confucianism”与“Neo-Confucianism”这两个词比约翰逊、狄培理所认为的早许多，而且他们的用法与现代人的差异颇大，其意义也都是偏向负面的：西方用词“Confucianism”原指某些耶稣会传教士以天主教为对手的一种思想，“Neo-Confucianism”则原指歪曲原先的真正儒家思想、以形而上学及阴阳学为主的一种宋代的思潮。

在20、21世纪的汉学界，“Confucianism”“Neo-Confucianism”等用语非常普遍。在20世纪影响力很大的一本书为冯友兰于三十年代初期所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冯氏在该书中把程朱学派称为“道学”；当卜德(Derk Bodde，1909-2003)把冯友兰的著作翻译成英文时，[24][25]就使用了Neo-Confucianism一词。卜德这样的用法应和了当时的学风。狄培理曾说过，英文“Neo-Confucianism”一词于20世纪40年代已经盛行，而且他认为很好用。[26]542而狄培理并不知道早在19世纪50年代已有学者用到Neo-Confucianism一词，并且是对道学家的一种歪曲。

后来，1992年，田浩反驳狄培理，认为“Neo-Confucianism”的“Neo”是美称，不够公正，把朱熹等人看成是创造一个“新”的理论，有着彻底的改变(“radical break”)[27]456，意味着创造力更大，更为重要，这样的用词不太科学，无法深入表达宋代儒学的特色。这场论辩造成当今西方汉学界并用“Neo-Confucianism”与“Daoxue”等词语。但田浩教授的看法，据笔者的研究，我们应要十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