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飞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现改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1]是十九大后习近平主席关于国家对外工作做出的最新指示。这一重要思想为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更为新时期我国体育对外交往指明了前进方向。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本人参与的“首脑外交”中多次以体育为契机，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创新体育外交实践模式，在拉近距离、增进互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未来体育外交要服从国家外交全局，在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的历史进程中主动进取、积极作为。结合时代形势和国家发展所需，对“实践先于理论”的中国体育外交进行一定的探究显得非常必要。笔者通过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背景下体育外交发展的审视和思考，希望为新时代体育外交平稳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1 再论体育外交

1.1 体育外交的概念

20世纪70年代，中美“乒乓外交”成为国家外交史上体育交流的成功典范。当时“体育外交”概念虽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证，但是却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与重视。直到2005年，前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主编的《世界外交大辞典》明确提出并界定了“体育外交”的概念。“体育外交”被定义为“一国体育部门或体育界旨在促进国家间关系所进行的对外体育交往和交流的一种提法[2]。”对体育外交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认知是合乎情理的。由于时代背景、国家权益和国际环境各不相同，外交的战略诉求和具体目标有差异。即使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其内在范畴和重点也不同。但是有两点是共同的：以外国参与体为对象；以实现本国利益为目的。综上可定义新时代体育外交为：参与主体以实现国家政治或外交目标，或促进国家间关系、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通过体育运动及体育文化交流等方式同参与对象之间开展一切对外体育活动的总和。

1.2 体育外交的本质

国内学者将外交看作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正式的代表国家的机构与人员的官方行为，使用交涉、谈判和其他和平方式对外行使主权，来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这样的理解突出了外交的三个特性:主权性、政治性及和平性[3]。而体育外交则是既具备体育载体的灵活性，又兼具政治属性的互动形式。体育外交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以体育为载体，以和平的方式维护并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或行为。

1.3 体育外交的参与主体

随着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和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不确定性，现代公众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对国家内政外交和国际形势变化更加关注。由于社会团体和公众的参与，从文化、体育、政治到环保等，公共外交的内涵日益丰富，公共外交形态和话语日益突出[4]。新时期体育外交的参与主体不再局限于国家机构和政府体育部门，还拓宽到各种体育组织、民间体育团体和个人等。在对外体育关系中，各种参与主体都有可能成为体育外交行为的组成部分，参与体之间存在着互为影响、互为作用的关系。

2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背景下体育外交的重新审视

体育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维护并实现国家利益。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背景下，中国体育外交也面临新的任务和要求，从价值内涵、功能取向、效果评价等方面应该进行重新审视与思考，并对当前体育外交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批判性剖析。笔者认为在体育外交发展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2.1 体育外交价值内涵挖掘不够、融入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不足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外交理论和实践都要贴近不断变化发展的世界，以适应时代变化带来的挑战和满足国家利益需求[5]。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加大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提高了国家影响力。十八大以来，外交领域已经悄然发生变化，我国已经进入了主动塑造国家形象、积极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关键期。打造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成为当前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中国体育界多年来实施的“奥运争光”计划，使人们一直沉浸在百年奥运圆梦的卓越成就之中，对体育外交的研究和认识还停留在后奥运时期。在开展体育对外交往工作时起点低、角度窄，没有认识到体育外交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外交总体布局中的独特性，外交价值挖掘不够[6]，不能用“跳出体育看体育”的格局看待体育外交。新时期体育外交在消弭误解、增进民心相通、诠释参与全球治理的立场、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方面有着重要的功能价值。新时期体育外交要主动融入，顺应时代，积极开拓对外交往格局，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构建中展示新担当、发挥新作用。

2.2 体育外交效果评价缺失，外交效果有待探究

对公共外交效果的测量是公共外交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而测量必须依赖实证[7]。近年来体育外交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具体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受限于外交目标和效果的抽象性，实证数据获取的困难性，当前还缺少一套权威有效的评价体系。相比于国内学者，国外学者在该方面的研究更加注重方法和数据，部分研究表明我们开展的一些体育外交活动，仅仅是单方面的作为，并不能深入目标国家民众[8]，所取得的效果也远不像国内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理想。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例：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六个月,BBC在21个国家做过一个相关的民意调查,受访者对中国的正面评价下降了6个百分点,降至39%,而负面评价则从33%上升到40%[9]。其中,欧洲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更为负面,绝大多数美国民众也保持负面态度,“基本上在52%的水平,并无变化”。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辛(XinXin)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克里斯多夫·芬莱(Christopher J.Finlay)在奥运与外交效果方面也做了一些研究，发现北京奥运会作为全球的体育盛典赛事，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机遇，还有更多的挑战。研究发现更多美国人看到的是北京奥运会的聚光灯凸显了中国拒绝遵从西方市民社会的规范,并且给诸如“中国威胁论”之类的言论以新的口实[10]。

上述研究存在一定的主观偏见或研究方法上的不妥之处，例如：西方固有的政治偏见、对中国外交运作机制的不熟悉导致的批评成见等。我们可以选择不同意或进行反驳，但前提是反驳必须建立在严谨扎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用更客观有力的结果反驳国外学者的观点，而不应继续停留在盲目乐观大于冷静思考、主观联想多于实证研究的阶段，否则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

2.3 参与主体外交意识差，体育外交素养缺失

当前普通大众参与体育对外交往活跃，以2017年为例，在华举办的A类国际体育赛事124起，国际会议11起，审核来华参加国际体育活动和国际体育会议近30 000人次，而审批因公出国(境)团组达1 085起、11 151人次，审批赴港澳台活动73起，900人次[11]。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交流显著增多，虽然这些体育比赛和体育文化交流、体育会议过程中有外交行为倾向，但由于受到跨文化交流经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局限，导致参与主体自觉的体育外交意识淡薄，外交素养缺失，并不能很好地控制参与行为、规避政治风险，不仅不会起到很好的外交效果，甚至有可能弄巧成拙。例如，某中超俱乐部创新青少年人才培养，在巴西通过并购等方式建设足球基地，从体育角度看，他们积极探索足球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培养足球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整个过程被当地媒体报道为“依靠雄厚财力入侵巴西，干扰当地人的生活秩序；斥巨资引援则被说成挖空巴西足球人才”，给当地人们留下了负面的形象，使其对中国足球或者中国的认识产生了误解。在《2013年有关中国国家形象的全球调查报告》中的一项数据显示，塑造中国形象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当地(本国)媒体手中。当前大部分体育投资和跨国体育收购行为能产生一定的体育外交实效，但基本上都缺乏维护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影响力等自觉的外交观念和意识，一旦出现负面新闻，不懂得引导国际舆论，往往导致各方偏见和不信任。

2.4 缺乏顶层设计和宏观指引，体育外交形式碎片化

新型体育外交所倡导的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以体育为载体的立体化、全方位对话形态，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应该站在国家的高度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全局统筹出发。当前体育外交参与主体多元化，参与主体的认知水平和意识形态、外交素养参差不齐，带来了更多的不可控和复杂性，这就导致部分体育外交实践脱离了政府战略统筹，自由无序、盲目发展，体育外交碎片化态势严重，体育外交在国家层面尚未有类似的战略发展机制，无法提供科学的顶层设计。在遇到重大体育外交事件和维护国家权益时，由于缺乏统筹设计，参与被动，难以形成合力，往往不能取得好的效果。当前国家积极构建特色大国外交，主要任务是打造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把国家的外交理念和战略诉求融入体育外交，赋予体育外交一定的目标指引和宏观指导。

以中国武术为例，多年来推进武术进奥运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我们的武术种类多，项目杂，参与主体多，而且在传播时往往以拳师个人传播为主，形成了“各自为战”的碎片化传播状态，无法形成强大的向心合力。这既不利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走向世界，也无法为体育外交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通过国家政府外交斡旋，使得2020年冬季奥运会的金牌数增加了8枚，韩国强力地将平昌冬奥会的金牌数从索契的98块增加到102块，突破了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2020议程》设定的100项限额。这些都是国家统筹全局、集中发力维护国家体育权益的例子。

3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背景下体育外交的发展出路

3.1 推进体育外交战略化发展，建立体育外交长效发展机制

外交是落实对外政策的众多手段或工具中的一个，但外交不是对外政策[2]。人们所说的外交战略，实际上是国家处理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的总体指导思想或布局，属于对外政策范畴[12]。顶层设计是指站在一个战略的制高点，从高层开始，明确要实现的目标后，从上到下一层一层设计好，使所有的层次和子系统都能围绕总目标，产生预期的整体效应[13]。为了促进中国体育外交的稳步推进，需要高屋建瓴地构架，推进体育外交的发展战略化，使其发展有层次、有指引，彻底改变当前体育外交无序发展的碎片化状态。开展体育外交需要拥有全局的视野和战略的高度，统筹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强大聚合力，从而在纵横捭阖的国际博弈棋局中居于主动。

为应对战略机遇及国际关系转型的挑战， 进一步夯实体育外交在国家外交全局的作用，需要国家相关部门高屋建瓴、加强顶层设计，积极统筹中央各部门，全面协调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性，推进建立体育外交发展长效机制，为体育外交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体制保障。努力争取把体育外交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以顶层设计的高度推动力，不断整合和挖掘中国的体育外交资源，积极推动社会中坚示范引领和主体实践，广大公众有序实施，显著提升体育外交工作成效。比如：为了加强经济外交工作，外交部在2013年成立了“国际经济金融咨询委员会”。为了就重大外交问题提供法律意见、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外交部还于2015年成立了“国际法咨询委员会[14]”。外交部和体育总局可以成立联合机构或者推出必要的联合规划，加强体育外交的机制建设，完善体育外交的组织结构和功能定位。

3.2 加强宏观指引，突出外交诉求和政治目标

体育外交作为参与主体是以实现国家政治或外交目标，或促进国家间关系、维护国家利益为最终目的一种行为。在体育外交行为前期，需要政府加强宏观指引，明确政治诉求，提高外交外事的突出性和指向性，确保外交效果不打折扣，使体育外交行为的发生在可控范围之内，在国家利益范畴内运行。无论是体育对外交流还是体育比赛，在开展体育活动前，首先要明确政治目标，要尽量做到能“引”其言,“导”其行，明确外交诉求，主要包括政策性的外交知识、基本的外交礼仪、前瞻性的应对措施、传播对象国的特色和文化风土人情等，为体育外交行为的开展和可控创造良好条件。

例如，《2013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显示，俄罗斯受访者对孔子学院体验中医和中国饮食体现出浓厚兴趣，而巴西受访者则更加偏爱孔子学院的艺术展览，印度和南非受访者最期待孔子学院组织的中华传统武术学习。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明确知道不同的受众国家对不同的外交载体有着不同的兴趣。我们可以有的放矢地促进体育文化的交流，增加中国影响力，提升国家软实力。

3.3 唤醒外交参与意识，提升外交素养

提高中国公共外交的自觉意识与基本素养，是向国际传播本国形象、提升外国公众对本国的友好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政策的必由之路[15]。绝大部分体育交往行为都会产生一定的体育外交实效，但受限于参与行为主体自身的外交素养、知识储备、跨文化交流经验等方面水平，基本上没有明确改善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等自觉的体育外交意识。当前体育外交主体涉及面广，大量的社会团体和民众成为体育外交行为的主要参与者。要注重唤醒行为参与主体的外交自觉意识，不断提高其基本素养并深度参与其中，规范自身言行，提升外交过程可控性，确保外交效果。这种体育外交的意识既是一种自觉性，又是一种爱国情怀的体现。平时要注重其社会责任感、国家主体和责任意识的培养。

对涉外比较多的体育官员和运动员进行必要的外交培训，掌握基本的外交知识，尤其是体育精英，作为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体育名片，更应该拥有良好的外交素养和外语水平，熟悉专业知识，深谙国际媒体游戏规则，充分发挥体育明星的价值引领作用。一旦出现舆论危机和突发事件时，能够主动出击、及时发声、消除误会，在体育外交行为过程中掌握国际传播中的主动权，为国家塑造良好形象、争取利益赢得先机。

3.4 完善体育外交效果评价体系

体育外交是一项广泛的、基础性的国际体育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软实力。谈到外交最重要的是讲实效，体育外交行为的后期效果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一定的效果评价机制反馈，掌握体育外交所取得的实际成效和问题不足，通过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和持续改善，及时灵活地调整体育外交对策以及国家战略方向，以确保实现良好的外交成效。由于体育外交评价的对象是影响力、认可度、国家形象等抽象的东西，如何更好地界定评价方法仍在探索之中。

要想评估体育外交效果首先要聚焦国家外交想要达成的目标，而基于定性、定量及混合研究的维度，民意调查和舆情分析则是公共外交效果评估的两种常用的方法。需要明确体育外交效果的判断标准，依据评价标准再确定具体测量方法。通过查阅外文资料发现，测量公共外交的效果主要有以下实证方法：一是大样本抽样检测法，通常以广大民众为调查对象， 即通过比较公共外交活动前后的民意调研数据变化对比进行效果评价；二是以小部分特定人群为对象的无结构式访问法，具体体现为公众的好感程度、认可度等；三是用公众态度曲线分布来观察一个国家公共外交的效果[16]。国内相关学者需加大该方面研究力度，补齐体育外交在效果评价标准、评价方法方面的研究空白，建立一个科学系统的体育外交效果评估体系。在体育外交的评价过程中，通过信息收集、分析和反馈，了解体育外交所取得的实际成效和问题不足，及时反馈，并根据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为国家决策部门制定战略或决策布局提供真实有效的数据基础。

3.5 加大体育外交复合型人才培养

国家要探索建设高层次复合型体育外交人才培养机构，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为体育外交的发展搭建规范化和系统化的人才梯队，使其真正成为体育外交人才的“孵化器”。 例如：近年来北京体育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着眼全球化，成立了国际体育组织学院，创新探索培养具有良好国际视野、优秀体育素质、博大家国情怀的国际体育组织人才，在服务国家体育强国战略的同时，又提升了跨文化交流能力，为体育外交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另外，国家决策层可考虑支持建设一批高层次体育外交研究智库，将其打造为新时期体育外交理论研究的“排头兵”，从体育外交的顶层设计，到体育外交的决策机制，再到体育外交效果评价等，提供必要的理论和智力支持。

4 结语

在国内外交转型，构建特色大国外交的背景下，重视体育外交不仅是新形势下完善我国外交总体布局的客观要求，更是拓展国家利益的重要路径。当前中国体育外交应主动顺应时代潮流、紧扣国家外交理念和战略部署，以“跳出体育看体育”的大格局，主动担当起新时期国家的外交使命和国际责任；做好政府战略统筹和自由参与之间的平衡工作，提高体育外交素养，做好培训引导工作，最大限度地释放公众外交的活力；加强顶层设计，推进体育外交战略化发展，加大体育外交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为体育外交发展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期待新时期中国体育外交能平稳发展，不断完善国家外交布局，在开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的历史进程中做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