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万林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一、 问题的提出

日益频发的自然灾害与环境危机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也促使社会工作进入到环境议题的讨论之中。事实上，在睦邻组织运动时期，社会工作实务就涉足社区环境的治理，但由于后来转向个人疗愈，社会工作者逐渐遗忘和忽视了自然环境和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对服务对象的影响[1]。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日益深重的环境危机以及环境风险分配的不平等，西方研究者开始将自然环境重新带回到社会工作的视野之中，以实现社会工作的“绿色转向”[2]。面对新的时局，索恩(Soine)较早对自然的重要性进行了讨论[3]。他认为社会工作要实现自己的专业承诺，就要重视自然环境问题，并建议在社会工作课程中加入与环境危害相关的内容[4]。20世纪80年代后，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社会工作文献大幅增加，其中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有贝斯特霍恩(Besthorn)、多米内利(Dominelli)以及格雷(Gray)和科茨(Coates)等[5]。贝斯特霍恩尝试将奈斯(Naess)的深层生态学引入到社会工作领域，他的博士论文就旨在重构社会工作的“人在环境中”理念。在他看来，深层生态学要求社会工作从“人在环境中”的“浅层生态社会工作”朝向“人与环境共在”(person with environment)的“深层生态社会工作”转变[6]。格雷和科茨同样侧重于从深层生态学的角度展开对环境社会工作的思考[3]，并于2012年主编了《环境社会工作》一书。多米内利试图超越深层生态取向的论述，她认为，虽然深层生态社会工作聚焦于人类与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之间的互动，但却没有看到环境危机的社会政治根源，从而未能动摇人类特权的根基[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