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佳

（琼台师范学院 文学院，海南 海口570011）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海洋一直充当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和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地，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相互依存，而海洋文明并不囿于四大领海，同时还延伸至更加广泛的区域，形成了海洋文化的辐射网络格局。文化中的语言形式、物质文明成果、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等元素，在不同文化碰撞的过程中实现交流的可能，建立起了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人类海洋文化共同体。在跨越国界的自然连接里，在跨民族的情感依存中，在跨文化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之上，环南中国海地域周边地区的跨界交流既源远流长且又盛于当代。

一、视域融合理论与“和合”共生理念的契合

（一）伽达默尔与视域融合理论

现代解释学有“视域融合”观点，是由德国解释学的奠基人伽达默尔在其美学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提出来的。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是其解释学的核心理论，具有包容性和超越性的特点，引导人们从更加开放的视角理解存在的关联，探讨不同领域对存在对象的认知方式。

伽达默尔首先对视域进行阐释，将其置于个体和对象存在的关联中进行理解，突出个体在理解中的独特视角。个体在存在的过程中形成“前见”（Prejustice），前见是个体历史性的突出表现。每个个体前见的形成都具有绝对的差异性，因而每个携带前见的个体之间的差异也就无法避免。前见一方面使交流受到阻碍，同时又使交流产生更多可能性。换言之，前见产生交流的隔阂，隔阂呼唤解释，而解释则使交流彰显意义。在交流过程中，带有前见的不同思想观念的碰撞形成文化意义上的生发点。

在当前国际社会关系中，不同地域和国家之间发生交流需求的时候，前见裹挟着固有的思维方式和交流渴望，在差异中寻求解释和理解。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社会观念、审美趣味等多重要素的差异，国与国之间的沟通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前见落差，这种前见落差要求解释在其中发挥作用，从而生成思想的碰撞，或者演化为对峙，或者转而寻求理解。前见在潜移默化间形成。前见无法避免、无法消除。它是人类世界多样化、个性化存在的前提，召唤着理解和交流的衍生。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和合”共生理念

中国先秦儒家所提倡的“和合”思想和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有诸多共通之处。“和合”一词出现在《史记·循吏列传》中：“施教导民，上下和合。”说的是楚国隐士孙叔敖被国相虞丘举荐给楚庄王，孙叔敖果然不负所望，施政爱民，通过一系列治理措施，使得官民和睦同心，风俗朴实淳美。这是对“和合”的最初理解。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和合”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追溯“和合”思想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可以看出，“和合”思想与早期文化中渗透的人与自然的认知关系以及多种思想文化和谐共处的古典智慧相关联。“和合”理念中包含“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中庸之道”的处世观，分别用以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实现人存在的和谐性和持续性。

《礼记·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其中所言“中”是天下万物万事的根本，“和”是天下最为通达的基本法则，于是这里便将“中和”从认识论的角度拓展到本体论角度。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观点，将“和合”概念引向意识形态领域。国内学者总结“和合”理念的时候，将它的内涵推往几个不同的方向：论述宇宙观的时候，提出“天人合一”；规范价值观的时候，提出“和而不同”；定义思维方式时，提出“整体和谐”；提炼民族精神时，选取“厚德载物”；涉及处世哲学时，坚持“和为贵”(1)郭霞：《“和合文化”传播与“和谐世界”构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4 期，第104 页。。

“天人合一”观点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精神建构的核心，“和合”思想从认知领域发展到道德、审美的领域，不但成为构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准则，并且沉淀为主导中华民族主体意识、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重要力量，也必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要支撑和深层心理依托，主导文化构建的主旋律。承认主体与客体间的差异性和共生性，在差异和共生的基础上强调“和合”，是处理当前世界关系的观点之一，是新型和平观的集中表达。

中国想要在世界舞台上以全新的姿态、先进的理念参与构建协调发展的局面，必然需要树立起正确、可持续和创新的观念。以“和合”交流思想作为依托，以文化中具有包容性和安全性的因子构建主体关系，才能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格局中发挥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国学修养深厚，一直提倡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对“和合”文化有很中肯的评价，认为在我们祖先创造的“无与伦比”的众多文化中，“和合”文化作为精髓之一，延伸到现代，和当前我们倡导的“和谐”“和平”一脉相承，其中“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品格，蕴含了我们民族一贯追求的文化理想。

二、底蕴丰厚融合互动的南海多端文化格局和情感命运交流

南海多端文化共生格局的形成跨越了纵深的历史长度。近年来不但有“中南半岛”的地理概念划分，也有“环南中国海”地域的学术定义方式。

“中南半岛”是以中国内陆为坐标，对中国和南亚次大陆之间的半岛区域的命名，其英文名称为Indo⁃China Peninsula。它是连贯东亚大陆与南亚群岛之间的桥梁。从地貌延展来看，中南半岛是中国内陆的延伸，在地理上有同源性，中南半岛的文明历史源远流长，语言形式多种多样。从文化生成上来看，中南地区的多种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环南中国海”地域主要指中国南海周边国家和族群的生活区域。这里既有海南的回族、黎族等中国少数民族，又有广西壮族自治区边境的跨界少数民族，还涵盖广府、客家、潮汕、河洛和“疍民”等地方族群以及菲律宾人、马来人、印尼人、越南人等东南亚族群。他们不仅在生活方式上存在很多共通之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从而形成了以南中国海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

（一）多端文化共生格局的源流：南海文化共同体的生成

南海区域文化由若干分支交汇生成，凝聚着南海周边族群人们的命运和生存诉求，从而形成了“文化共同体”的概念。文化共同体是不同群体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和相似的文化积淀下所形成的一个存在，其具有有高度认同感的文化生活和共通的文化记忆，并最终凝聚为共通的文化精神。文化共同体理念中，势必存在共同的文化历史连接点和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

例如，海洋文化的特质赋予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居民以独特的族群特点，他们具备开放性和包容性。南海周边地区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又相互融合的多端文化格局，伴随历史的迁移而不断交互。南海多端文化格局融合互动，使不同族群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吸收了多种文化特征和族群特质。以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为例，华裔在这些国家占有一定比重，华人的迁徙促进了中华文化和当地文化的交流碰撞，使得族群文化既保有浓厚的东南亚本土文化色彩,又表现出中华文化特征,同时并蓄了西方宗教的价值理念,造就出多元文化并存的特点。

南海诸国的文化共生性，以各个族群在民间信仰中体现出的差异性和共通性最为典型。在南海周边广为流传的海神信仰中，无论是妈祖信仰还是龙的信仰，都有着较为清晰的传播脉络。海神信仰的生成有赖于南海先民在共生物理环境中的不断交流和碰撞：南海海域共享物理和地理环境，从而由相似的物理地理环境衍生出信仰趋同的条件；基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造成的族群迁徙进一步促进了族群间的互动和相互融入，成就了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同构。例如，在南海诸多族群中都存在且被广泛记载的“南海龙王”信仰，即属海神信仰的范畴。南海龙王的信仰最初源自人类原始信仰的海龙，我国早期文献中就有关于四海海神的记载，并且有了对四海海神的命名(2)早期四海海神的称谓叫禺猇（东海）、禺京（北海）、弇兹（西海）和不廷胡余（南海），见《山海经》等典籍。。

在中国，龙王信仰在形成过程中被不断构建，一方面融合了中国原始的龙崇拜和古代的王权思想，将龙视为至高无上的灵物；另一方面吸纳了龙所赖以生存的物理地域特色，将其置于海洋领域的尊崇范畴内，同时又复纳了印度佛经中的诸大龙王和中国道教中的龙王杂说,最终在多端文化共同影像中衍生成长。

南海文化以中国南海周边为战略着眼点，辐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这里是多条国际航运线的必经之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之下，是连接中华文化与国外优质文化的纽带。著名史学家钱穆在论及异文化关系时说：“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3)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台北：台北三民书局1971 年版，第51 页。纵观人类发展史，异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互，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前见”中主张差异，在差异中互相尊重，在尊重中进行积极的、互利性的共融，是人类发展的主体趋势。

（二）南岛语族的共生迁徙：生生不息的脉动

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认为：“文化并不是人们在虚空中，或仅仅是依靠人的自身做出努力的产物，而是长期地、累积地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4)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彭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28 页。

学者从考古学上的一个发现开始对南岛语族的起源和扩散进行考证。这种对南岛语族的考证是从考古学视角，从人类进化的层面以及从文化和语言演变的角度，去寻找中国东南沿海史前交流的凭证，而不是从简单的外部特征对其族群进行划分。

南岛语族作为一个以海洋为生活主体的族群，是在考古研究的基础上以地域进行划分的、主要分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的族群。南岛语族覆盖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等国家、群岛和地区，从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延伸至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从夏威夷群岛和中国台湾延伸至新西兰的海域岛屿(5)范志泉：《语言与基因：论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学术月刊》2018 年第10 期，第175 页。。南岛语族一般以语言学分类法为主要依据，分为东、西两大区，即东部大洋洲族群（Oceanic），包括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三区；西部赫斯佩拉尼西亚族群（Hesperonesian），旧称印度尼西安（Indonesian），包括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6)李壬癸：《台湾南岛语言论文选集》，中国台北：台湾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2004 年版，第87 页。。

在对东南沿海的考古研究中发现，史前时期人类就显现出开发海洋文化的痕迹，代表了中国上古时期向海而生的文化发展向度。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南岛语族的生成从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最早从6 000 年前起，中国东南沿海的人们就出海探寻未知的海域，扩展到今天台湾岛屿，随后不断向东南亚地区扩散，蔓延至整个东南海域的岛屿(7)武勇：《南岛语族起源与中国东南沿海考古——访美国丹佛美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焦天龙》，《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 年5 月28 日第6 版。。

在漫长的人类进步发展过程中，透过海洋文化交流而形成的历史，沉淀在演进的物质文明更迭中。这既包含了通过考古、考察沉船，直接找到文化交流的物质佐证，也包含了在整个南海周边地区所发现的和海洋文化相关联的遗址和生活习惯,当然也涉及到观念层面蕴含的海洋文化要素如海神信仰和海洋敬畏等。直到今天，这些历史文明仍然成为连接共生海域人类命运的纽带，不断唤醒人们的共同历史记忆，沟通人们在文化交流中的“前见”，延续文化共生的可能。

越南普遍信奉的海神之一南海龙王，最初就是在汉文化传入越南的时候，随着移民迁徙而逐渐产生影响的，越南官方也曾专门设立朝拜海龙王的寺庙。同样，迁往马来西亚的华人在留存南海龙王信仰的时候，既保留了鲜明的中华文化特征，又在本土化过程中吸收了浓厚的东南亚文化特色。新加坡昭灵寺在宗教仪式环节中引入的“龙头乩”仪式，据文化学者研究，乃是海神崇拜在迁移过程中为适应本土化需要而进行的变化(8)孟庆梓：《中国海外移民与新加坡华人社群建构——以江兜王氏社群为研究个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2期，第86 页。。

中华传统文化不断深入南海周边文化中，在形成南海海洋文化共同体的前见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人们通过区域文化的融合互动，建立了“文化命运共生圈”，从而在共通的“前见”引发的共生和碰撞中，寻求相互借鉴和交流的可能。

三、南海文化碰撞与地域、情感、文化的交融：海洋文化共同体的生成

（一）文化象征：历史海洋文化的符号留存

1.海上丝绸之路推动的中外文化交往链条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和外国进行海上贸易往来的通道，萌芽于商周时期，从汉代起，逐渐成为中国和国外经济、政治与文化交流的途径。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了中外海上贸易的交流，虽然有多条航道，但主要以南海为中心。中国生产的以丝绸为主的贸易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外，打通了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通道。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一条宗教文化传播的通道，在中国盛行的各类宗教如儒教、佛教、道教以及各类民间信仰，伴随着商贸交流，进入丝绸之路周边国家和民族的信仰世界，而西方的宗教信仰和异文化精神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华文化产生了诸多影响，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格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下，中国茶叶和陶瓷传播到沿途国家和地区，乃至欧洲各地。瓷器的输出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运输有直接的关系。欧洲很多国家受到中国瓷器文化的浸润，他们在中国瓷器审美的影响下，崇尚中国的制瓷工艺，并发展了制瓷业。南海周边国家如泰国、越南等也学习和掌握了制瓷技术。中国陶瓷所到之处，当地人逐渐开始认识到陶瓷的美妙，并产生对东方文化的审美认同。越来越多国家在崇尚中国陶瓷工艺的同时，将瓷器文化潜移默化地置入进本民族文化之中。与中国陶瓷文化传播并存的，是茶文化的传播。茶文化不仅是一种物质文化，还是一种极具魅力的精神文化。中国文化对茶、水、器具、烹茶心态等的诠释，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合”的本质。从欧洲到南海周边国家，从中国茶道到英国的品茶艺术再到日本茶道，中国茶文化完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巡游。

《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一——1989—2004 年调查》中发现的出水遗物以瓷器为大宗,有“江西景德镇窑青白瓷、浙江龙泉窑青瓷、福建德化窑青白瓷和白瓷、闽清义窑青白瓷和青瓷、磁灶窑酱黑釉瓷和绿釉瓷等,器类多为日常生活用器,部分瓷器底部有墨书题记。出水铜钱达6 000 多枚,以北宋年号铜钱为主。此外还出水有少量金环、金戒指、银锭、锡器、漆器残片、朱砂等,以及包含在凝结物内的铁锅”(9)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阳江市博物馆：《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年版，第237 页。。

2.《更路簿》承载的历史文化关联佐证

学术界对于海南文昌、琼海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海航海工具书《更路簿》的研究是南海海洋文化研究的热点话题。“更路”是航线的意思，《，《更路簿》是明清时代就开始使用的载有航海路线和海上航行指南的手绘本小册子。海南岛的渔民出海航行的时候，用《更路簿》记录下跨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航行的航向和航程，对南海海域的了解在民间航程记录过程中不断增补完善，《，《更路簿》中所记载的航道是对已经消亡了的海上丝绸之路航行轨迹的增补和复现(10)许桂灵：《海南〈更路簿〉的海洋文化内涵和海洋文化风格精读》，《云南社会科学》2017 年第3 期，第101 页。。据记载，《，《更路簿》中记载的航线多达200 余条，“以海南渔民从海南省东部文昌市的清澜港、琼海市的潭门港出发，经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航行至东南亚各地的航向和航程为主。在《更路簿》中有记载的生产作业和海上贸易范围甚至已达到东南亚的纳吐纳群岛和潮满岛，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半岛、缅甸、印度等国。从《更路簿》中，可以探究整个中国南海航行轨迹和海上贸易交流发展历史。南海共同的海洋生存需求，加深了南海周边民族之间的直接碰撞，在文化层面上存留了若干无法磨灭的历史证据”(11)周伟民：《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北京：昆仑出版社2015 年版，第378 页。。其中，语言层面和信仰层面的交互尤为显著。

在南海不同国家和族群的文化碰撞与交融中，逐渐建立了命运与共的地域和文化共生关系，南海海洋文化共同体逐渐生成。

（二）地域共生与情感交融：“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

“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不仅是传统中国人的处世方式，也是面临当前世界文化争端时可以借鉴的一种智慧。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提出文化共生的十六字格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格言从文化共生的角度提出了民族文化多样化的存在格局构想：从文化的多样性出发，提出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和存在价值；从尊重文化多样性出发，主张尊重多样性存在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寻求民族文化延续的可能；从多种文化的交流出发，推动异文化的沟通和理解，才能达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

中国“和而不同”的观念传统旨在尊重文化多样性。“不同”是“和”的前提。文化是多样性的，各个民族都应该认识到文化独特性的存在价值，从而尊重多样性文化的存在。《易经·系辞》曰：“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物相杂，故曰文。”这两句话从哲学角度阐述了多样化构成对世界构成的重要性。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要进一步保护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充分认识传统文化重要价值的基础上，从各个向度增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力度，弘扬中华文化独特的审美价值。建立在“前见”基础上的南海民族文化，保有各民族文化特色，民族文化特色的传承和发展是文化发展的灵魂流向。

慕尼黑大学汉学系肖文帅在对新加坡天后信仰进行考察研究的过程中，重点考察了三间具有百年历史的天后宫，调查了不同籍贯的群体如何通过特定的信仰形态建立起具有鲜明地缘特色、并承担重要社会功能的文化共同体(12)肖文帅：《19—20 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天后信仰的特色及历史意义——以天福宫、粤海清庙、琼州天后宫为例》，《文化遗产》2018 年第2期，第42 页。。文化研究者们探究了妈祖信仰在不同地域和族群间的交流共生。妈祖作为海神信仰中最为普遍存留的一种，在由中国向南海其他地域的传播中，经历了渐次的衍生：不但从传播上体现了从海岛到内陆的走向，而且展现了民间信仰如何逐渐沉淀并在固定族群意识层面达成共识的过程。“马来西亚华人通过妈祖崇拜这样一条民间海神信仰文化的纽带,体现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从而找到自己文化意义上的根。在越南西贡，祭拜妈祖的天后宫多建在会馆之内。在泰国曼谷有七圣妈庙、天后宫。在缅甸，创建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的丹老天后宫(又称丹老水月宫)如今已成为缅甸四大古庙之一。在新加坡，1810年已有设于天福宫的妈祖祭坛。在印度尼西亚，最早建立的是雅加达天后宫，后改称女海神庙。此外，在印尼其他很多地方也都建有奉祀妈祖的庙宇。奉祀妈祖的庙宇遍及印尼各大岛屿。在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天上圣母宫创建于1572 年，为晋江华侨所建。菲律宾华侨华人奉祀妈祖的天后圣母庙或妈祖庙已达100多座”(13)李玉昆：《妈祖史迹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年版，第227 页。。

文化在交融中对话，此时“求同存异”就是对尊重他者文化、尊重文化交流的表述。世界是由多样化的文化所构成的，尊重差异性以尊重他者文化为归宿。只有在承认不同民族文化尊严的基础上，才有共生和交流的可能，才能理解文化前见的历史源流和传承脉动，从而实现文化间的和睦共处，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在“求同存异”的理念指引下，南海周边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文化策略上要以发展为目标，秉承文化交流宗旨，同时不断增强各自的文化影响力。

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一带一路”的建设规划，乃是在继承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传统，尤其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放传统，秉承“和合”的精神要义，旨在延续中国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足迹，鼓励中国的友好邻国都参与进来，具有很强的开放性。这是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共同谱写丝绸之路的新篇章，进而建设文化命运共同体的尝试(14)徐琴：《“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生成逻辑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19 年第11 期，第141 页。。

四、结 语

公共危机是现代社会面临的国家和地区社会体系的危机事件，公共危机召唤不同国家、地区间以“命运共生”为目标的危机公关决策。公共危机不同于事故性和灾难性危机，往往指向区域性甚至更为广泛复杂的群体。公关危机的存在，催生异文化在短期内迅速突破思维差异，寻求共同生存点。在公共危机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突出表达为追求人类安全的共同体。

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公共卫生危机凸显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互依存关系。疫情突破了地区和国家的界限，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这场公共危机中独善其身。人类在此次危机面前转化为生存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当本地区和国家的疫情得到控制以后，只有站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角度上进行防治和管控，才能最大限度保护人类的共同利益。

民族、国家和区域关系从利益领域到非利益领域的隔阂与对峙，逐渐加深了群体间的紧张情绪。对立面的紧张与不和谐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寻求突破点，突破点可能在危机到来时导致冲突的爆发，却也可能促成自我调适和相互包容的支点显现。处于利益和非利益较量中的区域关系，随着格局的不断变化，会衍生新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在持续变化中走向平衡和共生的状态。

从文化角度展望未来世界的发展走向，从视域融合理论到“和合”共生的价值观，文化与文化在碰撞和共生关系中必将重新定义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和交往的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基石也将更加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