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晓 萍

（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化学院，天津300071）

一、引言

在人类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朝代更迭与兴亡治乱向来受人关注。当这种对历史演进规律的探究与早期文明中将女性视为不祥之物的倾向遭遇，就自然而然衍生出了“女祸论”（红颜祸水论或美女祸水论）。“女祸论”并非中国文化所独有，只不过东西方的文化心理根源不同，西方更多出于原罪意识，而东方则是源于伦理道德学说与历史意识。

中国的“女祸论”肇始于文人对孔孟等先儒论“色”“德”关系文字的误读，流弊所及，正统儒家鄙视好色，将“色”与“德”绝对对立，认为人一旦好色，便无心于事业功名。“女祸论”最为直接的证据来自古代史家对夏、商、周三代灭亡的历史经验的片面总结，其中周武王是“女祸论”的积极倡导者和制造者，他伐纣之时将“惟妇言是用”（《尚书·周书·牧誓》）列为纣王的一条罪状，灭商后他又“致天之罚，斩妲己头，悬于小白旗，以为亡纣者，是女也”（《列女传· 嬖孽· 殷纣妲己》）。“女祸论”由此成为毋庸置疑的真理。周武王的这一总结后来又通过《史记》扩大了影响，成为史家所发现的“真理”之一。继夏之妹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之后，卫宣公夫人宣姜、鲁桓公夫人文姜、鲁庄公夫人哀姜、晋献公夫人骊姬以及孔父之妻等又相继成为祸国亡家的“女祸”典型，其中骊姬乱晋堪称春秋时期“女祸论”的经典事例。

不过，在骊姬故事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女祸论”的故事内核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不仅论文数量不多，而且已有文章大多围绕着春秋时期骊姬形象的内在意蕴进行文化阐释，比如春秋时期婚姻制度、上古帝王的“宠内”现象、春秋时期的王位继承制等，局限在某一历史阶段之内，缺乏系统综合的考察。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采用20世纪70年代末从西方文学引入的“主题学”研究方法和近年来宁稼雨教授提出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以骊姬故事的古今流变为核心，考辨和分析这一人物在史籍、诗词、小说、戏剧、影视剧作品等不同文本、不同文化断面中的描写、特点及其变化，进而探讨其演变背后的深层文化意蕴，以此厘清“女祸论”的复杂面貌，并觇见民族心理与文化思维的历史性变化。

二、史籍所载的骊姬故事

骊姬故事最早见于史籍“春秋三传”、《国语》、《史记》、《列女传》的记载当中，诸书所记载的故事面貌由简而繁，逐渐首尾完具，可见史家记录该事出于丰富“女祸论”之目的。

（一）《左传》

“春秋三传”当中所记载的骊姬故事以《左传》最早①：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弗听，立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

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姬谓大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杀其傅杜原款。

或谓大子：“子辞，君必辩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

姬遂谮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1]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故事当中的主要人物有骊姬、晋献公、卜人、申生、奚齐、重耳、夷吾。情节单元有如下几个：(1)献公欲立骊姬；(2) 卜之不吉；(3) 骊姬生子；(4) 骊姬进谗；(5)申生出逃；(6)献公杀大子师；(7)申生自缢；(8)骊姬陷害重耳、夷吾；(9)二公子流亡。

（二）《春秋公羊传》

在《春秋公羊传· 僖公十年》中并没有系统地记载骊姬故事，骊姬只是作为“里克弑二君”这一事件的附属人物出现的：

奚齐卓子者，骊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骊姬者，国色也。献公爱之甚，欲立其子，于是杀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就奚齐。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2]

《公羊传》中以里克为故事主角，他因为分别杀了骊姬及其妹之子奚齐和卓子而被安上弑君之名，在将晋惠公迎回宫中后被惠公所杀。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两点：一是骊姬相貌甚美，是为“国色”；二是献公宠爱骊姬，欲立奚齐。

（三）《春秋榖梁传》

《春秋榖梁传》中记载的骊姬故事，与《左传》相比，主要人物和故事面貌大致相同。在情节单元方面有些小的出入。《春秋榖梁传》中没有出现“卜之不吉”和“陷害二公子”这两个情节，对《国语》有较大影响。

（四）《国语》

《国语》中记载的骊姬故事见于《晋语一》和《晋语二》，主要人物有：晋献公、骊姬、史苏、优施、里克、杜款、重耳和夷吾。《国语》保留了《左传》当中的基本情节，但增加并详写了以下情节：

1.献公伐骊戎，卜之不吉，史苏进言。《国语》交代了骊姬的身世，并将《左传》的“卜之不吉”发展成了“卜者进言”，作为“女祸论”的衍生，为“骊姬乱晋”埋下伏笔：

献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曰：“胜而不吉。”公曰：“何谓也？”对曰：“遇兆，挟以衔骨，齿牙为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胜也，臣故云。且惧有口，携民，国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谁敢兴之？”对曰：“苟可以携，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弗听，遂伐骊戎，克之。获骊姬以归，立以为夫人。[3]65

晋献公不听，后来不仅攻克骊戎，还获得了活色生香的美女骊姬，并将其立为夫人。《国语》对庆功宴时献公半开玩笑地惩罚史苏进行了描写：

公饮大夫酒，令司正实爵与史苏，曰：“饮而无肴。夫骊戎之役，女曰‘胜而不吉’，故赏女以爵，罚女以无肴。克国得妃，其有吉孰大焉！”……

饮酒出，史苏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晋以男戎胜戎，而戎亦必以女戎胜晋，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苏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今晋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宠，虽当三季之王，亦不可乎？……”[3]65-66

史苏之所以列举妺喜亡夏、妲己亡商、褒姒亡周的史实，是为骊姬乱晋作铺垫。这个论断在后人看来更具有不容置疑的普遍性意义，以至于人们论及三代之亡或类似的问题，都会以此论断作为分析思考的逻辑前提。

《国语》详细描摹了史苏的言论，突出其忠臣形象，可见《国语》记载骊姬故事一开始即着眼于朝廷的忠奸斗争。

2.优施献计，骊姬从之。骊姬入晋之后，确实被史苏不幸言中，果然一步一步展开了“乱晋”的行动。不过，与《左传》不同，骊姬乱晋始于戏子优施的献计：

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谓公曰：“吾闻申生甚好仁而强，甚宽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谓君惑于我……”[3]71

因为优施与骊姬有私情，所以他为骊姬出谋划策，让骊姬在夜里哭着对献公进言。

3.骊姬进谗，申生分封。骊姬果然听从了优施的意见，向献公进谗，一再强调申生对献公王位以及性命的威胁：

“今谓君惑于我，必乱国，无乃以国故而行强于君，君未终命而不殁，君其若之何？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公曰：“夫岂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骊姬曰：“妾亦惧矣，吾闻之外人之言曰：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故长民者无亲，众以为亲。苟利众而百姓和，岂能惮君？以众故不敢爱亲，众况厚之，彼将恶始而美终，以晚盖者也。今夫以君为纣，若纣有良子，而先丧纣，无章其恶而厚其败。钧之以死，无以假手于武王，而其世不废，祀至于今，吾岂知纣之善否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难至而恤之，其何及矣！”[3]71-72

出于君主多疑，因此献公即使再相信申生，也不免受骊姬之言的影响细细思量。

公惧曰：“若何而可？”骊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释君。且君其图之，自桓叔以来，孰能爱亲？唯无亲，故能兼翼。”公曰：“不可与政。我以武与威，是以临诸侯。未殁而亡政，不可谓武；有子而弗胜，不可谓威。我授之政，诸侯必绝；能绝于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国，不可忍也。尔勿忧，吾将图之。”[3]72

最终献公决定坚决不交出政权，并开始对申生心生嫌隙，将偏远的曲沃地区分封给申生。

4.申生胜狄而反，骊姬阴谋失败。此后，骊姬不甘心，又施计使献公让申生去讨伐狄，骊姬以为这次申生定会战死沙场，却没想到“申生胜狄而反”，大胜而归。

5.再次谮杀申生。五年后，骊姬再次开始图谋太子之位，她认为铲除申生路上的最大障碍是忠臣里克，于是叫优施去吓唬里克，里克虽忠心却胆小怕事，于是第二天就故意从车上跌下来摔伤脚，再也不敢上朝。《国语· 卷八·晋语二》详细记载了骊姬污蔑申生弑君这一过程：

骊姬谓公曰：“吾闻申生之谋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众，众不利，焉能胜狄？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广。孤突不顺，故不出。吾闻之，申生甚好信而强，又失言于众矣，虽欲有退，众将责焉。言不可食，众不可弭，是以深谋。君若不图，难将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

……骊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梦齐姜，必速祠而归福。”申生许诺，乃祭于曲沃，归福于绛。公田，骊姬受福，乃置鸩于酒，置堇于肉。公至，召申生献，公祭之地，地坟。申生恐而出。骊姬与犬肉，犬毙；饮小臣酒，亦毙。[3]75-76

骊姬收下申生的祭品后即在其中下毒。当献公回来吩咐申生献上酒肉，献公以酒祭地时，地面振动向上鼓起，申生惊恐地逃走。骊姬继而以肉喂狗，命近侍饮酒，二者俱亡。

6.献公杀太子师，申生出逃，骊姬痛斥，申生自缢。晋献公猜忌申生，下令杀死申生的师傅杜原款，申生逃至新城。申生出逃以后，骊姬又跑到新城哭诉与指责他：

骊姬见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况国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杀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恶也，难以长生！”骊姬退，申生乃雉经于新城之庙。将死，乃使猛足言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听伯氏，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国家多难，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以至于死，虽死何悔！”是以谥为共君。[3]77

骊姬以父子大义痛斥申生，骊姬走后，申生在祖庙里上吊自杀。

7.骊姬陷害重耳、夷吾，二公子流亡。申生虽死，献公仍有两个出色的儿子重耳和夷吾，这两个人同样威胁着奚齐的地位。于是骊姬着手陷害二人：

骊姬既杀太子申生，又谮二公子曰：“重耳、夷吾与知共君之事。”[3]77

骊姬以二公子参与申生谋害献公之事进谗，使二公子被迫流亡至狄、梁二国。

公令阉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狄；令贾华制夷吾，夷吾逃于梁。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齐焉。始为令，国无公族焉。[3]77

二公子出逃以后，骊姬子奚齐成了太子，晋国再无晋献公的族人。

8.骊姬被杀。与《左传》不同，《国语》交代了骊姬的结局：

于是杀奚齐、卓子及骊姬，而请君于秦。[3]81

《国语》中的这个情节单元十分简单，以一句话交代了骊姬及其子都被杀，王位归于重耳，为“女色祸国”又提供了一个典型事例，也为忠奸斗争、忠必胜奸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总而言之，相比《左传》而言，《国语》对骊姬故事的描述更加详细与生动，不仅增加了史苏、优施等有名有姓的人物，而且补充了骊姬的身世和入晋经过以及优施献计、骊姬图谋王位的详细过程，对申生和骊姬的互动也进行了虚构。骊姬用毒酒污蔑陷害申生的这一细节使骊姬故事不再是单调刻板的“女色误国”，而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复仇元素，情节演变更加符合情理，也为献公真正地相信申生弑父及进一步疏远二公子做了铺垫。骊姬结局的补充虽然简单，但是使故事更为完整。

（五）《史记》

《史记》中所记载的骊姬故事见于第三十九卷《晋世家第九》，虽仅千字，但是可以从中看出骊姬故事的面貌已经有些改变。

从情节单元上看，骊姬身世、卜之不吉、骊姬陷害申生、献公杀太子师、申生出逃至曲沃以及申生自缢这些情节单元没有变化；在申生被害的部分中，并无“优施”这一人物；未提及骊姬的结局；原有的骊姬进谗情节有较大的改变。申生的被害不是因为骊姬要谋夺太子之位，而是因为献公宠爱骊姬，欲立奚齐而废申生：

献公私谓骊姬曰：“吾欲废太子，以奚齐代之。”骊姬泣曰：“太子之立，诸侯皆已知之，而数将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贱妾之故废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杀也。”骊姬详誉太子，而阴令人谮恶太子，而欲立其子。[4]1645

从文中可见，献公首先表明了废申生之意，骊姬才开始表态，表面上赞誉太子，暗中却令人谮恶他。这里的骊姬似乎多少处于被动状态，是献公更立储位的意图推动她去迫害太子，献公方是始作俑者。笔者认为，在《史记》当中骊姬的形象开始有了变化，不再如同“春秋三传”、《国语》中那样刻板和罪不可赦，而是有了转圜的可能。

在陷害二公子这一情节中，《史记》中首次出现了重耳、夷吾怨憎骊姬害死申生的情节。

此时重耳、夷吾来朝。人或告骊姬曰：“二公子怨骊姬谮杀太子。”骊姬恐，因谮二公子：“申生之药胙，二公子知之。”二子闻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备守。[4]1646

因此，骊姬陷害二公子并非主动，而是因为二公子的怨恨，为了自保才先发制人。

可见，《史记》所记载的骊姬故事对骊姬的形象做了一定程度上的“净化”，骊姬进谗与陷害二公子都不完全是骊姬的主观愿望，前者是在献公的暗示之下，后者有不得不为的意味。这两个情节单元的增洐使得骊姬的形象更接近于卷入政治斗争的宠姬，最值得我们注意。

（六）《列女传》

西汉刘向《列女传》中所记载的骊姬故事见于《孽嬖传·晋献骊姬》。其故事面貌以及骊姬形象与前代记载相比并无太大不同。只在情节单元上有些微出入。骊姬身世、骊姬进谗、献公杀太子师、申生出逃、申生自缢以及骊姬陷害二公子这些情节单元基本没有变化，未出现“卜之不吉”这一情节。除此之外，较大的改变有两处。

一是“骊姬与弟共谋”。《列女传》中虽然并无“优施”这个人物，但是出现了骊姬的弟弟，为骊姬陷害他人出谋划策：

骊姬欲立奚齐，乃与弟谋曰：“一朝不朝，其闲用刀，逐太子与二公子而可闲也。”[5]37

与《国语》中的“优施献计，骊姬从之”不同，《列女传》明确指出是骊姬先“欲立奚齐”，为此与弟共谋。可见骊姬较有政治野心。

二是“骊姬被戮”。在骊姬结局这一情节单元中，《列女传》中做了较大改变。

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齐。献公卒，奚齐立，里克杀之。卓子立，又杀之。乃戮骊姬，鞭而杀之。[5]38

奚齐被立为太子后不久，献公死去。里克先杀了奚齐与卓子两位幼主，然后“戮”杀了骊姬。“戮”通常用于铲除奸佞，用于此处强调骊姬的死亡方式比较惨烈且含有人身侮辱意味——先遭鞭打，随后被杀。

在《孽嬖传·晋献骊姬》的作者点评中，骊姬被描述为“五世之祸”。

颂曰：骊姬继母，惑乱晋献，谋谮太子，毒酒为权，果弒申生，公子出奔，身又伏辜，五世乱昏。[5]38

“骊姬乱晋”之后，原本强大的晋国确实历经了五代混乱的局面，直到重耳归晋为晋文公，晋国才开始再次强大起来，晋文公也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人。显而易见，《列女传》把晋国五代的衰微全部归罪于骊姬。

刘向笔下的骊姬故事其道德评判倾向十分明显，将其视为祸乱国家的奸佞、擅权专政的女野心家。《孽嬖传》的入类，故事对骊姬死状的描摹以及“五世乱昏”的评论，皆可以看出作者认为骊姬“女色祸国”远超奸臣小人，对其深恶痛绝。

综上所述，在史籍中，骊姬故事在《左传》中初具轮廓，经过《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的进一步丰富，在《国语》中基本定型，《史记》与《列女传》中故事的面貌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做了一些情节的删增，使事件的发展演变更为符合情理。史籍记载的骊姬故事前后共出现了18 个情节单元，具体著录情况如表1 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与《列女传》的作者在记录骊姬时表现出来的情感态度差异：司马迁一定程度上同情骊姬，基本上将其定位为卷入政治斗争的宠妃；而刘向则完全将骊姬视为“女祸论”——女性擅权干政导致国家丧乱的又一典型，让天下人引以为戒。

表1 史籍关于骊姬故事的记载

由于骊姬在历史典籍中全部作为反面人物出现，其事迹也较清晰，并不像西施故事有值得争议之处，因而在诗词当中引证骊姬故事的作品不多，而一旦出现皆相当于“祸水”的代名词。限于篇幅，下文以《全唐诗》为例对古典诗词中骊姬故事的引证情况进行说明。

唐代文学家李华的《咏史十一首》有“侧。闻骊姬事，申生不自保”的诗句，提到了骊姬大致意思是听说因为骊姬所行之事，申生不能自保。尽管作者并未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更倾向于客观地叙述事实，但“侧闻”一词的使用，多少流露出不以为然的意味，诗人对骊姬的关注也更多缘于其身份。

随后岑参也在其诗作《骊姬墓下作》中咏及了骊姬之事。当时浍河涨水，淹没了位于河东的骊姬之墓，岑参因此感慨写出如下诗句：，

骊姬北原上，闭骨已千秋。浍水日东注恶名终不流。献公恣耽惑，视子如仇雠。此事成蔓草，我来逢古丘。蛾眉山月苦，蝉鬓野云愁。欲吊二公子，横汾无轻舟。[6]456

可以看出，在岑诗中骊姬完全是作为宠姬和邪恶狠毒的庶母形象出现的。

其后，元稹在《有鸟二十章》诗中，用吕雉、骊姬故事作典故来咏“鹳雀”鸟：

有鸟有鸟如鹳雀，食蛇抱礐天姿恶。行经水浒为毒流，羽拂酒杯为死药。汉后忍渴天岂知，骊姬坟地君宁觉。呜呼为有白色毛，亦得乘轩谬称鹤。[6]1026

在元稹看来，“鹳雀”鸟不仅外形丑陋，而且身带剧毒，与吕雉、骊姬属于同类。此处，元稹更进一步将骊姬定位为擅权乱政的女野心家，将骊姬的美色视为穿肠毒药，可谓是王充②的知音。

除此之外，唐代著名道士吴筠的《览古十四首》（其一）也提到了骊姬：“谗佞乱忠孝，古今同所悲。奸邪起狡猾，骨肉相残夷。汉储殒江充，晋嗣灭骊姬。天性犹可间，君臣固其宜。子胥烹吴鼎，文种断越铍。”[6]2089大意是说谗佞之人常常会干扰忠孝之人行忠孝之道，像骊姬这样“谗佞”的人物，必然不得善终，为晋国新君所杀。不过由于作者是道士，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作品中同时也强调谗佞与忠孝的斗争无法避免，努力得“道”方能不为琐事烦累。在吴筠笔下，虽然感觉不到作者对骊姬明显的爱憎，不过骊姬还是作为“祸国谗佞”这一反例出现的。

由上可知，在诗词中作为典故出现的骊姬，作者大多或从家庭生活角度将其视为狠毒的继母，或从国家兴亡角度将其视为祸国的谗佞，或从人物性格角度将其视为阴毒、邪恶、残忍的代名词，诗词作品中的骊姬基本上成为一个并无争议的符号性人物。

四、古代叙事文学中的骊姬故事

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迄今未能找到主要描写骊姬故事的相关元杂剧与明清传奇③，而在小说当中，以《东周列国志》最为关注骊姬故事。

《东周列国志》在第二十回、第二十七回及第二十八回都提及了骊姬故事，与史籍所载相比，小说进一步细化与丰富了情节单元，使故事更加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带有明显小说家言的特色：

1.献公征伐骊戎，骊戎不敌，主动请和，献公纳骊戎二女。《东周列国志》也突出了骊姬身世与其入晋经过，骊姬作为骊戎公主的身份没有变化，也有卜之不吉与骊姬得宠生子的情节，但是入晋细节则有所改变。史籍当中是骊戎战败，将骊姬献给晋献公，使用了“得”或“获”来记载入晋之事。但在《东周列国志》中，则变为骊戎自知不敌晋国，于是主动请和，“纳其二女于献公”，这一细小的用字变化无形当中稍微提高了骊姬的地位。

此外，小说当中第一次对骊姬相貌、性格、才能进行了较细致的描写：

那骊姬生得貌比息姚，妖同妲己，智计千条，诡诈百出。在献公前，小忠小信，贡媚取怜。又时常参与政事，十言九中。所以献公宠爱无二，一饮一食，必与之俱。逾年，骊姬生一子，名曰奚齐。又逾年，少姬亦生一子，名曰卓子。献公既心惑骊姬，又喜其有子，遂忘齐姜一段恩情，欲立骊姬为夫人。[7]164

骊姬相貌美艳，性格诡诈，而且常常干政，这皆表明她有一定的政治头脑，识见超出常人。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骊姬形象已不再像史籍中那样苍白，显得更为丰满。

2.骊姬私通优施，优施献计。在这一情节单元中，优施形象也更为立体化，他仪态出众，聪明过人，颇受献公宠爱，所以常常出入宫闱，得以与骊姬私通。

又有优人名施者，少年美姿，伶俐多智，能言快语，献公尤嬖之，出入宫禁，不知防范。骊姬遂与施私通，情好甚密。因告以心腹之事，谋离间三公子，徐为夺嗣之计。优施为之画策……骊姬乃出金帛付优施，使分送“二五”。优施先见梁五曰：“君夫人愿交惟于大夫，使施致不腆之敬。”梁五大惊曰：“君夫人何须于我？必有嘱也。子不言，吾必不受。”优施乃尽以骊姬之谋告之。[7]240

与史籍所载相比，《东周列国志》中“优施献计”这一情节单元明显更为合理，优施主要是作为谋臣出现，而且出现了两个支持骊姬的人物“二五”——“梁五”“关东五”。

3.梁五进谗。《东周列国志》改变了史籍当中骊姬直接向献公进谗这一环节，梁五成为进谗的主力。

次日，梁五进言于献公曰：“曲沃始封之地，先君宗庙之所在也。蒲与屈，地近戎狄，边疆之要地也。此三邑者，不可无人以主之。宗邑无主，则民无畏威之心；边疆无主，则戎狄有窥伺之意。若使太子主曲沃，重耳夷吾，分主蒲屈，君居中制驭，此磐石之安矣。”……献公信其言，使世子申生居曲沃，以主宗邑，大傅杜原款从行。使重耳居蒲，夷吾居屈，以主边疆。狐毛从重耳于蒲，吕怕甥从夷吾于屈。又使赵夙为太子城曲沃，比旧益加高广，谓之新城。[7]241-245

此处，首先由梁五去向献公进谗言把申生赶到曲沃，让其伐虢，并且把二位公子分别派到了很远的地方。虽然梁五确实是受到了骊姬和优施的指使，但是小说的写法也表明骊姬不是陷害申生的主要执行者。

4.阴谋失败。《东周列国志》第二十七回有骊姬阴谋失败这一情节单元，且与史籍所记载的无太大出入：

话说晋献公既并虞、虢二国，群臣皆贺。惟骊姬心中不乐。他本意欲遣世子申生伐虢，却被里克代行，又一举成功，一时间无题目可做。[7]241-245

5.骊姬夜哭。《东周列国志》中，在谮杀申生的过程中，扫除障碍里克这一节与史籍所载无甚区别，但将史书里的“夜泣”二字敷衍得情节生动、人物鲜明。骊姬先是污蔑申生调戏自己，献公半信半疑：

是夜，骊姬复向献公垂泪言曰：“妾欲回太子之心，故召而礼之。不意太子无礼更甚。”献公曰：“何如？”骊姬曰：“妾留太子午餐，索饮，半酣，戏谓妾曰：‘我父老矣，若母何？’妾怒而不应。太子又曰：‘昔我祖老，而以我母姜氏，遗于我父。今我父老，必有所遗，非子而谁？’欲前执妾手，妾拒之乃免。君若不信，妾试与太子同游于囿，君从台上观之，必有睹焉。”献公曰：“诺。”[7]241-245

后来“骊姬夜哭”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典故，直到现在这个成语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通常指无中生有、搬弄是非。

6.行蜜蜂计。骊姬以蜜蜂计让献公相信申生调戏她确有其事：

及明，骊姬召申生同游于囿。骊姬预以蜜涂其发，蜂蝶纷纷，皆集其鬓。姬曰：“太子盍为我驱蜂蝶乎？”申生从后以袖麾之。献公望见，以为真有调戏之事矣。心中大怒，即欲执申生行诛。骊姬跪而告曰：“妾召之而杀之，是妾杀太子也。且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姑忍之。”献公乃使申生还曲沃，而使人阴求其罪。[7]246

在这里的骊姬是被调戏者，是受害者。这一情节虽然是骊姬诬陷申生，但是可以看出其形象继《史记》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净化”。史籍中的申生是完完全全的受害者，而在《东周列国志》中申生的形象不再那么高大全。

7.下毒谮杀申生，申生自缢。此处与史籍所载并无太大出入。

8.二五进言，陷害二公子。在陷害二公子这一情节中，首先是由梁五、关东五二人提醒优施和骊姬，梁五、东关五谓优施曰：“重耳夷吾，与太子一体也。太子虽死，二公子尚在，我窃忧之。”优施言于骊姬，使引二公子[7]247。骊姬听后，以重耳、夷吾与申生共谋为由再次向献公进谗，献公命人去二位公子的封地捉拿，二公子因此逃离晋国。此处，骊姬的形象再次发生变化。与《列女传》中作为主谋的阴险狡诈的骊姬相比，《东周列国志》里的骊姬更像是一个被蛊惑的宠姬。

9.骊姬自尽，里克戮尸。对于骊姬结局这一情节，《国语》中记载的是“被杀”，《列女传》中记载的是“戮骊姬，鞭而杀之”，《东周列国志》结合二者：

荀息大怒，挺佩剑来斗里克，亦被屠岸夷斩之。遂杀入宫中。骊姬先奔贾君之宫，贾君闭门不纳。走入后园，从桥上投水中而死，里克命戮其尸。[7]249

可见，骊姬是自杀后又被里克“戮尸”，下场相较《列女传》更为悲惨。

总体而言，骊姬故事演变至《东周列国志》，情节较为丰富曲折，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艺术虚构更为真实，与史籍所载相比出现三处明显变化。首先，人物角色增加，出现了骊姬的喽啰梁五和关东五，以及卓子的师父荀息等，不夸大骊姬的政治才能，使其乱政更合乎情理。其次，细化“谮杀申生”这一情节单元，衍生出“梁五进谗”“骊姬夜哭”“行蜜蜂计”等新情节，其他情节也更加曲折周致，入情入理，透露出了若隐若现的为骊姬翻案的痕迹。最后，尽管整部作品几乎未对骊姬进行正面描写，仍将其定位为“宠姬”“祸国谗佞”，但是从“梁五进谗”“行蜜蜂计”等情节至少可以看出作者的叙事态度——骊姬并未如《列女传》那样遗祸甚深，可结局却较《列女传》更为惨烈，从中隐约可见作者的同情之意。

五、近现代叙事文学作品中的骊姬故事

根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和《中国小说提要》，并未发现近现代小说当中有与骊姬有关的作品。而在这一时期的地方戏、京剧当中，却有一些以骊姬故事为蓝本的作品。

（一）秦腔《进骊姬》

秦腔剧目《进骊姬》，比较详细地描绘了骊姬谋害申生、重耳和夷吾的故事，包括《收陆耀荣》《进骊姬》《蜜蜂计》《打宫》《飞野岭》等共17 折。其中《蜜蜂计》一折篇幅最长，可以被称为《进骊姬》全本的核心。《进骊姬》记录了骊姬乱晋的始末经过：东周列国时，晋献公遣子重耳驻边，重耳大败骊戎，骊戎献女骊姬请和。献公悦骊姬之色，纳而宠之。骊姬怂恿献公，令重耳率兵回都，将其软禁。骊姬又用蜜蜂计诬陷重耳。献公被骊姬所惑，将重耳下狱问斩。重耳得到狐偃、介子推等人之助逃亡，历经卫、齐、郑、楚诸国，辗转而至秦国。秦穆公以女怀赢妻重耳，又派兵送其归晋。重耳灭怀公（子圉）自立，复仇登上王位。

《进骊姬》中骊姬是当之无愧的反派角色，是复国英雄重耳的对立面。剧本生动细腻地描写了骊姬作为宠姬和祸国谗佞的妖言善媚和阴险毒辣，汲取《东周列国志》“行蜜蜂计”这一“有益”养分，将之浓墨重彩地演绎出来，只不过把史籍和《东周列国志》中的被诬陷者申生换成了公子重耳。骊姬抓住重耳调戏她这一莫须有的罪名，极尽渲染，最终让献公决定杀死重耳。有趣的是，在《进骊姬》全本中，并未出现骊姬诬陷申生毒害献公的桥段，这个情节单元在史籍和《东周列国志》中被一再重现，是献公下定决心杀死儿子的真正原因，而《进骊姬》的作者却对此视而不见。笔者认为，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作品，戏剧以趣味性、如何吸引观众为最终目标，而不会过于尊重历史。对该剧的编者而言，事件发生在大名鼎鼎的晋文公重耳身上，远比发生在因早死而无甚名气且愚忠懦弱的申生身上更能吸引观众眼球，而“王子调戏庶母”的桥段显然比毒害谮杀更适于舞台表演。

（二）京剧《重耳走国》

《中国剧目大辞典》收录有京剧剧目《重耳走国》，相比于秦腔《进骊姬》而言，该剧以晋文公重耳和介之推为主要人物，骊姬由主角下降为跑龙套的小角色，在全剧开场情节——重耳被害逃亡当中出现。

《重耳走国》以骊姬故事当中一带而过的重耳为主人公，将重耳兴晋与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介之推故事拼接在一起，叙事的重心不是女色祸国，而是重耳与介之推之间的明君贤臣誓死相随，以及介之推宁死不屈的气节。该剧的具体创作年代不详，但以京剧形成于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的史实来看，应有一定的政治影射意义。《重耳走国》当中骊姬是一位失败的女野心家，她作为昏庸腐败、荒淫无耻、残忍凶暴的统治者代表，与重耳眷恋故土、兴复邦国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民众对海清河晏社会的渴望，对民族气节的呼唤。

比较而言，骊姬故事在秦腔当中表现得比京剧大为细致有趣，笔者以为这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晋国主要分布于山西陕西一带，所以晋国的历史和故事在秦腔当中保留得比较完整，受众也较多。

六、当代影视作品中的骊姬故事

当代影视作品中，以骊姬故事为题材的主要有2003年上映的电视剧《骊姬传奇》与2011年上映的电视剧《春秋祭》。二剧保留了前代史书、小说、戏剧当中的主要情节单元，但做出了不同于古人的书写，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编。

2003年上映的电视剧《骊姬传奇》，是第一部以描述骊姬一生为中心的电视剧。导演齐星，制作人易为平，二人拍摄该剧的本意是针对近些年历史剧“戏说”化、疏漏和谬误甚多的情况，表示要严格遵照历史史实，让观众在观剧的同时，还能学到相关的历史知识。不过，从剧情来看，这一意图几乎未能达到，全剧故事与史实并无太大关系。

《骊姬传奇》主要讲述了骊姬及其妹少姬入晋之后爱恨交织的悲情一生。骊姬及其妹少姬在战乱中差点儿被杀，为重耳、夷吾两位公子所救，分别与之产生感情。入晋后，年迈的晋王为骊姬美貌所动定要纳其为妃，二女为了复国大计被迫弃爱，陷入后宫争斗当中。骊姬设计杀死申生，使重耳逃离晋国。后来重耳历尽千难万险回国，杀死骊姬子奚齐，却放过了骊姬，骊姬最后归隐于山林。

在这部电视剧中，骊姬所有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为故国、为妹妹、为恋人、为儿子，是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她一生处于复兴故国与断情绝爱、遗臭万年与保全爱子的种种矛盾冲突当中。该剧充分展现了骊姬作为一个普通女性沦为政治牺牲品的无奈。

《骊姬传奇》完全改变了自古以来骊姬故事“女祸”论的基调，为骊姬翻案，将她的内心挣扎、情理冲突表现得比较突出和充分。骊姬虽有恶行但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复国舍弃爱情，深入宫闱争斗。经过这一改编，骊姬故事与美人计故事合流，“乱晋”是复国的外在表现，因而骊姬最终得到了功成身退的圆满结局。正因如此，笔者认为该剧在骊姬故事的流变当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春秋祭》2011年上映，由香港和大陆斥资5000 万打造，明星阵容出演。这部电视剧定调较高，官方宣传其主题是传颂中国忠孝文化、弘扬民族传统美德、大力推崇中国孝道品德、探寻人类社会忠孝的永恒。

全剧以春秋时期忠孝名士介子推故事开头，描写晋文公经骊姬乱晋事件，在外流亡长达19年，最终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归晋平乱，为君后励精图治成为一代名君的故事。电视剧当中的骊姬故事与此前所有相关记载相比，更加让人费解。骊姬本为太子申生抢来的夫人，后被晋献公霸占成为献公的王后。出于对献公和申生纠缠不清的爱恨，以及报复、自保等多重考虑，骊姬开始帮助其子奚齐争夺王位，先后陷害重耳、夷吾和申生，引发了晋国杀子弑君的宫廷动乱。

《春秋祭》继承了《骊姬传奇》为其翻案的意图，但一改故事流传中已有的“女祸论”及复国主题，未从国家兴亡的宏大视角出发，而着眼于女性对不幸命运的抗争与自我成长。骊姬一生为情所困，因爱生恨，悲惨自尽。总体而言，《春秋祭》当中的骊姬，个性鲜明，以一己权谋改变了晋国的政治格局，可以说是一位颇有心机和城府的政治女性。就历史与剧作的关联来说，如果说《骊姬传奇》尚有三分尊重历史，《春秋祭》则只保留了历史大背景，进行了具有时代特色的颠覆。剧作者以一种赞美的笔调刻画骊姬，有意将其政治才能与武则天相提并论。

总而言之，电视剧《骊姬传奇》和《春秋祭》对骊姬故事的改编，不乏影视剧猎奇迎合观众口味的一面，但在情节及主题上颇有可观，带有鲜明的当代文化特色。受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近15年以来历史题材影视剧疏离政治、摆脱宏大叙事的倾向日趋明显，制作方与观众都对国家兴亡、道德完善等主题逐渐失去兴趣，而热衷于人物复杂个性的揭示和传奇性情节的演绎。因而，《骊姬传奇》和《春秋祭》中的骊姬善恶交织，形象真实生动。

七、结语

骊姬故事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女祸”故事，骊姬也一向被视为祸国的典型。本文第一次较为系统而完整地搜集了史籍、诗词、小说、戏剧、影视剧创作当中所记载的骊姬故事，对其在不同文本、不同文化断面中的骊姬故事流变进行了考察，发现其具有以下五方面的明显特征：

一是史籍的定型化。骊姬故事最先见于史籍记载，通过对《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国语》《史记》《列女传》中骊姬故事的考察与分析，笔者认为骊姬故事在《左传》中初步形成，经过《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的进一步扩展，在《国语》中基本成型，至《史记》与《列女传》故事，其面貌并无太大的改变，但在情节方面皆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故事具有了更为合理的逻辑链条。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与《列女传》的作者在记载骊姬故事时所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情感态度：司马迁一定程度上同情骊姬，将其作为宠妃来描摹，陷害二公子乃顺势而为或不得不然；而刘向则将骊姬视为女性擅权干政的孽嬖，将其作为“女祸论”又一典型告诫后人。

二是诗词的符号化。骊姬故事经过史籍的定型化以后，开始作为一个符号化的形象出现在古典诗词当中。在诗词中，骊姬多作为典故出现，诗人或从家庭生活角度将其视为恶毒的后母，或从国家兴亡角度将其视为祸国的奸佞，或从人物性格角度将其视为阴险、邪恶、残忍的代名词。

三是小说的丰富化。骊姬故事主要保留在古代小说《东周列国志》当中，近现代小说未有发现。《东周列国志》中所描述的骊姬故事与史籍中所记载的相比，不仅人物角色增加，而且情节有所衍生和润饰。其中作者对谮杀申生的特别关注，弱化了史籍中骊姬身上十恶不赦的色彩，或多或少可见作者对其生出的同情之心。总体而言，骊姬故事演变至《东周列国志》，情节较为丰富曲折，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艺术虚构更为真实，也开始透露出了若隐若现的为骊姬翻案的痕迹。

四是戏剧的舞台化。古代戏剧当中未能发现与骊姬故事相关的创作，不过在近现代地方戏、京剧当中，秦腔《进骊姬》和京剧《重耳走国》都以骊姬故事为蓝本。比较而言，或许受地域影响，秦腔当中的骊姬故事远比京剧显得细致完整，曲折有致。《进骊姬》与《重耳走国》所展现的骊姬故事的面貌虽不尽相同，但是都选取了更加吸引观众的主要人物、更适合舞台表演的情节单元进行演绎。由此可见，骊姬故事在近代戏剧中已明显被舞台化，以更适于表演和观看。

五是影视剧的颠覆化。在当代影视剧作品中，骊姬故事的面貌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改变与反转。2003年上映的电视剧《骊姬传奇》与2011年上映的电视剧《春秋祭》，都保留了前代史书、小说、戏剧当中的主要情节单元，但做出了与前人大不相同的书写。其中，《骊姬传奇》更倾向于展现骊姬的悲情一生，而《春秋祭》则着眼于女性对不幸命运的奋力反抗，重在突出骊姬的政治才能。总体而言，电视剧《骊姬传奇》和《春秋祭》对骊姬故事的改编，虽然不乏影视剧追求猎奇以迎合观众口味、不尊重历史的一面，但在情节及主题上颇有可观，带有摆脱宏大叙事、关注大众生活的时代特色。

综观骊姬故事的古今流变，骊姬形象从史籍的“祸水”样板，经过诗词的全盘接受、古代小说的丰富、近现代戏剧的趣味化，最终演变成为当代影视剧当中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骊姬故事的流变过程，恰恰是叙事文学从精英阶层的庙堂文化走向平民阶层的江湖文化、融入大众文化的过程，是“祸水论”从高居庙堂走向民间而不断解构的过程。这一解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远远偏离了故事的本来面目，但其中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却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①目前对《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和《国语》的成书年代都尚无定论，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左传》大约成书于春秋末年，而“春秋三传”成书年代大致相同，《国语》则成书于战国初年，故将“春秋三传”置于《国语》前讨论。

②汉王充在《论衡·言毒篇》中称：“妖气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恶……美色之人怀毒螫也……生妖怪者，常由好色；为祸难者，常发勇力；为毒害也，皆在好色。美酒为毒，酒难多饮；蜂液为蜜，蜜难多食；勇夫强国，勇夫难近；好女悦心，好女难畜；辩士快意，辩士难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祸，辩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

③查找保存与记录中国古代戏剧情况的主要工具书，如《中国剧目辞典》《明清传奇综录》《中国古代戏曲丛考》等，未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