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 永 军

（黄淮学院 文化传媒学院，河南 驻马店463000）

南宋朱熹不仅是一位理学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以一位儒者的情怀，在勤于治政的同时，传播思想，发展地方教育，兴办书院，广收弟子，推行教化。朱熹因而被尊为朱子。南宋以后朱子得以配享孔庙，思想人格受到历代尊崇。自元朝至明清，程朱理学被立为官方哲学，成为科举功名的必考科目，程朱理学自上而下影响力非常之大。康熙帝称道：“惟宋之朱子注明经史，皆明确有据，而得中正之理。今五百余年，其一字一句莫有论其可更正者，观此则孔孟之后可谓有益于斯文，厥功伟矣。”[1]因其巨大的影响力，在相关正史中的记载之外，朱子传说在文人笔记、小说家言及民间故事传说等叙事文学领域传播广远。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角度出发，可以窥见朱子故事流传的路径及故事背后的文化蕴涵。从此项研究出发，窥斑知豹，也可以为古代文人故事类型叙事文化学研究提供一点借鉴和思考。

一、朱子故事的流传演变

后世流传的朱子故事主要集中在朱子弹劾唐仲友、朱子与妓女严蕊、朱子判案断狱几类上来。进行朱子故事演变的梳理，有必要从历史真实的朱熹着手。

（一）历史上朱熹其人与朱、唐交奏公案简述

关于朱熹的生平事迹概况，今人已经整理详尽，有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可以参看。原有的相关历史资料主要集中在宋史本传、朱熹文集、朱子语类等著作中。根据《宋史》本传记载，朱熹少年天才、好学不辍，成年后治政有方、修建书院、讲学教化、著书立说，并且刚正不阿、立身为民。朱熹弟子陈淳对其师治政功绩有具体陈述，《郡斋录后序》说：

先生在临漳首尾仅见一期，以南陬敝陋之俗，骤承道德正大之化，始虽有欣慕而亦有愕然疑哗然毁者。越半年后，人心方肃然以砭僚属励志节而不敢恣所欲，士族奉绳检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奸，豪猾敛踪而不敢冒法，平时习浮屠为传经礼塔朝岳之会者在在皆为之屏息，平时附鬼为妖，迎游于街衢而抄掠于闾巷者亦皆相视敛戢，不敢辄紊。良家子女从空门，各闭精庐，或复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风奔遁，改复生业。至是及期正尔，安习先生之化，而先生又行，是岂不为可恨哉。[2]

朱熹知漳州仅一年的时间，政绩斐然。可见朱熹不仅发明儒学思想功绩赫然，而且在实际的治政中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并有卓然成效。

关于朱熹与唐仲友一桩公案，以及牵涉妓女严蕊的一段史实，今人已经有了详尽的考辨，史实基本清楚。如李致中《历史上朱熹弹劾唐仲友公案》一文列举并详细分析了朱熹弹劾唐仲友六状后认为：“综观朱熹弹劾唐仲友的罪状，条款虽多，但最重要的当是他利用私刻会子版刷印官会而犯法发配来的犯人蒋辉，在他恐吓之下继续为自己再度私刻会版，刷印官会。这是知法犯法，罪不容诛。前述第六状对此款情节已说得具体而入微，恕不赘述。”[3]唐仲友与严蕊事迹，朱熹《按唐仲友第四状》中叙述得十分清楚：“追到严蕊，据供：每遇仲友筵会，严蕊进入宅堂，因此密熟，出入无间，上下合千人，并无阻节。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宴会，夜深仲友因与严蕊逾滥，欲行落籍，遣归婺州永康县亲戚家。说与严蕊：‘如在彼处不好，却来投奔我。’”[4]朱熹弹劾唐仲友罪责属实，并无诬陷；弹劾唐仲友私通妓女严蕊一事也并无疑义。谢谦《朱熹与严蕊：从南宋流言到晚明小说》也认为朱熹弹劾唐仲友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职责范围内对唐仲友不法行为的追诉，同时期朱熹还上书弹劾了其他人。由朱熹对唐仲友的弹劾为源头，当时的宰相王淮对同乡兼姻亲的唐仲友有所庇护，把舆论的矛头转向学术之争，转向对朱熹道学的批判，由此开启了庆元党争[5]。李鹏飞《论人与文的接受和传播——以朱子形象为中心》也说：

束景南教授在《朱熹年谱长编》中指出，唐仲友是一个贪赃枉法的官吏，朱熹对其参劾合理。谢桃坊先生在《宋词辨》中指出：“严蕊是一个贪婪奢侈、仗势受贿、挥霍公款、诈骗钱财的歌妓，其人入狱是罪有应得的，不值得人们同情。”莫砺锋先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全面的证伪和总结后指出：“有些后人把唐仲友与严蕊视为一对忠于爱情的痴男怨女，从而为他们一洒同情之泪，并对棒打鸳鸯的朱熹百般辱骂，实在是受了小说家言的误导。”[6]

（二）宋末及元明文人笔记中的朱子故事

笔记又可称为笔记小说，它的特点就是兼有“笔记”和“小说”的特征，内容广泛驳杂。古代文人笔记所记，既有积极的记人述事意义，又有随意发挥、道听途说、斑斓驳杂、经不起考辨的特点。

大致与朱子同时，已经出现了文人笔记对朱子故事的记述。最早的当属洪迈《夷坚志》。《夷坚支庚》卷第十“吴淑姬严蕊”条：

又台州官奴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伯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卿提点刑狱，因疏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即判从良。[7]

大略同时的俞文豹《吹剑录·四录》、陆游《四朝闻见录》分别记录了朱子弹劾唐仲友的缘由。稍后的吴子良《林下偶谈》仍然亦记述了朱熹弹劾唐仲友一事。这几人的记述较《夷坚志》简略。

宋末元初周密《齐东野语》则分两条记述了朱子与唐仲友、朱子与严蕊事件，卷十七“朱唐交奏本末”条：

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吕伯恭尝与仲友同书会，有隙，朱主吕故抑唐，是不然也。盖唐平时恃才轻晦庵，而陈同父颇为朱所进，与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尝狎籍妓，嘱唐为脱籍，许之。偶郡集，唐语妓云：“汝果欲从陈官人邪？”妓谢，唐云：“汝须能忍饥受冻乃可。”妓闻，大恚。自是陈至妓家，无复前之奉承矣。

陈知为唐所卖，亟往见朱。朱问：“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谓公尚不识字，如何作监司？”朱衔之，遂以部内有冤狱，乞再巡按。既至台，适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陈言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驰上。时唐乡相王淮当轴，既进呈，上问王，王奏：“此秀才争闲气耳。”遂两平其事。[8]383

卷二十“台妓严蕊”条：

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

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即成《如梦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与正赏之双缣。

又七夕，郡斋开宴，坐有谢元卿者，豪士也，夙闻其名，因命之赋词，以己之姓为韵。酒方行，而已成《鹊桥仙》云：“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元卿为之心醉，留其家半载，尽客囊橐馈赠之而归。

其后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

未几，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为宪，因贺朔之际，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即日判令从良。继而宗室近属，纳为小妇以终身焉。（《夷坚志》亦尝略载其事而不能详，余盖得之天台故家云。）[8]386

周密《齐东野语》在《夷坚志》的基础上增加了细节，所写朱子故事更加绘形绘色：朱子弹劾唐仲友乃因受陈亮挑拨，唐仲友则小肚鸡肠、胸襟狭隘，讥讽朱子不识字甚至无中生有构陷人。妓女严蕊才情俱佳，更兼侠义情怀。不过《齐东野语》在每一条结尾都注明了朱子故事从别处听来，就有了道听途说的嫌疑。

明万历时期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六十“朱熹（晦庵先生）”条记有朱子故事，所记严蕊、唐仲友事与《齐东野语》相同，当来自《齐东野语》，不同的是，还增加了朱子诞生的神迹以及朱子祝笔显报应的传说：“朱韦斋，晦庵先生父也，酷信地理，尝招山人择地，问富贵何如？其人久之，答曰：‘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后生晦庵，果为大儒。”[9]

（三）晚明小说中的朱子故事

晚明凌濛初在前人笔记的基础上创作了拟话本小说《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收录在《初刻拍案惊奇》中。小说用细腻的笔触写了朱子错断案、朱子弹劾唐仲友、朱子与严蕊故事。故事情节与最近的笔记小说《尧山堂外纪》基本雷同，说明其显然来自《尧山堂外纪》①。

小说从“文公为同安主簿日，民有以力强得人善地者，索笔题曰：‘此地不灵，是无地理；此地若灵，是无天理。’后得地之家不昌。”一句敷衍开来，讲述小民妄诬大姓祖坟一事。朱熹按照常理判断小民不可能亦不敢诬陷大姓人家，因此把原属于大姓的坟地断给了无赖小民。而小民也正是摸准了朱子锄强扶弱、爱护平民小户的心思，把大姓的坟地平白占去。朱熹日后经过此地，询问居民才得知小民妄诬大姓坟地一事，因此惭愧之下，对天祝告，上天显灵，毁了坟地的风水。小说用这样一件事作为拟话本正文的入话，着重点出朱子的成心偏见、狭隘偏执，铺垫了下文处理唐仲友严蕊事件中，朱子“秀才争闲气”的狭隘自私、滥用刑罚、挟私报复。

《宋元学案说斋学案》叙述严蕊事与凌濛初拟话本小说相近，黄宗羲评价曰：“其（唐仲友）简傲或有之，晦翁亦素多卞急。两贤相厄，以致参辰，不足为先生概其一生。近世好立异功者，则欲左袒先生而过推之，皆非也。”《明儒学案河东学案下吕泾野语录》：“诏因辞谢久庵公，与论讲阳明之学。公谓：‘朱子之道学，岂后学所敢轻试？但试举一二言之，其性质亦是太褊。’”上述两书在客观评价朱唐公案的基础上，对朱子人品性格有一定判断：“晦翁素多卞急”“太褊”，这样的评价准确性有待确认，但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拟话本小说对朱子“成心”偏执的描述。

（四）今人整理的民间故事中的朱子故事

今人整理的民间故事中有大量的朱子故事，这些故事主要集中在闽学兴盛的福建地区。那么这些民间故事的形成是在何时？本文认为它们中很大一部分应是受到凌濛初拟话本小说《硬勘案大儒争闲气》一文的影响而来，形成时间当在晚明以后的清及民初时期②。

现有闽中地区朱子民间故事，经过今人搜集整理，主要集中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地区相关的县市民间传说中：朱熹在漳州的传说故事有《计除开元寺恶僧》《断蛙池》《白云飞应》《石螺无尾虾仔红壳》《何有石》《塔口庵的来历》《朱熹改诗》《朱熹点破蜈蚣穴》《青石碑》《（陈淳）画月赠朱熹》《朱熹访陈北溪》《朱熹点破蜈蚣穴》《朱熹错判铁环树》《朱文公重建漳州府》《文昌鱼的传奇》；其他如《齐齐松》《茅笔镇流》《葬大林谷镇蟹精》《对天祝词显报应》等故事分散在闽地各处的民间传说文本中。闽北和赣南鹅湖书院、白鹿洞书院地区的民间故事，大多涉及朱子与狐仙的感情故事：如《狐夫人》《鹅湖山朱熹遇怪》《狐狸墓》等。

比较闽北与闽南的朱子民间故事可以发现，“同为闽学重镇的闽北与闽南却存在着诸多不一样的民间传说……两地区呈现出不一致的朱子形象，即朱子都具有奇异能力，但是朱子形象在闽北地区则偏向于书生形象，在闽南地区则偏向于儒家大学者与良吏形象。”[10]

还有一则独特的故事，显示了学者朱熹智慧渊博的人物特征。闽北地区流传的《抓朱熹》（《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福建卷》）故事讲述朱熹“庆元党争”之际，被韩侂胄追赶抓捕，依靠自己的教书特长巧妙地避开。该故事显示了朱熹具有渊博学识的特点。

二、朱子故事演变的文化内涵

从历史史实到今天留存下来的民间故事，朱子故事经历了长期的演化过程。从南宋洪迈的《夷坚志》开始，朱子故事里的朱子形象开始偏离历史人物朱熹的本来面目。到晚明时期，笔记与小说中的朱子故事，更是把朱子塑造成了一个自私偏狭、固执迂腐的形象。在当代整理留存的民间故事中朱子形象更加多样化。从历史到传说，朱子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异，那么探寻其变异背后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就是一件迫切且有意义的事情。

（一）朱子时期政治斗争遗留的阴影

历史上，南宋朱熹与洪迈的过节以及朱熹卷入庆元党争，是朱熹故事变异的源头。如前文所述，宋人笔记中朱熹与唐仲友、严蕊的故事，是南宋党争的产物，是捕风捉影的流言，而非信史。洪迈是宋人笔记关于朱子故事的始作俑者。洪迈为何要制作朱熹与严蕊故事以诬朱熹，历史原因复杂。《宋史》说洪迈“受知孝宗”，“所修《钦宗纪》多本之孙觌，附耿南仲，恶李纲，所纪多失实”。这受到朱熹尖锐的谴责：“故朱熹举王允之论，言佞臣不可使执笔，以为不当取觌所纪云。”[11]此外，洪迈由于篡改周敦颐《太极图说》首句，受到朱熹的责备[12]，怀恨在心。洪迈在其晚年所著《夷坚志》第十卷“吴淑姬严蕊”条，炮制了“才妓作词，岳霖判案”的凄美故事，以此诋毁朱熹政声人品。洪迈笔记开其端，才有了后来以讹传讹，至晚明凌濛初拟话本小说把朱熹恶名加以传扬，流传到民间，就有了各样的朱子故事。闽北地区一则小故事《抓朱熹》则记录了庆元党争之际，朱熹被韩侂胄追赶抓捕的历史情景，正是当时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的再现。

（二）时代社会思潮的影响

明代中期王阳明心学崛起，随着王学左派的极端影响，晚明时期个性解放思潮泛滥。个性解放思潮冲击着代表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明史·儒林传序》云：“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13]凌濛初在《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中，通过批判人人敬仰的道学先生朱熹，表达了对道学的质疑。凌濛初借机评论，立心正直的严蕊是真正讲道学的，而不讲人情人性、逞一己之私的大儒朱熹则是伪道学。通过考察晚明思潮解放的背景，细读“二拍”文本，特别是《硬勘案大儒争闲气》，可以看出，凌濛初的道学观就是发自本心的一种理想的道德状态，而非克制正常人欲、扭曲人性的伪道学——理学。

从凌濛初创作“二拍”拟话本小说的动机来看，凌濛初作为一个书商，他明白读者群的阅读趣味和审美趣味，因此凌濛初不仅要刻印当时颇受欢迎的“三言”来售卖，而且他要亲自动笔写作，沿袭着拟话本小说贴近市民阶层生活、重情近性的审美特点来创作。因此小说反对假道学、重视本心真性的倾向也是晚明时期的时代要求。

从闽北赣南民间故事关于朱子与狐仙传说来看，“其中既有十分复杂的地域性差异，又是一个历经长期演变的过程。它既是武夷山百姓对朱夫子之感情藉千古狐魂的理想泛化，也是明清时代怨女旷夫消解性寂寞的精神药剂；既是宋元以降失意士人对科举制度的情绪反弹，也是纵逸之辈放浪形骸的辩护谈资；既是赣南萍乡‘毛女洞’中山野之狐的转换移植，又是人们深层婚姻文化心理及伦理价值取向的折射反射。”[14]

一方面是节烈牌坊依然存在，压抑着社会中女性的身心，另一方面在朱子长期居住、讲学的崇安县，清初茶市渐兴，娼妓亦至：“娼妓一业，明以前无可考见，清初茶市渐兴，娼妓亦随之至。清末赤石一隅多至七十余家。夕阳初下，莺燕交飞，遍地笙歌，声闻数里。可谓极一时之盛。然此辈均赣籍，茶市一过，则风流云散矣。”[15]总体上来看，晚明清初社会思潮渐趋于放松对人性的压抑，纵情纵欲的人性解放潮流与这一时期艳情小说、猥亵小说的泛滥，提示着人们对于自我情感觉醒的要求，朱熹与狐精的感情故事揭示人们天理人欲之辨中大儒的符合普通人想象的情感需求。

（三）闽中地区民间崇儒重文的文化氛围

闽地朱子学兴盛，闽中地区崇儒尚文的文化氛围不仅在上层士大夫圈，而且在民间也很有群众基础。从闽南地区的民间故事可以看出，理学大儒朱子十分受欢迎。如前所述，“朱熹是一个心系黎民的州官、循循善诱的儒师、神仙道人、江湖术士”，是一位儒家大学者和锄强扶弱的清官。戴冠青所论最为肯綮：“在这些故事中，朱熹的能力已经被民众无限扩大化，而且无一例外的是，他为民除害的武器都是神奇的朱笔或儒巾，朱笔和儒巾可是最能显示其知识者本领或身份的用具呀！由此不难看出，朱熹在闽南民众心目中多受敬重，闽南民众崇儒尚文的心理有多执著。”[16]

闽南地区特别是漳州一带朱子过化之后，士人学风兴盛，从乾隆壬午《龙溪县志》卷十“风俗”云“在宋为朱子之所过化，而民好儒……塾师巷南北皆有之，岁科应童子试额二千有奇，他邑弗及也。其魁垒者举子业之外，旁及诗古文词，往往有闻于世。世族多藏书……素封之家牙签玉轴灿然英筒中”。朱子及弟子陈淳，到再传弟子，早就从根本上奠定了闽漳地区的崇儒之风。

本文对朱子故事流传演变进行梳理，分析了其背后的文化蕴涵。但朱子故事文本还不止于此，我们还可从朱子留下活动轨迹的各个地域的相关文人文献、民间文献入手，进行更加详尽的钩沉掘遗。研究中国叙事文化学，文人故事流传及演变是一个重要的题材类型。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期待有更翔实的文本考辨、更深厚的资料积累、更深宏的理论研究出现。

注释：

①参见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

②如《青石碑》《朱熹错判铁环树》两个故事主要情节都是小民利用朱熹锄强扶弱、为民做主的一贯作风诬陷大姓故事，这个故事显然来自《硬勘案大儒争闲气》；《对天祝词显报应》也从这篇拟话本小说中来。闽南地区大量的断案故事，也可看做受拟话本的影响而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