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张钊贻

摘  要：鲁迅访港演讲史实考订已有阶段性总结，其动因、过程、背景等等已比较清楚，而叶少泉则是促成此事的关键人物。可惜关于叶少泉的情况目前只有赵今声记述，其中仅有叶为基督徒一事有佐证。查国民党保存的当年的青年部档案，经查阅其中《中央青年部现任职员及规程一览》及《中央青年部过去之工作及今后进行计划》，虽然未能查到叶少泉这种基层的工作人员，但若根据赵今声的记述，则青年部档案这两件文件，大抵可以说明叶少泉邀请鲁迅访港演讲纯属个人行动，与青年部无关。不过国民党青年部投入抗议英帝国主义暴行活动显然是促成叶邀请鲁迅的政治背景。

关键词：鲁迅;香港;叶少泉;国民党青年部

对鲁迅访港演讲的史实考订，笔者延续已故李伟江教授的工作，做了一些考订和辨正，{1}并在《黄新彦邀请鲁迅访港说可以休矣？》中做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2}在总结中，笔者认为，要了解鲁迅赴港演讲的动因、过程、背景等等，叶少泉才是关键的一环。无论是赵今声（1903—2000）也好，《大光报》也好，或以前一度以为的基督教青年会也好，他们其实都非主动邀请鲁迅，只是愿意帮忙或愿意出面邀请的个人和组织，都说明不了这些组织机构对鲁迅是什么态度，跟鲁迅有什么关系。这位反复拜访鲁迅并促成鲁迅访港的叶少泉，才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将重点转移到叶少泉之后，笔者曾想到一个问题：作为国民党青年部干部的叶少泉，他之促成鲁迅访港，是否纯粹“个人行动”？有没有通过组织？有没有得到他当时国民党上级的认可、支持、鼓励、帮助？如果有，那么“四·一二”之后叶少泉继续拜访鲁迅的目的和动机，可能就不完全是私人原因。这对进一步了解鲁迅当时的处境，自然很有帮助。叶少泉既然是国民党青年部的干部，要探讨这些可能性，自然要了解这个青年部的历史背景。刘洁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完成的硕士论文《国民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中央青年部（1924—1927）》（2014）对此很有帮助，但论文尚未发表或出版。

刘潔在论文中运用了大量档案及当时报刊资料，研究严谨扎实。从论文《绪论》及开列的参考资料看，学界之前对当时国民党青年部也只是在探讨学生运动时附带提及，并没有专门研究。按照刘洁的梳理，国民党中央青年部成立于广州，只存在了四年（1924年1月到1928年2月），国共合作期间主要领导学生运动和平民教育。而且，青年部成立后部长更替频繁，1925年年初的部长都只是代理，1925年1月到1927年4月青年部分裂期间共有三任部长，除丁惟汾（1874—1954）任职一年以上（1926年7月—1927年9月），其他两位先后不过五个月、一个月左右，非常短暂。③

丁惟汾任部长究竟对青年部有多大影响，不是很清楚，他本人也颇复杂。按中共当时的评估，他是“糊涂万分”的国民党左派。{1}1923年孙中山派丁惟汾到北京，丁在北京曾与李大钊（1889—1927）合作共事，但认为国民党的发展受到共产党的威胁，于是接纳“孙文主义同盟会” （即后来以反共闻名的“孙文学会”前身）的依附，以抗衡抵制共产党的影响。他也支持蒋介石“清党”，后来随国民党去了台湾。{2}但必须指出，当时国民党有些人虽然反共，并没有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何况是国民党左派？事实上，青年部成立之后，已发生学生积极参与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国共两党都积极介入。③丁惟汾任部长期间的1926年9月，英舰炮轰四川万县市区三个小时，造成上千平民死伤的“万县惨案”，国民党青年部领导的各地学生会发起反英运动。{4}由于共产党基层组织比国民党强，{5}所以国民党青年部发动的学生运动“实际可以说是由中共领导”。⑥反帝大势如此，丁惟汾即使有个人独特的立场和看法，其影响恐怕也无足轻重。而叶少泉动员鲁迅以及鲁迅访港的言论，都与这个背景很吻合。

按照赵今声的说法，叶少泉是“青年部交通员，并为广州国民党总部与香港大学国民党组织的联络人”，经常到港大“递送文件和宣传品”，{7}我们已经知道，当时青年部领导学生运动刚进行了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到当时香港在“省港大罢工”后所受殖民政府的压迫，再联系到鲁迅女师大和“三一八”支持学生的表现和所受进步青年学生的拥戴，以及南下受聘于革命首府广州的中山大学，则叶少泉或国民党青年部会萌生促成鲁迅到香港的念头，实在再自然不过。鲁迅访港后发表批评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言论，也就顺理成章。不过，笔者已指出，叶少泉跟《大光报》总编陈仲章（或陈卓章）和赵今声的政治倾向似乎并不一致。“四一二”之后，《大光报》遭广州国民政府禁止，陈仲章因此辞职，而叶少泉一直有拜访鲁迅，直至鲁迅离穗赴沪，此后两人才断了联系。“四一二”对叶少泉似乎并无大影响，所以他肯定不是支持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或跨党共产党员。如果说，国民党青年部发动的学生运动“实际仍由中共领导”，则叶少泉的工作显然没有一直由“中共领导”到底。至于鲁迅跟他后来不再联系表示一种关系的疏离和隔阂，其原因很可能就是大家对“四一二”有不同看法。

但以上的这些分析，只是根据历史环境的推理，并没有过硬的史料支持，因为这位叶少泉除了在鲁迅日记中出现，就只有赵今声的记述，而鲁迅日记和赵的记述并无多少交集。除了叶是基督徒这点可与许广平的回忆互相印证之外，赵的记述并无其他材料佐证，可以说是孤证。刘洁论文中的《参考文献》列有《五部档案》。所谓《五部档案》是指国民党青年部、妇女部、工人部、农民部、商民部等五部的档案，共16399件，涉及青年部的千多件{8}，刘洁列举了一件《中央青年部现任职员及规程一览》，此件年份为1927年，月份不详，《五部档案》编号“部1423”，原件为油印11张。可惜《中央青年部现任职员及规程一览》中的“现任职员”只是一些负责人物，不包括交通员这类基层人员。另外，笔者也查阅了《五部档案》中的《中央青年部过去之工作及今后进行计划》（档案编号“部10312”），当时青年部在丁惟汾领导下，正忙于平民教育、童子军建设和加强对各地学生会党团的统一领导，连针对广东省的工作规划都没有，就更不用说对香港有任何特别指示。不过，香港尽管没有在档案文件中提及，显然仍在青年部的视野之中，否则就不会因赵今声“支持革命”而邀请他“到广州参观革命圣地”，并因此认识“同乡叶少泉”。{1}

回到叶少泉促成鲁迅访港是否得到国民党青年部认可和支持的问题，从上面的情况看，答案恐怕是没有的。叶少泉动员鲁迅到香港，除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大背景原因，自然也有他因为经常往返港穗对香港政治压迫的亲身感受。他经常到港大递送国民党的文件和宣传品，在当时香港这是犯法的，随时有被抓坐牢的可能。叶少泉自然希望借鲁迅来“打破香港的政治沉闷空气”。{2}然而，这恐怕纯粹是个人行动。因为在鲁迅日记中，叶少泉除了带过苏秋宝去见鲁迅，大抵只是他一人拜访，并没有再带其他人，也就是说，叶少泉没有去建立鲁迅与青年部的联系。而且，叶少泉既然是说服赵今声出钱出力，则青年部也就没有介入鲁迅赴港一事。自然，以上的分析是以赵今声所说为事实根据，可惜国民党青年部档案并未能提供支持赵今声有关叶少泉的记述。连档案都没有，则叶少泉这个小人物的故事恐怕就永远都无法确定了。

最后，顺带补充一下苏秋宝。《黄新彦邀请鲁迅访港说可以休矣？》通过百度文库《黄埔军校（第一至第七期）教职员同学名录》确认苏秋宝为黄埔军校第5期教职员，但资料比较简略。后再查了浙江档案网和“中国黄埔军校网”，获得更详细资料。属于浙江档案馆的浙江档案网（http：//www.zjda.gov.cn）有黄埔军校人名录资料库，资料库是根据该校历年印制的同学录编制而成，包括历届教职员信息，亦可查到苏秋宝：籍贯“直隶”，职级“少校秘书”，期别“005”。“中国黄埔军校网”（http：//www.hoplite.cn/），有“文史编辑黄暑英制作”的“黄埔本校秘书处成员姓名籍贯表”，提供更详细资料：“阶级职别：少校秘书;姓名：苏秋宝;别号：穑夫;年龄：27;籍贯：直隶;通信处：直隶保定满城县城内国民学校”。这些资料再次证明，赵今声的回忆尽管在一些大事上出错，但在一些细微的事情上却准确无误，他连苏秋宝是满城人都记得很清楚！③

作者简介：张钊贻，昆士兰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  拙文承王风、张丽华、曹霞诸教授，以及马娇娇和彭春凌女士协助，谨此致谢。

①  张钊贻：《从〈非攻〉到〈墨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2—314页;《许广平与蔡廷锴“邻居”“交际”之说纯属想象》，《济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46—49页。

{2}  《汉语言与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第38—44页。

{3}  刘洁：《国民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中央青年部（1924—1927）》（2014），第8页。

①  《中央局报告（九月份）——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1926·9·2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献选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1926年，第342页。

{2}  Richard C. Howard et al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Vol. III： Mao-Wu， pp. 276-277. 对照“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丁惟汾）。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称丁惟汾是在1923年后半年已被派到北京发展党务。对照“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孙文主义大同盟）。

{3}  Richrd W. Rigby， The May 30 Movement. Events and Themes，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36—37， 111—118.

{4}  李新總编：《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卷，第215—217页。

{5}  李奇生：《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68—80页。

{6}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 第6卷，第215页。

{7}  马蹄疾：《关于叶少泉和苏秋宝》，《广东鲁迅研究》，1994年第3期，第55页。

{8}  档案原件藏台湾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http：//archives.kmt.org.tw/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有电子版（http：//jds.cssn.cn/dag/gzwx/201605/t20160506_3328883.shtml）。

①  赵今声1995年8月8日致李伟江信，李伟江：《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长沙：岳麓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2}  张钊贻：《从〈非公〉到〈墨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8-260页;鲁迅：《而已集·略谈香港》，《鲁迅全集》第3卷，第446—453页。

{3}  马蹄疾：《关于叶少泉和苏秋宝——两个陪鲁迅去香港的人》，《广东鲁迅研究》，1994年第3期，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