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凖早期作品《不能走那条路》和《白杨树》在观察、表现互助组阶段引发的乡村社会多方面变化，特别是农民心理、意识、彼此关系感受的变化方面独具特色;在互助合作视野中思考、处理乡村家庭问题及对有关乡村干部工作方式等方面也有独到的体认。李凖对20世纪50年代农村、农民的观察与体认不乏启发意义：在生产和物质利益因素之外，还有哪些价值、要素可对引导农民的意识变化发挥作用。

关键词：互助合作;价值;心理;干部工作方式

李凖是新中国五六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在新中国最早的两部小说作品《不能走那条路》和《白杨树》创作于1953年秋冬，围绕农民转变意识加入互助组的主题，展开对互助合作在乡村开展过程引发的相关方面、问题的探讨。虽为起步阶段的探索，但两作所开展的思考视野、基点、面向与相关意识敏感，为其后的写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并显露出诸多思考启发价值。

一

李凖生于1928年，抗战结束后（1945—1948年间）开始尝试写作，1953年开始发表小故事和短篇作品，《不能走那条路》为他赢得最初声誉，使他顺利走上专业写作道路。《白杨树》是紧接其后的创作。两作构思写作于1953年秋冬，借助农村土地买卖与分家现象，来探讨土改后生产获得發展的农民如何转变独自致富思想加入互助合作的问题。从1952年到1955年合作化高潮前，新中国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经历了反复探索与调适{1}。这两作的写作背景为：土改结束到1953年初，合作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推行，到1953年春季，合作化运动初次整顿调整，放慢发展。1953年秋，在新中国各方面取得稳步成绩、国内外形势稳定的情势下，政府确立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制定国民经济“一五”计划。同时，在毛泽东的推动和中央的决议下，为配合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进程开始提速发展。

《不能走那条路》完成于1953年10月2日，作品的基本情节为：主人公宋老定解放前失去土地、为地主做长工，土改后因为擅长农事，又有在外做木匠的二儿子的帮扶，很快成为“新中农”，想买年轻人张栓的地;他的大儿子共产党员东山是互助组带头人，努力劝说父亲放弃买地，帮助张栓。在东山的教育下，宋老定最终转变思想。在作品完成不久的创作谈中，李凖自述，1953年6月以来他通过土地买卖的活跃注意到农村贫富分化问题、邓子恢有关互助合作问题的报告{2}和他关于当时农村应该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使他决心通过农村的土地买卖现象探讨如何“引导农民走共同上升、互助合作的道路”。当年众多评论肯定作品较成功表现出“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农民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新旧社会经历对比对农民的教育作用，可说相当准确地抓住了李凖这部作品所贯穿的时代政治自觉。不过，除时代政治自觉，李凖还明确说想要通过这一写作改变自己此前“把人物变成背政策的机器”“作品里看不到人”的状况，他在写作中意识到“写作主要是研究人，观察人……也可以说是‘人学。因为只有了解各种人的思想感情，把他们摸透，然后再通过形象把他们表现出来，才能够叫别人感到真实”{1}。确实，这部作品的吸引人，不仅仅在于它抓住了时代政治脉搏，而更和它成功探究、表现人的意识、心理，敏锐捕捉对人的意识变化发生作用的诸种因素与面向有关。而这就使得这部作品虽然不长，却有很多溢出时代政治的理解，蕴含极为丰富。

首先，作品的角色设定不简单。主人公宋老定在性格上坚韧、倔强，又有通情达理、细腻体贴的一面。这一人物具备传统自耕农的核心品质：勤劳、节俭、善良、自尊、自律，对土地与农耕劳作怀有深厚情感，劳动技能好，同时有很强的家庭责任感、对后辈有深厚的情感{2}。张栓的笔墨不多，但凝结了众多信息。李凖将这一人物设计为缺乏勤俭品质和劳动观念，贪图靠“吃飞利”发家，劳动技能差同时缺乏经营能力，是乡村中的落后者和边缘人物。不过他也同时被表现为心地善良、老实、不油滑，有自尊意识和家庭观念，在意亲戚、邻里、长辈、后辈间的关系情分③，不同于沾染赌博、偷盗习气，缺乏家庭意识，道德品质败坏的“二流子”。作品也点出导致张栓陷入困境的因素来自他自身，也与农业的特点和社会历史条件相关（小农生产、农村民间商业与借贷的脆弱性，党员、互助组织、农村信贷系统没有予以及时帮助）。在中国近代乡村衰败过程中，遭遇经营挫折或意外的小农，在难以获得有效扶助的情况下容易一蹶不振，是以作品中张栓成为互助合作帮助与改造的对象{4}，在中国近代以来的乡村视野中便是极端重要的。宋老定与张栓这对有着矛盾关系的角色设计，使作者将买地—卖地现象置于更为复杂的历史—现实境况中，这一设计也更利于他展开阶级视角之外的观察思考。

如何理解农民置业发家的心理动机，作者的把握也很不简单。第六节宋老定对自家过去经历的回忆，揭示出他买地置业的渴望不仅出于生存、生活要求，还基于曾经的苦痛经历带来的精神创痛。作者描写道，多年后回忆起遭遇灾荒、老伴重病、失去土地、大女儿饿死家中、13岁的东山被送去做学徒的往事，老定依然心怀苦痛与愧疚，“偷偷看”大儿子东山“从小受过症的脸”{5}。过去的经历使他认定，拥有一份家业是农民根本的生活基础，更是他作为长辈对后辈应尽的责任。因此，为了买地，当女儿有喜时，重视亲情与乡村礼俗情面的老定不肯花钱给女儿买礼物;得知东山想借钱给张栓，老人极度激愤，“象发疯一样喊着……‘你咋没有把我借给他，你咋没有把你妈借给他！”{1}这样的描写告诉我们，农民把土地看得和自己性命一般重的观念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由，同时联系着农民的家庭意识、情感要求与伦理意识。在作品的表现中，这也构成宋老定最终决意放弃买地、帮助张栓和互助组的重要经验基础。作品展开过程对人物一点点累积的刻画也表明，对于宋老定这样的农民，他发家致富的方式是依靠劳动、劳动的智慧，他们对土地的渴求中包含着在日复一日的耕作，在日日俯身向着土地、双脚立在泥土中、双手抚摸庄稼的过程中，不由自己的情感、心意赋予{2}。

作者意图呈现人物复杂的心理、意识。宋老定看不起张栓想“吃飞利”、不专心务农、糟蹋土地;知道党员干部在土改时不应和群众争好地，但认为现在买地是“两情两愿，又不是凭党员讹他的”③;尽管内心挣扎矛盾，老定觉得自己为了儿孙必须置业，但在想象自家好前景时，会不由自主设想张栓失去土地后孩子们“瘦得皮包骨头”的情形;他偷偷丈量張栓的地时遇到张栓爹的坟“心里噗通噗通地跳起来”，回想同辈的遗言落泪;路上遇到借麦子给张栓的长山老头用话来“碰”自己，老定“脸红”“理屈”。这些表现同时呈现出作者的重要体察：使宋老定意识、心理发生触动的因素，有很多超出物质利益范畴的方面。

尾声部分更充分地展现出作者有关人的体察与思考。在“窗下偷听”的特定情境契机中，已经出场的因素汇聚交织，一步步加强撞击着宋老定的内心，最终促成他思想的转变。

（张栓）“人就怕一急没了主意……

（张栓）“……人就怕遇事没有人商量。你动员长山伯先借给我五斗麦，他说：张栓！谁能没点事，我借给你！……”

…… ……

（东山）“我爹总是打不通思想。他今年六十多岁了，我也不想叫他生气。他受了一辈子苦，弄几个钱自然金贵。不过你放心！有共产党领导，决不能看着叫你弃业变产……”

老定想着平常看着孩子冷冷的，却想不到他心里会想到怕自己生气。……

（东山不想再难为宋老定，而是积极想其他办法帮助张栓摆脱困境，包括请长山老头借给张栓粮食、向信用社借贷、找互助组成员凑钱帮助张栓搞副业，托人说服张栓妻妹夫推迟还账。）

……张栓激动地说：“……我知道咱村老少爷们都知道你这人，你是共产党员，不论谁提起你都说好。谁的心公道，谁见天为群众打算，村里人都知道。”接着他又轻轻地说：“谁也知道你有个糊涂爹，不会怪你。”他这句话说得特别轻，可是老定却听得特别清楚。

“我爹这二年也有转变。……现在在组里，一些小事也不怕吃亏了。他干得也下劲，我就想着过去我和他硬别也不行。象这次他要买你的地，经过我劝说，昨天口气就变了。他说：‘张栓家那地咱不能买，过去我和他爹一块推了几年煤，都是穷人，咱不能买他的地。就是借钱这事他怕张风。”东山说着笑起来，张栓却接着说：“我也知道老定叔，他这人是直心人。他过去也给地主划过十字，他知道那卖地啥滋味。我爹常说：我和你老定叔将来死后都免不了给人家看地头！谁想来了共产党，要是我爹活到现在……”

老定听到这里再也听不下去了，他用手使劲地捂住要流泪的眼，走到屋里，象一捆柴倒在地下一样倒在床上。……{4}

对谈由张栓反省自己、东山对他批评教育开场。其后，张栓感谢的话呈现出东山等的努力：东山动员长山老头、让张栓去信贷社借款，张栓的家庭关系也获得改善。接下来，东山表白自己体谅父亲、不想再难为父亲，想出其他方法：动员互助组成员凑钱帮张栓搞副业，托人说服张栓妻妹夫推迟还账。最初这部分对谈引起老定的心理波澜。儿子的体谅使老定在父子间关系持续的对立紧张中开始柔软（“老定想着平常看着孩子冷冷的，却想不到他心里会想到怕自己生气”）。在这样的心理变化基础上，东山和周围人的做法对他形成正面的参照性;听到东山因“公道”“见天为群众打算”获得村民敬重，老定从乡村社会角度体会东山行为的价值、意义也被唤醒。但紧接着张栓“轻轻地”“特别轻”地说“谁也知道你有个糊涂爹，不会怪你”，又对老定构成强烈刺激。儿子的体贴、自己与儿子行为的比照、村人的反应评价，会促使老定反观自身、产生比“理屈”更强的羞愧感，同时也让他感到没面子甚至隐隐地恼怒。老定本已开始松动的心再次变紧。在这段对话中，开篇出现的乡村社会空间包含的因素再次凸显。{1}

接下来东山的话使情境又是一转：东山更正张栓和大家的看法，肯定“我爹这二年有转变”、在互助组里“一些小事也不怕吃亏了”、干活“下劲”，由此检讨自己对待老人的生硬态度，告诉张栓老人经过劝说已转变态度（“……都是穷人，咱不能买他的地”），不肯借钱是因为“怕张风”。东山以这样的方式化解老定和张栓之间的紧张，引导他转变对老定的认识。东山的“公道”、诚恳和有效的筹划帮助，使张栓敬服、感激。现在东山从老定和张栓爹曾同患难（这一体贴张栓的角度）说明老定转变想法（不仅基于阶级身份），对老人不想借钱的解释又合情合理（吻合农民不露富、不张扬的心理和土改后新形势下农民的心态），使得张栓相信东山的话，在引导下转变态度：“我也知道老定叔，他这人是直心人……他知道那卖地啥滋味……”，进而回想自己爹和老定同患难的经历，感慨自家老人没有赶上好的时代。

东山的肯定使老定再次感受到儿子的体谅，听东山从自己和张栓爹“一块儿推了几年煤，都是穷人”的角度说自己不想买地，老人在意外的同时也受到很深触动、引导;听到东山说自己不肯借钱由于“怕张风”，老人该叹服儿子深明人情事理，体会到儿子维护自己在村庄中的形象、情面的苦心，他的羞愧感更为强烈。接下来张栓对东山的相信与态度的转变，视老定为父辈的尊重与亲近，必定使老人内心愈加感动、羞愧。东山和张栓的对谈将窗外的老定推向与张栓爹将心比心的情境，激发起他对张栓一家的恻隐之心与愧疚感。经过此前的挣扎和此时一浪接一浪的冲击，老定内心最后一道堤防终于被冲溃，再也无法承受张栓和他爹遭受同样命运。对他人的感同身受与恻隐之心，使老定包含着伦理性的情义感受开始突破原来的范围。

第二天，老定“大清早就去地里找东山”，准备和他商量帮互助组打井、装水车，半路遇到张栓。

“张栓！张栓！我有话要和你说！”他大声喊着……

（老定告诉张栓“后晌”去家里拿钱，张栓吃惊，老定回说）“不借给你难道我还想买地！你记住：以后要好好地下劲种地，要不，连谁你都对不住！”{2}

“要不，连谁你都对不住！”——这言语透露出宋老定新的意识状态。他话里的“谁”，回应着（昨晚听到的）张栓和长山老头的话（“人就怕遇事没有人商量”“谁能没点事”“不论谁提起你都说好。……谁也知道你有个糊涂爹，不会怪你”）。昨夜，“象一捆柴倒在地下一样倒在床上”的老定会不会想，今后再不能让“村老少爷们”想着“共产党员”东山“有个糊涂爹”，自己也要和东山一样“心公道”，要帮助儿子，教育张栓……与儿子东山、与乡村人们新的关系感受，使老定从内心郁结中走出来。“八月的清早，象秋天河里的水一样明朗、新鲜”{1}，也映照着老定舒朗开来的心。

东山这一角色不仅承载着作者有关干部问题的思考，也关联着他关于人和农民的理解。东山和老定的互动过程、互动方式值得深入分析。东山第一次试图劝说而引起老定的激烈反弹后，作者让儿媳、共青团员秀兰首先去“解劝公公”，再回家做丈夫工作。秀兰对东山说：

我也得批评批评你。平时你见他连句話也不说，亲父子爷们没有坐到一块说过话。你饭一端，上街了。衣裳一披，上乡政府了。你当你的党员，他当他的农民，遇住事你叫他照你的话办，他当然和你吵架！”东山（听了）……心里可挺服气。{2}

“饭一端，上街了。衣裳一披，上乡政府了”是当时乡村基层干部数量少、承担公务繁重、大多无暇顾及自家生产、生活的实况写照。在作品中，东山因为工作勤勉、为人公道而在乡村赢得声望。作为妻子，秀兰知道丈夫因公务无暇照顾家人，但她同时认识到，宋老定排斥东山的劝说，责任首先在东山：平时没有和老人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关系，没有及时了解老人的生活状况、思想、心理，仅想通过一次说理就让老人按照自己的想法转变观点，既不合情理，也不现实③。经秀兰的批评与分析，东山调整工作方式、方法，转变急躁态度与生硬做法，体贴、尊重、耐心体察老人的心理意识。宋老定不仅感受到东山是村民敬重的党员干部，还是体贴、理解自己、通达情理的儿子，即东山经过努力与他真正建立起情意相通的关系，可说这为老定转变意愿奠定了极重要基础。窗下偷听的情境设计与父子关系的角色设定，突显作者的理解：即便与工作对象是父子、家人关系，也不意味着干部就能不经过努力自然了解家人、与家人顺畅沟通。干部与群众建立良好关系的前提，是在沟通中充分考虑到群众的理解状况、接受程度、心理、情绪，注意方式方法，必要时还需运用智慧创造情境契机。这关于人与人互动状态、方式的思考，还关联着作品包含的另一方面的重要体察：当“互助合作”对农民不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变成他们可感甚至感同身受的具体经验时，它才更能对接受者产生触动、进而真正开启它被感知、接受的过程。

尾声部分对谈中呈现的东山转化老定的方式发人深思。在持续努力没有达成预期目标的情况下，东山没有急于对宋老定做判断，也没有对老定继续施加压力。听到村民对宋老定的议论和态度，东山在张栓面前主动检讨自己，有分寸地维护老定并假称老定已改变主意，引导张栓转变态度。东山以“虚构”方式表达出的对老定的信任和张栓在此引导下对老定的态度转变，是促成宋老定意识转变的关键一环{4}。老定本没有表现出东山所说的转变，作者却借“偷听”形式，让情感和心已开始活动的老定被导引出东山所期待的心思情义。东山的做法同时也在引导乡村舆论朝向更能带动老定改善的方向发展，为他今后的转变创造空间、条件。而这些描写让我们了解：农民群体中的多数都可以在适当的引导和多方因素配合作用下展现出积极的面向与潜能。东山不硬性要求老定而给他留下转变空间的做法，则给我们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激发培育农民扎根于自身深切经验的伦理向上心、精神觉悟自主性——这一重要问题以关键性启迪。

与上述理解相关的一个层面，是作者有关乡村社会交往方式与社会心理的体认。这由“窗下偷听”的情境构思集中体现出来。在作品中，借助不在场的方式，宋老定听到东山想方设法帮助张栓，听到张栓平心述说困境和内心的变化，听到张栓和村里人对东山的评价，更听到东山、张栓对自己的体谅、尊重和“相信”。设想，如果相关几方当面交谈，因彼此关系的紧张，这些信息可能很难被平心传达、接受。对自尊心强、身为长辈却“理屈”的老定，当面说一定令他感到难堪、恼怒而更倾向排斥这些信息;“背地里”讲并配合正面引导教育的方式，反使他在不失去“情面”的前提下更易检省自我。东山、张栓不知道老定在场的前提，也更突出他们态度言说的坦诚真确，这对老定形成更加正面的效果。在日常生活中，即便交谈者关系融洽，如果没有适当的情境、契机，当事人恐怕也难于直接表达对彼此的意见看法;即使一方提出的意见极为正确，在情境时机不当的情况下，也可能因被对方感觉受伤、情面过不去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有关中国人交往互动方式、心理特点的体察，构成作者有关人的理解的重要方面。{1}

作品由此也开启出一重要层次：经由互助意识引导的互动过程，参与者获得自身主体状态的变化与提升。对于宋老定，与他人、与所在乡村初步的情感、道义与责任意识关联，使他开启了更积极帮助弱者、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意愿，同时获得更为顺畅的家庭关系与在乡村中被提升的形象。这也使他的自我感受、他人感受和身心状态发生变化。对于张栓，获得东山、长山伯、宋老定的帮助，被互助组接纳，决心“下劲”“正干”——这些行为的意义不仅在于摆脱经济困境，还使他在树立新的劳动、生活、价值观念的同时获得新的自我意识，实现自我身心感受的关键性更新，他也由此获得改变自身形象、位置、被乡村多数人群重新接纳与积极肯定的机会。东山在此过程中也更深理解父辈、张栓与所在村庄，工作意识、能力获得增长;对象的转变、父子关系的加深与村民的回馈也使他获得对自己工作意义价值更为实在的感受，使他内心更感充实。

作品这些部分让我们了解，人的变化和提升是经由人们之间不断的引动—回应，使得一方面不断深化对他人的感知，同时不断反思、调整自己实现的。东山在与对象的交往中不断省思自己每一次的态度方式、言语行为引发对方怎样的回应，引动对方呈现出哪些面向的变化，据此及时反观、调整自己已有认识和互动方式，同时积极寻找接下来的行为介入点、介入契机。人的改变、提升是以人与人之间的持续沟通感应为必需媒介的，这是李凖理解“感”“化”方式的核心关键。其中包含的一层重要意涵，是一个人的自我反思、自我调整能力，与他悉心体察他人的意识、能力有很强的内在关联。东山这样的教育者（启蒙者）抛掉自身成见、努力进入他人，才可能在互动中找到有效的行为介入点、介入方式以实现帮助他人转变的目的。即，东山工作的开展（帮助他人），是以首先努力进入他人并以此不断自我反观、自我调整为路径的。只有这样，他帮助他人的行为、他推动互助合作的工作才和他自身发生正相关关系，才能帮助他的自我不断打开、不断获得充实。这种情况下，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工作是相互打通的关系。

这部作品体现出作者经由深入现实所感受体察到的人所无法被简单化约的种种细微与潜藏。{2}

二

写作《不能走那条路》后，李凖紧接着在1954年元月初完成《白杨树》③，作品围绕董守贵老头（老中农）与儿子进明带领的互助组年轻人（贫农）的矛盾展开，表现思想固执的老中农转变成见、加入互助组的过程。

作品意图回应当时互助合作现实中的焦点问题。经历土改，建国初期农村社会与生产稳定恢复、发展。地主作为阶级被取消、富农阶层受到限制外，大多数农民的生产获得稳步发展。其时的互助合作运动将中农、贫农群体设定为基本参与群体。其中，中农在土改后迅速成长为农村数量最庞大的群体，在生产资料和生产经营能力上占有优势，被期待成为互助组织的基本构成力量;贫农群体在生产资料、财富积累和劳动技能方面不如中农群体，但被赋予政治位置的优先性，被期待成为互助合作的核心力量，并在互助组织内部的利益分配方面获得照顾。这两个群体的人员构成又具有复杂性：中农群体中有部分人在土改前就是中农，部分人土改后由贫雇农变为中农，还有一部分生产基础更好的人被划归为“富裕中农”;贫雇农群体的大部分人经过土改变为中农，也有部分人的经济情况改善不够，仍然属于贫雇农。整体而言，在上述基本组织前提、原则下，互助合作发展进程加快极易导致两个群体间的矛盾突出。当时的主要矛盾集中于生产资料的投入（土地、牲口、重要农具的入社折价）和分配环节（土地分红与劳动报酬的比例）。两者关系不仅关乎互助合作运动，同时关乎农村社会的稳定与整体的生产状况。李凖捕捉住这一现实问题，尝试思考中农、贫农群体（在作品中实际引申为相互差异的人）如何经由互助合作过程深化彼此的理解，发展出新的关系。

在把握思路上，作品配合当时国家相关扶助政策与宣传内容，点出互助组的优点：合理的群体协作使生产效率更高，可更方便配置重要生产资料（耕牛等），更利于运用新技术，能够获得借贷社、供销社的资源等。有意思的是，作者选择表现的是一个基础、条件较弱的案例：村庄规模小（34户人家），只有两个老、弱组成的临时互助组，生产劳动能力弱;缺乏干部和组织力量;主人公董守贵是意识固执、对互助合作抱有很深成见与抵触心理的老中农。这一设计以中农、贫农的矛盾为主题，同时意在突出在物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人的因素对互助合作发展的推动作用{1}。

作品梗概为：退伍军人进明回村积极展开互助组的工作。进明、凤英、大发等年轻人主动改善与守贵老头的关系，守贵对互助合作的成见、隔膜、抵触情绪却不断加深，导致他想出“分家”的计策，想等儿子尝到互助合作苦果后回心转意再与儿子一家合住。在和互助組同伴观察分析老人的意识心理状态、权衡利弊后，进明意识到目前阶段老人不可能转变，同意分。其后，老人与互助组年轻人在“对垒”中不断互动、逐步改善关系、最终父子“合家”。

作品一方面部分延续此前的观察、处理思路，同时在角色设定、人物塑造、主题表现、语言表达等方面呈现出问题与状况性。角色设计与塑造呈现出简单性：尽管有意将董守贵老头（老中农）的形象塑造得更多面，但因着意表现这一人物性格、素质、意识方面的问题，刻画显出生硬;互助组年轻人则被表现得相对简单而过于理想化。在党员董进明的塑造上，作品通过更为展开的互动过程，着重表现他能够以耐心、宽厚态度对固执的守贵老头展开教育、引导与感化。但同时，为突出立场性、政策认识与“斗争”意识，这一角色从一出场就始终“正确”，没有经历东山那样的自我反省，刻画深度、厚度不足。

作品有关互助劳动与个体劳动的情境比照与互助劳动优势的表现，也更多从年轻人的感受视角出发，没有更真实贴合董守贵那样的乡村老辈农民的经验感受。主题表现方面，为体现出更加鲜明的政治性，作品增加了更多直接呼应、传达政策表述的言语（主要通过进明），但这些部分基本没有真正贴合人物与情节，成为浮在作品表面的附加物。作品还在分家一节安插一位富农角色（进明舅舅）突兀出场，人物形象相当脸谱化，和作品其他部分没有关联。作品中有关人物的描写和旨在烘托传达人物内心状态的景色描写，呈现出状态的不稳定与描写方式的不一致，有些部分精彩，有些部分分寸把握失当、不能贴合人物心理感受或过于直露。{1}

《白杨树》的写作（1953年10月—12月）正值毛泽东对合作化的努力推动和“两条路线”的表述开始发酵，《不能走那条路》发表后的评价与反馈也陆续出来{2}。这些因素对李凖的写作构成一定压力与影响。相较《不能走那条路》，《白杨树》显然存在“简单化”与生硬宣讲政策的问题③，在深入认识社会、具体表现人的方面没有达到作者的自我要求和前作的水准。尽管如此，这部作品在很多方面依然具有分析思考价值。作者意图在《不能走那条路》打开的视野、视点与思考基础上，更加展开地表现互助合作引发的人与人的互动、变化{4}。

我想从作品相当耐心展开的互动过程入手来具体分析。

故事前四节，进明和年轻人努力使守贵转变认识，却没有达到目的。在守贵的坚持下，进明一家与老人分开过。作品设计了“隔而不分”的情境：分家的方法不是儿子一家搬出去单过，而是在原来的院子中间打一道隔断;父子俩的地也还是紧挨着。这样，家虽然分了，但父子两家仍出入一个院门，隔着院墙能即刻听到对方声气;地虽然分了，但劳动时一抬头就看到对方。双方的劳动、生活形成对照：白天劳动时，一边是活泼热闹的气氛与高效率，一边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象哑巴一样”;下地回家，老两口一边冷冷清清，一天辛劳后无法亲抚孙儿，只能隔着院墙听儿子一家的日常生气与欢声笑语。{5}

在此情境下，守贵老头儿展开了和年轻人间的“较量”。随着情节的进展，这一人物呈现出更多面向：要强、劳作精心、技术细致、爱惜牲口，分家后依然处处替儿子着想，但对互助组的戒备心和成见也深⑥。作品的表现让我们体会到，守贵自我中心的意识方式与固执状态，使他更加缺乏感知他人的能力。守贵对家人的亲情因而很“硬”：自认为关心儿子，实际无法体会儿子的感受，对家人的言行也近乎不通情理;他对别人的感受、理解和反应方式也很“硬”，以至陷入褊狭、带有扭曲感的心态。另一边，进明“……不信有破不开的木头”，教育媳妇“咱爹是农民，他不是敌人，在他跟前耍不得那种‘骨气”{7}，在互动中能够不被老人的态度、言行反应所牵制，对言语行为不近情理的老人始终体贴并耐心引导。

在接下来的互动过程中，双方发生着变化（第8节）。年轻人钻研种植技术，学习克制情绪，避免以简单反对的方式回应老人，避免双方情绪感受和矛盾的激化，同时抱着体谅、耐心的态度正面思考老人意识中的合理部分，认识到勤俭品质、他所要求的劳动态度、劳动技能值得尊重，从自身开始改变{1}。作者特别描绘年轻人在村庄中散发的活力与气息：他们“生龙活虎”“车装得扬头撅尾，好象一只大狮子伏在车上一样”。守贵老头也在变。他说自己“一辈子不好和人拉扯”，但年轻人主动帮他拉泥后，他悄悄帮儿子割麦（不是帮互助组其他年轻人），他也注意到年轻人以新技术培育的麦子。但出于执拗和争强好胜心理，他刻意和年轻人较劲，同时对老伴言语行为刻薄粗暴，使她又气又累哭倒在地头。同时，年轻人的善意劝解、帮助，以及他们劳动态度、劳动习惯的改变，使守贵开始改变对他们的观感。

这部分深化着上一节展开的思考：由于性格意识的封闭、执拗，守贵很难平心接受亲人和他人的善意帮助，反而产生扭曲的竞争心理。与互助组的“较劲儿”使守贵老头身心紧张、失衡，以致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语行为，伤到多年艰辛中相互扶持的老夫妻间的情感。平日感知、沟通能力的欠缺，使得他扭曲状态下的言语行为显示出更强的伤害性{2}。从作品之前传达的信息来看，守贵土地多、劳动技能强、有强牲口农具，在这些基本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即便年纪大、“腿笨了”，也不至于在劳动方面处于太大劣势，这里的处理显得牵强。不过这样的处理意图则在使我们清楚看到，狭隘固执的“自家”意识和对自我—他人关系成问题的理解，不仅影响到守贵与他人的关系，也对他自身和他身边家人造成负面影响。

作品尾声（第9节），互助组的好收成，儿子的体贴、耐心，年轻人的理解、转变与帮助，老伴的哭诉，劳动、生活的孤单——在这些变化和感受中，守贵开始转变。从隔膜、戒备、较劲儿和身心紧张中解脱，他的心变得柔软。经历这一番酸涩，他与家人、他人顺畅的关系体验应该会被他格外珍惜③。这一经历应该也会引动他开启自我反观的意识和更积极感知、认识他人的意愿。“哪怕是再小的风吹来，它总要向山谷发出呼啸，总要放开喉咙给白杨树村的人歌唱”{4}，映衬出人们新的自我状态与对他人的关系感受。作者同时点出，守贵更积极参与到互助合作之中、与他人形成更深的关系，还要经过很长的路：“人”就是这样的，“……（再闹）再想办法打通思想。进一步总比退一步强。啥时候你想把大家想法弄得一般齐……”{5}。

作品对于互动过程的详尽表现，显示李凖在把握董守贵这样的农民意识转变的主题时，将焦点落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互动方式上。他着重观察封闭的意识状态对人的自我感受、自我状态的影响，在此参照下，他意图探究以建构良性关系为指向的人们间的互动，如何引导个人加深对他人的理解并在参照中自我反观，进而带动人们打破彼此成见、隔膜，对参与者的自我感受、主体状态产生良性引导作用。尽管表现存在简单、过于理想化的问题，但内中呈现的敏感与思路值得重视。在李凖后面的写作中，这一观察视角与路径不断获得开展、深化。而如何在表现中带入现实与人的复杂性，对作者来说是具挑战性的任务。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家庭开始成为作者观察、思考互助合作问题的重要基点。这部作品中，成功的互助合作和劳动，被作者更深关联于参与者新的自我状态及家庭关系之中。

此外，主人公董守贵的形象塑造不尽理想，但包含值得认识的内容。守贵不像宋老定心思细腻、善于体贴人、注重人情礼俗，他意识固执、脾气暴躁，言语易伤人，不顾及他人情面，并且“私”意识更重、与人交往互动的能力更弱、对他人和互助合作抱着极强防备心理与成见。这一人物同样具有传统自耕农的特点：勤劳节俭、有较强劳动技能，自尊自立、热爱劳动、相信劳动，相信可以依靠自己勤俭致富，有家庭责任心、注重亲情，抱有朴素的公平、公正观念{1}。作品的表现保持了重要的分寸：尽管对互助合作有明显隔膜、疑虑，守贵没有主动贪图、损害他人利益，他的算计心理出于保护自己正当利益的逻辑，并且他的意识状态与其感知他人的能力不足有关。

作品同时引领读者体察董守贵这样的农民对互助合作的强烈抵触心理是基于下列认识：互助合作难以做到公平、公正，难于合理照顾到参与各方利益（比如农忙时节谁家地先下种，就很难处理）;合作双方的基础、条件不同，自家在大牲口、农具等生产资料方面占优、有财富积累、劳动技能强，而互助组年轻人缺少好牲口、劳动技能差（“糊涂”组），也不懂得爱惜牲口、土地，生产技能和生产效率低，合作让条件好的一方吃亏。这些理解，加上性格执拗、缺乏感知他人的能力，更促使守贵老头对互助组产生很深成见。在他的感受中，互助合作既不公平，也不公正，这是他对互助組成员不信任与算计心理的感受认识基础。

贯穿在作品中的有关牲口的情节，体现出作者的人物理解。在小说中，牲口引发了老人和互助组年轻人最初的激烈冲突：为使老人感受到互助合作的益处，进明托大发给老人拉土，但当守贵老头看到大发赶着自己的牛上坡，“一鞭子一鞭子好像都打在牛的身上，也好象打在他心上一样难受”，加深了对互助组的成见。分家后，老人心里喜爱互助组贷款买来的牡牛，又担心年轻人不会喂养、糟蹋了牲口。尾声部分，老人开始转变后加入互助劳动时，既心疼自家的牛，也心疼互助组刚买的小牡牛，舍不得让小牛拉车{2}。读者至此终于明了：老人对牲口格外体贴、爱护，是出于长年劳作艰辛和牲口结下的深厚情感。因此，守贵老头最初无视大发的善意动机和缺乏经验，推断对方人品恶劣，不能共处（“都没看看那都是些啥人！一个比一个的刀子还快，我一辈子就不跟他们拉扯！”③）。而大发因为不能体会到这一层经历、情感而直观判定老人刻薄，导致彼此矛盾加重。作者体察到，农民对牲口的在意、爱惜不仅出于物质层面的考量，还包含朴素而值得珍视的情感甚至伦理意识。

如何对待董守贵这样“小农意识”强烈、对互助合作明显隔膜的农民？在他们对互助合作的态度、感受、做法中是否有需要认真对待的因素？他们有转变的可能么？可说这是作者通过《白杨树》提出的重要问题。

《白杨树》呈现出作者有关互助合作精神与实践展开路径进一步的感受与体察。这部作品让我们体会到，互助合作不仅在生产方面，而且在家庭关系、日常劳动、生活氛围与人的情感需要、精神感受等方面，带来新的影响。在《不能走那条路》的基础上，作品进一步启发读者思考互助合作在乡村社会的推行过程可能引发社会、人的哪些方面、哪些点;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农民对互助合作的感知与接受;互助组织的利益分配、生产组织管理需要把哪些因素纳入视野，可更有效调适组织内部的矛盾，引导参与者发展出良性关系。

三

将这一阶段农村互助合作的实践展开状况与李凖的创作相互参看，可更多体会他思考、写作所处的张力语境，也有助于打开有关那段历史的更多思考。

两作创作于1953年秋冬，正值总路线颁布、合作化发展提速、统购统销试行等系列重要政策举措密集出台。1953年秋，互助合作运动已经历初期发展、相对快速发展、调整整顿几个阶段（1953年春开始整顿），1953年10月、11月，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工作，指出为了防止农村贫富分化、帮助贫农提高生产水平和农民整体生活水平应大力发展合作社，并将农村的合作化进程与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社会主义目标联系起来，强调生产关系的改变对生产力发展的意义。毛泽东的意见为中央接受，合作化从以整顿为中心转变为提速发展。同时，统购统销在全国范围开始试行并导致1954年农村的紧张状态，合作化实践面临更复杂的现实状况{1}。在李凖这两作的写作时间（1953年年底），对农民封建“小生产者”意识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批判成为主导话语，农民是否加入互助合作被归结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话语高度。

李凖的写作一方面敏锐配合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状况、政策导向，另一方面体现出其相当独特的现实体察与理解。两作所探讨的，是处于起步阶段的互助组织：不仅物质条件弱，参与者合作意识的建立也非常艰难。将探讨聚焦于合作化的意识心理，方便作者呈现对合作化实践在现实中遭遇的复杂、紧张的感知。他在观察、思考，在当时历史情境和农民心理意识状况与关系状态中，互助合作可能引发社会哪些方面的反应、变化，农民对它的感知、认识关涉哪些方面、因素。

互助合作在建国初期的推行面临复杂状况。社会环境由战争转向和平稳定，政府积极鼓励发展生产，生产条件好的农民普遍认为传统生产方式可以发家致富，互助合作的动力下降。过去时代条件下农民生活的不稳定性（如遭遇灾荒、重病、无法获得借贷），令农民更为渴求尽可能多地获得土地来发家致富。《不能走那条路》借张栓的经历点出小农经济的脆弱：疾病、灾荒、借贷渠道少、乡村商业不稳定等因素，在当时很容易摧垮农民。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可以通过新的发展举措有效应对这些问题，互助合作并不是有效克服这些问题、推动农村生产发展的唯一道路。从生产角度来看，互助组织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组织管理、生产技术等多方面、多环节的探索和相关资源的配合投入。互助组织在当时条件下确立自身生产优势并非易事。事实上，农民更习惯于运用传统方式和多年积累的经验从事生产，条件好又善于经营的个体农户的生产效率、收益比互助组织高，是高级社阶段前一直存在的突出现象。对于多数农民，没有明确显示出生产优势的互助组没有太大吸引力。部分农村党员在土改后也出现买地、雇长工、不愿加入合作社的现象。

合作化问题直接关联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是以阶级理论为社会群体认定标准。在农村生产整体上升的趋势下，依据经济条件划分社会身份的方式给农民的意识、心理带来怎样的影响，是观察思考合作化运动的必要维度。建国初期，绝大多数农户在土改后处于生产上升状态：贫农获得更多土地、开始具备发展生产的新条件，部分生产经营能力强的贫农快速转变为“新中农”，中农则可进一步上升为富裕中农、富农，土改中减少土地财富的富农被“限制”发展、但依然有所发展。生产的上升意味着各阶层的人员构成与相互关系处于流动状态。同時，担心因生产发展和财富增加而导致阶级成分变化、成为政治上不利甚至被压制人群，这成为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老中农、新中农的普遍心理顾虑。土改过程多数地区实际剥夺富农自耕地的做法是对中农（特别富裕中农）和生产处于上升状况的贫农的生产热情、政治积极性也构成潜在压力。这些状况使合作化展开的现实背景更为复杂。

阶级理论也被用来规定合作组织的基本人群构成与位置关系。“依靠贫农、联合中农”“自愿互利原则”是土改完成后到高级社之前互助合作的基本政策。而如何真正做到参与者“自愿”和贫农、中农“互利”，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贫农、中农在合作组织内的关系因前提性的位置设定和分配原则易存在矛盾。从阶级理论出发，贫农因经济状况处于底层而被认定为是互助合作动力最强的核心“依靠”力量，获得政治、组织方面的优先位置;中农的政治位置低于贫农，但互助组织的实际生产运行更多依靠中农的力量与资源。在资本投入方面，中农投入更多土地、牲畜、车马等生产资料，但在分配上，劳动力优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分配原则意味着中农必须出让更多利益。这不仅增加中农加入互助组织的顾虑，也在前提上为互助组织内部中农、贫农间关系的调适增加了难度。在互助组织内部存在利益层面不够公平、公正，投入、分配等环节需要某一方做出让步的前提下，怎样有效调适各方矛盾，怎样有效调动培养他们参与互助合作的意愿与能力，帮助参与者加深连带关系，是众多合作组织不能不处理的核心问题。

领导层在推动互助组织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反复强调需要平衡中农、贫农关系，不应侵犯中农利益，切实做到中农与贫农“互利”，表明推行者意识到以固化的阶级观点认识农民、设定合作组织内部农民群体的政治位置带来的问题，强调需要在物质利益方面给予中农群体更多公平待遇{1}。如果互助合作实践不单纯指向经济目标而期待切实落实社会关系诉求，那在物质利益之外还需要哪些因素的配合，才可能更内在激发调动农民的参与热情，更能切实朝向培养社会主义期待的主体？当时政策一再强调改变干部工作方式，树立民主作风，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前途教育”{2}。这些的确重要，但在实践过程调整哪些环节、做法能有效改变干部工作方式，有效深化干部的政策理解、同时增强他们与群众互动的能力？如何切实培养互助合作参与者的民主意识？与集体、国家目标配合的相关观念价值如何能够有效抵达人心，促成群众更积极地接受意愿？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与处理，需要建基于对农民群体、乡村社会多方面状况的深入体察。

李凖的创作帮助我们开启有关这些问题的思考意识。两作让我们了解到农民的意识、心理与特定社会历史状况有很深关联，并且农民对互助合作的感知不仅仅关联于物质利益的考量，还可能与价值、情感、家庭关系、亲情、人际交往互动方式（特别是干部与群众）、乡村公共空间的舆论和人心导向、周边人的带动、新的生活与劳动氛围等因素相关。作品引导我们观察，互助合作不仅影响到农村生产组织层面，还引动着农民家庭关系与生活、劳动氛围的变化，影响改变着人们对自己、家人、周边人们和所在乡村社会的感受理解。

李凖体察思考农民与农村社会的视角，与他和夫人的家庭经历有着深层关联。李凖出生于“诗书耕读”的大家庭，虽在时代变迁中境况日渐艰辛，但家中尊卑有序、关系和睦。李凖的父亲是责任意识重、能够隐忍担当的家庭支柱。李凖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同时很早表现出关心人情事理和善于社会交往的能力。他15岁辍学后在洛阳车站盐栈做学徒，17岁在麻屯镇邮政代办所工作，同时加入镇业余剧团编写戏曲剧本，并曾代不同身份的农民书写家信。李凖夫人董冰出身乡村底层，自幼目睹、经历种种艰辛悲苦，遭遇兄弟姊妹离世、母亲重病的经历，很小就开始帮助母亲做家务。董冰在解放前没有条件识字，极少接触新的文化与观念，李凖鼓励她识字读书、多见世面，他们夫妻关系和睦。李凖不少作品的语言、人物、故事来自董冰的乡村见闻与讲述。这些经历，使李凖有机会较深体察时代转变过程乡村社会、文化、习俗、道德、伦理等多方面状况，构成他有关农村、农民理解的重要根基{1}。

携带着这些印刻在心的感受与经验，李凖走入新中国。1948年年底，新政权接管洛阳，李凖“在豫西中州银行（后改为人民银行）当职员”，1951年“任银行货币计划股股长”{2}。李凖“听到建立新中国的广播消息……热泪盈眶”，新的历史使他激动、兴奋。但他随后经历了一番坎坷。1952年春，李凖所在单位开展“三反”运动，李凖被指有贪污嫌疑，被批斗、隔离审查到同年“农历六月”，后被解职。据董冰回忆，“那时候，运动搞得很凶”，李凖被推、打、“脸贴墙站着，不让睡觉……一直站了四天四夜”，而他一直坚持自己的清白。失去银行的工作，李凖曾想“去关西拉大粪、卖大粪”，后经去市委申诉，获得洛阳市干部学校语文教师的职位（1952年9月开始任教）。也是在那个教职上，李凖开始写作、发表作品③。

今天确知李凖这一段经历的具体情况，使我们可由此体会，他写作起步阶段有关农民的体察与思考不仅包含对农村现实的敏感与观察，还包含对自己建国初期经历的转化。了解到这些，也使我们更深感知，20世纪50年代上半段“人民共和”焕发出来的社会精神风貌与人心凝聚状态，民众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高度热情，人与人间深切的信任感与连带关系，成为李凖此阶段现实感受与写作所依托的重要时代基础。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国家赋予农民新的位置、价值与互助合作承载的社会理想，对李凖产生很深的精神感召。两作呈现的体察农村社会和农民时的视点，对农民深切的“相信”和对有效感化农民方式的细腻探讨{4}，有关集体—个人、干部—群众关系的思考以及作品映现的精神安实感，都映照出他这一核心时代感受。

两作对于家庭的处理值得进一步思考。对家庭、亲情的关注，显示李凖着意体察新的社会变革过程对乡村社会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伦理意识等方面带来怎样的挑战与变化，对乡村社会日常带来怎样的塑造与影响。作品也显示，他并非将乡村家庭关系、伦理意识作固化理解，而是努力通过农村社会、农民生活形态与意识心理的变化过程，看视它们在与其他因素的关联碰撞、在新结构中的状态与发展可能。“窗下偷听”与“隔而不分”的情境设计借鉴于中国传统戏曲，家先分后合、和睦團圆的结局处理也包含呼应民间社会的文化、心理积淀与诉求。但读者不应据此认为作品是对民间心理的简单认同。在李凖笔下，农民的家庭观念与情感渴求包含着感通他人、连接到“公”“义”理解的经验基础，在恰当的价值引导和情境契机下，可以成为促成主体意识变化的重要因素{5}。李凖试图将家庭关系和亲情结构在互助合作引发的新的自我—他人关系感受和新的生活、劳动状态中，使它们承载新的功能{1}。

《白杨树》传达出守贵老人对家人和自己的感知，是经由与互助组的互动、参照而被重新意识、反观，并在对方的善意帮助和引导下发生变化的。老人封闭狭隘的“自家”意识不仅无助于建立更好的自我—他人关系，还影响到他与家人的关系（老人意识中最核心的关切）和他自我的状态。经由与儿子、互助组的互动，守贵老人渐渐感受到原本自认为自己的做法是为儿子好、自己可以负起长辈的责任，但实际自己不了解儿子，对儿子和老伴的态度太粗暴了;他也开始体会互助组年轻人对自己是善意的。通过与老人的互动，互助组年轻人也获得成长、改变。这样的处理包含了作者有关互助合作问题的重要思考方向：互助合作契机可能引发参与者的自我意识、他人意识发生怎样的变化，引发参与者与家人、他人间怎样的关系变化。

作品有关家的表现包含作者更深层次的思考。在《白杨树》的尾声，进明看到时机成熟向娘提出合住，进明娘劝说儿子，如果老头儿还不愿入组就依他，进明回答：“退出来办不到！……我能不管你们吗？只是得照着我这正路走！”强调需要同时照顾自己家和互助组的理解，不应被视为对当时互助合作政策的简单应和，也不仅基于作者对农民在互助合作开展初期思想意识状态（所谓“觉悟程度”）、接受能力的判断。自家和集体应该共同发展并形成相互间的良性关系，这是李凖此后探讨个人-集体关系的核心思路。在其后有关合作化题材的系列作品中（有关初级社的《孟广泰老人》、有关高级社的《冰化雪消》、有关人民公社的《冬天的故事》和《李双双》），互助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强的集体要求也对家庭关系构成挑战。在此形势下，家庭始终被李凖作为自我与他人、个人与不断扩大的社会发生关系的中介，同时成为个人与他人、集体关系中具有一定自主性、可发挥调节功能的必要空间。在李凖以正面方式展开的把握中，家庭和亲情成为个人与集体内具有张力的关系建构中发挥建设性功能的要素。

干部问题是李凖在创作起步阶段的另一思考重点。在上面讨论的基础上，我还想讨论两点。首先，作者借助文学的方式努力深入人的意识、心理、精神、情感状态，细腻体察人们在互动中相互触发、引动、变化的过程。这样的认知、表达努力推动我们感知：人是具体的，是在价值、观念、情感等众多层面因素的交互运动中的具体存在，在不同的社会情境、时势中，人的表现会变化，不应以固化的阶级预设先在设定具体的人;政治也是具体的，政治的实践过程、观念与规划设计落到不断变动的社会现实、落到具体的人的过程，也必然是具体、复杂的。现实不可能依照预先设想来发展，实践目标也无法仅通过观念灌输、政策指导，依靠制度组织规划得到落实。其次，两作暗示互助合作需要改造的主体不仅包括农民，也包括干部。李凖显然也有意使自己的作品具备“工作手册”的功能，有意引导干部思考如何在具体且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境中认识农民、理解农民的“小生产者”意识;引导他们思考，在物质利益之外还有哪些价值、因素对于农民的实际生活、主体与精神构成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不能走那条路》与《白杨树》是李凖创作最初起步阶段的作品，显示出他对合作化深入乡村过程引发的社会多方面反应以及其中人们意识、心理、情感细腻变化的体察与努力。两作所开掘的观察与思考的视野、意识敏感与基点，为他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写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对李凖当年写作的探究，也为我们在今天重新认识他的写作所面对的历史和这历史中的真实经验提供了重要线索。

作者简介：莫艾，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十七年”美术及文学的社会生产。

①  这一阶段，合作互助运动经历了反“保守”、快速推进与反“冒进”、调整巩固的数轮阶段性变化。

{2}  指邓子恢发表于1953年的文章《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与方针政策》。李凖：《我怎样写〈不能走那条路〉》，原载《长江文艺》1954年2月号，转引自卜仲康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李凖专集》（下简称《李凖专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74页。

①  李凖：《我怎样写〈不能走那条路〉》，卜仲康：《李凖专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

{2}  李凖回忆，宋老定这个人物是“合金”，融合了他的生活经验，有他舅父的影子。李凖还将他“在解放前……小时候看到的情景”安排在宋老定身上：气愤于儿子儿媳不体会他买地置业的苦心，老定一气之下去镇上喝羊汤，但却舍不得买肉，就着从家带的馍来吃。（李凖：《从生活中提炼》，1959年，收入《李凖专集》，第17—18页）当年众多评论称赞这一刻画真实表现出农民的俭省朴实，非常感人。

{3}  张栓决心卖地的动机不仅想换来继续做生意的本钱，还因“妻妹夫见天来要账，连襟亲戚，惹得脸青脸红，他也不想再说软话……”;他因为担心借钱的事使宋老定难堪而有意回避和老定照面;故事尾声，张栓在东山的引导下说老定是“直心人”，将他认作和自己父亲共患难的长辈。李凖：《不能走那条路》，李凖：《不能走那条路》（短篇小说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

{4}  “游民”问题产生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结构性状况，为近现代乡村社会的重要现象。从1920年代末期，共产革命开始探索如何对这一群体进行有效转化。新中国后合作化的初期发展阶段再次面临如何对待这一群体的问题。1952年7月中央在回复西南局什么人群可加入互助组时，指出“过去有许多经验证明，把游民二流子放在互助合作组织中更便于改造他们，使他们迅速学会生产”，同时不应把“某些染有不良习惯或有某些缺点的劳动人民与游民混淆起来”，将之“排斥在互助组织之外”。《中共中央批转西南局关于小土地出租者等成分的人可否参加互助组的意见》（1953年7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上》（1949—195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1、62页。

{5}  李凖：《不能走那条路》，李凖：《不能走那条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页。

①  据李凖夫人董冰回忆，这是李凖母亲听到的村民的真实对话。这一表达不仅生动，还透露出农民的重要意识、心理。董冰：《老家旧事——李凖夫人自述》，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2}  宋老定在地里看着田野里的秋庄稼，看到“跟前的一块高粱，穗子扑棱开象一篷小伞，缀满了圆饱饱的象珍珠一样的果实”。李凖：《不能走那条路》，李凖：《不能走那条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12页。

{3}  同上，第3、4页。

{4}  同上，第15—17页。

①  小说开篇生动表现出土改后生产发展、部分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获得改善后渴望置业发家，同时谨慎观望政府政策举动的乡村氛围与心理。在此氛围中，村人的焦点集中在宋老定，因为他家有条件买地，但他家又有个“公家人”：老定的大儿子东山是共产党员、互助组骨干。

{2}  李凖：《不能走那条路》，李凖：《不能走那条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18页。

①  李凖：《不能走那条路》，李凖：《不能走那条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18页。

{2}  同上，第6页。

{3}  当年曾有评论者指出东山起初做法存在的问题：没有经过宋老定的同意，就想做主把做木匠的弟弟汇来的钱借给张栓，显然不尊重老定、会激怒老定;东山那时也没有像后来那样发动大家一起幫忙，而是要求宋老定全部承担起帮助张栓摆脱债务的任务（借给张五十万元），也不合理。振甫：《评李凖〈不能走那条路〉》，《语文学习》1956年第3期。

{4}  李凖曾在1959年的一篇创作谈中说，作家从生活中汲取、提炼素材“仍然必须是以生活中的某些事实和现象作基础”，这一能力是对作家“生活观察能力的考验”。他并以《不能走那条路》《孟广泰老头》的人物塑造为例，说明作家需要对所表现的生活努力进行准确把握，在此基础上“学会虚构，善于正确虚构……使自己的丰富想象，得以舒畅如意的发挥”。李凖：《从生活中提炼》，原载《奔流》1959年第5期，转录自《李凖专集》第14、15、19页。

①  有关如何理解中国人基于深厚传统形成的交往心理、行为特点，这些因素在196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集体建设经验中曾发挥的作用和它们在当代条件下的可能，贺照田老师在《如果从儒学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同时看雷锋》一文中有深刻阐发。见贺照田、陈明等著：《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是否必要？如何可能？》，台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19年。

{2}  在“文革”刚刚结束后谈及此作时，李凖肯定自己当年的作品“主题是从生活中来，人物也是从生活本身创造出来”，强调作家需要“研究社会投向每一个具体人的烙印”。李凖：《从生活出发》，《光明日报》1978年6月17日。

{3}  作者在篇末注明“一九五四年元月九日改完于洛阳”，李凖：《白杨树》，李凖：《不能走那条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45页。

①  主人公董进明回村后动员年轻人时，说发展互助组“什么是好条件？无非是有人、有地、有毛主席领导，再加上你们这几个青年团员”。李凖：《白杨树》，李凖：《不能走那条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23页。

①  人物描写方面，开篇守贵、秀荣（媳妇）见进明的描写方式和作品其它部分不同，让人感到没有贴合农民的心理、感受与表达方式（当然，这也透露出作者尝试借鉴新的资源、手法来表现农民新的情感状态）;另有些段落的描写显得夸张、生硬，如结尾部分守贵得知进明同意与他们合住后的描写：“突然守贵老头由外头跑着回来，一进屋‘哗啦一脚踏在洗脸盆里，盆里的水象箭一样飞溅的满屋都是”。景色描写方面，某些段落透露出精神的饱满、安实感与清新状态（如“麦苗喝足了雨水以后，太阳一晒，就象手提着一样齐忽忽地长了起来”“南风顺着金水河岸飘荡着，河两岸的麦田象一片湖水一样翻动着金色波浪。三月黄的大麦已经熟透了。看着，看着，小麦也快该收割了”），某些部分（如结尾）的表达则过于观念化、意涵单薄。（上述引文见李凖：《白杨树》，李凖：《不能走那条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44、34、37页。）

{2}  《不能走那条路》发表后最早的评论在作品理解、评价方向上有或大或小的差别，但都认为对共产党员东山的塑造不够理想、党员和党组织的力量不够突出、对张栓的批判不够充分、矛盾斗争表现得不够尖锐等。可参1953年底到1954年年初苏金伞、李琮、康濯等的评论和此间报刊发表的读者读后感。

{3}  冯牧在1960年评价《不能走那条路》和《白杨树》是李凖“最初两篇产生了广泛教育作用的作品”，同时指出董守贵和进明的“个性还不是丰满的”，《白杨树》“对于集体化思想与个体农民思想之间的冲突的描写，还遗留着某种简单化的痕迹”。冯牧：《在生活的激流中前进——谈李凖的短篇小说》，《文艺报》，1960年第3期。

{4}  《白杨树》的篇幅比《不能走那条路》长近三分之一。

{5}  这一情境中不同劳动氛围和人物心理的比照，更多是从年轻人的心理感受出发的。

{6}  看到年轻人用大车拉污泥，守贵心想他们不会照顾儿子，看到事实后又对老伴说“你等着看，秫秸一割狼就出来了”;年轻人主动帮他拉泥，老头以为他们借机把他地里的泥“糊涂”走了。李凖：《白杨树》，李凖：《不能走那条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35页。

{7}  同上，第34、37页。

①  在作品中，“小姑娘”凤英心思细腻、善解人意，是有很好观察、理解与沟通技巧的村庄青年积极分子。她对乡村的具体情况较为熟悉，与老人有互动经验，能够尊重、体贴老人的心理，注意互动的方式方法。比如，拉麦时，凤英“悄悄”对大家说先拉老人的麦，并嘱咐：“大家可得仔细点，你们看守贵伯两只眼往这里瞅着哩！”年轻人“互相使着眼色……哪怕是一个麦穗也要拾起来”。大发背后学着守贵老头的“姿势说‘我一辈子不好跟人拉扯！”被凤英“瞪了……一眼”。李凖：《白杨树》，李凖：《不能走那条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40、41页。

{2}  為了抢在互助组前面收割完自家的麦子，老头让老伴连夜蒸馍，第二天一早和他共同下地，催促她快干，骂说：“你是死人，你就不会快一些！”“要你吃饭腾锅哩！”老婆“再也忍不住，就把镰把一扔说：‘我不是牲口！累死累活跟着你起五更爬半夜，你就不怕把人累死了！说着就哭了起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大家说：‘他整天象吆喝牲口一样吆喝我，我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昨天在北地拉麦，他叫我踩车，有两杈没装好掉下来，他就拾个石头向我扔来……守贵老头……只恨地下没有缝不能钻进去。”同上，第39-40页。

{3}  小说结尾，互助组大家耙地，“一下子套了四犋牛，守贵老头赶着自己和儿子的牛，心里痒痒地，跟在最后边，他看着八只牛拉着四辆马车，在黄土路上走着像赶会一样，他第一次感觉到在一块做活的愉快”。（同上，第45页。）如果作品的表现更加饱满、有力，“隔而不分”的情境装置与“隔而不分”的情节，可能引动更为深远的发问：新的生活与劳动，是否、如何能够使人们之间发展出更深、更广的情感、心意连通？

{4}  同上，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