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辽宁传统音乐文化的守望者

2020-01-05吴雨扬张涛

音乐生活 2020年12期

吴雨扬张涛

广袤而深厚的辽沈大地，滋养出众多在音乐领域卓有建树者，杨久盛先生便是其中一位。他曾任沈阳音乐学院音乐舞蹈研究所所长、“东北亚音乐舞蹈研究基地”主任、中国满族音乐舞蹈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全国编委会特约编审、“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国家名录评审专家组成员、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治学50余年，成果丰硕，对辽宁传统音乐的挖掘、整理、研究、保护以及我国传统音乐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身土不二根深蒂固

1940年，杨久盛出生于历史积淀丰厚的辽宁新民。铿锵有力的爱国歌曲和劲健婉转的戏曲旋律，陪伴着杨久盛度过童真时光。“我从小喜欢音乐，我爸爸和哥哥他们都愿意唱戏。”[1]杨父教子有自己的见解：年轻人需有自己的爱好，如此便不会精力过剩，惹是生非。为此，杨父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还曾聘请过戏曲师傅专门驻家教授六个儿子唱腔和场面。此举使得孩子们对戏曲、音乐喜爱终生，杨久盛更是投身此业，并成为佼佼者。

进入新中国，《白毛女》《刘胡兰》《王秀鸾》等新歌剧在当地大兴。幼年杨久盛经常看他的哥哥们排演这些剧目，耳濡目染中，对音乐的喜爱愈发浓厚，并逐渐对二胡这件乐器产生了兴趣。他通过自学二胡，很快便能识简谱，因此，他开始在学校里带领同学们排练歌曲，中学期间参与到学校较大剧目的排演中。毕业时，老师要求每位学生画下以后理想的工作，他画的是何彬编著《二胡入门》扉页上二胡演奏者的形象。

理想很快付诸行动，一毕业，他便着手准备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的招生考试。经曹正先生[2]介绍，他有幸结识了杨雨森、牛巨贵二位老师。由于通讯不发达，只能通过书信从二位老师那里学习相关知识。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当地业余剧团排练演出，接触了二人转、京剧、评剧等民间艺术形式。“要想了解戏曲，必须到剧团里去，他的出场、锣鼓如何开、二胡如何跟进，这些是在剧团里才能掌握的。”[3]此外，他还开始尝试记录当地民歌的曲调，收集了为数不少的地方民歌。

1959年，杨久盛顺利考入沈阳音乐学院附属高中，师从牛巨贵老师学习二胡演奏，1962年升入本院本科，师从朱郁之老师继续学习二胡。恰逢1963年学院举办二胡比赛，杨久盛凭借《汉宫秋月》和《秧歌调》获得第二名。朱郁之老师曾于赛前引导他多看历史相关书籍、弄清乐曲的来龙去脉，深入体会乐曲表达的情感。在老师的鼓励下，杨久盛查阅了许多有关文献，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写出一篇文章，这是他第一次写论文，满怀信心拿给当时的年轻教员韩淯才，韩老师笑着说：“你这是在研究‘李闯王的胡子”[4]。一瓢凉水泼得他心灰意冷。回到琴房他仔细琢磨，觉得韩老师的话很有道理。写文章不是资料堆砌，关键在于和论题紧紧相扣，堆砌再多的资料不能回答提出的问题也是枉然。他进一步认识到，选题要切合实际，不能好高骛远，脱离实际。这一次对话对于杨久盛产生了深远影响，五十多年过去了，他还记忆犹新。经过一段反思，更激起了他对音乐研究的热情。在朱老师的鼓励下，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二胡演奏之外的大量音乐知识。适逢学校的音乐研究室缺乏研究人员，杨久盛被选为培养对象，由二胡专业改为音乐理论专业，归音乐研究室培养。这时他边随民族音乐理论家高厚永、王凤贤学习，边开展民族器乐研究。

1963 年向朱郁之老师学习二胡演奏

之后，杨久盛到吉林军垦农场工作。在农场他把大学生文艺宣传队搞得红红火火，受到军垦农场的重视，领导找他谈话，要留他到军部做文化干事。当年，军队是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但他另有想法，他立志一生从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不适合去军队，那里不是搞研究的地方，所以他不假思索地回绝了。适逢辽宁省组建“样板戏学习班”，院长李劫夫怕人才旁落，便派学院人事科长亲自到农场把杨久盛调到“辽宁省样板戏学习班”（后恢复为“辽宁歌舞团”），这为他的民族音乐研究之路搭了一块重要的跳板。

杨久盛进入辽宁歌舞团工作，并曾担任民乐队队长。他在排练演出实践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使他以后的研究总能不脱离实践并有的放矢地进行。当时歌舞团排演的节目尽是一些“高大上”的歌舞，纯民乐队适应不了歌舞表演的需要，他秉承“乐队为歌舞服务”的原则，提出将西洋乐器融入民族乐队之中，而非一味改良民族乐器的观点。他这一主张得到歌舞团领导的支持，这种混合乐队适应了当时的工作需要。

在歌舞团，他利用演出、排练的间隙，仔细研读了杨荫浏先生的《中国音乐史纲》、缪天瑞先生的《律学》等经典音乐理论著作，并将思考随时记录，曾将笔录整理出《中国乐律历史笔记》（上下册），并为笛、箫写了几万字的文章。他当时做过记录，每天按8小时工作计算，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竟然在休息时间挤出来30多个小时。这段时间的潜心钻研，为之后的音乐研究与教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1978年6月，杨久盛调回沈阳音乐学院，学院当即指派他开设民族器乐课程，这门课程是本院首开的一门公共课，没有现成教材可借鉴，一切从零开始，本院又缺少民族器乐资料，于是他去北京一方面搜集材料，一方面去当地的音乐院校取经，这一次他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各处拜访和搜集文字及音响资料。由于当时他的经济十分困难，吃饭成了问题，饭店吃不起，他就买些干粮，以咸菜、葱、酱为副食，自以为吃的挺好，时间一长，他患上低血糖症自己不知。一天，一位同学陪他出去采访，竟然晕倒在街上，幸亏同学在身旁，把他及时送到医院。由于每天劳累，他的支气管扩张也找上来了，又咳了血，因为这是老病，他不在意，休息一两天，又照常工作。正在他紧张工作之际，他的哥哥突然去世，当时，北京至沈阳的火车票非常难买，回族讲速葬，他想，等他买到车票哥哥已入土为安了，回沈阳的意义也不大了，他强忍悲痛，沒有回沈奔丧，继续完成他的工作计划。由北京回沈后，他夜以继日，编写了数十万字的教材， 1979年3月《民族音乐概论》课正式开课。

1996年，杨久盛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当时，研究所在编人员仅四五个人，每年拨给经费5000元。在要人没人、要钱没钱的情况下，他提出两个解决办法：一是把基础部原属音乐研究所的人调回研究所;二是恢复音乐学专业。这一提案得到院领导大力支持。为此，他制定教学方案，设计课程，网罗人才，1997年开始正式招收音乐学专业学生，他在任期间招收了三届，共30多名学生，音乐学专业才初具规模，为1999年建立音乐学系奠定了基础。

二、踏遍辽沈寻旧乐

1979年开始的中国民族民间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程和进入新世纪逐步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是我国传统文化发掘与保护的两大“世纪工程”，杨久盛为这两大工程贡献了青春与才智。

在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中，杨久盛担任《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辽宁卷》常务副主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辽宁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辽宁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辽宁卷》编委，后被聘为《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全国编委会特约编审。他以高度的责任感投入工作中，在辽宁几部“集成”编辑工作中，他事必躬亲，搜集、记谱、校对、撰写释文等工作均亲自上阵。他不畏寒暑、不辞辛苦，肩扛30斤重的601录音机深入区县、乡镇、寺院遍寻民间鼓乐、秧歌音乐、宗教音乐、民歌等音乐品类。

一次，他与张玉梅老师去凤城搜集满族民歌，听说凤城南部地区甲云大队有好“吹鼓手”，走了十几里路找到鼓乐艺人，由于饥渴，喝了半瓢从山上挑来的水，录了几首乐曲。第二天返回凤城县街，腹部绞痛，吐泻不止，到医院诊断为急性肠炎，已经脱水，大夫说，再晚两个小时就有生命危险了，原来是那瓢山水惹的祸，住了三天医院才康复。

采访回来，他马上整理材料。当时居住条件不好，一家人挤在12平方米的小屋，放录音怕影响家人睡觉，他就戴耳机记谱。多年下来，大量的记谱工作损伤了听力，未进入老年便听力大减，如今已近乎失聪。

在卷本编辑过程中，他一丝不苟，非常认真。首先表现在确定入卷曲目上，他规定了一个原则：无论演奏水平如何，入卷曲目一定要准确无误。这一点集成编辑部一致同意，提出这个原则，是他在十几年的搜集、研究民间乐曲过程中积累的教训和经验。刚刚接触民间音乐时，他对艺人情况毫不了解，艺人的艺术水平良莠不齐，有的并无师传，也有部分艺人出于保守，不肯把真东西拿出来，开始他不理解这些情况，以为搜集来的都是精品，甚至他把错误的演奏记成曲谱发表，后来他追悔莫及。经过长年深入调查，他才发现，凡有师传的艺人，演奏十分规矩，结构、板眼非常严格。有些人认为，民间艺人演奏没有定谱，一遍一个样，毫无约束地随便发挥。其实不然，受过真传的艺人绝不会乱来，他们严格遵照“老本谱”演奏，板眼分明，板数固定。譬如《柳青娘》，不管辽宁鼓乐和秧歌，还是潮州筝曲和京剧曲牌都是30板，杨先生把它戏称“全国粮票”。但是，没受过真传的艺人经常乱吹，我们一些音乐工作者不深求，有音必录，结果28板、32板的曲谱比比皆是，造成谬种流传。在集成确定入选曲目时，凡是演奏版本错误一概不选。为了万无一失，他聘请辽宁著名鼓乐艺人吕升岩先生为顾问，自己叫不准的请吕先生定夺。

杨久盛与唢呐演奏家胡海泉、鼓乐艺人吕升岩合影

曲目确定以后就是乐谱的记录水平的掌握。由于各地市送上来的乐谱良莠不齐，有的乐谱返工几次还达不到要求，杨久盛便于1989年春天，带领盘锦李润中、辽阳富利明两名记谱高手进行曲谱校订工作。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借一间空房，自己做饭，吃住在那屋里，摸爬滚打一个多月，终于完成了入卷493首乐曲的校订工作。

卷本中很多地方体现着杨久盛思维的闪光点。鼓乐在辽宁的民族民间器乐中占有突出地位，受到历史传承、民俗场合的影响，辽宁鼓乐很多唢呐曲的结构非常庞大，“依演奏时间而论，一首中型乐曲需奏半个小时，一首大型乐曲则要奏将近一个小时”。有的乐曲“加花”特别繁复，在编纂《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辽宁卷》时，如何记谱成为当时遇到的最大难题。辽宁鼓乐唢呐曲大多是 “三眼一板”的板式，可是，由于演奏者大量“填字”，使得看似简单的“老本谱”扩张到你根本找不到板眼所在，甚至一个“三眼一板”艺人竟演奏了一分钟。但在艺人的观念中，这就是一板，不可拆分成多个板眼。可是，有的乐曲一板可划分成32个小眼，怎样把它囊括在一小节之内，这就给记谱出了难题。为此，杨久盛几经研究，最后提出了以二全音为一拍的方式记录。但简谱没有这种节拍符号，他借鉴巴赫钢琴谱创造了简谱“二全音分之四”的节拍号，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辽宁卷》编委研究记谱问题

在编辑满族民歌时也遇到难题。满族在与汉族长期的聚居生活中，其文化已逐渐与汉族交融，正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究竟什么是满族民歌呢？杨久盛经过相当一段深入调查和研究，提出两个识别方法：

“其一，是在满族地区流传，唱满族的事情，且曲调在其他地区并不流传;其二，往往基本曲调只有一句（这是根据萨满神歌），通过移位发展成整首歌曲的。”[5]这两个方法，为确保卷本中满族民歌部分的准确性起到了很大作用。

由于杨久盛在十部文藝集成志书编纂工作中表现突出，2009年他荣幸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全部出版总结表彰大会”，受到表彰。

杨久盛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不仅表现在“集成”工作中，在他协助《岫岩满族民歌选》一书中也充分体现出来。在概述编辑过程中有一首《出征歌》引起他的注意。这首歌曲歌词吉林早就搜集到，但是没有曲调。岫岩这首歌曲词曲全有，但是其曲调是一首进行曲风格，不像民歌。他怕有误差，坚持要面见82岁的演唱者。最后终于见到老人，弄清了歌曲的来龙去脉，的确是一首难得的满族民歌。

在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表彰会与项阳、袁静芳、吕锤宽[台湾]、田联韬、费师逊合影

2000年以后，杨久盛先生年过花甲，应该颐养天年，但他对辽宁传统音乐保护、研究和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事业的情感始终无法割舍，整天搞研究、写文章、带研究生，忙得不亦乐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我国启动后，杨久盛被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国家名录评审专家组成员，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又投入辽宁和全国传统音乐的搜集与保护工作中去了。跟随非遗保护的脚步，杨久盛先生再次遍踏辽宁山水，为辽宁的传统音乐挖掘与保护工作再立新功。

2005年辽宁电视台在建平县三家乡发现民间流传的“十王会”，因演奏技术生疏，演奏效果不理想，并未引起更多重视。杨久盛先生得知这一信息后，敏锐地感觉到这可能是北方重要乐种“北十番”的孑遗，随即组织团队前往考察，印证了自己的猜想。经深入研究，发现这一乐种上承女真鼓笛乐及辽宋以来的清乐、散乐、马后乐，下承辽宁民间鼓乐，对于清代文化和音乐发展史的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因杨久盛先生的研究及学术性举荐，“建平十王会”这一项目已于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杨久盛先生一再强调：“建平十王会”的命名有误，责任在他。因为开头沒有仔细斟酌，实际应该称为“建平北十番”。他进一步解释说，“十王会”则是没有曲调的唪经，属于“宣卷”一类东西。由于直唪念诵，非常沉闷，不大受百姓欢迎，所以它把“北十番”吸收到会中，有吹有打，十分热闹。现在实际活动也是“念经不奏乐，奏乐不念经”，两下各行其是。杨先生经常以“十王会”的发现举例说明传统音乐价值的多元性：传统音乐遗产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艺术价值一个方面，它的文化价值，史料价值也是不能忽视的，“十王会”存在历史很悠久了，一直没有被人发现的原因，在于只看到它的艺术价值，忽略了其他方面。

2019 年杨久盛先生在建平中学讲述“建平十王会”

佛教经韵历来分南北两派。南派起源于江浙地区，流传于江南各地;北派流传于黄河以北各省区。虽然经文大体相同，但是演唱韵调却不一样。大约在民国年间，南韵北传，渐渐取代了北韵，辽宁会唱北韵僧人也越来越少，即使会唱者，大多是“南北混儿”即非纯正北韵。2011年，杨久盛为辽宁省非遗保护中心采集千山佛教音乐音像资料时，特别注意了北韵的挖掘。经多方辗转打听，在锦州市义县双龙寺发现了纯正北韵。北韵传承人寺庙住持传法法师还珍藏有已圆寂比丘尼宝法法师在92岁时录的北韵录音带和录像光盘，两代传承人的演唱东北韵味浓郁，曲目丰富。这一发现令佛教音乐研究界感到振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佛教北韵研究资料不足的遗憾。

三、俯首耕春华抬头见秋黄

杨久盛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治学和教学生涯中，潜心钻研、悉心育人，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培养出了众多优秀的传统音乐研究人才。

除十部文艺集成志书（音乐部分）的编纂工作外，他还出版多部学术著作、撰写几十篇学术论文，在传统音乐乐种学、乐学、律学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就。

对于一位一心致力于传统音乐的研究者来说，杨久盛先生无疑是幸运的，其壮年恰逢国家鼎力编纂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其后又逢非遗保护工作全面展开，作为两项工程的生力军，他犹如鱼入大海，大展身手。近四十年的亲临一线，使得他采集到海量的辽宁传统音乐第一手资料，其勤奋与睿智，使得他从中挖出许多“宝”来。值得指出的是，其撰写的《辽宁民族民间器乐曲综述》《辽宁鼓乐述略》《辽宁秧歌乐述略》《辽南高跷秧歌音乐概说》《辽宁道教音乐述略》（第二作者）《辽宁千山道教音乐》《中国千山佛教与佛庙音乐》《建平十王会调查报告》等文章，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献综述”“初步调查报告”或“浅谈”，而是在长期挖掘、整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些乐种作的权威性阐述。论文《辽宁鼓乐变奏手法初探》《辽宁唢呐传统调名考释》《〈江河水〉一曲的由来和发展》《一首古老的锡伯族民歌》《满族萨满神歌考略》《满族民歌寻踪》《满汉民歌之融合与剥离》《满族民俗与满族民歌》《关于沈阳故宫几件乐器名称的识辨》《有关二人转、评剧历史沿革的一次采访》《琵琶名曲〈海青拿天鹅〉探源》等文章则是“贝海拾珠”，在长期的辽宁传统音乐研究中发现的很有价值的史料或解决的一些学术问题。

杨久盛先生主编的《清代盛京宫廷乐舞研究》和《辽宁千山佛教音乐》两部著作是辽宁传统音乐研究领域的重量级成果。前者是清代盛京宫廷乐舞这一专题研究的拓荒之作，不仅对清代盛京宫廷乐舞进行全面梳理与研究，同时，认定清宫除乐曲一部分是满蒙等北方民族音乐外，大部分是明代宫廷的遗音;对清代宫廷音乐形象地总结：“明朝躯壳，清朝内容”。同时，首次根据沈阳故宫遗存定律乐器进行测音，提出清宫黄钟为小字一组e。后者对千山及其辐射影响辽宁各地寺庙的佛教音乐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收录有极具北方特色的民俗焰口、蒙山施食以及佛教北韵唱诵等珍贵资料。纵观辽宁传统音乐研究领域的整体情况和杨久盛先生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其无疑是此领域尤其是辽宁民族器乐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学者，身处传统音乐不断没落的时代，杨久盛先生为传统音乐在学界和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而大声疾呼，发表有《为“民族音乐”正名》《对中国传统音乐当代价值的思考》《我国传统乐谱的价值不容忽视——兼谈音乐院校开设古谱课的重要性》《论音乐的民族性——音乐是世界共同语吗》等文章。其撰写的《我国音乐的源起与形成》《横笛源流考辨》《对满族音乐研究的几点看法》等文章，是对音乐终极问题和方法论层面问题的探索，体现着杨久盛先生学术思维的灵动与深刻。另外，杨久盛先生比较重要的学术成果还有与桑海波合作出版的《〈军乐稿〉译注》一书，对我国近代史上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清代军乐文献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其笔下的“辽宁鼓乐”“满族民歌”等词条分别被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群众文化辞典》《关东文化辞典》中。

通观杨久盛先生的学术经历与成果，他将有限的青春年华投入海量的传统音乐调研、整理和研究等具体的工作上来。他投身建设的广博的辽宁地域传统音乐资料库，已成为学者们研究此领域音乐的丰厚土壤。他撰文探讨的音乐观念层面的论题，也均是我国社会音乐生活中切实存在的亟待解决的、很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先生堪为传统音乐理论界的“孺子牛”。

除学术研究外，杨久盛先生的另一主业是教书育人。几十年来，先生在沈阳音乐学院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民族乐学、音乐文献学、民族器乐、采风记谱等课程。先生兢兢业业地传授传统音乐理论，对待課程的态度十分严谨认真：前文所述上世纪70年代末，为筹备民族器乐课的资料，他前往中央五所艺术大学音乐学院资料室[6]搜集资料，整理、拷贝了不少当时被“打入冷宫”的珍贵音响资料自不必再说，仅说上世纪末电脑逐渐盛行后，已近退休年龄的杨久盛先生自学电脑，制作的多媒体课件令很多年轻人都自愧不如。比如先生为民族乐学这门课程制作的PPT课件，竟然达到了惊人的460余片，音像资料110余段。其中包含了乐观、乐律、宫调、旋法、曲体结构、标题、乐谱等几乎传统音乐各个方面的知识。足见先生传播传统音乐理论的心之真切。

杨久盛先生带过十余位民族器乐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他悉心呵护这些传统音乐理论界的接班人，对每位学生均是呕心沥血、倾囊相授：一小时的专业课，时常被延长到两三个小时;先生十分重视采风实践，几乎每位学生都是由先生亲自带着参加田野调研活动。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桑海波、浙江音乐学院教授林林、沈阳音乐学院教师李放、曲阜师范大学教师张林等学界翘楚和后起之秀，其本科或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均出自先生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