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中国过度发展的低端工业的缺陷日益凸显，去工业化成为当下迫切的要求。但是当前中国还未真正意义上完成工业化，在工业技术不足的当前，将经济转型为服务业带动仍然为时过早，这样的去工业化也会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文章认为，当前中国的发展焦点仍应集中在工业领域的高端攀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技术升级以及人力资本的培养尤为重要。

[关键词]产业结构;去工业化;技术创新

1 引言

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目标在于实现国泰民安，为了这一目标，经济发展则必不可少。那么政府该如何使国家更快更好地发展经济？在过去全球化的背景下，融入全球化价值链体系是一国的必然选择，这是由于国际价值链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各国依靠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分工合作的生產系统，而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在这种模式下各个国家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也是最大化的。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中国就找到了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并由此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发展奇迹。中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以及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快速建立了庞大的工业体系进而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并依靠这样迅速的工业化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然而在这样的繁荣背后，容易看到主要工业结构为低端产业，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

面对这样的问题，寻找能够稳定持久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便成为了关键。而发达工业化国家发展总结出的后工业化事实也告诉我们，当国家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其占国家经济的比重会逐步降低，服务业将进而成为经济的主体部门，鉴于当前中国工业体系的规模，似乎我国已经到达了这样的转型期，以上因素都显示服务业将会是中国经济的未来所在，在这样的思路下，政府开始加速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即通过制定各类政策，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从而提高第三产业在国家经济中的占比，这也使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特征。

然而，是否通过加速推进这样的“去工业化”，将国家经济迅速调整为以服务业为支柱的模式就能解决中国面临的发展动力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呢？事情恐怕并非如此简单：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曾经有许多处于和中国当前相似的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都推进过所谓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然而，仅有屈指可数的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升级后实现了向高收入的迈进，大多数以拉美以及东南亚为代表的国家在经济模式上实现了以服务业带动后，虽然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有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之后的经济发展却陷入了停滞，收入水平长年被锁定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而将转型成功与失败的经济体进行对比，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工业体系，成功跨越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换而言之，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是国家向服务业转型后的经济是否能持续增长的关键要素。

那么当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如何，是否足以支撑起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在中国如今的工业化水平下，迅速拉高服务业比重引起的去工业化将会对中国带来何种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究竟该向什么方向发展？本文以此切入，探讨研究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道路。

2 中国工业化的成就与不足

工业化，可以说是一个国家进入现代社会以及融入全球化体系不可或缺的环节。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国家的生产力相较传统农业时期将有质的飞跃，这样的生产力提升可以刺激并打开国内乃至国外的市场，因此工业化一直被认为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根基。

中国的工业化致力于拥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发展，那便是无须核心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以及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应该说，由于技术瓶颈以及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客观原因，发挥比较优势，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起点发展工业，进而带动全国经济确实不失为一种好方法，而回看中国工业的发展，这样的模式也确实使中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腾飞。

虽然中国经济已凭借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快速推进工业化的途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那便是相当程度的“低端锁定”，工业的高端攀登之路异常艰难。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以往受制于人的技术和产品如今大部分仍受制于人，以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中低端部分，如今中国仍然游荡在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点，而这样的低端锁定意味着中国的工业还有诸多亟待提高之处。

因此，虽然当前中国的工业规模巨大，但是若按照对于高质量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的工业化使命还远未完成。单以制造业为例：屈宏斌（2015）[1]就指出，“中国制造业至少还应该有10年的发展空间”，其实不仅是制造业，其他的工业产业也是如此，只有当中国的工业摆脱当前的低端模式，进而发展为一套完备的工业体系时，中国的工业化才可以说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水平。

然而近年来，以快速发展服务业来加速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观点日渐流行，在这样的观点引导下，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特征，虽然说从历史的角度看，发达国家总有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型的规律，但是对于工业水平仍较落后的中国，将发展重心快速地由工业转向服务业引发的去工业化最终结果可能会违背产业结构升级的初衷，甚至对中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3 中国当前工业水平下去工业化的影响

为了清晰直观地认识中国的去工业化现状，笔者采用中国国家统计局以及国泰安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并分析相应的指标变化情况。

图1给出了我国1987—2017年内三类产业分别占全国GDP的比重，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在全国GDP中的占比逐年下降，由1987年的26.32%下降至2017年的7.92%;第二产业占全国GDP的比重相对稳定，处于较高水平（约40%）;第三产业保持稳定增长。而从图1中可以发现，2011年是趋势产生变化的一年;2011年后，第三产业的增速明显上升，在2012年时便超越了第二产业成为在GDP中占比最大的产业，2017年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已达到51.63%，相较2011年上升7.47个百分点;而从2011年起，第二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出现了明显下滑，到2017年时，第二产业的占比已从2011年的46.4%下降至40.46%，下降5.94个百分点。

而从就业结构的角度看，图2给出了2004—2018年中国三大产业的就业人口分别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可以看出，2004年以来，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维持着逐年降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保持了类似的上升趋势，然而在2012年后，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开始转为缓慢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则加速上升，在2011—2012年时第三产业成为全国就业比重最大的产业。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呈现出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的变化趋势，经济结构越来越趋于以服务化为主，存在较为明显的去工业化现象。然而考虑到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这样的去工业化可能并不适合中国的发展现状，在当前的工业化条件下推进去工业化可能会给中国经济未来带来以下不利影响。

第一，不利于工業水平的高端攀升。在“一哄而上”的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下，工业水平的提升变得愈发困难：当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并非建立在自然演变，而是建立在政府的政策推进之上时，即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将第二产业的人力及资本要素引导至第三产业时，工业的竞争力便会被削弱，继而必然会对减缓甚至抑制工业未来的发展，这就相当于将国家的“扶梯产业”抽走，同时也使国家在未来面临可能的金融冲击时韧性不足。

第二，不利于现代服务业的全面发展。服务业可以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是指面对企业的生产制造提供服务的行业，其包括货物运输仓储服务、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服务、批发经纪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等，以上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是构成现代服务业的重要部分[2]，然而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大部分并不直接向百姓提供服务，而是面对制造业等工业产业提供服务，因此其发展需要高度依赖工业产业的发展以及精细化水平，在当前中国工业“大而不强”的现状下，生产性服务业由于可服务对象的缺乏，本就市场不足而缺乏改进技术、提高效率的动机。此时，如果缩减工业的发展，势必会进一步抑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及动力，这将使中国难以建立完整健全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4 启示及政策建议

为了发展工业高端化，要客观地认识到当前我国工业的核心问题——前沿技术不足以及人力资本缺乏。其中，技术发展无法突破瓶颈是使我国的工业结构长期以来停滞于低端的原因，而人力资本的匮乏则抑制了工业的进步动力。那么该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笔者认为，促进工业技术提升的关键在于建立完善合理的资金激励制度，而推动人力资本增加的焦点在于教育水平的提升。

资金一直都是科研中极为重要的一环，由于科研领域高投入、慢回报的特征，企业很难将足够资金用于技术研发，因为想要通过市场来迅速回收研发所需的巨额的资金是很困难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财富对于人们研发的激励远超其他的奖励机制，因此这就需要政府对于那些有创新潜质的企业大量投入资金来支持其技术创新。回顾历史上的诸多技术创新成果，不难发现这些成果背后都有着政府庞大的资金投入。以日本为例，在2000—2018年的19年内，日本共获得18个诺贝尔奖，在诸多高新领域中，日本也有着独占鳌头的地位，这样的技术领先背后，是位列世界前列的研发经费占国家经济的比重;美国多年来源源不断的科研成果的背后，也都有资金的支持;反观中国，在技术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相比发达国家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当然，仅仅增加资金投入的数量还不足以实现对于技术进步的促进，只有通过一个完善合理的制度与之配合才能真正地利用好这些资金。

发展技术的同时，也要注意人力资本的培养，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国企业拥有更多的是人力资源而非人力资本，这些劳动力普遍的特征是缺乏技能，易于替代，这也是价值链低端行业的特征，如屈小博，高凌云，贾朋（2016）[3]研究指出，中国制造业内的就业动态主要来自于行业内部的调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部分劳动力从事的行业定位于价值链低端所致，而资本密集型的行业需要劳动力具有操作高科技设备的技术，这是当前中国大部分劳动力不具备的。因此，政府应当针对这些劳动力，进行在岗职业培训或是转岗培训，使其能够适应并服务于未来的产业升级;同时，政府也应加大高级技工学校的建设力度，确保这些学校日后可以输送技术密集型产业所需要的人才。

产业结构升级确实是一个经济体迈向高收入的必经之路，但是它应当从一个不同产业动态融合的方式演化而来，就中国现状来说，只有当工业领域的技术、人才方面都获得足够的发展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才能真正的服务于国富民强，而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仅仅在意量化指标，忽视工业的实力提升，过快地拉高服务业比重，推进“去工业化”是固不可取的方式。只有靠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务实发展，中国才能真正意义上完成由大国向强国的蜕变。

参考文献：

[1]屈宏斌.过早去工业化很危险[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15（6）：47-48.

[2]魏后凯，王颂吉.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现象剖析与理论反思[J].中国工业经济， 2019（1）：5-22.

[3]屈小博，高凌云，贾朋.中国制造业就业动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 2016（2）：83-97.

[4]王文，孙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意味着去工业化吗[J].经济学家， 2017（3）：55-62.

[5]王文，孙早.去工业化促进了服务业效率提升吗[J].统计研究， 2017，34（3）：84-96.

[6]渠慎宁，吕铁.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服务业更重要吗——论工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财贸经济，2016（3）：138-147.

[7]黄群慧.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J].中国工业经济，2018（9）：5-2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产业互联‘智造供需网的结构、演化及其动力学研究”（项目编号：71871144）。

[作者简介]张若宇（1998—），男，上海人，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