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瞿秋白（1899-1935），本名瞿双，字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奠基人。他诗人般的气质，温文尔雅;渊博的知识，博古通今。他的翩翩风度和满腹才华为很多进步青年女性所仰慕，在上海大学执教时，丁玲、王剑虹、杨之华都是他的学生。而他先后和王剑虹、杨之华的婚姻，至今仍然令人钦羡感叹。

“美人如玉剑如虹”

王剑虹，原名王淑璠，1903年出生于四川酉阳龙潭镇，是一名土家族姑娘。1920年王剑虹到上海求学时，开明的父亲把她的名字改为王剑虹，取自龚自珍诗句“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希望赋予她英气勃勃的气概。王剑虹和丁玲是湖南桃源县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后来又同在上海平民女校读书，成为亲密无间的闺蜜。1923年8月的一天，她们由好友施存统介绍与瞿秋白相识，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大家都知道瞿秋白的身份，对瞿秋白的第一印象极好。

丁玲后来回忆道：“这个新朋友瘦高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地飘过来，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是瞿秋白同志。”

她俩打心眼里敬佩瞿秋白，很喜欢与他交谈。当她们知道瞿秋白去过苏联，是个俄罗斯通时，便告诉瞿秋白她们也读过一些托尔斯泰、普希金和高尔基的著作。瞿秋白听了，显得特别高兴，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他如数家珍般地说起了俄罗斯文学。王剑虹和丁玲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精彩讲述，深深地被他的才华所折服。

在第二次会面时，瞿秋白就劝王剑虹和丁玲去自己执教并任社会科学系负责人的上海大学读书，并告诉她们，在那里可以学到一些文学基础知识，可以接触到一些文学上有成就的人，还可以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

在瞿秋白的鼓励下，王剑虹和丁玲报考了上海大学。当时的上海大学名家云集，学术氛围浓厚，茅盾、俞平伯、田汉、陈望道和邵力子等都曾在这里执教。瞿秋白讲授俄罗斯文学，这也是王剑虹和丁玲最爱听的课。课余，瞿秋白喜欢和她们聊天，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无不涉猎。而他们谈的最多的还是俄罗斯文学。丁玲说：

“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字，得记熟许多文法。但这二百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了俄文了。”

瞿秋白风度翩翩、茹古涵今，又平易近人、不矜不伐。渐渐地，她俩不禁都对瞿秋白产生了爱慕之情。一天，瞿秋白在给她们上课，可座位上的王剑虹并没有认真听课，而是时不时地抬眼瞄着瞿秋白，然后又在课桌上悄悄地画着。下课时，她羞涩地给瞿秋白送去了一张素描。看了素描，瞿秋白脸上满是笑容，可却故意说：“不像。”王剑虹以为真的画得不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瞿秋白这才对她说：“你把我画得太夸张了，我可没有那么英俊潇洒。”

瞿秋白和王剑虹都是早年丧母，遭际、性格、气质都十分相似，这使瞿秋白也对王剑虹产生了深深的眷恋。瞿秋白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施存统，施存统又告诉了丁玲，只是没有明指这支丘比特箭射向何人。当丁玲告诉王剑虹这一信息时，刚刚还欢声笑语的她，一下子哑然了。

两人没有言明的感情反而拘束了双方的行动。又到了课间休息，本是三人世界的亭子间，唯独少了瞿秋白一人。同时，连俄文辅导也中断了。丁玲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而王剑虹虽心知肚明，却也不好多说。

在爱火的炙烤下，一天，王剑虹突然告诉丁玲，自己将随父亲回四川老家。丁玲一脸的迷惘，连连追问着为什么，王剑虹苦笑着说：“一个人的思想总会有变化的，请你原谅我。”丁玲很是不解，她哪里知晓闺蜜的心思，王剑虹是没有勇气面对瞿秋白的爱。如坠五里雾中的丁玲一肚子的疑惑和怨尤。正在这时，多日来有意避开她们的瞿秋白，突然来到她们的宿舍，劝她们继续学俄文。正无处宣泄自己情绪的丁玲，气不打一处来，猛地拉开门，冲着瞿秋白喊道：“我们不学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来了！”

瞿秋白走后，丁玲无意间在王剑虹的垫被底下发现了一张布纹信纸，上面是王剑虹手书的一首诗《他》：“来自新气的俄乡，本有的潇洒更增新的气质，渊博的才华载回异乡艺术之仓。他的学识、气度、形象，谁不钦羡敬重，但只能偷偷在心底收藏。”丁玲晚年在回忆文章中说，她终于明白了，王剑虹“在热烈地爱着秋白。她是一个深刻的人，她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她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她可以把爱情关在心里”。

丁玲立即就把这首诗交给了瞿秋白，他读后高兴地问道：“这是剑虹写的？”丁玲回答：“自然是剑虹。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你走吧，到我们宿舍去，她在那里。我将留在你这里，过两个钟头再回去。秋白，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她是没有母亲的，你不也没有母亲吗？”

瞿秋白握了握丁玲的手，激动地说：“我谢谢你。”其实瞿秋白和王剑虹是心有灵犀的，都清楚对方的心迹，只是羞于主动启齿而已。此时此刻，兴奋的瞿秋白不再回避自己的心意，他高兴地來到王剑虹的宿舍，向她坦陈自己的思念。当丁玲回到宿舍时，只见他们的脸上都泛着快乐幸福的气色，满桌子上散乱着他们手写的纸片，他们是在用纸和笔进行心灵的对话。

1924年1月，瞿秋白和王剑虹结婚了。这是瞿秋白短暂人生中最为快乐而又繁忙的时期。他不仅要在大学讲课，同时还担任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翻译，事务性的工作特别多。可哪怕是再忙再累，只要回到家，他的心情总是特别的欢愉。他与王剑虹谈李白、杜甫、韩愈、李商隐、苏轼……王剑虹的中国古典文学基础本来就好，经由瞿秋白的熏陶和指点，她对古典文学更是如醉如痴了。

瞿秋白多才多艺，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无所不会，无所不精。闲暇时，他教会王剑虹、丁玲唱昆曲《牡丹亭》，教她们吹箫，教她们绣花。瞿秋白最爱文学，常给她们讲文坛轶事，讲文学的各种流派。丁玲回忆说：

“他这时显得精力旺盛，常常在外忙了一整天，回来仍然兴致很高，同剑虹谈诗、写诗。有时为了赶文章，就通宵坐在桌子面前，泡一杯茶，点几枝烟，剑虹陪着他。他一夜能翻译一万字，我读过他写的稿纸，一行行端端正正、秀秀气气，几乎连一个字都没有动。”

婚后不多日，瞿秋白就因要参加国民党一大而去了广州，一对新人就这样天各一方。但距离的阻隔挡不住两人互相牵挂的思念，瞿秋白几乎每天都要用五彩布纹纸给王剑虹写信，信中尽是温情脉脉、儿女情长的甜言软语，他在这些信中写道：

“你偏偏爱我，我偏偏爱你——这就是冤家，这就是‘幸福。唉！我恨不得插翅飞回吻……”

“……自己的‘心都不肯给我作主，谁又作得主呢？”

“我只想‘静悄悄的做一个普通人，和你，和你……天天做着这些规律的劳动，晚上一灯黝然，摊着诗篇——谁也不知道的诗篇，除了我们几个人，——那是多么好啊！”

在给王剑虹的另一封信中，他还附了一首诗：“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瞿秋白由广州回到上海后，作为党内重要的理论家，写作任务特别多。正是此时，王剑虹不幸得了肺病，她的母亲和姐姐就是因肺病不治而去世的。由于最初被误诊，导致了病情的加重，等到最后确诊时，王剑虹的病已经不治了。

瞿秋白也有肺病，因此他总以为是自己传染给妻子的，每每想到此，他总有揪心般的痛苦，陷入深深的自责而不能自拔。丁玲回忆说：“这中间我大约收到过十来封秋白的信。这些信像迷（谜）一样，我一直不理解，或者是似懂非懂。在这些信中，总是提到剑虹，说对不起她。他什么地方对不起她呢？他几乎每封信都责骂自己。”

不久，王剑虹病逝于上海，年仅23岁。妻子的逝去给瞿秋白带去无比的伤痛，然而现实斗争的残酷在等待着瞿秋白去面对，国共合作的纠纷已如一堆乱麻。瞿秋白料理好爱妻的后事，又束装就道，去了广州。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白华之秋”

杨之华是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她和王剑虹、丁玲都是上海大学的同学，她除了积极参加校内的活动外，还参加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国共合作中，她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协助中共早期妇运领导人向警予工作。

杨之华最初认识瞿秋白也是在课堂上，这节由瞿秋白讲授的课，给杨之华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当课堂里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看到秋白从人丛中走进课堂，走上了讲台。他穿着一件西装大衣，手上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而平，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与他脸庞很相称。他和蔼亲切地微笑着，打开皮包，拿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神态安逸而从容，声音虽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课堂外的同学也能听到。”

一次，杨之华代表向警予去向鲍罗廷介绍上海妇运情况。在鲍罗廷家中，她意外地遇见了瞿秋白。正是这次邂逅，使杨之华对瞿秋白产生了莫名的好感。她说：“从这次工作接触后，我觉得他很诚恳，很愿意帮助别人。……他的热情，不是浮在表面，而是蕴藏在内心，只有当人们和他在一起工作时，才能深切感觉到这种热情的力量。”不久，杨之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向警予和瞿秋白。

杨之华有一段由父母包办的失败婚姻，丈夫沈剑龙是个花花公子，杨之华怀孕后，沈剑龙不闻不问，只顾自己寻欢作乐。女儿出生后，杨之华给女儿取名独伊，表明只生一个的决心。

1924年11月，杨之华带着瞿秋白来到萧山沈剑龙家中，共同商议离婚的事。三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不吵不闹，心平气和，十分冷静，一场离婚协议就这样达成了。1924年11月27、28、29日，连续三天，《民国日报》登载了这样三条启事：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沈剑龙告诉杨之华，你自由了。他还赠送给瞿秋白一张自己的照片，题款是：“鲜花献佛”，以示自己对他们的美好祝福。

杨之华性情活泼开朗，富于生活情趣;瞿秋白温文尔雅，具有浪漫情怀，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佳人。婚后，瞿秋白准备篆刻三枚印章。他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白华之秋刻成三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

婚后，无法将女儿独伊从沈家接来同住成了杨之华的心病。1925年春，瞿秋白和杨之华来到萧山看望孩子，可没想到吃了沈家的“闭门羹”，只能偷偷地见了女儿一面。回到上海后，杨之华思念女儿，心神不宁。瞿秋白见状就给她讲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并慢慢开导她说：

“你过去在婚姻上遇到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相同，旧的社会制度窒息了多少人们的心灵呵！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会得到你的幸福，你一定能够看到你的孩子，也一定能和你的孩子在一起生活。”

他们再次来到萧山，通过沈家的大姨太，把独伊悄悄地接了出来。杨之华刚把孩子抱在怀里，便被追赶而来的两个大汉硬把孩子夺了过去。独伊挣扎着哭喊着，杨之华的心都碎了，瞿秋白也十分痛苦。后来，还是杨之华的母亲设法把独伊接了出来，然后再送到上海，母女俩这才得以团聚。

瞿秋白对独伊视为己出，工作之余，他常和独伊玩耍，教她写字、绘画。独伊从小就认为瞿秋白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总是喊瞿秋白为“好爸爸”。

到了苏联后，由于积年未愈的肺病，加之繁重的工作，瞿秋白累倒了。1929年2月，他不得不去检查身体和治病。3月，又转到位于马林诺的列宁疗养院疗养。在这短暂的分离期内，瞿秋白给杨之华写去了一封封情意缠绵的书信，诉说自己对妻子的思念。

“天气仍旧是如此冷，仍旧是满天的雪影，心里只是觉得空洞、寂寞和无聊，恨不得飞回你的身边。好爱爱，我是如此的想你……好爱爱，亲爱爱，我又梦见你两次。”

“你的信，是如此之甜蜜，我像饮了醇酒一样，陶醉着。……”

1930年9月下旬，回国后的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次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后，瞿秋白和杨之华留在上海。1933年底，上级来人通知瞿秋白：“中央有电报来，要你去中央苏区。”瞿秋白问：“之华可以去吗？”那位同志请示后，告诉瞿秋白：“之华要去苏区的问题，要等有人代替她的工作才能走，请你先走吧！”在离别时，杨之华给他买了一只杯子，还有10本他最喜用的黑漆布面的笔记本。

是离别还是永别，对于他们这些行走在刀刃上的革命者来说，都是未知数。瞿秋白和杨之华对此都心知肚明，可谁也不愿说破，但心情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杨之华回忆说：

“我在睡梦中不断醒过来，也不断地见到他绕着我的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沉思抽烟，安静的夜并不能安静他的心。快要天亮的时候，他看见我醒了，悄悄地走过来，低下头，指着书桌上的一迭书说：‘这是你要读的书。又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两半：‘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别了，不能通讯，就将要说的话写在上面罢，到重见的时候，交换着看吧！”

“到重見的时候”，这是瞿秋白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但现实却是残酷的。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中央苏区瑞金。4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踏上了长征之路。瞿秋白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面临更加艰险的环境。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俘。4月，经叛徒指认，他的真实身份暴露。6月2日，蒋介石电令蒋鼎文：“就地枪决。”18日，瞿秋白从容就义。

在被囚禁期间，瞿秋白完成了他的最后遗篇《多余的话》，其中就有对杨之华的深深思念：

“我一直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在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责任编辑：章雨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