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一

他在树下等我。它枝叶繁茂、红绿黄相间，秋天会结出金色果实，还有一个朴素又漂亮的名字——五金树。

冬日的鹿儿岛，有股淡淡的忧郁。倘若樱岛的火山恰好喷发，飘落的火山灰，会令这气氛更为萧然。

这也是充满诗意的萧然。这庭院就在锦江湾旁，明治风格的集成馆现代又古典，一辆火车正在穿过，一位老者从我身边走过，西装笔挺，右手持一个文件包，迟缓却镇定，像一位荣休的教授。他是岛津家族的第31代当主。

在五金树下等待的，是他的继承人，此刻的当主岛津忠裕。在鹿儿岛，人人热爱西乡隆盛，但岛津氏才是这里的主人。这个家族的历史早于12世纪，早在镰仓时代，就是称霸一方的武士集团。在接下来的七個世纪，它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即使德川家康也未能征服它。岛津氏控制的面积虽缩小，力量仍令人生畏，远在西南也让江户不安。它的力量在19世纪陡然显著，第28代当主岛津齐彬更将萨摩的力量带入江户，他任用的园丁西乡隆盛也由此进入政治舞台。最终，萨摩藩与长州藩结成同盟，推翻了幕府统治，将日本引入明治维新时代。

更令岛津家族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将自己的影响力延续到新时代。全日本曾被260位大名统治，他们皆有自己的属地、军队、臣民、堡垒，如今他们的姓氏、伟业皆存于历史课本、墓碑上。似乎只有萨摩藩的岛津氏，仍活跃于现实世界。岛津家仍然领导着本地最大的公司之一，他们将昔日城堡、园林、博物馆转化成现代旅行产业，他们变为了社长，武士与家臣们成了社员。

正值盛年的岛津忠裕，头发浓密，有张娃娃脸，眉宇间仍辨得出某种岛津氏的特征。他深深鞠躬，将心准备茶水、糕点，一份考究的PPT。在礼仪之下，他有种骄傲，一种身为岛津人的骄傲。

“岛是岛屿，津是代表海水，这是大海开始的地方。”他解释自己的姓氏。岛津氏八百年来在同样一个地方，发展出一套统治哲学，君为舟，民为水，与人民相处最重要，没有鹿儿岛就没有岛津。看得出，他对于中国历史有着特别的兴趣。

在岛津忠裕眼中，地理位置给予鹿儿岛双重特陛。在他展示的一张地图上，狭长的日本被横过来，鹿儿岛而非东京处于地图中央。尽管它远离京都、东京与大阪，像是日本岛的终点，却离那霸、上海、香港、台湾、马尼拉不远。一个鹿儿岛为中心的海上世界，不断延伸出去。

“利用地理利便性发展贸易，这是岛津家族很大的一个愿景，面对问题，我们要向南去寻求解决方案。”岛津忠裕说。番薯从此传入日本，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不吃肉，这里却吃猪肉，这也是最早吃竹笋的地方，奄美岛上的蔗糖曾在全日本广受欢迎。

对于岛津忠裕，这是一个迟来的发现。父亲很少讲述岛津昔日的荣光，他在鹿儿岛读完高中，前往庆应大学就读，接着进入金融。随着年龄增长，家族意识逐渐苏醒，在一次给祖先上坟时，坟地触动了他，决定要好好守护这传统。

在北海道大学攻读管理学时，他的鹿儿岛意识进一步被激发。萨摩人黑田清隆是北海道最初的拓展者，明治三十年时，更有大批鹿儿岛人来此建设。“我觉得很亲切、安心，在这个鹿儿岛人建设的地方，我又来学习如何建设。”他这样回忆。

回到鹿儿岛后，他意识到，人们对于自己传统的忘却，试图推动本地人的相似的自豪感，这是日本近代化的发祥地，是西南战争最激烈的战场，如今又被评为世界遗产。他不仅希望鹿儿岛人知晓，也希望让世界看到。

二

在礼貌与骄傲中，一股孩子气也偶尔泄漏出来。这是特权者们的独有气质，不管多么谦逊，他们总有一种特别的自信与轻松。在谈到西乡时，这孩子气变得更为显著。

“把所有的目光凝聚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他接过我递来的薯片，却没放进口中。油炸的香气弥漫在这四周环绕书籍的会议室。这是刻意设计的环节。薯片来自奄美岛，名为西乡隆盛薯片。英雄流放至此，重获力量，也有义务为它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酒店、蔗糖、烧酒与薯片，都可以以他命名。尽管被不可避免地庸俗化，它也是英雄精神的另一种延续。

当鹿儿岛乃至整个日本沉浸于西乡的神话时，他却觉得，西乡是英雄，大久保利通也很重要，“明治三年到九年国家体制，是大久保所建，尽管这个官僚体制有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皆为岛津家族的家臣，岛津家族领导的萨摩藩，才是真正的驱动力。

这论断从他口中说出时，有种不由分说的信服力。他不仅是岛津的后人，身上也流淌着西乡的血。他的PPT中有一张黑白照片'西装男人与和服女人，他们的身形与气息，典型的昭和时代的婚礼模样。中间这对新人是他的父母亲。

“母亲那边是西乡家族，左边则是父亲所属的岛津家族，证婚人是大久保利通的孙子”，忠裕笑着说。这也是历史的迷人时刻，昔日的分歧，以这样的方式和解。

比起母亲一系，他无疑更认同岛津的传统。在他眼中，岛津齐彬是家族最出色的当主。他不仅提出了发展海军以及工业化的战略，还极富政治技巧，将自己养女嫁入幕府，她后来在权力转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个人魅力，更是令西乡隆盛这样的追随者心悦诚服。“我们是被迫近代化”，忠裕说。当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消息传来时，震惊了整个日本，萨摩藩尤其感受到这种冲击。岛津齐彬意识到，日本须以一个整体来应对冲击，提出了“公武合体”，促进江户幕府与京都朝廷的合作。

岛津忠裕却是久光的后人。作为同父异母的弟弟，久光生活在齐彬的阴影之下。忠裕耿耿于久光被低估与误解，正是久光，继续推进了齐彬的战略，他在位的十年才是决定历史的关键十年。忠裕亦对广为流传的兄弟不和不以为然，他相信他们是相互理解，久光或许缺乏个人魅力，却更将藩国视作一个整体。西乡的再度被流放，是因为他对这秩序的不服从。

“如果我是久光，也不会否定这个决定。”忠裕沉吟片刻。对他来说，西南战争是悲剧，却值得理解，它是历史趋势的结果，而非个人恩怨。三千万日本人中一百八十万是武士，一个参与世界竞争的日本，无法承担这压力，这场战争意味着武士阶层的终结。他甚至觉得，这是大久保与西乡配合演出的一场戏，武士们通过自我牺牲，将日本推入近代。作为退隐藩主的岛津久光知晓这一切，也认同这进程，只遗憾西乡不该死去。岛津久光也遗憾于维新后的日本与他期待的不同，它保持了领土的完整，却似乎被西方人在精神上殖民。

这观点令人意外，它从岛津传人口中说出，又并非全无道理。这位当主的孩子气，再度冒了出来，他大胆畅想了，倘若岛津齐彬没在1858年去世，历史会是何种模样？他觉得，日本会照旧实现现代化，萨摩藩的地位不会动摇。他将作为藩主在鹤丸城中接见我，然后带我在仙岩园晚宴，让我对着美丽的锦江湾发思古之幽情。

他说，倘若可以选择，他愿意生活于19世纪初的鹿儿岛。那个萨摩藩意气风发，开放进取，对日本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意气风发如今保存在集成馆中。这栋明治风格的博物馆，收集了岛津氏八百年的藏品，折射了萨摩藩的变迁。僧侣的画像、前往琉球的红船，来自葡萄牙的火器，外来文化在本地留下痕迹，其中最主要的部分留给了近代铁炮、钢炉，前往英国留学的萨摩青年。在近代日本陡然加速的变化中，萨摩充当了推动力。而这驱动力也来自屈辱。1862年的萨英之战，令萨摩人彻底意识到与西方的差距，令他们奋起直追。

忠裕也感慨说，若岛津齐彬穿越时空，会有些失望，鹿儿岛人对外部世界似乎失去了兴趣，“他会说，外国人这么少，我们的护照持有率为何这么低？”

我们在五金树下分手。岛津先生鞠躬送我离去，空气中飘着零星的火山灰，而在屋内，西乡隆盛薯片的香气，也仍未散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