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彦杰

（北京广播电视台 北京 100000）

先秦时期属于农业社会，也就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它催生道德礼制的产生和发展，也推动社会舆论的形成和进步。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下，人们对社会舆论非常敏感，社会舆论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本文以《诗经》中的《国风·郑风·将仲子》为例，尝试解读古代社会舆论与道德礼制对婚恋关系的影响作用。

一、诗经与《国风·郑风·将仲子》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中的作品内容丰富而广泛，细致描摹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的社会生活，覆盖了农事、战争、祭祀、宴饮、婚恋等方面。《诗经》生动优美地展现了先秦时代人与人之间质朴深厚的情感，在这其中，亦可窥见当时社会的道德风气和世俗关系。

《国风·郑风·将仲子》中写道：

将仲子兮！无踰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踰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坏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踰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坏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对这首诗的传统看法是：“这是女赠男的情诗。女子怕家里人知道，劝所爱的男子不要到她家里来。”。全诗采用叠章体，音律协调，一唱三叹。这三章层层递进，由亲及疏，由父母兄长再到众人，让人感到舆论的压力不仅来自家人，也来自邻里，更来自社会各方。由此可以看出，婚姻礼制作为当时统一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渺小的个体很难抗拒这种舆论的裹挟之力。可畏的“人言”，无形的桎梏，使得诗中女子内心痛苦，哀叹不已。

二、《将仲子》中的道德礼制与婚恋关系

周代是礼乐文明初步形成的时代，礼制是君主的重要统治手段。而婚姻礼制在诸多礼制中，占据重要地位。《礼记·昏义》中说道:“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在当时，婚姻作为人生大事，必须要恭敬慎重地依据礼制进行，这样才被认为是家庭和乐美满，从而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周代的婚姻礼制，包含“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系列娶亲仪式，涵盖了从议婚到完婚的全过程。其中，纳采作为“六礼”之首，反映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重要性。周代的嫁娶事宜，必经媒妁之言。这一点，在《诗经》中可见端倪。如《卫风·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再如《齐风·南山》：“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这些诗句都强调了嫁娶用媒的重要性。男女之间的交往也被限制在一定的礼制范围之内。这种婚姻礼制在当时成为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也是社会衡量婚姻是否合法的标准。

在整个婚姻礼制当中，个人的自主选择权是丧失的，个人的主体意识是泯灭的，否则将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郑风·将仲子》反映的正是爱情、礼制和社会舆论三者之间的矛盾。恋人之间的障碍是外在社会舆论造成的压力。《郑风·将仲子》中的男子为了私会女子，擅自翻墙逾园、攀树折枝，这种大胆的行为显然不符合当时的道德标准，必然会遭受社会非议。

三、结论与反思

（一）社会舆论对先秦时期婚恋关系的钳制作用

婚姻礼制在《诗经》时代，是男女关系的唯一合法准则，它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力量，具有强大的震慑作用，使得人们不敢轻易逾越礼制规范。这种由集体意识形成的社会舆论力量，一方面，在当时可以维系社会稳定发展，确保古代君主的统治；另一方面，它代表主流话语，消弭了个体的自我意识，牺牲了个人的婚恋自由的权利，容易酿成悲剧。人们的统一意识，并不等同于理性判断，更不会考虑个体的利益得失，同时也存在“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的潜在风险。

《郑风·将仲子》中的女子正是畏惧具有这种集体意识的社会舆论，担心自己成为集体中的异类，也担心自己与情郎约会传出流言蜚语，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她孤立无援，焦灼难安，但又不敢争取婚姻自由，只是一味畏惧“人言”，自身也沦为这套社会舆论体系的跟随者和执行者，最终陷入“沉默的螺旋”。

《郑风·将仲子》主人公所处的时代，婚姻礼制已经基本成型，这套婚姻礼制影响深远，乃至以后各个朝代基本沿袭周代婚姻礼制。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诗歌《井底引银瓶》中写道：“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蘋蘩。”婚姻礼制在后世更加完善且森严，自由恋爱也是被舆论所不许，被世俗难容。而各个朝代的社会舆论对婚姻之影响，也有一定共性，如《郑风·将仲子》里所呈现的：丧失婚姻自由，压抑自我意识，畏惧他人言论，追随主流话语。

（二）《将仲子》作为一种社会舆论的抗争形式

《将仲子》作为一个女性的叙述话语，可以说是女性压抑自我，丧失爱的自由的诉说，它形象地展示了女性源于真爱的心声是如何被社会主流话语所淹没、所替代的，而这位女性在人与人伦之间困惑与徘徊，主要是受中国传统社会及思想影响所致，所以在古代中国女性中具有普遍性。

然而旧时礼制和社会主流舆论对人们的主观意愿越是压制，人们的反抗意识越是强烈。诗歌本身也是一种社会舆论形式，《郑风·将仲子》虽与当时主流舆论相悖，但不失为对旧时礼制的抗争和控诉。在《诗经》里，《鄘风·柏舟》等诗歌也反映了人们对婚恋自由的向往和追求。

在《诗经》之后，关于揭露旧时礼制黑暗的诗词歌赋更是层出不穷。例如，元杂剧《裴少俊墙头马上》，同样是一堵围墙隔开了两个相爱的人，《郑风·将仲子》里的女主角只敢再三强调“仲可怀也”，以告慰恋人；而《裴少俊墙头马》故事中的女主角越发坚毅倔强，富有主见，不畏人言，不惧礼制，最终赢得属于自己的幸福。在古代，礼法森严，众口嚣嚣，犹如天罗地网，从家庭蔓延到整个社会，虽然社会舆论和道德礼制不断消解个体意识，钳制个体的婚恋自由，然而个体的觉醒也从未止息，古人对婚恋自由的追求更是从未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