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峥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大连 110034）

中西方古代文学思维存在巨大差异，这就凸现中西方古代艺术创作在创作灵感、心理状态等方面有所不同。中国古代文学思维以刘勰提出的“虚静说”为主，西方古代文学思维以柏拉图提出的“迷狂说”为主。中国古代刘勰认为由于艺术家审美方向、修养、性格等主观因素不同，承认创作差异性。而西方柏拉图认为创作一切源泉皆来自于神的赐予，柏拉图认为艺术作品的创作、审美过程皆与艺术家无关，艺术家只是神的代表者。

一、“虚静”与“迷狂”产生与发展

“虚静”一词最初源自于战国时期的道家哲学思想。老子曾经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修身养性主旨，万物运作最终都将回归最原始的“虚静”。作为万物之根本的“虚静”，也被当做一种人生态度——排除杂念，内心空明，方能明了万事万物。其后由庄子继承老子观念，并将其发展为“心斋”“坐忘”理论，而后随着佛教流行，佛教的“禅”思想融入“虚静”，两者有机结合之后逐渐趋于完善。后来这一理论演化为文学思维论的一种，这一概念初次见于刘勰《文心雕龙》，是指创作前心境空明、利于冷静观察和思考的心理状态。

而在同时期，古希腊的著名学者柏拉图也提出了一种从心理角度出发与“虚静”状态完全相反的一种文论：“迷狂”说。所谓迷狂，顾名思义，即“着迷”“疯狂”的非理性状态。这一状态与激情、天才、灵感相互联系，认为文学的创作是“神灵依附”带来的灵感和激情，所谓“迷狂”也并非是一种病态，而是如有神助的心理状态，因此作家和诗人才会笔走龙蛇。之后有“形式主义”者康德、“酒神精神”者尼采、“直觉主义”者柏格森、“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直觉表现”者克罗齐、“存在主义”者萨特等思想家，都以不同方式对柏拉图的“迷狂”说进行不同程度的继承。

二、“虚静”与“迷狂”具体内容异同

（一）心理状态及产生背景的差异

因为深受中国古代朴素、淡然的审美观的影响，空灵的“虚静”论所呈现出的心理状态也体现着心无杂念、心如止水的从容淡然，达到摒弃世俗小我、获得万物相通大我的境界。不只是在文学创作方面，中国古典美学对于书法、作画之“虚静”也极为重视，越是虚静淡然，便越容易找寻灵感。“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要求文艺创作要保持高度的审美专注。

而与“虚静”贯穿创作始终的淡定从容相比，柏拉图的“迷狂说”则呈现出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态势。迷狂说以“激情”为基础，认为文学审美的感染力来自于激情，来自于着魔的疯狂，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文艺心理学的“非理性”观点极为符合。如果说中国古代倡导的“虚静”状态是一种冷静而理性的思考方式，那么“迷狂说”指的就是一种即兴的激情创作。

毋庸置疑，这种区别与当时社会环境有着极大关系。在战国时期，我国思想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而道家所提倡的思想，便是顺其自然、无为而治、悟自然之“道”的治理方法，消除百姓压抑、消除战乱灾祸。这种思想通过隐士群体的推崇，在文艺创作上也产生了相同的态势。“虚静”支配的“道”，便是治国处世的途径。

而“迷狂说”则起源于古希腊悲剧。古希腊悲剧则产生于酒神祭礼，典祭者酩酊大醉、即兴作歌。这些诗歌在古人眼里是只有迷狂状态下才会产生的艺术作品，又与“神”相互关联，因此产生了“迷狂说”的初始萌芽。

（二）创作主体能动性差异

通过对比分析来看，“虚静论”与“迷狂说”产生灵感的方式是有差异的，而灵感的产生方式也联系着作者和诗人的主观能动性。

当人完全心无旁骛沉浸到对于某项事物的思考当中时，头脑中的思维会逐渐清晰，灵感也会随着思维的清晰和深入而慢慢产生。常以“庖丁解牛”作为这个理论的例子。“虚静”而达于“神行”，达到了把握灵感的境界。这是目的性与规律性的高度统一，灵感产生于主体的思维活动，具有相当的理性和主观能动性，为后来产生的“神思”“凝思”“苦吟”等文学思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或提供了契机。

艺术的本质在于情感。而在“迷狂说”理论中，这种突然迸发的灵感和激情来自于“神明的附身”，所谓神圣的迷狂即“神明的禀赋”。当一个诗人出于灵感迸发的激情状态时，这个诗人便是一个拥有神助和天赋的“天才”。这个理论带着神秘主义的色彩，“非逻辑”的创作方式虽然看似难以捉摸，但其实可以发现这一理论所提出的“创作”其实是神明的助推、突然的“神灵”，而少有诗人冥思苦想诞生文学作品的过程。因此欠缺的是诗人的主观能动性，丰富的是对情绪的强调。

以现在的目光来看，作者进行创作所追求的目标，是力求将情感表达与理性深度相结合，情感与思维的统一。在当下的创作当中，作者苦苦的深思和对生活的挖掘、迎来灵感迸发便是为了达到这个创作目标、完成优秀的作品，而实现对二者的把控，便是对文艺创作者功底的考验。

三、“虚静”与“迷狂”的文学意义

“虚静论”强调对客体孤立观察的思维活动，而对主体的认识加以摒弃，这难免会偏向神秘主义。但这也保证了创作者的思维自由，达到神游万物无所阻碍，更加心思空明澄澈，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背景下，这种对于思维自由的追求也体现了当时的先进思想追求，时至今日，文学创作者们仍然会或多或少追求“虚静”的境界，并且将其与主观认识相结合，从而创作出优秀作品。

“迷狂说”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被矫正过，也曾有过回归的倾向；但在康德等人的深入研究当中逐渐呈现理性化，也揭示了文艺创作的审美愉悦和对弗洛伊德“自我”的追求，即情绪上的快乐和自由。也许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当中，保持最纯粹的快乐已经变得难上加难，但在“迷狂”的情绪当中，诗人正是需要这种癫狂才会达到纯粹的创作目的。

虽然在古代中西方文论发展的过程中，“虚静论”与“迷狂说”是两种几乎截然相反的文学思维，但是他们都推动了当时文学的发展、丰富了文学理论，也都产生于当时的现实需要，也反作用于社会现实。作为世界较早产生的两种文学思维，他们都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结语

通过对中国古代刘勰提出的“虚静”说和西方古代柏拉图提出的“迷狂”说进行比较，可以清晰感受到中西方文化差异，并可以窥探中西灵感理论不同。然而以“神与物游”为核心的“虚静”说和以“神灵附体”为主要观点的“狂迷”说共同构成古代中西方美学界的不同体系，显示在不同文化的孕育下，审美方式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