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方 卿

开卷有益和读书无用，算得上是对阅读做价值判断的两种极端看法。有益也好，无用也罢，这两个观点今天仍然都有市场、有拥趸。我们无意也无力去调和这一矛盾，只想说，如果有意阅读的话，那还是不要盲从，不要偏信，应该有所选择，去做有价值的阅读。

阅读的价值，虽然具有普适性，如读经典对大家都有意义，但它也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东西。只有那些与社会、民族或时代发展需求契合的作品，与个人的兴趣、爱好或追求相吻合的作品，才更有阅读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读经典有价值，读闲书也有价值；闻着墨香读纸书有价值，基于视听终端的读屏或听书亦有价值；在推荐书目指导下的受控阅读有价值，基于个人兴趣或爱好的自由阅读同样也有价值。

读经典有价值，读闲书也有价值。读经典的价值，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曾经有个很好的总结，想必读书人也都有各自的感悟，无须我多言。但是，读闲书的价值却常被世人所忽略。事实上，读闲书未必没有意义。例如，郁达夫先生的《闲书》就是一本很有价值的散文随笔，而不是无用之书，很多读者都喜欢。窃以为，读闲书是一种迥异于功利性阅读的更高境界，“吃茶读闲书，听雨看落花”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是陶冶性情、颐养身心的一种生活态度或生活方式。大咖名家们大多也是支持读闲书的。例如，在2011 年上海书展的“书香中国”阅读论坛上，应邀参加“书香中国·名家谈阅读”论坛的名家们就曾发出了“多读‘无用’之书”的建议。因此，我们深信，读经典固然重要，但读闲书亦不可少。在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大的当下，多读点闲书更值得提倡。

闻着墨香读纸书有价值，基于视听终端的读屏或听书亦有价值。有学者将阅读的对象严格限定为纸书，强调读屏或听书都算不上是阅读。应该说，国人对纸书的这份情感虽然很容易理解，但这个观点却不可被接受。纸书承载的是数据、信息或知识，蕴含的是理念、思想或价值观，数字出版物又何尝不是？单以载体形态定义阅读的对象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可以预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纸书所占比重还将进一步缩小。美国图书情报学家兰卡斯特、传播学家菲利普·迈耶等甚至认为纸张和纸媒（当然包括纸书）必将消亡。基于这一认知，我们认为，基于视听终端的读屏或听书也是阅读，具有与阅读纸书同样的价值。

在推荐书目指导下的受控阅读有价值，基于兴趣或爱好的自由阅读同样也有价值。阅读是一种后天习得的社会化行为，前人的阅读经验或方法对后人做有价值的阅读是有指导意义的。因此，在他人指导之下进行的受控阅读也就变得十分普遍。推荐书目则是开展受控阅读的基本工具。清代史家王鸣盛曾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国学推荐书目的经典之作《书目答问》，正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因诸生不知“应读何书”及“书以何本为善”而为其开列的学习经史辞章考据诸学指示门径的导读目录，被国学爱好者奉为“圭臬”。可见，在推荐书目指导下的受控阅读是有其价值的。如果说受控阅读是阅读的规定动作，那基于兴趣或爱好的自由阅读就是自选动作。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全日本家庭教育研究会前总裁外山滋比古曾出版过一本叫作《乱读术》的著作，强调非受控的自由阅读的重要性。自由阅读，或曰乱读，是人的个性化发展的需要。没有个性化的自由阅读，也就没有人的个性化发展。正如外山滋比古先生所指出的，“如果只按照书单循规蹈矩，人们都会变成一个模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兴趣或爱好的自由阅读于个人或社会都是有价值的，是值得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