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静波

（山西大学文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以李佩甫为代表的河南作家，坚持乡土叙事的创作立场，将乡土性与现代性相结合，与时代同频共振，用文学介入生活、用文学反映时代，静心细听时代脉搏的跳动，对乡土世界进行深入关切和书写，在坚守中突破、在坚守中飞跃。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集中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地域特征与乡土精神；其中《城的灯》更是李佩甫行走在中原大地上所吟唱的一曲充满苦涩与诗意的田园牧歌。《城的灯》中的刘汉香这一人物，是李佩甫对乡土文化、乡土精神的一次集中展示与心灵表白，反映了李佩甫这一背负土地行走的中原儿女的赤子情怀。

一、逃离乡土与进城之路

《城的灯》中的刘汉香是村支书的独生女儿，村里人常说颍河水不仅滋润了支书的老婆“大白桃”，更是滋润了刘汉香。刘汉香不仅容貌姣好，更是一位有文化内涵的女性。她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刘汉香的童年生活是温馨的，正如冰心女士一样，相敬如宾的父母让她的童年充满了温情。家庭物质生活的优越使得她的心智健康而不受污浊。

李佩甫将故事的发生时间定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如火如荼的时候。社会变革的轰鸣声剧烈地震动着古老的中原大地。城市与农村尖锐的二元对立格局，繁华似锦的城市生活对农民构成了极大的诱惑。在这种尖锐的对立格局中，李佩甫表现出深深的迷惘。背负土地世代行走的农村人把“进城”作为自己毕生的梦想。正值青年时期的冯家昌意识到只有走出农村，在城市中成就一番事业才能摆脱童年的屈辱与不幸。城乡对立格局对农村人乡土本性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于是，李佩甫在《城的灯》中采用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方式，以冯家昌的城市生活与刘汉香的农村生活经历为两条线索，齐头并进地展开叙述。写冯家昌在追求城市生活的过程中，表现人性与灵魂的腐蚀与异化。同时以刘汉香的生命历程来反观城市文明，表现李佩甫对中原大地如生命般地依恋。

二、执着守望与心灵成长

（一）两性之爱

刘汉香一直暗恋着冯家昌。刘汉香对冯家昌的爱是亘古不变的，同学们嘲笑冯家昌买不起鞋，她总是给予同情的态度。刘汉香作为村支书的掌上明珠，刘家在村里是高门大户。中原人认为，大家族的丫鬟也要比单门独户的小家碧玉强得多，更何况是村支书的女儿。刘汉香敢于蔑视一切不合理的礼法，面对爱情，处处采取主动的态度。在高粱地里与冯家昌见面，送给他鞋子。冯家昌考虑到两家在村里地位的悬殊，出于本能反应，不敢接受并婉言拒绝。那些富有命令式并夹杂着几分调笑的语气，我们不难看出刘汉香坚毅的性格，对自己心爱的人的痴情。正处于青春妙龄的刘汉香，她的世界里只有爱，与冯家昌长相厮守。

冯家昌与刘汉香的“地下”相恋被村人发现。村人本以为村支书会勃然大怒，严惩冯家。事情已经发展到白热化阶段。刘汉香此时却表现出异常的冷静与沉着。刘汉香与父亲在谷垛后面一番交涉后，事情竟悄无声息地解决了。结果是冯家昌入伍。迎娶刘汉香的前提条件是冯家昌在部队提干。农村具有朴素原始的文化形态。按照陈思和对“民间”这一概念的解读来看，“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①

（二）母性之爱

在冯家昌当兵走后，老姑夫年迈体弱，四个小儿子年幼无知，尚不具备劳动能力。冯家兄弟过早失去母爱，他们在刘汉香身上看到了母爱的光亮。刘汉香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最终战胜自己。这也是刘汉香性格的第一度发展与转变。她从甜美的爱情之梦中醒来，她看到了残酷的现实，冯家难以维持生计，迫切需要一个女性来操持家务。她逐渐由一个含苞待放的青春少女走向成熟。这也是刘汉香由漫无边际的朦胧爱情走向深厚质朴的黄土地的转变。即由“天堂”到“凡俗”的蝶变。

此时的刘汉香身上，“洋”与“土”的隔膜逐渐化解，呈现出的是一个扎根黄土，充满泥土气息的农村妇女形象。刘汉香对冯家兄弟如母亲般的关爱是医治童年不幸和心灵创伤的精神法宝。自我牺牲的母爱抚慰浇灌了冯家兄弟心灵的荒漠。女性的痴情，对爱情的忠贞与坚守是刘汉香母性之爱的精神支柱。在现实生活中，刘汉香面对的变数太多，一切都存在着变化的可能。而刘汉香以“痴情”来作为心灵的慰藉，这正是李佩甫怀着文学神圣的高尚之心来构建的当代中国乌托邦式的道德规范。因为作家气质、生活地域、思想性格的不同，这是李佩甫在久久凝视中原大地的时候，仰望浩瀚星空而游心太玄的诗意想象与美学构建。

（三）人性之爱

刘汉香在冯家八年的生活，冯家各方面井井有条，焕然一新。在冯家新居建成之日，惊天噩耗随之而来——冯家昌负心，与市长女儿李冬冬成婚。她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噩耗所击倒。同样采用了八年前送冯家昌入伍的方式，平静地化解村人的愤懑与不平。柔弱女子的内心承载了超乎常人想象的负担。她如飞蛾扑火般地将自己奉献出去，但却不曾料到，自己却成了含冤受屈的秦香莲。她完全有能力让冯家昌身败名裂。但她却没有这样做。在艰难的抉择面前，她选择了退让。这一宗教般的爱恋与忍让，让冯家昌的世界重新燃起了希望的光亮。但刘汉香却失败了。她进城后见到的冯家昌，已经不再是自己心中的“他”了。李佩甫借用刘汉香的目光俯视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

刘汉香回到上梁村后，她已经是这个千人之村的村长兼支书。八年前她主动到冯家担负起了儿媳妇的重任时，她就与父亲决裂。与冯家昌的恋爱的悲剧结尾使得她无家可归。正如五四时期鲁迅先生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时代命题，李佩甫在这里把“还乡”的刘汉香摆在了一个尴尬的处境之中，进退两难。具有娜拉气质的时代新女性刘汉香毅然拒绝父亲的逼婚，从男女情爱中解脱出来。她要让进城的冯家昌和希望进城的村民们看看，她会凭借自己的能力把村庄变成城市，她带领全体村民开始走上脱贫致富的艰难道路。此时，刘汉香的人物形象再次发生转变。面对村民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落后，刘汉香带领全体村民种植果树，培植花卉。

《城的灯》在扉页引用《圣经》中的话来作为题记：“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李佩甫引用《圣经·约翰福音》中的话赋予刘汉香“种子”的精神价值。在李佩甫的文学世界里，基督教精神与儒佛道相辅相成。李佩甫用基督精神来反映传统道德伦理，李佩甫曾这样说道：“《圣经》不是源头只是借用。从本质上说，我们的源头或者说我的源头仍然是中华文化，或者说是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流淌在血管里的东西，洗不掉的东西。”②李佩甫塑造刘汉香，赋予刘汉香美玉般的纯洁无瑕，力求刘汉香形象的典雅性与完美性。刘汉香是李佩甫心中最为理想的女性形象，李佩甫不愿也不敢让心中的女神沾染尘世的污浊。李佩甫要的是纯粹与执着的、体现民族道德的当代圣处女。许地山早期名作《命命鸟》中的男女情侣加陵和敏明在冥想中顿悟，双双携手，平静地走进绿绮湖中。因此许地山的小说，“主人公不再进教堂，不再布道，可他们一举一动都合乎教义。宗教由外在的宣扬变成内在的感情体验，并通过行动自发地表现出来。”③《城的灯》中的刘汉香对世俗情爱的摒弃，对众生的关爱，正是刘汉香洗涤世态人心的一次精神教育和情感升华。

（四）神性之光

经过无数次试验，刘汉香终于培养出了稀世名花“仙人脱衣”，她将这种花定名为“月亮花”。全国各地富豪闻风而来，想通过高价收购月亮花的花种、培育技术和专利。刘汉香面对巨额财富，并没有与富商签订协议。她的条件是在上梁村建厂培植，造福乡里。刘汉香想通过月亮花在本村的种植来留住乡亲。六名失足青年听闻乡间传言，刘汉香与富商签合同，手里有大量现金。他们绑架守护刘汉香的冯家和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潜入花棚，劫持了正在料理花卉的刘汉香，想敲诈一笔金钱。失足青年最后残忍地将刘汉香奸杀。“在他们面前，是一个半透明的胴体，那胴体在马灯的辉映下，放射出钢蓝色的幽幽白光，那光圣洁、肃穆，晶莹似雪，就像是一座浑然天成的冰雕！……这是人吗？！”刘汉香的结局饱含着李佩甫在社会现实面前的无助和迷惘。强大的社会现实的压力终究会致使美梦破碎，在现实面前，诗意的生活想象不堪一击，现实终会消解理想。刘汉香的光芒最终也难以完全照亮人间。刘汉香如玉般破碎，恶之花正傲雪怒放。但是，刘汉香的死更是一种精神的重生。这一幅圣处女的玉体图象正是李佩甫对理想女神雕像所刻下的最后一刀，李佩甫完成了对刘汉香人物的刻画。刘汉香必须玉碎故乡，即通过“羔羊式”的献祭才能起到警示作用，才能点亮城的灯。

刘汉香临终前仍然关注的是他人，她从未考虑过自己。救救他们，就是救救孩子。李佩甫无意之中与五四精神、鲁迅传统再次因缘契合。鲁迅的文学创作多受益于外国文学。李佩甫把拯救孩子作为刘汉香的临终遗言，正是对鲁迅传统的继承，也寄托着李佩甫的国民性批判、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主旨，刘汉香终于在颖河岸边升腾起神性之光。她是用生命来进行精神救赎。刘汉香坚守乡土，守护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她在故乡的土地上构建心中之城。故乡上梁村最终成为花镇，这不仅仅是一座物质之城，更是一座精神之城。她在故乡的土地上演绎了一曲生死悲歌。

三、植物隐喻与土壤书写

李佩甫发表《红蚂蚱 绿蚂蚱》和《黑蜻蜓》，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土。这两篇小说“是对诗化了的乡村记忆的一种唤醒。也是我寻找写作领地的一种过程。是醒了的开始作。”④因此故乡的山水草木都成了李佩甫笔下重要的写作素材。

“解读李佩甫的小说，了解他独特的中原地理经验是一个关键的切入点，文本中重复出现的植物意象则是无法绕开的话题之一。对平原植物生长的观察、描写以及背后的隐喻都是李佩甫与众不同的创作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⑤植物隐喻与土壤书写在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以及《平原客》中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言以蔽之，中原地区的这片神奇的土地，不仅是中原文化精髓的塑造者，也是中原人民思维方式的孕育者，隐喻着中原人民的精神底色。”⑥刘汉香这个颖河女儿，身上保留着植物和土壤的清香与苦涩。

乡土是李佩甫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过程中，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使人们获得了观照传统农业文化的新视野，昔日那个笼罩着温情诗意的田园便从烟雾迷蒙中浮现出来。乡土，一个凝固的静态的农业文明的缩影便成为思想家、艺术家关注的焦点，乡土文学也从此才真正具有了独特的意义。”⑦

四、灵魂之灯与精神救赎

刘汉香遇难后，百姓自发前来送葬。冯家兄弟功成名就后思念故乡的风景和明月，连夜回乡。但他们看到的不再是凋敝落后的小村落，呈现在眼前的是灯火辉煌的城镇。冯家兄弟再也找不到故乡了。冯家兄弟在得知刘汉香逝世的消息后，他们来到了香姑坟前一个个都跪下了。李佩甫让“香姑坟”作为一个地标性景观永远矗立在中原大地上，成为人们前进道路上的一盏灵魂之灯。冯家兄弟顶礼膜拜香姑坟。回到中原大地，他们跪拜的不仅仅是香姑坟，更是对土地的一次朝圣、一次忏悔。他们逃离土地又回到了土地、朝拜土地，洗涤在尘世中蒙受灰尘的心灵。香姑坟所代表的刘汉香精神点亮了进城途中的“灯”，这一盏明灯，指示众生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中不要迷失前进的方向。这是一盏灵魂之灯、心灵之灯，烛照迷途知返的灵魂。

李佩甫在《城的灯》中特意设置了在时代大转折中，代表人们艰难抉择的两个人物----冯家昌与刘汉香。冯家昌身上有着当代农民的淳朴与隐忍，保守与无奈。这种典型而又复杂的性格鲜明地表现出了在城乡对立的社会语境中，农村人进入城市过程的残酷。冯家昌向往城的灯。为了进城，他失去了农村人的本真，摒弃了良知与道德。他最终进入了物质之城，但却深深陷入精神之城的困厄之中。冯家昌竟成了“在”而“不属于”的城市边缘人。于是李佩甫笔下的呼国庆、冯家昌、吴志鹏、刘金鼎都尝试通过各种方式逃离穷困的乡村。但是他们在物欲横流的城市中迷失了自我，忘记了心中的那盏明灯，从而沦落为欲望的奴隶。这种充满悖论的生存方式发人深思。正如沈从文用“梦幻”与“真情”织造朦胧的文学图景，同湘西以外的社会现实进行美丑对照，从而在对比中引导人们去体味“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⑧基于这种生存方式，李佩甫让刘汉香坚守乡土，坚守心灵的本真，通过刘汉香这一完美的人物形象进行精神救赎，救赎时代发展中迷失路途的人们。她为社会树立了标杆，树立了道德的榜样。她告诉人们：别走太快，等等灵魂。在点亮城的灯的同时，不要熄灭了心的灯。透视《城的灯》这本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心灵困境，李佩甫给出了解药：用精神救赎异化的人性。

五、结语

李佩甫是中原文化精神的守护者和挖掘者，同时也是书写者。《城的灯》中的刘汉香，用生命进行精神救赎、用灵魂烛照人间。李佩甫的文学创作始终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标尺和时代发展的自省镜。李佩甫热爱中原大地，他用心血营建文学世界，他的文学语言是发自肺腑的心灵之音，是对历史的回应，饱含着对未来的深思。

【注释】

①《中国当代文学教程》，陈思和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版。

②李佩甫:《〈生命册〉是我的“内省书”》,《中华读书报》,2012-12-26。

③陈平原：《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期。

④孔会侠：《以文字敲钟的人——李佩甫访谈录》，《创作与评论》，第112 页，2012年第8期。

⑤宋木子：《“植物”书写：国民性批判与理想人格的载体——李佩甫小说的植物意象分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8期。

⑥禹权恒：《植物书写与中原文化的隐喻方式 ——李佩甫“平原系列”小说述论》，《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16页，2019年第3期。

⑦《中国乡土小说史》，丁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⑧《〈边城〉题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沈从文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