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绍国

1991年秋和1995年秋，林斤澜两次组织北京作家来温州采风。前一回是永嘉县的领导到北京登门拜访，向林斤澜要求的，来的作家有林斤澜、汪曾祺、邵燕祥、从维熙、刘心武、郑万隆、母国政、陈惠方等。后一回是瓯海县邀请的，县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很是重视这次活动，取名“金秋文化节”。那时我兼任瓯海文联副主席，参加了接待。这回除了林斤澜、汪曾祺、邵燕祥、母国政外，还有唐达成、蓝翎、姜德明、赵大年、陈建功、陈世崇等十来人，都是响当当的人物。瓯海七天之后，这班人又到洞头县待了两天。我记得那时洞头的县长是姜嘉锋（歌唱家姜嘉锵胞弟），他是向瓯海县的书记把这些“圣人”（当时，书记致的欢迎词中有“你们都是圣人”的话）给“借”来的。

两茬人中，从维熙、刘心武是读者非常熟悉的。蓝翎的人生经历太丰富了，他曾是当年毛泽东欣赏的红学界中“两个小人物”之一，后来倒了不少的霉；他担任过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杂文集《了了录》和回忆录《龙卷风》等很有影响。姜德明是藏书家，又被称为中国书话第一人，他出版的“书话集”有十二种之多，学界几乎没人不知道他。他又是中国散文学会的副会长，著有散文集《南亚风情》《绿窗集》《清泉集》《寻找樱花》《雨声集》《流水集》《与巴金闻谈》《相思一片》等。他是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蓝翎和姜德明是内敛的人，在温州期间，默不做声，像是林斤澜、汪曾祺、邵燕祥、唐达成的跟班。赵大年可不是内敛的人，调门很高，笑声朗朗，诙谐得很。他的散文随笔很棒。他是满族人，和老舍家有亲戚关系。他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和罗盛教同在一个班；他的成名作就是报道罗盛教救崔莹而牺牲的事迹的通讯。

那时林斤澜和汪曾祺各带夫人，好像邵燕祥还没有这个“资格”。大家住在瓯昌饭店。邵燕祥和赵大年同为一室，蓝翎和姜德明同为一室。其他人怎么住的，我已经忘记了。

林斤澜、汪曾祺、邵燕祥我都写过。温籍作家林斤澜是匠心独绝的作家，他的小说、散文、文论品格高卓，很多人看不懂。与林斤澜相反，汪曾祺却是人人能懂的作家，他把白话文写到极致。他俩是最要好的朋友，但风格迥异。评论家程德培认为，林斤澜的文学成就比汪曾祺高。刘心武也认为，汪曾祺是延续着沈从文的写作，而林斤澜是前无古人的。我则认为林是追求极致，汪是追求精致；汪是审美，表现美，林是审丑，是批判。孰高孰低，不大好比。邵燕祥十一岁即发表散文，后来以诗歌、散文、杂文名世。他有强大的思想力量。这一点非常要紧。他曾是《诗刊》管发稿的副主编，推出了舒婷、北岛、顾城等一大批新人，推动了新诗改革，为广大作家所敬仰。

唐达成是文学评论家、杂文家，还是书法家；主要的，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党组书记。他的传记上，任职的影印件，赫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林斤澜曾经对我说：“唐达成初当书记的时候，组织部找他谈话，他主动提出把自己的正部级降为副部级，据说有人不满。他想得不周全，书生一个。”

这些“大咖”抵达瓯海县政府大院，欢迎仪式非常隆重。大院红地毯铺出来，那是崭新的红地毯！仪式由温州电视台名嘴主持，书记致欢迎词。作家一方讲话的是唐达成，这是此前我已知道的。林斤澜、邵燕祥都戏称唐达成是“团长”。当时我心想，林斤澜不善于做头面人物，在这样的小地方，把唐达成推出了。后来了解到，唐达成是习惯做“团长”的。邵燕祥说：“唐达成是作家协会的美男子。八十年代，到菲律宾去访问，同时去的还有云南的晓雪。晓雪是白族诗人，高高的个子，也很漂亮。这样，中国作家代表团一下子集中了两个美男子了，弄得马科斯夫人接见了他们两次，欢迎接见了一次，欢送又接见了一次……”还有，他的官话说得好，而且声音洪亮，招人疼爱。

唐达成说：“今天我是回到故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想：虚情假意了，你怎么是温州人呢？

后来林斤澜告诉我，唐达成少年时多年在温州，曾在温州中学读书，是他温州中学的校友。1940年，唐达成在重庆的家被日军炸毁，他辗转抵温，先在瑞安落脚，1941年迁居温州市区柴桥头，便在温州中学上学，直到抗战结束。唐达成父亲叫唐醉石，乃中国数一数二的金石大家，故宫博物院顾问，“中华民国政府”的印章就出自他之手。

话说“大咖”们到了瓯海泽雅。泽雅风景区那时初创，大名叫“西雁荡山”。作家们从最下面的深箩漈慢慢爬上去。那时汪曾祺已经七十五岁，脸色灰黑，走路有些晃。在宾馆下楼梯时，他一手扶栏杆，我搀着他另一胳膊；不想他在我一脚提空的时候打个趔趄，我立马踏好步，赶紧扶住。真把我吓苦了。我不是相师，但几天后我对林斤澜说：“汪先生的寿命不会超过三年。”林斤澜无言，似乎同意。食间，林斤澜悄悄用温州话对我说：“你给汪倒半杯啤酒。”医生有吩咐，汪曾祺不能喝酒了，他的夫人施松卿严格管着他。汪曾对林说，不让我喝酒是破坏我的生态平衡。半杯啤酒很快就喝光了，后来我又给他倒了半杯。

那一天，林斤澜叫汪曾祺夫妇留在深箩漈，他带领作家们爬山。林斤澜那时也是七十二岁的人了，其他作家年岁也大，唐达成、赵大年、姜德明都是二十年代生人。林斤澜1962年曾经冠心病发作，休克过去，医生认为他不宜做爬山之类的活动。他说：“我是主人，我得爬上去。”于是他们都爬上去了。风景很好，但那条岭直上直下的石阶太多，中间还有一架八九十度的木梯。赵大年有“三高”，忽然出冷汗，眼前发黑，好不容易爬到山顶，坐在树下打哆嗦。林斤澜赶紧把随身携带的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塞进赵大年的嘴。赵大年夺过一个作家的半瓶可口可乐喝下，几分钟后，脸色转红。

汪曾祺坐在深箩漈边上的竹楼里，看白练瀑布，看翡翠潭水，或在周边踱动。总有女记者追随提问。有个女记者不懂文学，也不懂艺术，天一句地一句瞎问，他也极有耐心，不厌其烦，似乎也谈得非常快乐。本地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女，五官和身材都极漂亮，搀着汪先生走路，无微不至。汪先生显出兴奋的样子，听凭指引。夫人说：“老汪这个人啊，就喜欢女孩子。不过我不嫉妒。”汪先生念叨着两句话，说要写给这位姑娘：“住在翠竹边上，梦里常流绿色。”晚上写下来，已是这样两句：“家居绿竹丛中，人在明月光里。”少女家有一个小酒店，汪曾祺给起了名字：春来饭店。写字落款，钤上印章。

爬了山，那一天晚餐，作家们吃得特别多，也特别好。邵燕祥叫我把菜单收拾一下，给他有用。

后来是游三垟水乡。三垟水乡地带呈水网状，河流交错如织，所谓“岸”，就是一个个小岛，本地叫“水墩墩”（多水灵的名字）。水墩墩上全是瓯柑，温州的瓯柑出产于此。史载，孙权献给曹操的瓯柑，就是在这儿摘下。河道产菱角，很多的菱角，可供全温州的人吃。汪曾祺游三垟，半躺在一只小船上。小船无篷，方头，可三四个人半躺。汪曾祺和夫人一船，林斤澜和夫人一船，并行徐进。阳光温暖而柔和，是老年人感觉很好的那种阳光。没有风，水面平静，时有浮萍和菱角后走。有白鹭在近处闲飞。大罗山呈永远的青黛色。汪曾祺似乎特别开心，我在随后的船上见他总是微笑，还不时和林斤澜打趣。二十五年过去了，他们在小船上的情景我总是常常记起，那情景似乎不在凡间而像仙境，似有佛光闪闪，道气袅袅。

而后走了永强堤坝。这条堤坝长十九公里，用石头砌成，以拦东海，令作家们非常感叹。

在洞头，坐船游看半屏山。女导游总是说这个像什么，那个像什么。作家们默不做声。女导游说：“半屏山，半屏山，一半在洞头，一半在台湾。”女导游大约觉得有意思，或者有意义，重复了四五次，作家们也都装出欣赏的样子。后来上岸，见到一处景观，两个巨石孤零零叠在东海边的悬崖上。究其成因，林斤澜说石头没变，是大浪把它周边的泥土碎石淘走了。赵大年的意见则不同，说是大海的大浪把海里的巨石抛上去的。二人各执一辞，最终林斤澜说：“嗐，可能是你对，我当时还确实不在这儿。”

我还记得赵大年对林斤澜说：“你的北京话只是勉强及格，普通话可以得七十分。”还说他写的罗盛教事迹有出入，以后自己还要重新写过。

这一次到温州采风，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还有汪曾祺作字画。唐达成也写了不少。他的字颇见童子功，是科班，有章法，圆浑体润，凝重骨健。而汪曾祺是文人字，苍劲，有自己的面目。其实，邵燕祥的字也很棒，可是一般人不知道，他也把自己藏匿了。汪曾祺要露一手，他认为自己的散文比小说好，书画比散文好，烹饪比书画好。他觉得温州人是真正出于尊敬，接待是真正的热情，他不能白吃白玩，所以他几乎是有求必应。可是索求的人真是多啊，有的是真正了解汪曾祺的，有的是辗转听说的，有的是别人要他也要的，有的是先拿来再说，反正不烫手。

温州书法家一沙索字，汪曾祺写下：“恒河沙一粒”；有个当官的向他索字，他把南朝陶弘景的名句给了去：“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他是经过思索的，可是哪有那么多人懂呢？一天在小岛灵昆，汪曾祺画了一只像是灵昆地图的螺，题字“东海灵螺”。岛上几个干部齐声叫道：“先生错了，先生错了，应该是‘东海灵昆’。”先生难过起来，脸一沉，指着墙上的地图，说：“灵昆不像螺吗？”几个干部眨了眨眼。

汪老先是写字，绝句为多；但写字要想词，够麻烦的，后来便画画，石头和竹，居多是菊花、兰草。一天夜里十时许，来了一个穿制服的一身酒气的人，板着脸说：“给我一张吧！”汪曾祺瞥了他一眼，说：“我不认识你。”来人说：“我刚才不是给你拉纸了吗？”汪曾祺看看我，看看坐在身边的夫人。夫人觉得尴尬，笑中显出无奈。汪曾祺最后还是给他画了一张兰花。此人拿过就走，什么话都没说。我便叫二位快快回去休息。汪曾祺对我说：“我给你画一张。”我说：“不用不用。”他坚持说：“画一张。”我说：“我到北京你家的时候，再给我画一张吧。”他认真地说：“你不要到我家，我不欢迎。”没有法子。他给我画了一幅菊，题字道：“为绍国画”。

一位友善的主任过来，手拿一张单子，受托要汪曾祺给一串头头脑脑写字画画。原先头头脑脑已约法三章，不得个人索字，现在情况又发生变化。汪曾祺说：“拿到我的卧室里去吧。”第二天，听夫人说，主任坐在汪曾祺卧室睡着了，倒是汪曾祺一直站着画到了子夜！

当然，汪曾祺也有拒绝的。比如你自作主张叫他按你的“词”写，但你的“词”如果不合他的脾性，即使是经典诗词，他也不会给写。有个部门头头叫汪曾祺给写四个字“清正廉洁”，汪曾祺虎着脸说：“我不写，我不知道你们清正廉洁不！”终于没有给写。

作家和明星们绝然不同。明星们过来一站台，就能拿走几十上百万元。1991年那次，林斤澜组织的作家没有拿一分钱；不仅没有拿钱，回到北京还要劳动，还要写温州，还不是敷衍着写，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写作品。汪曾祺写的《初识楠溪江》，是他的散文代表作之一；林斤澜写了两篇：《山水之“寓”》和《生命的水和船》；邵燕祥写了诗歌，还写了散文《永嘉四记》；刘心武写了两篇：《秋水筏如梦中过》和《只恐楠溪舴艋舟》；母国政也是两篇：《楠溪江静趣》和《南溪江畔》；郑万隆写了《且说山水》；陈惠方写了《花坦、廊下见闻录》……

1995年这一回，作家们回去都写了文章。邵燕祥把我提供的菜单写进了《“后花园”的后花园》，这一篇和《永嘉四记》一样，是他的散文名篇。林斤澜写了四篇散文：《山头》《山海》《石头》和《鱼伤》。他的十卷本文集，散文占三，人民文学出版社选编出版了一本《林斤澜散文》，这四篇连同前一回写的《山水之“寓”》都收在内。汪曾祺回京，写了散文《月亮》，还写了《瓯海修堤记》的铭文。写好铭文，汪曾祺对林斤澜说，他夜里两点多睡下，忽然觉得还有两字不妥，遂又披衣改定。他还说，现在只剩下几句无关紧要的序了，得找资料，反倒麻烦。林斤澜说，那就由我代写序吧。

序和铭合拢后，林斤澜把它寄给了我：

一九九四年十七号台风袭瓯海，肆虐为百年来所仅见。计死人一百七十五，坏屋一九五四五间，农田受淹十四万亩。风过，瓯海人无意逃灾外流，共商修治海堤事。不作修修补补，不作小打小闹；集资彻底修建，一劳永逸。投入土石三百多万方，技工民工六十多万人次，耗资超亿元。至一九九五年十月竣工，阅十一个月。顶宽六米，高九米多，长近二十公里的石头堤，如奇迹出现。温州人皆曰：如此壮举，合当勒石记铭，以勖后来者，众口同声，曰：“然!”乃为之铭曰：

峨峨大堤，南天一柱。伊谁之力? 瓯之百户。

温人重商，无往不赴。不靡国力，同心自助。

大堤之兴，速如飞渡。凿石移山，淘土为路。

茵茵草绿，群莺栖树。人鱼同乐，仓廪足富。

峨峨大堤，长安永固。前既彪炳，后当更著。

这种一韵到底的铭文，这种完美合作的作品，真是不易。拿到稿件时，我已调到《温州晚报》，即把《瓯海修堤记》刊出，标明“汪曾祺铭，林斤澜序”。林斤澜来电，说作者应为汪曾祺一人，要我更正。我说明明是两人嘛，笔迹都清清楚楚，这是事实。林斤澜坚持要我更正，态度坚决。我只得做了更正声明，并向作者读者致歉云云。

林斤澜组织的两次采风，我感觉作家们自己非常高兴。毕竟不是会议，轻轻松松，闲话笑话加酒话，难得一聚十来天。另外一方面，中间名家，许多人是请不到的。他们的人品和文格，一般的作家也达不到。他们发表文章，全中国读者都能看得到，名人效应不可小觑。汪曾祺的《初识楠溪江》，写得那么美，结尾说：“我可以负责地向全世界宣告：楠溪江是很美的。”

这两次的作家写温州，丰厚了温州的文化底蕴。其后二十来年间，我编辑报纸副刊，即向这一群熟悉了的作家约稿，林斤澜、邵燕祥、唐达成、刘心武、从维熙、赵大年、姜德明、蓝翎陆续来搞。后来我也组织了几批作家到温州采风，叶兆言、何立伟、阿成等也因此加盟了我的副刊。

有人看重名家效应，也看重名家文章怎么写。我认为重要的还不是这个，重要的是杰出作家的思想。他们的阅历、经历，凝结成对世界、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的正确看法，以他们正确而重要的思想影响人们，特别是有些钱的温州人，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人活着只是吃饭、数钱，那是很可悲的。

惜两次采风的作家，如今已大多作古。按顺序，是汪曾祺、唐达成、蓝翎、林斤澜、从维熙、赵大年、邵燕祥。汪曾祺逝世后，我即拜望了他的夫人施松卿，还拜望了病中的唐达成先生。去年，我参加了从维熙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林斤澜就不用说了，遗体告别和安葬仪式我都在；他是2009年4月11日去世的，终年86岁。今年8月1日，比林斤澜小十岁的邵燕祥睡去不醒，像是“坐化”了，丧事简到极处。都算喜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