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向东

《说文解字》是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字学巨著，经世流传，研究者甚多，形成《说文》学。徐铉和徐锴二兄弟因校勘和注释《说文》著称于《说文》学史，世称大徐和小徐。哥哥徐铉校勘的《说文解字》被称为大徐本，弟弟徐锴所著的《说文解字系传》被称为小徐本，本文将就大徐本《说文》和小徐本《说文》讨论“二徐”对《说文》学的影响。

一、《说文》学滥觞于唐朝的李阳冰

《说文解字》一问世就备受推崇，东汉学者在著作中纷纷称引《说文》，《说文》的研究自此历代相沿，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说文》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代《说文》学发展缓慢，直到唐代以《石经》《说文》和《字林》取士，《说文》才再度中兴。唐之前的《说文》研究不成系统，真正的《说文》学研究滥觞于唐朝的李阳冰。唐大历年间，篆书家李阳冰开始校勘《说文》，修正笔法，徐铉曾对其赞誉有加，但李阳冰刊本以自己意思说解《说文》，改变许慎原意，自立新说又多缺乏根据，徐铉亦提出严厉批评。徐锴还在《说文解字系传》专门辟出《祛妄》一卷批评李阳冰的妄说。尽管如此，李阳冰重刊《说文》为“二徐”研究《说文》准备了条件，对《说文》学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二、“二徐”在《说文》学发展中的承前启后作用

发端于唐代的《说文》学在宋代空前发展，要归功于五代末、宋初的徐铉和徐锴两兄弟。弟弟徐锴注疏《说文解字》，著《说文解字系传》，哥哥徐铉校勘《说文解字》。“二徐”对后世的《说文》流传功不可没。今天的《说文》就是几经重刊的这两种本子。“二徐”上承唐李阳冰重刊《说文》，下启清代乾嘉学派的《说文》研究，在《说文》学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一)小徐本对《说文》的研究

徐锴(920-974)，曾仕集贤殿学士。尊奉《说文》为经，为《说文》作注，效法《易传》，取名为《说文解字系传》。《说文解字系传》又名《说文通释》，通称小徐本，共八篇四十卷。《通释》三十卷按许氏原文作出通释，凡自己诠释及征引经传之处，均加“臣锴曰”或“臣锴按”字样以示区别，并按朱翱附以切音。《部叙》二卷，说明540部首的分部依据。《通论》三卷，阐述各个字的结构及意义。《祛妄》一卷较集中地批评了李阳冰的妄说。《类聚》《错综》《疑义》《系述》各一卷。《类聚》是选取同类名物的文字，说明它的取象。《错综》说明古人造字的原因，补通释之不足。《疑义》对《说文》所阙之字及收字与小篆不合之字提出质疑与论述。《系述》说明各篇著述旨趣[1]。

1.祛李阳冰之妄

《说文解字系传》的《祛妄》篇比较集中地批评了李阳冰的妄说。《祛妄》中分析了58个字(内有两个重文)，其中57个是批评李阳冰的，如“率，《说文》‘捕鸟毕也。象丝网，上下其竿柄也。’阳冰云：‘率，车也……作捕鸟之具，许氏误用’。臣锴以为，《尔雅》：绑，纬也，率古盖同，安得非毕网？阳冰云车，未见此训，余亦臆说”。徐锴祛除李阳冰之妄说、竭其所能恢复许书原貌，对后世《说文》学研究《说文》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2.阐许书之体例

徐锴给《说文》作注时注意到阐发体例的重要性，如解释“读若”时，《系传》“一”字下注“当许慎时未有反切，故言读若”，解释“上讳”时，《系传》“秀”字下注“禾实也。有实之象下垂也。汉光武帝讳，故许慎阙而不书也”。《系传》还解释了“亦声”“阙如”等体例。《系传》的《部叙》二卷研究了《说文》部首排列次序，徐锴没有遵循《说文》的部首据形系联排序方式叙述部首，另辟蹊径，从另一个角度按字义推演排列部首，如“水之蒸液为雨，故次之以雨”“有羽者佳，故次之以佳”“告必以口，故次之以口”，徐锴以义排列部首具有创造性意义，试图探求部首排列体例的开创之功不可磨灭。

3.注许氏之说解

参阅大量典籍，以古书求证古义。徐锴作《说文解字系传》参阅了大量古书，以古书印证许慎的引证，而且引证大量的经籍资料充实自己注解，博引旁征。周祖漠先生在《问学集》中赞叹：“九经三传之外，有周秦汉魏以下各种子书和《国语》《楚辞》《四史》《晋书》《宋书》《南史》《北史》《文选》《文心雕龙》《本草》与杂史、传记、石刻、文集、字书、韵书之属，不下百余种。”这种以古书求证古义的方法影响了后世的《说文》学，清代桂馥所著的《说文解字义证》亦是一部广征博引的大作。而且《说文解字系传》引证大量文献来佐证《说文》的注解，保存了大量现已亡佚的古代典籍资料，《说文解字系传》的学术价值大大超过文字学范畴，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学价值。从《说文解字系传》中可窥见已佚典籍的风貌，对后世整理和校正古籍有很高价值。

考察语言发展，以今语解释古义。依据经典文献注释古义固然是好方法，但古代典籍资料是静止的，而语言在实际应用中是变化的。徐锴在研究《说文》时注意到语言的动态性，用南唐时的活的语言材料去注释许慎的说解，以今语释古语，发明了训诂学的新方法，通过这部著作能探索从东汉到宋初语言演变的历史脉络。

以形求义和以声求义。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以形求义即训诂学上所说的形训。形训是指根据文字形体来探求文字本义，许慎的《说文》主要运用形训方法来解说文字本源。徐锴也相信古人造字是有道理可言的，同意《说文》以形训方法解字，如“间，隙也，从门从月。臣谐曰：‘夫门当夜闭，闭而见月光，是有间隙也。’”除使用以形求义方法探求文字的本义和引申义，徐锴特别注意从声音探求字义，如“训，说教也。臣锴曰：‘训者，顺其意以训之也。’”“雏，鸡子也。臣锴曰：‘雏犹云初也。’”。徐锴运用有相同声旁的形声字或运用形声字的声旁解释形声字，还运用谐声的字作解释。以声求义的方法对清代训诂学家有着深刻影响，是清代因声求义训诂方法的发端。

4.释许书之名物

徐锴考证山水地名、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进一步印证和完善许慎的《说文》，如注疏药材“桔”时参考了《本草纲目》。“桔，秸梗，药名。臣锴按，《本草》：‘梗主胸胁痛，补血气，除寒热。一茎直上，三四叶相对，似人参。’”徐锴进行了大量考证工作，为后人了解许书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注解。

(二)大徐本对《说文》的研究

徐铉(916-991)，曾仕南唐，官至吏部尚书。南唐亡，入宋为太子率更令，加给事中，出为右散骑常侍，迁左常侍，后贬静难行军司马，卒年七十六岁。《宋史》载，“铉精小学，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隶书亦工，尝受诏与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说文》”。

1.校《说文》之版本

北宋以前，《说文》原本已经不传，通行的《说文》是唐代李阳冰擅改的重刊本，《说文》的体例和解释都出现了混乱，徐铉曾在《进说文表》中严厉驳斥李阳冰擅改《说文》。徐锴所作《说文解字系传》又传本很少，流传不广。徐铉受诏同句中正等共同校勘《说文》版本，参考《说文解字系传》，剔除李阳冰臆说，订正《说文》，基本恢复许书原貌。《说文》成为千年流传的权威的《说文》版本。

2.补《说文》之阙漏

大徐注中增加十九个字于正文中，并仿《说文》体例一一加以解说。许慎《说文叙》引“幼子承诏”语，但正文漏落“诏”字，大徐遂于“言部”补进“诏”字，并解说“告也。从言从召，召亦声”[2]。徐铉等补《说文》之阙漏，使《说文》更加完备。

3.增加反切音

许慎作《说文》时还没有反切注音法，主要用形声字的声符如某声、某亦声、省声注音，或用比况(即读如、读若)和直音等方法给字注音。北宋距汉代将近千年，语音的变化很大，当时已经很难读出许慎在《说文》中的注音。徐铉在《上校订〈说文〉表》中说：“《说文》之时未有反切，后人附益，互有异同。孙偭《唐韵》行之已久，今并以孙偭音切为定，庶夫学者有所适从”。徐铉依据孙偭《唐韵》为《说文》加注反切是对《说文》的一大贡献，虽说其音与汉代读音相去甚远，却为后人保存了九千多字的唐代读音，为研究汉语语音的演变规律提供了宝贵材料。

4.增加新附字

大徐在《校刊〈说文解字〉序》中说：“复有经典相承传写，及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者，承诏皆附益之。”大徐奉诏为《说文》增加新附字四百零二字，新附字有一小部分是先秦古籍出现过而《说文》没有记载的字，即“经典相承传写”的字，更多的是“时俗要用”的俗字。新增俗字为后世了解汉代至宋代语言文字变化提供了历史资料，这是大徐的一大贡献。

5.训释难解字

大徐对《说文》中难懂的字增加训释，使后世更容易理解《说文》。《说文》中重复出现的字，大徐一一指出，如第二篇“口”部有“吁”字，第五篇“于”部又有“吁”字，大徐注曰“口部有吁者，此重出”。大徐注意辨明文字形体，对变化了形体的文字逐个进行说明。对个别没有注释的文字补充训释，如第一篇“祜”字，许慎不训释，但写“上讳”二字。大徐云“此汉安帝名也。福也。当从示，古声”[3]。许慎在《说文》中一般运用六书理论训释字义，但有时许书深奥难懂，大徐等运用六书理论给许慎的训释以再训释。如第十篇“立”字，许说“从大立一之上”，辞义难明，大徐注曰“大，人也；一，地也；会意”。

三、“二徐”的《说文》研究对清代《说文》学的影响

“二徐”保存并恢复许书原貌，对后世的《说文》研究有很大启发。博古征今的研究方法和因声求义都由清代乾嘉学派继承和发扬，清代《说文》研究空前繁盛，出现清代《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桂馥、玉筠、朱骏声，这与“二徐”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以章黄学派为代表的20世纪《说文》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受“二徐”《说文》研究的影响。如果没有“二徐”的《说文》研究，《说文》这本旷世奇书恐怕不能流传至今，“二徐”在《说文》学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四、结语

《说文》学从滥觞于唐李阳冰到清代《说文》研究空前繁盛，乃至以章黄学派为巅峰的20世纪《说文》研究的再度繁荣，如果没有“二徐”的《说文》学研究，整个发展过程是难以想象的，“二徐”在《说文》学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