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安，李雅静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西安710119)

一、引言

科学传播是指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1]21世纪以来，经历了中心广播模型、缺失模型后，科学传播形成了注重对话协商的民主模型，并且伴随着互联网普及成为科学传播的主流方式，在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公众与政府以及科学共同体对话的功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席卷全球的后真相时代，使情感宣泄大于对科学事实探求成为常态，多数情况下应用民主模型的科学传播活动，并未实现真正的对话，反而常常引发舆情和公共事件。有鉴于此，我们借用“米姆理论”解释民主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发现“情感米姆”传播是建立并强化身份认同、归属感和价值共识的过程，往往左右了民主模型的应用。后真相时代应用科学传播的民主模型，必须通过科学界、政府、公众和媒体进行广泛深入的对话，共同解构科学隐喻，建构社会公众容易理解和接受的隐喻文本，最终达成一致认知，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思想与人文思想的融合，塑造理解科学、支持科学的“情感米姆”，在科学议题的沟通交流中，实现真正的对话。

二、科学传播的新模式：有反思的科学 传播与质疑对话的民主模型

学界普遍认为，传统科普与中心广播模型、公众理解科学与缺失模型、有反思的科学传播与民主模型，是科学传播的三种形式和各自对应的科学传播模式。三种模型中，中心广播模型强调科学的权威性，自上而下的命令、教导，“知”与“信”强调“信”，偏重具体知识和技术，很少讲科学方法与过程，基本不提科学的社会运作，更不会讨论科学的局限性和科学家的过失，最终导致社会科学精神与科学知识增长不成比例，助长了后真相时代科学传播的混乱。缺失模型将科学技术神圣化，自上而下教育与公关，“知”与“信”并重，偏向于科学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总是完美无瑕和准确的，公众对科学是不了解的，没有足够高的科学素养，而科学传播可以弥补公众科学素养不足的缺陷。民主模型，也称对话模型，强调“知”和“质疑”，科学走下神坛，科学家与公众进行平等互动沟通交流，就相关科学问题进行对话。民主模型的出现，是公众参与科技事务坚实的理论基础。[2]相较于前两种科学传播自上而下的线性传播模式，民主模型更加强调公众的态度，重视公众参与科学问题的讨论，让公众参与到科学决策中，科学理解公众与公众理解科学变得同样重要，以受众为中心的双向互动模式逐渐形成。民主模型也反映出科学共同体、政府和公众三者间关系的理想状态和互动方式，使三者之间有了更多对话沟通的可能，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促进社会和谐发展。[3]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和一系列生态环境的破坏，让公众呈现出对科学的抵制情绪。缺失模型下，认为公众对科学了解得越多，就会更倾向于支持科学，但科学与公众之间的紧张状态在1980年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中并没有得到缓解，随后逐渐形成民主模型，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在2000年发布的报告《科学与社会》标志着民主模型的诞生[4]，强调公众不应该被排除在科学进程之外，科学家应该与科学共同体以及公众开展建设性的讨论[2]。

公众对于科技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未知风险的恐惧促成了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的可能，以受众为中心的双向互动模式逐渐形成。相较于前两种科学传播自上而下的线性传播模式，民主模型为公众、科学共同体和政府三者提供了更多对话沟通的机会。民主模型改变了以往公众在科学传播中的被动角色，赋予了公众在科学进程中更多的主动性和决策权，使公众真正成为科学传播实践主体的一部分。

鉴于科技的迅速发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主模型将科学传播引入公众的社会生活，除了提高公众在科学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外，还对科学及社会发展的规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科学研究活动遵循着科学共同体的规范来完成，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会让人类社会承担更大的风险。科学技术投入社会应用后，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公众参与科技发展政策的制定，既能通过社会评议机制规范科学的稳健发展，防止科学内部的不当行为，又能通过沟通对话的机会维护自身利益，民主模型将公众态度纳入了科学传播的范围，赋予了公众对科学议题长期以来被“缺失模式”剥夺的知情权、发言权和决策权。

虽然民主模型勾勒出了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家与公众沟通协调平等对话的美好图景，但是由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现今社交媒介的普及与便捷，以及信息的传播迅速广泛，在机器算法、智能推送和大数据催生出的后真相时代，公众受自身固化情况、刻板印象和周围群体价值判断等影响，对科学和技术事件立场先于事实，面对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和医疗健康等科技热点问题，社会公众并未在广泛质疑对话中提高认识达成一致，却将许多原本纯粹的科学问题转化成社会政治问题(如转基因食品)，让我们面对未知事物表现出选择性记忆、选择性遗忘、更加关注负面消息(负面偏好)、动机性推理(人们往往本能地选择证据，维护自己的既定观点)等种种习惯[5]，所以科学传播仍然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与困境。

三、科学传播民主模型应用的双重困境：后真相与“情感米姆”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最初几年，是民主模型应用的理想状态。20多年间，民主模型为科学传播中科学家与公众对话提供了一条可行途径。但是近几年来，面对机器算法、智能推送和大数据催生出的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迅速，同时各类虚假消息包括伪科普信息也层出不穷，比如朋友圈经常可以看到的养生链接和转基因食品有害等信息，以及由此类错误信息衍生的抵制科学的“情感米姆”，民主模型在国际范围的应用中都大打折扣，甚至陷入了困境。

“后真相”一词因在2016年超高的使用频率，被牛津字典收录为年度词汇。“后真相”意指在舆论形成过程中，个人的情感和信念成为超越客观事实，成为舆论走向的主导因素。[6]“后真相”时代，媒介技术使得个人连接更具便捷性与隐匿性，在开放的社交媒介上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和自由选择信息的权力。但是如果公众没有一个权威便捷的渠道了解科学、理解科学，便很容易人云亦云，情感宣泄多于对事实真相的探求。

1976年，英国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仿照遗传学的核心概念“基因”，提出了文化传播单位“米姆”(meme)的概念。即在同一个文化氛围中，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思想、行为或者风格。道金斯认为，“米姆”所包含的语言、信仰、观念、行为方式的传递过程，与生命世界自我复制的遗传因子相类似，具备遗传、变异和选择三个特征。“米姆”的传播过程就是语言、信仰、观念、行为方式的传递过程，一旦被创生就会像生物基因般可以被复制、传播、衍生、变异，使人类文化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发展。[7]268进入21世纪，网络数字媒体的兴起改变了信息传播生态，技术算法、智能推送不断固化用户的情感与认知，“米姆”日益成为媒体文化传播的主导力量，正发展成为新闻传播和文化传播的一种新常态，营造出数字化“媒体奇观”(media spectacle)。[8]11“米姆”的传播并不是文化单位的简单复制，而是加工、创造并赋予其意义的过程，是建立并强化身份认同、归属感和价值共识的过程，因而更多地体现了用户主动性、创造性和参与性，强调了人们对价值观、象征符号和文化敏感的共享，建构和体现某种共有的信念。因此，“米姆”是情感沟通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形式，包含着使用者的选择倾向与意义赋予，也是社会心态的一种投射。[9]

由于“米姆”在传播过程中具有选择性和变异性的特征，“米姆”所包含携带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不可能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被再次复制传播，某些“米姆”更易于引起人们的注意、更真实地被人们记住、更容易被传递给别人。所以后真相时代，人们情感和信仰诉诸在塑造舆论上比客观事实的陈述更有影响力，带有强烈情感的“米姆”在传播过程中的选择性、变异性的特点会被放大，所以在一些关于科学技术的争议事件中，在自媒体催化下，会固化科学技术在公众的社会认知中，形成抵制科学的社会文化，形成抵制科学、厌恶科学的“情感米姆”。公众对科学技术问题的认知判断，会因此受到刻板印象和周围群体价值判断的影响，使立场和感情重于事实。因此，我们所见的有关科学技术问题的对话案例，均显现出双方立场极化、“知识鸿沟”严重、公众疑虑难以打消和情绪难以平复的现象。

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但麦克卢汉后来所言一切感官的延伸同时也是一种截除，人类沉迷于感官延伸、信息选择的自由和便捷中，久而久之，信息多元化和多样性被自我选择所遮蔽，犹如作茧自缚的蚕虫，形成“信息茧房”。[10]后真相时代在为广泛的对话提供技术可能的同时，也使个人情感和信仰诉诸在塑造舆论上比客观事实的陈述更有影响力。

尽管中心广播模型的传统科普模式、公众理解科学的缺失模型有诸多弊病，但它们自上而下的科学传播模式，却可以有效避免“情感米姆”带来的负面影响。民主模型赋予公众对科学议题的知情权、发言权和决策权，在媒介发达的后真相时代，“情感米姆”对民主模型的传播效果产生深刻影响。但如果在科学传播过程中，负面消极、抵制科学的“情感米姆”形成并广泛传播，在情绪宣泄与信息茧房的双重作用下，科学传播可能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导致科学共同体的科研项目得不到处于情绪恐慌中的公众的支持，甚至一些科学家取得的科研成果在现实生活中推广应用时受到公众抵制。

强烈的抵触情绪会影响公众判断问题的理性与客观性，社交媒介上层出不穷的反转新闻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当某一个热点事件经社交媒体曝光迅速扩散之后，人们总是沉溺于情感的宣泄且容易受他人的观点影响，缺乏耐心等待事件的真相或起因经过的全过程，在舆论倒向一边时又出现了新的曝光资料舆论发生反转。同样，情绪在科学传播过程中也很重要，如果出现有争议的科学议题时，公众忙于宣泄个人情绪而忽略科学事实，既不利于公众参与科学议题的讨论，公众对科研人员的不信任，也容易让公众与科学研究人员产生距离，民主模型下的科学传播就会陷入混乱与科学传播的初衷相悖。因此，在抵制科学的“情感米姆”广泛传播条件下应用民主模型，有反思的科学传播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往往呈现出不了解真相就反对科学的“一边倒”现象。关于PX毒性的争议[注]PX事件：主要指2007年福建省厦门市对海沧半岛计划兴建的对二甲苯(PX)项目所进行的抗议事件以及2014年3月广东省茂名市街头反PX游行事件。2014年广东茂名反PX项目时有网友将“PX”(对二甲苯)词条中原本正确的“低毒”性质篡改为“剧毒”，同时清华大学等高校学子昼夜捍卫PX百科词条低毒说明。参考资料《了解PX是讨论PX事件的必要前提》，《北京青年报》，http://news.ifeng.com/a/20140407/40000950_0.shtml；凤凰网：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920/13131025_0.shtml。，崔永元与卢大儒关于转基因的辩论[注]崔永元与卢大儒辩论事件：2015 年 3 月 26 日晚，崔永元参加了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组织的“新闻大讲堂”，并发表题为《班门弄斧转基因》的演讲，演讲中崔永元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卢大儒就双方观点发生激烈争论。参考资料：搜狐视频： https://tv.sohu.com/v/dXMvMjIxNzA2MDgzLzc5MjUyMTY5LnNodG1s.html。，无不如此。21世纪初年，学者们憧憬的关于科学技术的对话，大多数情况下变成了不分青红皂白地对科学的声讨，不断叠加在抵制科学的“情感米姆”中，影响公众的立场和情感，甚至影响到政府决策，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由此可见，“后真相”和“情感米姆”是科学传播的民主模型在应用中面临的双重困境。只有重塑理解科学、支持科学的“情感米姆”，从根本上防止抵制科学、厌恶科学的“情感米姆”的形成、复制与传播，营造健康良好的科学传播环境，才能突破困境，消除后真相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应用民主模型的关键：在隐喻解构与建构中融通科学与人文

后真相时代真相迷雾重重，无论是科学共同体之间内部的沟通交流，还是科学共同体与媒体、科学共同体与公众、媒体与公众的传播互动，都应当秉持开诚布公的对话交流心态，探求真知而不是盲目相信所接触到的信息或单纯宣泄情绪。所以，从后真相时代中走出，运用民主模型进行真正的对话，是有反思的科学传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科学社会学创始人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认为，科学传播不仅存在于科学家之间，而且面向社会公众。与此对应的文本，可以划分为设计科学出版物本身的职能和科学家之间个人联系的专门资料，以及涉及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的一般资料。[11]“涉及科学教育的一般资料”就是科学教育文本，是包含科学理论体系维度、学生认知维度和学科教育维度三位一体的各类科学教材或教科书。科学文本大多说教性强，语言文字晦涩难懂，科学文本的解构与重新建构是公众了解科学议题的重要途径，应用一般隐喻理论解释和说明解构科学文本并建构出公众易于理解的普及性大众文本，是公众了解、认知、理解科学的重要环节。将已知的概念和观念系统投射到未知领域，不断调整认知结构，以熟悉的经验和知识来认识理解陌生的对象，是典型的隐喻认知方式。[12]398自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探索逐渐成为一种职业活动，隐喻认知在科学研究和科学理论建构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科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思想和新方法也因此而不断涌现。隐喻认知的外在表现是隐喻语言，在科学工作者之间传播的“专门资料”的科学文本，自然也就普遍存在着隐喻性的词语、句子和语篇。科学工作者之间的科学传播，实际上就是不断建构(传者或科学文本作者)和解构(受者或科学文本读者)这些以隐喻语言为基础的科学文本的过程。

隐喻认知的本质是以熟悉的经验和知识来理解另一个较为陌生的对象，它通过认知结构的调整为认知主体提供了重新看待客观世界和特定事物的方式。科学传播是对科学隐喻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过程，科学共同体中科学工作者之间的科学传播，表现为从建构隐喻到解构隐喻；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则表现为从解构隐喻到建构隐喻。从内容生产角度考察，我们会发现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就是在不断对科学文本隐喻的建构、解构和再建构的过程中传播，不断增值，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13]从隐喻认知的角度考量民主模型，有反思的科学传播就是科学共同体、公众和媒体，通过广泛深入对话，共同解构科学隐喻，建构社会公众接受的隐喻文本，最终达成一致认知的过程。应用一般隐喻理论解释和说明解构科学文本并建构出公众易于理解的普及性大众文本，是公众了解、认知、理解科学的重要环节，公众只有在了解科学传播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与讨论，才能就科学问题进行有效沟通，形成理解科学、支持科学的“情感米姆”。否则在后真相时代背景下，只会在助长抵制科学、厌恶科学的“情感米姆”中形成与传播，将公共科学议题的讨论变为无序争吵，阻碍科学传播的发展。

目前在诸多有争议的科学议题中，公众对某一科学议题在没有一定相关了解的基础上，由于一些社会热点事件的出现而立即参与到科学议题的讨论中。以“转基因”为例，部分公众对转基因并没有相关知识储备，在“黄金大米事件”中，崔永元先后与方舟子、卢大儒就“转基因”相关问题的争辩通过网络放大之后，崔永元作为公众人物，比科学研究人员更具知名度与影响力，且公众易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难免会对转基因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将“科学安全问题”与“科学技术推广程序”混为一谈。由于个别科学研究人员的个人作风问题，公众将愤怒的情绪转移到全体科研工作人员或某个具体的科研人员身上；转基因关系到食品安全问题，之前“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仍然让公众处于对食品安全的忧虑中，转基因食品出现争议更加挑动了公众的敏感神经，所以转基因的争议也是食品安全问题的一种投射。我国的科研项目经费大多由国家支持，新闻频出的政治腐败案件以及科学研究人员的违规操作事件，导致公众对科学研究人员存在强烈的不信任感，因此也“迁怒”于转基因。另外，关于对“风险”的认知，科学家与公众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公众强调绝对安全零风险，而科学家则会有一定范围或者某些限定条件或者是可以说明在现有条件下的某些已知风险等，由于这样的分歧，使得双方的对话陷入混乱或终止。因此，运用对话模型进行有反思的科学传播，应当重塑理解科学、支持科学的“情感米姆”，需要从科学文本的解构与建构这个重要环节入手，在解构科学隐喻、建构大众文本的传统科普以及解构科学隐喻、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公众理解科学的基础上，通过科学共同体、政府和公众之间广泛的质疑对话，实现公众认知结构与科学认知结构的融通，引导公众用科学的认知结构分析与社会生活相关的科学问题，进而让社会跨越“知识鸿沟”，消解因科学技术问题导致的社会张力。

隐喻的解构与建构的恰当与否，一定程度上影响科学传播的效果，为了方便公众更大程度地了解科学、理解科学，科学隐喻在解构与重新建构时，应当在同一语境下，并将解构隐喻文本与建构隐喻文本的两项工作同时进行或者将时间差缩到最小，以达到提高传播效果的目的。科学隐喻文本的解构与重新建构，是融通科学与人文的关键。以往的科学传播中，只注重科学结果的传播，但其实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与人文思想、人文精神并不冲突；相反，只有两类思想与精神统一，才能更好地融通科学与人文，塑造有利于科学传播的“情感米姆”。融通科学与人文，不仅仅需要通过科学隐喻解构与建构的途径让公众了解科学知识，更应该在此过程中从科学知识、科学过程与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层面完整准确地解构建构科学隐喻，为重塑科学传播的“情感米姆”创造条件并塑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五、结语

民主模型为科学共同体之间、科学共同体与媒体、科学共同体与公众提供了一个新的交流互动模式，改变了公众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的被动地位。但是，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后真相时代，公众容易情感宣泄多于对事实真相的探求，抵制科学的“情感米姆”会让民主模型传播模式的优势适得其反。因此，鉴于后真相时代情感大于事实的显著特征以及科学技术日益突出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正面积极的“情感米姆”对科学传播影响巨大，科学共同体、政府以及媒体应当充分考虑公众个人情感以及利益诉求，努力贴近公众的生活经验与认知范围，解构科学问题中的隐喻问题，再以公众可以认知的文本重新建构隐喻文本，同时注重向公众传输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意义，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融通，真正实现民主模型在科学传播中的对话沟通互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