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先禄，徐 芳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文史教研部，湖南 长沙 410006）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非洲时首次提出中国对非交往的“正确义利观”；2015年12月4日，他又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的开幕式上提出：“中国人讲究‘义利相兼，以义为先’。中非关系最大的‘义’，就是用中国发展助力非洲的发展，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可见，“正确义利观”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新中国的外交传统，具有“立己达人”的伦理品质。目前，学界关于“正确义利观”的理论价值研究较多、成果颇丰，但对这一重要理念的实践价值则缺乏深入探索。而任何理念或理论的价值主要在于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试图对习近平“正确义利观”的实践价值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其对于推动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实践意义。

一、助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中国首次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五方面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要义。而“正确义利观”的外交理念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提供了价值引领。

（一）建设和平安全的世界需要秉持“平等互尊”的理念

“平等协商、互相尊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也是“正确义利观”的基本内涵。习近平明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2]41。近年来，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建立了多种形式的伙伴关系，形成了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正确义利观”对各国和平共处的重要价值也得到了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广泛认可。放眼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虽然世界形势总体趋暖，但地区性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在这一背景下，各国之间“平等互尊”就显得尤其重要。具体来说，就是各国既要维护本国安全，同时又要照顾他国安全和维护世界安全；就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2013年4月7日，习近平在海南亚洲博鳌论坛强调指出：“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3]说明了全世界的和平安全不是靠一国能解决的，而需要各国各地之间平等互尊、共同发力、共同维护。

（二）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需要秉持“义利兼顾”的理念

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的繁荣离不开与他国的经贸往来，而“正确义利观”倡导的“义利兼顾，弘义融利”原则是各国开展经贸交往的重要准则。实践证明，合作共赢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正道。正如一国之内的市场主体需要合作共赢一样，国际社会的市场主体同样需要合作共赢，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既要考虑本国利益，又要考虑他国利益。这种理念实际上就是一种“义利兼顾，弘义融利”的理念。回顾新中国的外交史，中国不仅是合作共赢理念的倡导者，也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中国在外交实践中一直努力寻求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比如，中国近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即是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典范。该倡议不仅实现了亚太与欧洲经济圈的连接，扩大了中国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交汇点，有效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为缩小南北差距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正确义利观”指导下，中国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真、实、亲、诚”的中非交往新理念。所谓亲，就是坚持视邻国如亲戚，以亲情待邻人。中国坚持睦邻友邻，守望相助；坚持平等相待，不分尊卑；坚持经常往来，融洽关系；坚持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不断增强对邻国的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所谓诚，就是以真诚之心对待邻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是符合天道和人道的伦理品质。“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中国以真诚的态度与周边国家和其他国家交往，赢得他们的尊重、信任和支持。所谓惠，就是致力于互利共赢，与他国共同发展。所谓容，就是倡导包容异己的交往之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国一向秉持“天空足够大，地球足够大，世界也足够大，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繁荣”[4]206的理念，推动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发展。所谓“真”，就是中国对他国人民情真意切、不虚情假意。中非交往的历史就是“真”的写照。如今，中国帮助非洲建设的公路里程超过1万公里、铁路里程超过6 000公里，中国还在非洲援建了上百座机场、港口、电站。中国援建的医院、学校等民用设施遍布非洲各国。中国援非不仅“授人以鱼”，更“授之以渔”，即帮助非洲健全经济发展的造血功能，对此，非洲各国人民从心底里认同中非是真正可靠的合作伙伴，中国是非洲繁荣发展的重要贡献者。所谓“实”就是中国对外合作切切实实、实实在在。中非合作堪称南南合作的标杆和国际合作的典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非经济合作先后开展了“十大合作计划”和“八大行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带一路”倡议拓宽了中非合作的新领域，也推动着中非合作走深走实和中非关系继续向前稳步发展。一言以蔽之，“亲、诚、惠、容、真、实”的外交新理念奏响了中国梦和世界各国梦交织共鸣的恢弘篇章，为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提供了行动指南，也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政策、外交目标的认识和理解。

（三）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需要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

“和而不同”是践行“正确义利观”的题中之义，蕴含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和”就是承认差异，包容多样；“同”是自以为是，不容他者。首先，“和而不同”就是要尊重多样性。尊重和包容多样性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也是中西文化的主要区别。西方文化对待差异性的态度往往是排斥的，其打击“异端”和尚“斗”的思维定势与中国传统文化尚“和合”的精神截然不同。世界的多样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如果各国秉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则交往，唯我独尊，党同伐异，那么，这个世界必将纷争不断、祸患无穷，国际和平将会受到严重挑战。唯有尊重差异，尊重多样性，才能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和谐发展。其次，“和而不同”强调求同存异。古人云“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就是强调多样性、差异性是天下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各个国家、各种文明既有大方向上的共同目标，又有各自发展的特殊道路，不能强求一致。换言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求同存异才能使国与国之间、不同文化之间更好相处、更好合作。“正确义利观”就是通过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多样性、包容性，寻求彼此的共同点和利益的交汇点，实现“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共赢目标。

（四）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需要秉持“和合共生”的理念

“和合共生”是“正确义利观”的文化渊源和主要内涵之一。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国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共有一个家园，清洁美丽世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依托和归宿。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4]42但是，当今世界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盛行，“和合共生”理念遭遇极大挑战，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提出“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等口号，退出《巴黎协定》等多个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不仅遭到国际组织乃至其盟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反对，也是对建设美丽清洁世界的挑战。虽然“和合共生”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趋于形成共识，但是维护世界和平、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还任重而道远。2018年4月11日，习近平在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现任和候任理事时指出：“计利当计天下利。世界大同，和合共生，这些都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一直秉持的理念。不能独善其身，而应该兼济天下，因为幸福不应该是一个独立单元的享受，而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感受。”[5]因此，必须秉持“正确义利观”，反对只顾自身利益的自私行为，推动各国合作应对全球面临的资源、环境、能源等重大危机。

二、助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通常包括国际规则、国际协议、国际惯例和国际组织等。现有的国际秩序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由少数大国按照发达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建立起来的。因此，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期待。秉持“正确义利观”有助于建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一）让道义精神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信仰

当今世界，现实主义外交理念仍然主导着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实践。奉行这种理念的国家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伦理道德根本不起作用。他们认为国际社会的真实状态就是权力决定一切，信奉“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20世纪美国著名的外交官和外交理论学者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坚持认为，在国际场合注重道义既不可行，也不可能；他认为国家的外交使命就是维护好本国的国家利益，主要包括安全、政治独立和人民的福祉等，而国家利益本身是不具备所谓道德属性的，也是不能接受道德审查或判断[6]。大卫·B·麦克唐纳和罗伯特·G·帕特曼也从外交实践的角度提出，如果伦理学涉及在道德上正确与错误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必须承认，过去在外交政策中，道德行为的可能性已经被证明是相当有限的[7]。至今，诸多事实已经证实，现实主义外交理念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但是，世界大战的悲剧并没有使那些怀有现实主义外交理念的人醒悟，西方国家重权力轻道义的外交行径在“冷战”结束后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进入21世纪，世界需要一个让人类远离战争恐惧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倡议下，国际道义所发挥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强。习近平提出的“正确义利观”外交理念就是向世界表明维护国际正义的坚定决心，旗帜鲜明地提倡“以义为先”的国与国交往准则。中国的外交行为一次次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的发展不仅要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而且也要让世界人民过上好日子；中华民族的“天下观”自古就是追求“天下一家”和“世界大同”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致力于使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习近平“正确义利观”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优秀传统，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义利观为创新之源，为建构当代国际新秩序注入了新动力。

（二）让公平正义成为公认的国际交往准则

当今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是历史的产物，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存在一些不公正的情况。单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霸权主义正在撕裂世界公平与正义的底线。如若不能有效遏制这些极端思潮，必将累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和福祉。那么，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呢？国际关系学者对此提出了四种观点：霸权秩序观、均势秩序观、法制秩序观、文化秩序观。这四种观点中，霸权秩序观已经不合时宜，因为在当今世界，霸权主义越来越行不通。均势秩序观经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order）的瓦解而破产。因此，法制秩序观和文化秩序观是当今国际秩序改革倡导者的普遍期待。在这种期待下，人们倾向于认为国际社会可以通过以共同利益、规则和道德来约束并塑造国际社会成员，从而增进彼此的认同。

在国际秩序方面，正义就是指符合时代需求的国际关系伦理准则，它强调各国要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任何国家为了极端和狭隘的民族利益而对弱小国家进行政治和武装干涉、经济殖民和控制，倡导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对于如何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习近平指出：“在国际关系中，要妥善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政治上，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要立足全局、放眼长远，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4]209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国际公认的道义标准、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道义标准，这三个原则充分彰显了中国对国际正义的忠实与坚守。

三、助力中国的国家形象建设

一国的国家形象建设与其外交价值观密不可分，一个国家外交价值观定位失误不仅有损国家形象，而且会给国家发展带来许多障碍。在这方面中国有过深刻的教训。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曾以意识形态划界来推进外交实践，虽然取得了一系列外交新突破，但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意，减少中国发展的阻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及时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方针，将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在总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文革”中盲目排外的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决定摒弃以意识形态划界处理国际关系的旧思维，根据世界与本国的新情况对本国的国家属性进行重新定位，决定使用中性概念“发展中国家”作为中国属性的定位，替代以前使用的含有革命斗争意义的“第三世界国家”概念。自苏东剧变后，中国官方话语中就基本上不再使用“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中国国家属性的定位词语，转而以新的国家形象定位来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综合实力的稳步上升，开放程度的持续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也日益改善。进入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建设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命题，需要新的价值观来引领和支撑，而“正确义利观”就是这种新价值观，它对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向世界展现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形象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着力构建“和平崛起”的国家形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扩充和丰富国家形象塑造的内涵，将和平稳定发展列为中心因素。邓小平曾明确指出，中国的国家形象定位要突出中国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8]。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形象至今并未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普遍认可。相反，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从自身的价值观出发对此进行了负面解读。不可否认，经过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社会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已是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其中，前十五大贸易伙伴吸纳了中国出口总量的近70%，8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对华贸易顺差[9]。同样不可否认，中国的和平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使中国人民受益，也使世界人民受益，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能看到的。但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和政客，却把中国的和平发展看成是“中国威胁”。“中国威胁论”经常见诸国外各种媒体和政客之口，他们夸大其词、胡乱渲染，成为他们攫取形形色色国家利益、团体利益或个人利益的常用政治手段。习近平“正确义利观”的提出与对外传播，无疑有助于化解“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形象的消极影响。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谋求自身发展，同时，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机遇和强劲动力。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同于历史上西方大国靠侵略殖民起家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是合作共赢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国反对零和博弈。因此，中国的强大绝不是世界和平的威胁，而是代表维护国际和平力量的壮大。当中国以“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继续推进并大力加强国际合作，“中国威胁论”终将作为中国和平发展崛起进程中的特殊历史符号而销声匿迹。

（二）向世界展示“兼善天下”的魅力中国形象

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从新中国70年的外交史看，中国的外交实践体现了古人的这一智慧。这也是习近平“正确义利观”形成的思想渊源。进入新时代，中国正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但当今中国所追求的不是中国一家“风景这边独好”，而是世界的共同发展。中国共产党是胸怀天下的大党，自建党之日起就把为人类谋福祉、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最能体现新时代中国“兼善天下”的外交理念的就是习近平提出的“正确义利观”。因为这一理念强调“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习近平对“正确义利观”中的“利”解释是：“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10]25正确义利观倡导的外交理念联接着中国梦、亚洲梦、非洲梦、美洲梦与世界梦的共同实现，具有为中国谋福祉、为人类开太平的世界意义[11]34。“一花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以兼济天下的情怀，为世界做出了较大贡献：与非洲人民一道战胜了埃博拉疫情；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在亚丁湾的护航，让昔日“最危险海域”重新成为“黄金航道”；中国在也门撤离中国公民行动中，还协助罗马尼亚、印度、埃及等国的侨民平安撤离；“一带一路”倡议助力数十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减贫事业，等等。中国的担当作为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增添了正能量，为世界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做出了突出贡献，向世界展现了“兼善天下”的魅力中国形象。

（三）向世界展示了一个“负责担当”的中国形象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发展受惠于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但中国不是一味地领受已有的国际公共产品，而是积极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国。在当今全球秩序出现混乱、中国自身实力提升的情况下，中国主动为全球提供了许多公共产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走向奋发有为，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新时代的中国正超越狭隘利益观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彰显了一个负责担当大国的博大胸襟和气魄。在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中，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从物质层面看，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惠及全球：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提供物质帮助，如推进六大走廊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合作，开通了中欧班列，与43个沿线国家实现空中直航，等等。从制度层面看，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有：推动中国—东盟安全互信机制的建立和“上海合作组织”的诞生。冷战结束后，在中国政府的倡议和大力推动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上海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将消除军事领域的威胁作为第一目标，承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上海合作组织”由此诞生；由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中国为这些组织的成立和运转提供了制度设计和资金支持。从精神层面看，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体现在国际交往和全球治理的倡议上，如倡议“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概念。此后，习近平多次强调建设各种类型的“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共同体”，并将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中国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提出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事实胜于雄辩。习近平“正确义利观”不仅强调国际交往中的“义利平衡”，而且强调“以义为先”“舍利取义”的价值观。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推动国与国的交往，彰显了“负责担当”的中国形象。

四、助力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从理论上看，国际话语权的内核是文化价值观。西方国家拥有较强的国际话语权，与他们不遗余力地向世界输出其“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相关。国际话语权是一种软权力。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权力主要有三个来源：文化、价值观以及对外政策[12]。可见，文化价值观及其对外传播对于增强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尤为重要。“正确义利观”是新时代中国外交价值观的核心，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实践意义。

（一）为超越“赢者通吃”的零和思维提供人间正道

零和博弈是博弈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指参与博弈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总和永远为“零”。因此，一方之所得必是另一方之所失，双方没有合作的可能性，只有非赢即输的竞争。尽管零和思维作为零和博弈下的对抗性思维模式对西方国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但是，“赢者通吃”的零和思维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旧思维，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伦理基础之上的。零和思维在国际关系中就是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思维。就当前的国际关系来看，美国采取的即是零和思维——不愿面对和接受一个正在多极化的世界，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心存抵触甚至畏惧，认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有损其既得利益，处心积虑地打压这些挑战者。这种零和思维的外在表现就是以针尖对麦芒的斗争方式行事，其结果就是造成国际形势的动荡和大国关系的恶化。在零和思维泛滥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的“正确义利观”是治疗这一顽疾的一剂良药。“正确义利观”坚持“双赢、多赢”思维，主张“义利兼顾，合作共赢”，主张国与国之间通过谈判、合作寻找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合共生价值观。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碰撞与冲突不断的背景下，“正确义利观”凸出一种超越“赢者通吃”零和思维的正能量，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13]

（二）为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提供中国智慧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源于西方文化。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曾形象地揭示了这种以暴力为特征的丛林法则。他指出在人类的天性中有三种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竞争、猜疑和荣誉。竞争是为了求利，猜疑是为了求安全，而荣誉是为了求名誉而侵犯他人，由此引发了三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形下，人们使用暴力去奴役他人及其妻子儿女与牲畜；在第二种情形下，人们为了保全这一切及自己的安全而怀疑他者；在第三种情形下，由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一言一笑、一点意见上的分歧而直接藐视他本人或是间接藐视他的亲友、民族、职业或名誉。由此，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威使大家为之慑服的情况下，人们便会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霍布斯把这种战争称作“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这就是所谓“丛林法则”。显然，现代国际秩序是西方文化理念的产物，当今世界政治中仍然充斥着“丛林法则”。虽然现代国际秩序的建立已有70多年的历史，但这一秩序从其产生时起就带有强烈的弱肉强食特点：强国大国决定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在西方大国家眼中，强者为尊，要想在国际社会取得优势地位，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武力争夺、征服他国并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为了维护其超级大国地位几乎每隔几年就发动了一场地区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8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每一次战争，美国都捞取了巨大的战争利益。在当今世界，这种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的现象并不少见。西方世界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罔顾发展中国家利益受损的现实，想方设法从发展中国家掠夺、侵占利益，这也是当今世界穷国与富国之间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发展态势总体是向前的，但这并未改变一个事实，即世界上穷国与富国的比例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这一比例由20多年前的30∶1扩大到70∶1[14]71。要改变这种“弱肉强食”的局面，就要从改变国际交往的观念入手，而“正确义利观”使那些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看到了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正确义利观”的提出和践行极大增强了中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话语权。

（三）为改变“非我族类”的狭隘心态提供了中国疗法

极端民族主义也称狭隘民族主义或者民族中心主义，是指以民族为中心，视本民族是最优秀的而排斥其他民族的极端主义思想。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极端民族主义者往往不惜以各种手段损害其他民族（国家）的利益，甚至以暴力手段残害屠杀其它民族，侵犯其它民族人民的生存空间和物质资源。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积极宣扬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成为德意志帝国元首之后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战期间，希特勒犯下种种反人类的罪行，光是迫害和屠杀的犹太人就多达600多万。极端民族主义造成的危害和破坏之大，对一些弱小民族来说是颠覆性和毁灭性的。当今世界，此起彼伏的恐怖主义犯罪也大多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所为。“作为民族主义的异端和变种，极端民族主义生来就具有狭隘性、排他性、狂热性和暴力性等极端特性，并将此在其主张和行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往往形成难以控制的狂热情绪，并演化为非理性的排他行为，甚至引发种族屠杀、恐怖袭击或武装冲突。”[15]毋庸置疑，极端民族主义是与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国际交往基本伦理背道而驰的，其狭隘心态是极其有害的。而“正确义利观”的提出有利于疗治这种顽疾，因为“正确义利观”倡导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要“守信义、扬正义、重情义和树道义”，这其中的“重情义”尤其是具有温度的表达，是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国文化传统强调交朋友就是为了实现一种美好道德生活境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中国人讲情义、讲道义、讲知恩图报、讲舍生取义，主张为朋友两肋插刀，对朋友坦诚相见。中国外交强调民心相通、以情义为重。李克强总理指出：“我们重情义，不会亏待朋友。”[16]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注重各民族的包容性发展，反对极端民族主义。中国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坚持互利共赢，以宽阔的胸怀让其它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这正是对“正确义利观”的有力践行，由此也使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综上所述，习近平“正确义利观”不仅为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提供了价值遵循，而且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国际新秩序、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价值引领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