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露露 张 红

1923年的“科玄论战”是我国思想史的一次大爆发，涉及众多学者，至今影响着我国学术界发展。学者鲁锐[1]认为，“科玄论战”可以把西方科学思想与东方人文文化相融合，两者思想的碰撞可以促进人们认识的升华。学者李妍[2]认为，“科玄论战”对当今社会文化交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社会思想的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等方面仍具有重要启示。学者李白鹤、王丹桂[3]认为，在论战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观、文化观进行了初步阐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力量，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对于“科玄论战”，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科玄论战”与东西方文化发展、“科玄论战”与人生观、“科玄论战”影响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等方面，因此，本文对于论战中话语权问题的探讨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本文所说的话语权主要指学术话语权，主要探讨不同学派在“科玄论战”发展过程中的言语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在论战过程中，认识论学派的发展基本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3年2月到1923年10月，科学派和玄学派的“两派之争”；第二阶段是1923年11月到1924年12月，科学派、玄学派以及唯物史观学派的“三派之争”。从“两派之争”到“三派之争”，他们的话语如何变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哪种学派话语占主导地位？此外，当前社会人们多认同科学而忽视玄学，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是否与论战时期的话语权有关？本文通过玄学派、科学派以及唯物史观学派的对比研究，探讨“科玄论战”过程中话语权问题，以期更好了解“科玄论战”中认识论学派的发展。

一、“两派之争”时期：科学派居于主导地位

“科玄论战”初期的“两派之争”主要指以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和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之间的论战。1923年，张君劢赴清华大学作讲座，在会议中，他强调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并且批判社会存在的唯科学主义现象。同时他指出，玄学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即“精神文明”，科学则代表的是西方文化，即“物质文明”，在对待人生观问题上，中国人应该追求“精神文明”而非“物质文明”。张君劢演讲内容公开后，很快受到丁文江的反对，丁文江认为科学可以影响人生观。此外，丁文江否定张君劢关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说法。他认为，只要拥有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人们就可以拥有正确的人生观。

在张君劢和丁文江两人拉开“科玄论战”的序幕后，梁启超、林宰平等人纷纷加入玄学派，并从不同角度对科学人生观提出批判；而胡适、章演存等人加入科学派并发表文章批驳玄学人生观。作为玄学派的代表，梁启超认为，在人生观问题上，人们不仅有“物质文明”还应该有“精神文明”。此外，他认为“精神”属于人们感性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生观必不可少的因素。而作为科学派的代表胡适认为，玄学派没有正确理解科学的概念，科学的人生观不仅可以增长智慧、破除迷信，还可以培养人们生活处事的能力。

“科玄论战”初期，中国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对于当时的社会现状严重不满。他们认为，导致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原因是传统文化的阻挠，因而社会不应继续发扬孔孟思想和宋明理学，应该提倡发展科学。而玄学派认为，西方正是由于科学的盛行才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如果中国一味发展科学，其后果将与西方无异，因而中国应注重人文教育、发扬传统文化。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带来了恶果，但是科学的发展也给西方带了巨大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下，科学主义仍受到国人的推崇。因此，科学派逐渐掌握论战初期的话语权。

关于话语权，最早提出者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福柯那里，话语一方面是权力的产物，一方面又产生权力。话语作为权力的产物使话语本身凝聚着权力，话语在其运作过程中则不断地发挥它的权利作用。”[4]论战中所说的话语权多是学术话语权。玄学派和科学派在论战过程中的话语代表两派不同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背后就是权力的体现。论战初期，科学派话语权之所以居于主导地位，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过度崇拜对科学及科学万能论。此外，科学派本身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这种“理性光环”的加持自然巩固了科学派的话语权。

二、“三派之争”时期：唯物史观学派居于主导地位

1923年底，玄学派和科学派的争论接近尾声，为了更好总结论战，代表科学派的《科学与人生观》以及代表玄学派的《人生观之论战》被刊印出来。论文集出来后，玄学派代表人物张君劢对当时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等进一步分析，他认为这些观点并不是科学的，科学只能应用于物质层面，而唯物史观属于精神层面，这是科学所不能达到的。此话语一提出立即引来以陈独秀等人的质疑。陈独秀一开始是科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与玄学派争论时，由于陈独秀主张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这使他不知不觉进入唯物史观学派，即“科玄论战”中新的一派。因此，“科玄论战”由开始的“两派论战”逐渐转入“三派论战”。唯物史观学派最初是从科学派中演化出来，因此，它吸收科学派中的科学精神并坚定站在科学派一方。“两派论战”时期，科学派所提及的科学精神被大众所认可。此外，陈独秀高举“科学”大旗，强调以科学观念作为国人的行为准则，力图用西方科学重实证、重逻辑的思维方法改变中国长期以来传统学术话语中重感悟、缺乏系统分析的思维模式[5]。于是，科学派逐渐占据了学术话语权。

随着论战的深入，科学派和唯物史观学派的观点也产生一些分歧，科学派和唯物史观学派的分歧主要在于两者是否对人生观问题进行了科学解释。科学派的代表胡适虽然对人生观进行定义，但并没有阐释科学解决人生观的必要性，而唯物史观学派代表陈独秀主张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体系。显然，在人生观话语的争论上，唯物史观学派更胜一筹。福柯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6]唯物史观学派作为“后起之秀”加入“科玄论战”中，并且在科学派基础上加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得唯物史观学派更加系统和科学，这为人们改造社会的活动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为自身在论战过程中取得更多话语权。

三、总结与讨论

“科玄论战”中，认识论学派由“两派之争”发展为“三派之争”，其话语权也由开始的科学派转向为唯物史观学派，这中间的转变虽是学者思想碰撞的结果，但也受到一定社会因素的影响。在人们看来，科学精神代表着理性，这种理性是当时社会所缺乏的，这种理性可以带动社会进步，因而科学派在社会大众中占有较高的地位，科学派掌握论战初期的话语权也是理所应当的。而唯物史观学派是站在科学派的肩膀上发展起来，其既具有科学精神又加入马克思主义，这使得科学的理论基础更加完善，因而唯物史观学派在论战后期主导了话语权。

科学派、玄学派以及唯物史观学派都在“科玄论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玄学派提倡“精神文明”、发扬传统文化等思想，在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当时的人们认为玄学派的主张“精神文明”过于感性，仅凭借自由意志不能拯救处于危难中的中国，因此，玄学派自论战开始就失去话语权。而唯物史观学派主张物质一元论，主张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道德、文化等“精神文明”，并且它承认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因此，唯物史观学派对于自身观点的阐释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这加深了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使得唯物史观学派最终主导论战的话语权。在现代社会，我们要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采用科学实证精神，批判性对待传统文化，反对唯科学主义，唯有如此，科学观念才能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