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旭靓

一、政治结构的变化

高宗上台之初，政治权力由太宗旧臣长孙无忌等人把控。从永徽初年(650)到显庆五年(660)，高宗经过与贞观旧臣的斗争，与王皇后及废太子李忠集团的斗争，一步步掌握了政治权力。永徽六年(655)，废王立武的成功标志着高宗的力量已经超过了元老旧臣所能挟制的范围，之后数年，高宗在武则天的帮助下一步步清洗元老旧臣的势力。显庆四年(659)四月，长孙无忌流于黔州，之后不久许敬宗与李义府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逼令其自杀，元老旧臣集团彻底消失。武后集团的势力日益增强，加上高宗“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1]，这就使得武后势力更加膨胀。武后出身并不显贵，并且与关陇旧族、元老旧臣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她获得权力之后，大肆提拔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由此产生了一批寒门侍臣，分化了关陇旧族和江左世族的权力。这些人善于谄媚，没有儒家所提倡的忠义守信和舍身为国的精神，他们创作了大量歌功颂德之作来献媚邀宠。上官仪、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是当时朝堂炙手可热的人物，其文学作品也就得到了后进文士的效仿。“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诗人在龙朔前后都主持过选事，因此他们的创作旺盛期虽基本上过去了，但是不妨碍他们以诗人与文坛主持者的身份影响后进文士的诗歌创作。”[2]

二、军事上的变化

从永徽年间到龙朔年间发生了好几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首先是对高丽取得了突破性的战果。唐灭高丽之战十分艰难，早在贞观十八年(644)至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就曾御驾亲征，攻下高丽十座城池，占领辽东大片土地，在驻跸山勒石纪功。但是，由于长期征战在外，人困马乏，唐军始终没有攻下高丽的安市城，无奈之下只能班师归朝，之后再未进行过大规模的征讨。贞观二十二年(647)，太宗曾以薛万徹等伐之，收获颇丰。但是，就在大举伐高丽的前夕，太宗驾崩，伐高丽之事只能暂时停下。高宗即位之后，曾于永徽六年(655)、显庆三年(658)、显庆五年(660)、龙朔元年(661)不断地向高丽发动军事进攻，虽未能完全灭亡高丽，但为高丽的最终灭亡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对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战争。阿史那贺鲁本为瑶池都督，被高宗封为左骁卫大将军，却于永徽二年(651)发动叛乱。之后，高宗分别在永徽二年(651)、永徽六年(655)对其进行多次讨伐，胜多败少，最终在显庆三年(658)俘获贺鲁本人，西域由此太平。

再次是对百济的战争。显庆五年(660)三月，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与新罗王率领唐与新罗联军以伐高丽，八月便取得了胜利，十一月便成功俘虏百济王及太子。之后“百济僧道琛、旧将福信率众据周留城以叛”[3]，唐军在龙朔二年(662)由孙仁师伐百济，来年便彻底打败了百济，百济诸城皆归顺。

最后是对铁勒的战争。龙朔元年(661)，九姓铁勒侵犯唐朝疆土。高宗令郑仁泰、萧嗣业、薛仁贵等伐之，“仁贵发三矢，射杀三人，自余一时下马请降”[4]。军中为之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九姓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

军事上的一系列成功，使得唐高宗开始沉迷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初登后位的武则天也迫切需要通过文人的颂扬来建立自己的权威与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地位，出于这些需要，气势宏大的颂体诗便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比如李义府的《和边城秋气早》：“金微凝素节，玉律应清葭。边马秋声急，征鸿晓阵斜。关树凋凉叶，塞草落寒花。雾暗长川景，云昏大漠沙。溪深路难越，川平望超忽。极望断烟飘，遥落惊蓬没。霜结龙城吹，水照龟林月。日色夏犹冷，霜华春未歇。睿作高紫宸，分明映玄阙。”[5]从主题来看，这是一首边塞诗，写的是西北边塞的秋景。彭庆年先生的《初唐诗歌系年考》对此诗的创作时间进行了合理分析与推断。他认为：“睿作，皇帝之诗也。贞观中，义府官位尚卑，太宗历次与侍臣唱和，义府皆未得参与，故此‘睿作’必为高宗之诗，已佚。义府和诗当作于本年(龙朔三年)三月之前。”[6]考之两《唐书·李义府本传》，发现李义府本人并未有从军经历，于是可以推断此诗必为李义府和皇帝之作，而非出自亲身经历。诗中提到“金微”，金微也叫金山，也就是如今位于新疆北部和蒙古国之间的阿尔泰山脉。考之《唐书》来看，此诗所描写的应是对西域阿史那贺鲁的战争。从永徽二年(651)“贺鲁寇庭州，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以伐之”[7]开始，永徽六年(655)、显庆元年(656)和二年(657)都曾对西域用兵，显庆三年(658)，“苏定方攻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贺鲁及咥运、阙啜。贺鲁走石国，副将萧嗣业追擒之，收其人畜前后四十余万。甲寅，西域平，以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8]。因此，本诗应当是显庆三年(658)战争取得胜利之后，高宗作诗纪功，李义府奉和高宗之作。

诗歌前两句交代了作诗的地点和时间，接着用边马、征鸿等边塞特有的意象来营造肃杀的秋意，给人边境苦寒之感。接下来的三句写了北方边境的广袤无垠，颇有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之气魄。“霜结龙城吹，水照龟林月。日色夏犹冷，霜华春未歇”则强化了金山寒冷肃杀的氛围，让人体会到征战的艰辛。正因为边境如此苦寒，斗争如此艰辛，战争的胜利才更加难能可贵！从诗歌整体来看，这首诗依旧有“争构纤微”的弊病，诗中大肆使用富辞丽语，将之杂糅，给人色彩混搭之感。全诗共九句，不但句句对偶，甚至一句之中的词语也是对偶的，过于注重对偶，反而失去了句式的灵活性与流动性，给人呆板无趣之感。

这首颂体诗中，诗歌意象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局限在朝廷和文人生活当中，而是多了塞外风光与军旅生活。虽然诗人本人缺乏真正边塞生活的经历，导致诗歌的内容比较肤浅，但诗歌的境界较之以往开阔了很多，其中也有了些可以称得上是大唐风骨的东西。战争带给诗歌的变化应当是巨大的。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保存下来的诗歌少之又少。由《旧唐书》可知，许敬宗有集六十卷，现存诗歌却只有二十多首，并且大多为太宗朝作品，作于高宗朝的仅有三首，其余大多散佚。这种诗风的变化是否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我们已不得而知。李义府文集的三十卷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有七首，其文集中是否还有此类诗歌也不得而知。但从《和边城秋气早》一首已能看出军事上的成功带给颂体诗的新变化。

三、文化氛围的变化

永徽显庆时期，高宗由于即位不久，对贞观政治体系没有进行大的改动，大致维持着太宗时期的原貌。当时的诗歌创作虽也有对华丽文辞的追求，不过还是有一些感情真挚、风格质朴的作品。比如来济的《出玉关》：“敛辔遵龙汉，衔凄渡玉关。今日流沙外，垂涕念生还。”[9]诗歌虽短，却充满了被贬谪的无奈、对朝廷的留恋以及希望重归京都的强烈愿望。

到了龙朔年间，太宗执政已经时日久远，人们已经适应了高宗在位，社会的变化也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这一时期，对唐王朝忠心耿耿的文臣，有的去世了，有的在政治打击中失去了进取心，新进的宫廷文人不再具有贞观群臣的那种以国家利益为上的信念，他们写作诗文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匡扶政治，而是通过华丽的语词献媚邀宠。由于这些人的引领，诗歌形式美的追求越来越成为诗歌发展的方向。显庆元年(656)许敬宗等人所撰的《东殿新书》二百卷，显庆二年(657)许敬宗等人修的《文馆词林》一千卷，龙朔元年(661)许敬宗等撰的《累璧》六百三十卷，龙朔三年(663)太子李弘等撰的《瑶山玉彩》五百卷，许敬宗等撰的《芳林要览》三百卷等类书的编纂，无一不说明当时对诗歌形式美的追求。同时，除了官府组织编书以外，还有许多文人自行编纂的诗集，如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郭瑜的《古今诗类聚》，孟利贞的《碧玉芳林》和《玉藻琼林》等。关于诗歌理论的总结，有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元兢《诗髓脑》、杜正伦的《文笔要诀》等等。

比如李义府的《宣正殿芝草》：“明王敦孝感，宝殿秀灵芝。色带朝阳净，光涵雨露滋。目标宣德重，更引国恩施。圣祚今无限，微臣乐未移。”[10]诗人用享受风雨朝阳滋润的芝草比喻备受皇恩的自己，并且直白地表现了对于皇帝的感恩以及希望恩宠可以持久的心理。同时，诗坛上还有另一种意境幽美、气骨较弱的诗歌，比如上官仪的《王昭君》：“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千。琴悲桂条上，笛怨柳花前。雾掩临妆月，风惊入鬓蝉。缄书待还使，泪尽白云天。”[11]此诗描写了昭君出塞的无奈感伤以及她对故乡的怀念。“玉关”是长安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春色晚”既是写自然景象，同时也寄寓了昭君出塞时悲伤的心境，开了王昌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先。“金河路几千”写了匈奴离长安的距离，同时也是现实和梦想的距离；接着“琴悲桂条上，笛怨柳花前”两句写昭君的哀怨，即便弹琴，琴声也是悲伤的，吹笛，笛音也是哀怨的。这句诗的境界与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倒有异曲同工之妙了。“雾掩临妆月，风惊入鬓蝉”采用了对仗的手法，形象地写出了景色的幽美，同时暗示昭君的美貌和凄楚，以景衬情，给人一种凄美的感觉。“缄书待还使，泪尽白云天”写昭君抱着一线希望苦苦等待，希望可以得到归国的许可，但是这一线希望始终没有到来，她只能在继续等待中以泪洗面。整体说来，这首诗歌词语清丽，意境幽美，但却没有盛唐诗歌所谓的风骨和兴寄，感情绵软而无力。除此之外，上官仪的《咏画障》诗则更能体现出龙朔文场变体的弊端。“芳晨丽日桃花浦，珠帘翠帐凤凰楼。蔡女菱歌移锦缆，燕姬春望上琼钩。新妆漏影浮轻扇，冶袖飘香入浅流。未减行雨荆台下，自比凌波洛浦游。”[12]为了描述画障上的两位美人，诗人频繁使用了多个文学典故。在诗中，作者的情感似乎游离在文本之外，技巧成了更为重要的东西，诗人写作的目的就是炫耀自己的才学，“文学从表达个人兴寄和严肃道德感堕落为迷恋形同游戏的藻绘。”[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