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 闻

2020年6月4日，一个名叫缪可馨的小女孩在两节作文课后，冲出教室跳楼身亡。悲剧发生之后，“一篇作文引发的命案”成为社会焦点；有人批评那位语文老师作文认知水准太低，不识作文好坏；业内人士则主张从“儿童作文”的视角进行评析，向广大语文老师发出呼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待这件事的始末，都无法回避一个关键词——作文。

即便是小学，开设的课程也好多，悲剧为什么发生在作文课？为什么是作文？

众所周知，在所有的考试中，除作文之外，所有试题都有可供参考的答案，这是作文拥有最为特殊的待遇之一。除此之外，在所有重大考试中，涉及作文内容阅卷打分，需要多人评判，以示公允，这是作文拥有的另一项特殊待遇。

为什么作文总是这么特殊？因为作文是感性的、主观的，没有客观、统一的评判标准，它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主观意愿的成分，它也有个人文学修为的内在因素。它不像3+2=5那样，只要答题者写5，即使字写得很不美观，没有人敢扣分，更没有人敢判错。而作文就不同了，面对写作者写好的作文，给多少分全在于阅卷者，多给3分5分，正常；少给3分5分，没得说。

作文评价上的主观性，使其具有极大的弹性与随意性，作文的好坏成败，交由语文老师给予裁决，其结果完全取决于老师的好恶，取决于对写作认识上的修养。这种裁决，其实只应该是一种参考，而不应是一种对或错的认定，它和数学上的评判完全不是一码事，不能等同视之。但是，语文老师在作文评价上，也往往采取了对待数学内容一样的认知与态度来对待，这是作文在评价上的一颗定时炸弹，出问题是迟早的事，是杀伤力大与小的事，而不是作文会不会出问题。

具体到可馨事件上来，可馨生前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她写的那篇作文，将它说成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言过其实；但若将它批得一无是处，也有失公允。每个写作者，对自己写出来的文字都是非常珍爱的，即便是成人，文人更是如此。可馨在作文本上写下那些文字，她一定认为是最好的，最能表达自己心意的，她才写下来。如果觉得不好，她就没有写的必要。

写完了交给鉴定者（老师）鉴定，老师却并不这样认为。红笔画掉的内容，即便是孩子自己画的，那也一定并非所愿，因为去掉那些内容，整篇作文已没有了内容可言，留下的感悟又被老师直接要求“传递正能量”，整篇作文是被彻底否定的、废掉的。从撕掉两页的作文本来看，我们看到的作文至少应该是她第二次或第三次写成的作文，小可馨竭力想写好这篇作文，甚至认为自己写得还不错，但没有得到老师的认可。就这样，学生觉得不错，老师觉得问题不小，师生在对作文的认识上不能达成一致，这个问题又不能像3+2=5那样找到所有人认可的依据，于是师生拧巴到了一起。年幼的孩子一时情绪激动，一个想不开，选择了极端，毁了自身，也给家人及身边人留下了不可愈合的伤疤。这样的结局，恐非所有人能预料到，更非所有人所愿。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毫无疑问，悲剧的造就，除了我们看到的那一句“传递正能量”外，语文老师当时对作文的评判，是整个事件的关键所在，作文本之外如何评，现在成了谜。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没有作文素养，上不好作文课，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小时候的语文老师，多是民办教师，大多是高中毕业，几乎谈不上有什么作文素养，但就这样一路走下来，当时孩子的作文水平和如今孩子的相差不是太大。所以，面对孩子的作文，缺少赏识的心态，没有赏识性的评语，即便不是伤人的“恶语”，都可能不是孩子愿不愿写作文的问题，而是有可能出现不可预测的极端后果。

可馨事件虽然是个案，却极具警醒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