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生 岐

(长安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061)

随着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社会化工程的深入推进，关于核心价值教育要“承接地气”就成了理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承接地气”就需要做好两个结合：一是要结合群众，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就是要和“现实的个人”或者“统治的个人”相结合；二是要和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唯其如此，才会“豁显”核心价值社会化工程的人本性和操作性路径。

鉴此，我认为李仙娥、王琪玖两位教授所著的《关中秦人文化性格与文化自信》(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以下简称《关》)一书，就是应答核心价值教育如何“承接地气”的一部力作！这部专著，从地域文化性格维度切入，给我们开出了颇具启迪性的理路，它使我们坚信，唯其以一定地域的历史文化熏陶的主体人格为载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和关中地域的人的研究联系起来，才能在“师法高人”和“见贤思齐”几成优良传统的国度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的实效性。

从2007年开始，我们党和国家在政治文本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俟其后进，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上，又把核心价值体系凝练为“三大倡导”。这就臻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所说的“普遍性形式的思想”的高度。这种“从地上升到天上”的理论提炼，使得“三大倡导”24字之价值理念获有了极大的广袤性和普适性的品格。这对于通过“统一灌输”和“全方位渗透”对民众进行核心价值的社会教化带来极大便利。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这样做极易遮蔽核心价值生产机制的主体地位，甚至导致核心价值生产机制的基本原理，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天地互文”的“思在辩证关系原理”的“不在场”。就在这个时候，有关地域精神的研究几乎成了学术研究的热点！这使人相信，“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本来就应该是一种价值性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富矿地带，就内化于广大草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并外化于他们的文化性格中！我们现在所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是十三亿“统治的个人”，或者热爱生活的亿万人民自己创造出来的。其中处在“原点文化”位置的三秦大地的人民，可以说对丰富和扮靓这个核心价值的思想宝库贡献殊伟！

由于李仙娥和王琪玖教授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来研究关中秦人文化性格，以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所以就表现出一种超越利奥塔所说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而钟情“小型叙事”的后现代文风的文化自觉意识。于是，由他们挖掘出的关中秦人的文化性格，就较多的是从公民层面立论言说的。这就是说，关中秦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贡献主要是在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四个方面。李仙娥和王琪玖教授著作文笔体现形象思维和理论思维高度整合的鲜明个性。因此，书中所传递出的上述价值元素，就多半是用见微知著、情理交融、史论结合的方式体现的。如就爱国讲，书中就筛选出了几个极具典型意义的个案：譬如关中蒲城的王鼎和后来的杨虎城，他们分别用尸谏和兵谏的悲壮惨烈的形式，彰显和演绎了关中秦人从历史到现今“一以贯之”的血性意识和家国情怀。不啻是个案，两位教授还对“关中愣娃”的群体进行了聚焦：这就是对中条山之战的爱国精神的礼赞！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对关中秦人爱国精神的挖掘，已经从具象层面的历史故事的叙述，上升到了抽象层面文化逻辑的思考。譬如通过对周、秦、汉、唐四大朝代历史文化的挖掘，给人们展现出这样一个图景：即关中秦人“法先王”和“大一统”正统情怀，“宅心仁厚”“宅兹中国”“安土重迁”的家园精神，“惟大是求”“整体考量”“立立继开”(张载四句话之浓缩)的使命意识和“国家意识、国家思维、国家战略、国家行动”的政治取向，绝对不是偶然的品性，而正是中国轴心时代创造历史的三秦儿女基于历史积淀的必然的心路历程！就敬业讲，则主要体现在对基于神农故里发达农耕文明的积淀而形成的关中秦人“重农为农”，以农为“正事”的价值偏好的挖掘。

一般而言，敬业者就要强调规矩意识，而两位教授对关中秦人凡是都要讲规矩，酒场不耍赖，职场守本分的性格的挖掘，就是对关中秦人规矩意识的首肯。这使我们依稀看到了孔子的得意门生子游在武城做官时讲到的那个“行不由径”的澹台灭明的可爱形象。看来被誉为“关西孔子”的“四知太守”杨震的所恪守的“君子不欺于暗室”的规矩做人，以及基于这一价值底线的“暮夜却金”的嘉言懿行之美德并非个别案例。显然，关中秦人的规矩意识，对今天我们在战胜“潜规则”中优化政治生态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的实施，依然有着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诚信展开来讲就是忠诚信义。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个看成是贵族时代的“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关中自古帝王都。关中秦人的忠诚信义，本质上讲就是一种贵族精神。因而从一开始就突破了“小人诚”(王夫之语)的限囿而臻至“君子诚”(同前)的“识大体，顾大局”的境界。我们在《关》一书中，已然看到了关中秦人在这方面的风骨。这就是对“公以去私，用绝党争”的坚守！可见，关中秦人的“诚”就是崇礼仪、重名节、尚道义的“诚”，而非“硁硁然小人也”的真小人式的“诚”。因为关中秦人的“诚”总是把家园幸福、社稷安全、天下公利、百姓福祉放在首位。这些价值诉求就是书中反映出的和没有反映出的周公、商鞅、杨震、司马迁、张载、吕大忠、李颙、李因笃、李柏、王恕、刘古愚、牛兆濂、张季鸾、杨虎城、李虎臣、孙蔚如、赵寿山、刘志丹、魏野畴、杨伟民、徐特立、龚德银、巨晓林、张伯声等人体现的。公民层面的核心价值之最后一个元素就是“友善”。和这个“友善”对接的关中秦人文化性格，就具备了某种复杂性的特征。这是一种巨大的真实。而这个真实也被两位教授挖掘了出来。因为渭水既是生道之水，也是立儒之水，还是阐佛之水，更是形墨之水和成法之水。于是乎，关中秦人的“友善”就具备了某种开阔恢宏、综合杂多和厚重笃实的生命品相。即是讲，这个“友善”既可以表现为超越功利的岐周儒家文化的温柔敦厚和宽恕仁爱；又可以彰显为秦文化的经济理性和效用主义；还可以表现为道家文化的面冷心热和木讷迟暮；甚至表现为墨家文化的克勤克俭和佛家文化的慈悲为怀等等。正是多元文化的交汇碰撞，才造成了关中秦人在“友善”价值诉求上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被王琪玖教授一一进行了绝妙的揭示：即关中秦人“既重亲情，重礼数，崇礼尚德，又重功利，轻人伦，遵法寡义”。甚至造成了“兄弟情谊不如姐妹情谊，父子情谊不如父女情谊，师生情谊不如结义兄弟情谊”的独特人文景观。

同时，社会唯名论视域下的个人也即是社会。在《关》一书中，我们还看到两位教授打通社会和公民关系，以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关系的努力。这就是对关中秦人在社会层面所创造的价值元素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对陕南楚文化中自由平等元素的挖掘和对秦文化中的公平正义等价值元素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