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波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牛弘(545—610)，字里仁，隋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陕西长武一带)人。他在隋朝历任秘书监、礼部尚书、太常卿、吏部尚书等职，是杨隋时期朝廷重臣，更是隋朝一代文化制度建设的重要人物。有基于此，后世对牛弘的关注便始终不断，但对其生平事迹的掌握却不甚清楚。甚至在某些记述之间还存有明显抵牾，如《隋书》与《北史》牛弘本传就有“本姓尞氏”和“改姓遼氏”之异。后世论者对牛弘生平事迹的记述也颇有出入，致使牛弘生平履历更加模糊不清。在今人的研究中，除杜志强《牛弘姓氏、著述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10期)就牛弘姓氏和著述问题有所考辨之外，鲜有对牛弘生平事迹展开讨论而有所增补者。相关研究中偶有论及牛弘者并对其一生的经历及其主要事迹的记述也过于简略甚至有失事实。

一、姓氏考

关于牛弘家世、姓氏，《隋书》《北史》均有记载，然两书稍有出入。前者记载为：“本姓尞氏。祖炽，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赐姓为牛氏。”[1]1297后者则记载为：“其先尝避难，改姓遼氏。祖炽，本郡中正。父元，魏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复姓牛氏。”[2]2942《北史》称“遼氏”。《汉语大字典》释：“姓，《通志·氏族略五》：‘遼氏，何氏《姓苑》有遼氏。’”[3]4140《隋书》称“尞氏”：“姓。《集韵·萧韵》：‘尞，姓也。’《续通志·氏族略六》：‘尞，见《姓苑》。隋尞允，后魏侍中。’”[3]612从以上典籍所引内容来看，无论是“遼”还是“尞”，均指同一人之姓氏(即尞允)，因此这里的“遼”与“尞”应该是通用的，同指一个姓氏，而不是两个姓氏。这是首先需要言明的。

当然，尞(遼)并不是牛弘的本姓。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记载：“遼，出《姓苑》。又魏将军牛金避司马氏难，尝改姓遼氏。至后周工部尚书遼允，始复为牛氏。”[4]146该书还有一条关于牛金的记载：“又魏将军牛金亦尝避难改牢氏。”[4]161该书对“尞”氏的记载是：“本姓牛氏，魏将军牛金为司马宣王所杀，子元定避难安定，改姓尞氏。”[4]146此处说明更为清晰明白：牛金被司马懿所杀(因“马后有牛”的谶语)，而其子牛元定被迫逃到安定避难。综合以上文字可知，牛金之子牛元定避难，最初改姓牢氏，之后再改遼氏。“牢”和“遼”，其发音相当接近。从“牛”与这两个字的比较来看，牛金后人只使用“遼”这个与“牛”发音相近的姓氏，改掉“牢”这个在发音和字形上都与“牛”更为接近的姓氏，可能更符合当时避难的现实需要。明人凌迪知曾就改姓之事下有按语，其言曰：“避仇之说多非。或省文，或讹音，何必为避仇也？据皇甫谧云，凡氏遭秦乱避地，添水为汎氏。此何所凭哉？凡氏者，凡伯之后，以国为氏。汎者，周之邑也，其大夫食邑于此，其后之人，以邑为氏，自是两家源流。应知避地改姓之说多附会。然疏广之后为束、为太傅。牛金之后，为牢、为尞，此又为避地之事，明矣。”[5]卷3凌迪知对改姓之说持谨慎态度，但是对牛金后人改姓之事却较为笃定。这也侧面验证了安定牛氏乃牛金后人无疑的事实。

另据《周书》记载：“又有安定尞允，本姓牛氏，亦有器干，知名于时。历官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工部尚书、临泾县公，赐姓宇文氏。允子弘，博学洽闻。宣政中，内史下大夫、仪同大将军。大象末，复姓牛氏。”[6]670这段史料说明牛氏在恢复原姓氏之前，还经历过被赐姓宇文氏的阶段。对于这个赐姓的时间，《周书》同样也有记载：“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6]36这实际上是西魏恭帝元年(554)年末宇文泰主导之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曾引洪迈之言解释“诸将功高者”，从李弼、赵肃、赵贵、杨忠到樊深共24人计22姓。其中既没有尞允其人，也没有被赐宇文氏者。这里存在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当时尞允正是“所统军人”，所以自然要从其主将宇文氏之姓。一个可能是尞允并不在当时赐姓之列。 但是我们更倾向于前一种说法。

当初宇文泰收聚贺拔岳之众时在魏永熙三年(534)，曾上书北魏孝武帝元修请求缓兵东进，其言曰：“军士多是关西之人。”[6]6由此说明宇文泰之部众应以关西人士为主。而实际上在此之前，宇文泰在平定万俟丑奴时，曾随贺拔岳入关。“及平丑奴，定陇右，太祖功居多，迁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增邑三百户，加直阁将军，行原州事。”[6]3也就是说，宇文泰入关后曾在原州做过地方长官，此处与当时安定所属的泾州相邻。同时贺拔岳被侯莫陈悦谋害之后，宇文泰继统其士众也正是在泾州之平凉。所以尞允成其部众的可能性较大。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表明，尞允当时以武人身份成为宇文泰部众之可能性，那就是牛弘在后周的官职。“允子弘，博学洽闻。宣政中，内史下大夫、仪同大将军。”[6]671“宣政”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年号，当在公元578年。而考察牛弘出任官职，“仪同大将军”是“北周武帝建德四年改仪同三司置”，“主要授予有军勋的功臣及北齐降官”[7]293。牛弘不是北齐降官，只能是有军勋的功臣。但是他本人也不是武人出身，更不可能建有军功，所以很可能是军勋功臣之后。而“内史下大夫”则是掌文翰制度的文官，这才应是牛弘实际的职守。因此，回头再来看，牛弘之父尞允当时被赐姓宇文氏的原因，是其为宇文氏部众的可能性较大。否则，若以他当时即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工部尚书、临泾县公”的身份，在宇文泰赐姓诸将的时候而没有赐予单独的姓氏是不合常理的。

这一推测还有另外一些案例可以佐证。北方士族崔谦、崔说兄弟就曾被赐姓宇文。史书记载：“(崔谦)从周文解洛阳围，经河桥战，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又破柳仲礼于随郡，讨李迁哲于魏兴，并有功，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直州刺史。赐姓宇文氏。”[2]1165从崔谦的官职来看，与尞允相当，他被赐姓宇文而没有另赐他姓，情况应该跟尞允类似。这也颇能说明尞允与宇文氏之关系应该是相当亲密的。

对宇文泰赐姓之事，大象二年(580)，实际执掌朝政大权的杨坚恢复赐姓者原姓氏时也曾提及：“太祖受命，龙德犹潜。箓表革代之文，星垂除旧之象，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玄。文武群官，赐姓者众，本殊国邑，实乖胙土。……诸改姓者，悉宜复旧。”[6]135杨坚在掌握北周政权后，恢复北方汉人原姓理所当然也得到北方士族的纷纷支持。至此，牛氏家族才真正恢复了本姓。

二、生卒年考

古人对牛弘出生时间较少关注，但是根据今人的研究习惯，往往对其生卒年需有一个交代。这就使得牛弘的生卒年成为目前牛弘研究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今人一般将牛弘的卒年确定在公元610年，这个认识较为统一。牛弘的卒年，实际上史料有确切记载：“六年，从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于江都郡，时年六十六。”[1]1309“六年”指的是大业六年，即公元610年。后世对这一记载并没有疑问，且《隋书》撰者魏征等人在此时正当壮年，可以说是与牛弘同时代人，他们对牛弘逝世时间的记载应该能够据信。若按照这一时间，倒推66年，应该就是牛弘的出生时间，即公元544年。但是古人也可能采用虚岁计算年龄，因此这一推算还不可靠。也就是说，牛弘出生于公元545年也有可能。这就是目前学界在牛弘生年时间上存在的分歧。如杜志强《牛弘姓氏、著述考》、张晓颖《牛弘、胡应麟与“图书厄运”的历史探析》均将牛弘生年确定在公元544年。而陈林《牛弘图书馆学思想初探》、梅海燕《对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的探讨》、王昭义《牛弘与隋朝的文化制度建设》、罗康泰《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简析》却将牛弘生年确定在公元545年。因此，要明确牛弘的生年还需要其他证据。但是初步确定在公元544或545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按照古人以虚岁记年的习惯，应以公元545年为宜。

三、仕宦经历考

史书对牛弘在隋一代的仕宦经历记载得比较详细明确，而在隋之前的仕宦经历特别是任职时间则比较简略。因此考察牛弘的仕宦经历主要是考证其出任官职的时间且应以北周时期为侧重点。

(一)仕周经历

1.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纳言上士

牛弘在隋以前的仕宦经历，史书略有记载。《隋书》有文曰：“在周，起家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俄转纳言上士，专掌文翰，甚有美称。加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其后袭封临泾公。宣政元年，转内史下大夫，进位使持节、大将军，仪同三司。”[1]1309《北史》的记载与此大致相同：“仕周，历位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纳言上士，专掌文翰，修起居注。后袭封临泾公，转内史下大夫、仪同三司。”[2]2493相对而言，《隋书》的记载更详细一些，基本可以据信。然而这里还存在一个难题，那就是时间问题，无论是《隋书》还是《北史》对牛弘任职的时间都没有交代，这是我们需要考证的关键。

虽然史书没有记载牛弘仕周的确切时间，但其中也有时间提示，并且其所任官职本身也有相应的时间范围可供考索。牛弘仕周的第一个官职是“中外府记室”，是“中外府”的属官。而“中外府”其全称是“都督中外诸军事府”。北周时宇文护曾任其职：“(保定元年)以大冢宰、晋国公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6]64保定元年即公元561年，牛弘才16岁左右不太可能出任此职。况且对牛弘初出仕的介绍之前还有“及长，须貌甚伟”的提示。因此，我们认为牛弘初仕应在其成年之后。而“内士上士”是春官府内史司属官，牛弘曾短暂出任此职，其时间更难确考。但是在这两个职位之后，“俄转纳言上士”这一记载却带有更多颇有价值的信息。因为通过“俄”一词可知，牛弘出任此职的时间与其初仕北周任职中外府记室的时间相距不远。而“纳言上士”一职是“北周武帝保定四年改御伯上士置，为天官府纳言中大夫属官。正三命”[7]492。也就是说牛弘最早出任此官应该在保定四年即公元564年。此时牛弘年龄二十左右，也的确符合成年且初入仕的情况。同时宇文护也仍旧“都督中外诸军事”，且为天官府大冢宰。牛弘在“纳言上士”一职上专门负责文书的撰写工作，而且也同样为天官府属官。可能在这个职位上的时间相对会久一些。另牛弘与弘农华阴人杨素为同学，两人年龄相仿，且两人初仕都是中外府记室。而杨素初仕则在“周保定五年，起家为中外府记室”[8]241，保定五年即公元565年，此时牛弘已转任纳言上士，从时间上来看也完全吻合。据此说明，以上的推断也是较为可信的。

2.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袭封临泾公

《隋书》在牛弘任职纳言上士之后，提到牛弘“加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1]1309，纳言上士是天官府属官，也就是说在建德元年三月宇文护被诛杀之前，牛弘还是其属官。“威烈将军”和“员外散骑侍郎”是加官，根据阎步克先生的解释，这是北周采取“双授”制度之故。由此看来“威烈将军”是武号军衔，“员外散骑侍郎”是文号散官，官品则是正三命，与“纳言上士”同品级。“修起居注”才是其职事，修起居注官员虽然往往由“他官领之”[9]6644，但是已经隶属于集书省，显然是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官员。牛弘由长期供职的天官府转为直接为皇帝服务，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牛弘修起居注应该是在建德元年即公元572年之后，因为此时牛弘离开宇文护把持的天官府是极有可能的。《隋书》称：“(牛弘)绸缪省闼，三十余年，夷险不渝，始终无际。”[1]1310如果这一记载确切，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时间信息。省闼是指“宫中；禁中。又称禁闼。古代中央政府诸省设于禁中，后因作中央政府的代称”[10]1179。牛弘起家任天官府属官，照理也是中央官员，但是天官府不属于中央诸省范畴。而牛弘出任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则属于集书省。从其去世的大业六年(610)到北周建德元年(572)，其时间距离也的确在“三十余年”这个范围之内。然而倘若从牛弘的其他官职来推算这一时间则显然难以符合这一时间要求。所以我们将牛弘出任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的时间断定在公元572年之后，应是较为合理的。而袭封临泾公应当是其父牛允去世之后，时间应该是牛弘“修起居注”之后而又在宣政元年(578)之前。

3.内史下大夫，使持节、大将军，仪同三司

牛弘在以上职位的任职时间，《隋书》记为“宣政元年”即公元578年。这也是牛弘在北周的最后一任官职。内史下大夫为春官府内史司次官，其职守为“佐内史中大夫掌纶诰，并参议刑罚赏爵以及军国大事”[7]76。这应该就是牛弘在入隋之前的实际职掌，官品正四命。而使持节、大将军，仪同三司是其勋位，等级较高，为从九命，显然是继承其父勋爵之故。《周书》则记载为：“宣政中，内史下大夫、仪同大将军。”[6]670“内史下大夫”与《隋书》相同，“仪同大将军”虽与《隋书》记载有别，但均为勋官无疑，因牛弘从出仕开始一直出任文职并无从军经历。这也再次说明牛弘之父牛允在之前的确建有卓越军功。牛弘担任内史下大夫直到隋朝开皇元年即581年，在任有3年之久。

(二)仕隋经历

1.散骑常侍、秘书监

据《隋书》记载，牛弘入隋后任职为“迁散骑常侍、秘书监”。散骑常侍在隋朝是门下省属官，掌值朝陪从。因此牛弘担任此职应是一个虚职，其实际职守还是秘书监。“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1]1309这是牛弘在隋朝文化建设方面的一大贡献，也为他在隋朝的地位奠定了基础。牛弘请开献书之路的时间，此处记为“开皇初”，较为模糊，同书《经籍志》则明确记载：“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1]908牛弘在充分掌握了隋朝图书现状之后，有的放矢地向隋文帝提出了收集、整理图书典籍的建议，其时间《隋书·经籍志》记为“开皇三年”，也没有脱离“开皇初”的时间范畴，因此可以据信。这个建议得到了隋文帝的支持，于是“一二年间，篇籍稍备。进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户”[1]1300。据此推断，牛弘因奏请献书之策而受封也应该是开皇五年至六年(585—586)之间的事。牛弘在秘书监任上做出了卓越贡献，开皇三年(583)因转任礼部尚书而离任。

2.礼部尚书

《隋书》记载:“三年，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世。弘请依古制修立明堂。”[1]1300这是所谓“制礼作乐”，“制礼”的部分，也是凸显牛弘文化历史贡献的重要职位。遗憾的是牛弘所奏《明堂议》，因时事草创、未遑制作，而没有施行。牛弘在礼部尚书任上有3年之久。

3.太常卿

《隋书》记载：“六年，除太常卿。”[1]1305牛弘在这个职位上完成其“正乐”的主要工作。到其转任吏部尚书，牛弘在太常卿任上长达13年之久。可见正乐工作耗费了他大部分精力。因此其正乐的历史贡献也应该特别引人注意。

4.吏部尚书

《隋书·高祖纪》明确记载：“(十九年)九月乙丑，以太常卿牛弘为吏部尚书。”因此，牛弘出任吏部尚书的时间应该在开皇十九年即599年。牛弘在吏部尚书任上颇有政绩，史书称：“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才，务在审慎。”又说：“隋之选举，于斯为最。”[1]1309可见后世对其评价之高。在此职位上，牛弘于大业二年(606)进位上大将军，三年(607)改为右光禄大夫，从二品。大业六年(610)从幸江都病卒于此，时年66岁。牛弘在吏部尚书任上亦长达11年之久。

四、主要事迹简考

牛弘的主要贡献在政治、文化制度建设方面，因而他的主要事迹也集中体现在这些领域。目前学界对牛弘之文化贡献的阐释较多，故而对其相关事迹也有所交代。本文于此仅从牛弘生平履历的角度对其从事的重要文化活动略做阐述，同时对相关事迹的时间稍加考证。

(一)与达奚震议铁尺，撰《同律度量议》

牛弘仕周之事迹鲜有记载，但与达奚震议论铁尺之事，《隋书》却有明确记载：“(宋氏尺)周建德六年(577)平齐后，即以此同律度量，颁于天下。其后宣帝时，达奚震及牛弘等议曰”[1]406。达奚震乃北周武将，军功卓著，他与当时任内史下大夫的牛弘等讨论度量衡概其司职大宗伯之故。况达奚氏并无其他相关论述，故而我们怀疑牛弘才是奏议的实际撰写者，时在公元579年。到隋朝继续讨论此事的首倡之人也是牛弘，因此后世将牛弘与达奚震议铁尺之论文归属于牛弘名下也不无道理。

(二)奏献书之策，上《请开献书之路表》，撰《隋开皇四年书目》

牛弘在秘书监任上的一大贡献就是于开皇三年(583)向隋文帝提出广开献书之路的建议。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一文中首先从古代圣王的统治之道入手，通过分析总结，他明确指出,“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1]1298在充分阐明图书典籍于“治国立身”的重要性之后，牛弘紧接着梳理了古代图书典籍发展的历史，提出了著名的图书五厄论。根据当时书籍的残缺情况，牛弘提出了收集天下遗逸图书的对策，即“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1]908。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不久官方图书就翻了一番达到三万余卷，隋炀帝时间数量更多，可谓效果显著。《旧唐书·经籍志》记载：“《隋开皇四年书目》四卷，牛弘撰。”说明牛弘不但建议搜集逸书，他还亲自对这些书籍文献进行书目的整理，这又是牛弘贡献于图书馆学的重要事迹。陈林《牛弘图书馆学思想初探》、梅海燕《对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的探讨》、张晓颖《牛弘、胡应麟与“图书厄运”的历史探析》、罗康泰《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简析》对此事均有记述，并对牛弘图书学思想有所阐发。

(三)修撰“五礼”百卷，又撰《依古制修立明堂议》《奏请定典礼》

《隋书·牛弘传》记载：“三年，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世。弘请依古制修立明堂。”[1]1300修撰五礼是一件庞大的工程，情况较为复杂，我们不妨先交代一下牛弘《明堂议》一文。此文对古代明堂的由来和作用进行了介绍、梳理，重点对周代明堂的规格进行了考证。依据郑玄和蔡邕的解释，结合后世的演变，对新造明堂提出建议是：“形制依于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阙之处，参以馀书，庶使该详沿革之理。”[1]1305牛弘的论证可谓详细有据，易于施行。但是终因限于当时局势而没有被采纳。而牛弘在礼部尚书任上主持编撰“五礼”百卷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五礼包括吉、凶、军、宾、嘉等五种礼仪，因而也不可能由牛弘一个人独立完成。实际上，《隋书·礼仪志》对牛弘上《奏请定典礼》之经过有明确记载：

开皇初，高祖思定典礼。太常卿牛弘奏曰：“圣教陵替，国章残缺，汉、晋为法，随俗因时，未足经国庇人，弘风施化。且制礼作乐，事归元首，江南王俭，偏隅一臣，私撰仪注，多违古法。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设重之礼？两萧累代，举国遵行。后魏及齐，风牛本隔，殊不寻究，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师旅弗遑，宾嘉之礼，尽未详定。今休明启运，宪章伊始，请据前经，革兹俗弊。”诏曰：“可。”弘因奏征学者，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亦微采王俭礼。修毕，上之，诏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1]156

牛弘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圣人之教化渐趋衰弱，国家的典章制度也有所缺乏且后代随俗因时又多违古法，因此要治国经邦，弘风施化，就必须制礼作乐。汉晋之后南北战争频繁导致礼仪谬误、缺乏也成常态。在国家一统之际，牛弘认为确立国家的宪章制度而革除旧俗正当其时。也可以说，牛弘从政治文化的高度阐明了制作礼仪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隋文帝的支持下，牛弘聚集了一批学者，共同完成了“礼仪百卷”，成为隋朝举国遵循的礼仪制度典范。其中参与者，据《隋书》记载有辛彦之、刘炫等人。牛弘众人完成这部著作的时间，显然是在牛弘《奏请定典礼》之后一段时间。从《奏请定典礼》的内容来看，明显是在平定南陈之前。考虑到此文又必然是牛弘在其太常卿之任上完成的。所以时间范围应该确定在开皇七年至八年之间(587—588)为宜。恰巧的是，在此期间，牛弘参与“开皇乐议”却并没发表议乐意见，可能也有编撰仪礼而无暇顾及的原因。当然，一朝礼仪不可能一成不变，至仁寿二年(602)，隋文帝又再次诏令修订礼仪，参与者有杨素、苏威、牛弘、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王劭等人，虽然牛弘已经改任吏部尚书，而实际上他仍是此次制礼行动的核心人物。

(四)主持“开皇乐议”，撰议乐论文并创作雅乐歌辞

牛弘在太常卿任上长达13年之久，太常卿者，“掌管宗庙祭祀礼乐”[7]138。因此牛弘在“制礼作乐”方面的成就也是相当突出的，当然牛弘在“制礼作乐”方面的成就也不仅仅是在其太常卿任上取得的。如果说修撰“五礼”奠定了隋朝礼仪制度是牛弘在“制礼”方面的主要成就，那么主持“开皇乐议”为隋朝定一代正乐则是牛弘在“作乐”方面的主要成就。

牛弘正乐是从开皇六年(586)出任太常卿开始的，但是“开皇乐议”却早在开皇二年(582)便已经进行。此事《隋书·音乐志》有明文记载：

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高祖不从，曰：“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邪？”是时尚因周乐，命工人齐树提检校乐府，改换声律，益不能通。俄而柱国、沛公郑译奏上，请更修正。于是诏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国子博士何妥等议正乐。然沦谬既久，音律多乖，积年议不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邪？”命治书侍御史李谔引弘等下，将罪之。谔奏：“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礼乐。斯事体大，不可速成。”高祖意稍解。又诏求知音之士，集尚书，参定音乐。[1]345

这段文字说明牛弘是以太常卿的身份参与议乐，则牛弘开始参与议乐的时间最早是从其出任太常卿的开皇六年算起。隋文帝之怒首先问罪的是牛弘，则说明牛弘是议乐的负责人。牛弘一生深得帝王信任，这一次历险也属少有情形，然而也侧面说明正乐并非易事。当然这次廷议的结果还是好的，“诏求知音之士，集尚书，参定音乐”。牛弘主持议乐的规模和规格都得到了提高。其后一段时间，郑译、苏夔、何妥等人就声律问题提出了各自的主张。但是牛弘此时还主要是名义上的主持者，他并没有发表意见。此事《隋书·音乐志》亦有明确记载：

时牛弘总知乐事，弘不能精知音律。又有识音人万宝常，修洛阳旧曲，言幼学音律，师于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调古乐。周之璧翣，殷之崇牙，悬八用七，尽依《周礼》备矣。所谓正声，又近前汉之乐，不可废也。是时竞为异议，各立朋党，是非之理，纷然淆乱。[1]347

所以这次议乐虽然在声律层面提出了很多新主张，但议乐最后带上了朋党之争的嫌疑。然而此后的议乐(开皇九年即589)，情况则发生了改变，牛弘议乐主张及其制乐活动始终是此后正乐的主线，且议乐主张与正乐过程同时推进，“开皇乐议”从理论论争转向理论研讨与实践实施双线并进的局面。先是牛弘在平陈获宋、齐乐之后的开皇九年(589)，向隋文帝上《定乐奏》。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音乐变化的历史，从政治文化的高度阐明了正乐的重要意义。这也是“开皇乐议”众人所不能。紧接着牛弘又主要从声律的角度，撰写《乐议》一文，讨论旋宫问题。在受到隋文帝的反对之后，他继而撰写《六十律论》，阐明六十律不可行。同时上呈另一篇议乐文章(《又乐议》)讨论当时的宫调问题。牛弘此时完全处于乐议的主导地位，当然其后仍有与乐议众人包括姚察、许善心、刘臻、虞世基等人联合署名撰写的《详定乐议》一文，对郑译的某些声律主张进行了批判，同时遵照隋文帝的意见强调雅乐黄钟宫的特殊地位。总之，牛弘综合乐议各家的声律主张，终于在开皇十四年(594)三月完成了隋朝一代的正乐工作，并且以《乐定奏》一文总结议乐的思路和方法。牛弘所上议乐之文，“上甚善其议”，杨素也推服不已，说明当时牛弘议乐得到皇帝及大臣们的高度评价。当然，以上只是列举了牛弘主持乐议的理论贡献。实际上，牛弘正乐活动还包括其他制乐活动，如亲自撰写雅乐歌辞、制定宫悬布陈之法、确定文武舞之规格、修订皇后房内乐、制作乐管并选遣知音之士承继传统音律等等。由此牛弘在隋朝一代音乐文化制度方面的贡献可见一斑。

(五)主持吏部，“隋之选举，于斯为最”

在牛弘四十几年的官宦生涯中，其担任吏部尚书一职的时间长达11年之久，仅次于他在太常卿任上的时间。牛弘在吏部尚书任上的主要成就是其选人的成功。《隋书》记载：“弘在吏部，其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才，务在审慎。虽致停缓，所有进用，并多称职。”[1]1309这个评价看似平淡，其实难能可贵。诚如刘劭所言：“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11]2所以知人善任并非易事，而牛弘选用之人，多能称职，可见其识人之准。如吏部侍郎高孝基，行迹看似轻薄，实则鉴赏有度、颇有洞见。而牛弘能“深识其真，推心委任”，说明其在识人方面的确有过人之处。

当然，在吏部尚书任上，牛弘依旧为隋朝礼乐制度的完善建言献策，如“论新礼降杀轻重。弘所立议，众咸推服之”[1]1309。又在仁寿二年(602)为皇后葬礼作仪注，之后又请除期练之礼等等。总之，牛弘在每一职任上都有突出贡献，特别是在隋朝礼乐文化制度的建设方面贡献颇多。“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1]1310这样的评价已足以说明牛弘在隋朝礼乐文化建设方面的历史贡献与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