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明

（温州日报报业集团 温州新闻网，浙江 温州 325000）

近代卫生防疫体系在中国的引入与建立始于清末[1]。到上世纪初叶，民国政府和广大民众开始摒弃驱瘟降魔的迷信做法，采取更加科学有效的防治措施[2]。一般区域核心城市采取了一系列抗疫减灾措施，包括海关检疫、卫生控制、推广注射疫苗，但是广大的边缘乡村地区因为卫生防疫资源的匮乏而难以克服疫情，从而造成了普遍性的大恐慌，陷入普遍失序[3]。抗日战争期间，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的肆虐曾给温州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当时温州官方与民间采取了一些积极举措予以防治，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1938 年温州各界应对霍乱大爆发为例，以《温台防守司令部防疫处工作报告》（以下简称《防疫报告》）①参见温台防守司令部防疫处1938 年《温台防守司令部防疫处工作报告》，本文以该报告为核心材料，文中未特别说明的史料均 来源于此。等史料为主要依据，并参考其他史料，考述抗战初期的温州各界协力防疫的简要情形。

一、1938年温州霍乱流行的背景与概况

中文“霍乱”一词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当中，此后的《伤寒论》 《肘后备急方》 《诸病源候论》等中医经典中，都有关于“霍乱”的记载。但古籍中所说的“霍乱”，与近代医学中的“霍乱”（Cholera）并非同一概念，而是指急性吐泻病。近代医学所称的霍乱直至十九世纪早期还只流行于印度次大陆，此后才向全球传播，造成多次大流行，其杀人程度超过鼠疫，成为最凶猛的细菌性流行病[4]。

有关温州霍乱的记载始见于清嘉庆、道光年间。“自一八二零年英国用兵缅甸，一旦霍乱流行，直由海道经缅甸达广州，波及温州及宁波两处，以宁波为剧。”①参见伍连德《中国霍乱流行史略及古代疗法概况》，《同仁医学》1935 年第8 期。转引自殳俏《上海霍乱1938》，复旦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2004年。此后，清末民国期间，温州多次爆发过霍乱。但是，这些疫情并非孤例，而往往都是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疫病大爆发的一部分。

对于1938年霍乱在全国的流行，目前尚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目前主要学术资源平台搜索可见的只有论文《上海霍乱1938》。该论文依据当时的相关档案、媒体报道认为，其病源来自内地，但通道却来自海上。在1938年夏上海霍乱之前，即有香港和湖南报告发生霍乱疫情，并且从当时报刊来看，紧接着整个广东、湖北、陕西都出现了严重疫情。此次霍乱还与这一年的酷暑有关。以上海为例，往昔霍乱流行很少在7月之前，大部分在8月开始，9月达到高潮，10月渐渐消退，12月则完全消失。但1938年的盛夏在五六月间就提前到来，几乎全国都一样。上海浦东从5月28日开始出现霍乱疫情方面的传言，6 月初公共租界发现霍乱，6月16日，公共租界当局宣布，上海全市已现“时疫之象”。7月，上海霍乱大爆发，至8月上旬达到高峰，持续了两个星期，大规模地流行则延续到11月才告结束，这也是上海近代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霍乱流行，11 365人染疫，2 246人死亡。作者认为战争造成的民众流离失所，饮食饮水条件恶化，公共卫生设施摧毁，为疫病的滋生与爆发提供了条件[5]。

根据《防疫报告》，1938 年温州这场瘟疫之发端可追溯于1937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因其时幸值晚秋，疫势尚未嚣张。但因除疫未尽，加之沪战以来，温州地位重要，成为内地各省与沿海交通之枢纽，商业繁盛，旅舍林立，人口骤然增多（温州此时与上海经贸、交通联系非常紧密，并有“小上海”之称[6-7]），以致未及一年，从1938 年6 月份开始便爆发疫害，且势如燎原，邑人有晨不预夕之感。

1938年7月1日《浙瓯日报》报道：“本埠近半月以来，霍乱蔓延至为迅速”“（温州城区）三（大）医院（收治霍乱）患病者有一百余人。”[8]7月5日，《温州日报》报道温州城区三大医院收治霍乱病患总人数已达466 人，其具体情况如下：瓯海医院（今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6月21日至7月3日共收284人，死亡29 人，现仍在院53 人；董若望医院（今温州市人民医院）6 月17 日至7 月4 日共收126 人，死亡25 人，现仍在院70人；白累德医院（今温州市中心医院）6月7 日至7 月1 日共收56 人，死亡7 人，仍在院2 人。三院收治霍乱患者死亡率均在10%以上，最高者达20%[9]。可见疫情发展之快，病患之重与死亡率之高。《浙瓯日报》当天的报道则称：“据医界人士表示：近来医卫进步，故死亡率大大减少，患者如早得相当治疗，死亡尚可减少云。”[10]《防疫报告》则称如不及时治疗，霍乱的死亡率一般高达百分之五六十。由于早期曾将“Cholera”音译为“虎列拉”（或称“亚细亚虎列拉”），故而近代又称“霍乱”为“虎疫”，时人有谈“虎”色变之感。由此，也可推知当时在郊县乡野，霍乱流行之下疫情极其恐怖。

二、1938年温州霍乱防控过程

1.军方牵头，各界动员，设立专门防疫机构

（1）温台防守司令部牵头组建防疫处与防疫委员会。《防疫报告》指出：以往对本地流行病的防治是由永嘉县临时时疫医院委员会每年夏令按例办理。但是由于抗战的全面爆发和温州地位的日益重要，永嘉城区（此时永嘉县包括今温州市鹿城、瓯海、龙湾三区及永嘉县，永嘉城区即今温州中心城区鹿城）之军民比之往年增加数倍，故而疫害一起，患者众多，其势甚烈，永嘉临时时疫医院委员会已经难以应付。为此，温台防守司令部（始设于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负责温州、台州沿海防务）特组设防疫处与防疫委员会。防疫处专司疫害防治，以驻军一零七师军医处长曹建东为处长，瓯海医院创办者之一杨玉生等为副处长，先后在联立中学（旧址在今名城广场）、东山书院（旧址在积谷山西南麓）等处办公。防疫委员会则召聚永嘉医、商、学、党、政、军等各界人士，以动员全社会群策群力。由军方的温台防守司令部，而不是由属于地方的浙江省第八区专员公署（即温州地区）来牵头组织防疫机构，自然与时局相关。此时抗战已经全面爆发，国家处于战时状态，实行战时管理，军方的权、责均大于平时。更重要的是，温台防守司令部的特殊地位有利于其获取更多的资源来组织防疫工作。温台防守司令部是根据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计划设立的[11]，温台海防工事建设也是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平津沦陷后首批研究并批准设立的两大国防工事之一。温台防守司令部直属于第十集团军，可直接指挥温州境内所有驻军及温州地方保安团与自卫队②参见1942年《温州守备区指挥部史略及浙东丽青温之役战斗详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787-10557。。这样的高规格配置，有利于温台防守司令部获得更多的资源。故而1938年疫害一爆发，防守司令段珩就直接电请中央支援，后来国民政府军政部也专门派防疫专业人员来温指导防疫工作[12]。

（2）各界动员，出人、出钱、出力。防疫委员会中有诸多杏林高手，施德福、管仲瑜、黄问羹、郑求是、陈梅豪、方朴如、李素冰、吕泰然等来自白累德、董若望、瓯海等温州各医院的院长、名医，有商界、金融界领袖杨雨农、翁来科、汪惺时等，还有文化界名人方介堪、陈仲陶、彭志川应邀列席，方介堪甚至还曾为防疫委员会做会议记录，并为委员合影题字。此外，还有温台防守司令、一零七师师长段珩，浙江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蒋志英，专员公署秘书王超凡，永嘉县长张宝琛，国民党永嘉县党部特派员吴国钤等党、政、军界代表。防疫处设有常务委员会，由曹建东、杨玉生、吴国钤、翁来科、陈卓生、王超凡、黄问羹、李素冰、杨雨农、张宝琛、马瑞安、戴绶先、管仲瑜、张益平等十余人组成。除防疫委员会外，还组织了募捐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前者管募捐，后者管收支，翁来科、杨雨农等人有防疫委员、募捐委员、经济委员三重身份。1938年7月4日至11月30日，共收到永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永嘉航业公会、浙瓯日报社、交通银行、温州地方银行、瓯海关、永嘉合作金库、永嘉县商会主席杨雨农暨各行业公会捐款、翁来科在沪募捐、各机关学校公务人员一日所得捐、温州各商号及个人捐款共24 425.043元，同期支出21 917.55元，节余2 507.493元。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浙瓯日报》几乎每日公布收到防疫捐款详情，《防疫报告》则将各项捐款及支出逐一列明公布，同时将防疫处及下属各单位支出均清晰列出，在财务信息公开与透明方面有可圈可点之处。《防疫报告》还将参与防疫工作的医生、护士、消毒队员、注射队员、化验员、会计、文书、庶务、司药、药剂师、事务员、调剂员、文牍员、技术员的姓名、性别、单位、职务、籍贯、住址亦逐一列出，从这些信息中能够看出，参与救治与防疫工作的除了永嘉籍人士外，还有不少温属其他各县乃至外省人士。可见，在当年战火纷飞的时局之下，各地方给予了温州防疫相当的援助。

2.开设时疫医院专门救治染疫患者

因当时霍乱患者激增，城内各大普通医院不堪重负、且易传染，故而组建时疫医院（疫患临时救治医院）专门隔离、收治霍乱患者。1938 年7 月5 日时疫医院第一院在大士门增爵小学（旧址在今温州七中）启用，可容纳两百余患者。7 月24 日，决定扩大时疫医院规模，以瓯海医院全部作为时疫医院第二院，专收霍乱患者。防疫处长曹建东兼任时疫医院院长，副处长杨玉生兼任时疫医院第二院副院长。

第一院7月5日至8月18日共收治病患计男1 273人，女656人，死亡男127人，女52人，死亡率男9.9%，女7.9%。第二院进院人数男250 人，女167 人，死亡男14人，女13人，死亡率男5.6%，女7.78%。时疫医院第一院开设伊始收治病患猛增，从7 月9 日开始住院患者突破100 人，最高峰时连续4 天住院患者高达160 余人，直到8 月12 日才回落到100 人以下，此后至8 月17 日回落到不足10 人。时疫医院第二院在高峰时住院患者人数在60 至80 人之间波动，进入9 月后才逐渐回落到50人以下，至9月15日回落至15人。

当年的医务工作者还将患者就诊、住院情况及其年龄、地域、职业做了统计分析，并制作成曲线图、柱状图、饼状图。虽然当年尚无电脑软件，但绘制得仍然十分精细、明了。收治的染疫者以温州城区九镇居民为主（时疫医院第一院截至7 月5 日至8 月11 日，收治霍乱患者1 838 人，其中城区居民占比79.6%），以成年人为主、青壮年为主（其中20 至69岁之间患者占比75%），以在家做家务者与工、商、农职业者为主（时疫医院第一院截至8月18日，收治霍乱患者中在家做家务者及工、商、农、车夫、挑夫、船夫、小贩占比97.5%）。

3.组建专业队伍大力防疫

治疫不如防疫。温台防守司令部防疫处组建注射队、化验科、消毒队，开展相关工作。

（1）推行霍乱疫苗免费注射。疫害爆发之初，温台防守司令部向中央防疫处申请大宗霍乱疫苗。后浙江省民政厅医疗防疫大队拨来混合疫苗900瓶，单纯疫苗600 瓶，翁来科在沪购单纯疫苗320 瓶，华美药房购得混合疫苗1 000 瓶，百亨药房购得单纯疫苗900 瓶，上海红十字会赠单纯疫苗876 瓶，此外，为节省经费，还曾从霍乱患者粪便中搜集病菌在温自制疫苗1 000 瓶，总计获得疫苗5 596 瓶，用去3 004瓶。温州驻军一零七师首先接受注射，凡注射官兵，无病患发生。永嘉各机关各学校，均经注射，亦完全无恙。时疫医院所收两千余病人，其中只有轻患者一人曾注射一次，其余此前均未经过防疫注射。但是，当年一般民众的卫生常识极度欠缺，虽言之谆谆，说者唇焦舌敝，竟置若罔闻，对打预防针抵制避匿诋毁，故极难推行。《防疫报告》认为：“此次霍乱流行，永嘉最早，预防注射亦最早。然仍未能及时扑灭者，因打预防针未能彻底普及故也。”注射队先是挨户注射，接着又采用拦路强制打针之法，虽历经三个月努力，总计在永嘉及乐清共免费注射霍乱疫苗99 417 人，其中永嘉（温州）城区17 万居民，接受注射者约8 万人，但防疫注射仍未能普遍推行。《防疫报告》感叹：“此诚堪叹我国科学之落伍，有以至于此，遂造成我民族最莫大关系之损失，生命之夭折者也”，深望“先知先觉之父老，详加解释者矣。”

（2）开展病原菌、饮用水源和冷饮食物化验。化验科自1938年7月1日开始工作后，7月4日收到瓯海时疫医院送检病人排泄物样本，确认永嘉流行之吐泻病为真性霍乱（亚细亚虎列拉）。嗣后，即接受永嘉县时疫医院、各公立私立医院、陆军一零七师野战病院送检吐泻病排泄物检验，共计66 人，其中真性霍乱32 人，假性霍乱6 人，无霍乱红色反应28 人。当年温州民众饮用水大都仰给于水井、水船。防疫处化验科于7 月5 日至8 月28 日，共对城内外公私水井及池水、泉水538处进行化验，发现约九成以上现霍乱红色反应或大肠杆菌。《防疫报告》列出各处水井、泉水、池水的具体位置、检测时间及结果。此外，还对售卖饮用水之水船化验109件，正常者46件，余63 件均呈霍乱红色反应。可见当时饮用水不洁为霍乱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13]。与此同时，化验科开展了对冷饮、食物的化验。7月11日至8月1日，共计化验永嘉各店摊所售冷饮食物共65件，包括冰淇淋、刨冰、凉粉、酸梅汤、生水冰、熟水冰、汽水、冰牛奶等，其中检出有霍乱菌者29 件，有大肠杆菌者1 件，正常者35 件。有病菌食品不仅涉及沿街摊贩，更有中山公园西湖菜馆、中山公园醉月楼、四顾桥公生园、中正路稻香村、大南门晶光冰厂、华大利菜馆等著名酒楼、字号。为此，明令禁止售卖以井水为原料的生冷食品、饮料，违者予以取缔[14-15]。

（3）病源消毒与水源消毒。防疫处消毒队于1938年7月8日成立，7月11日开始工作。实施病患家中消毒共964家（包括排泄物消毒、室内消毒、衣物及木器消毒等），并及时开展时疫医院消毒、运送病患的黄包车消毒[16]。当然还有极为重要的水源消毒，自7月12日至8月31日，共调查城区九镇公私水井814口，消毒19 790次。8月12日至8月31日，消毒水船883艘。

4.努力改善城区环境卫生

温州军政当局认为，欲扑灭时疫炽焰，非注意环境卫生不可，故而采取措施改善城区环境卫生。

（1）全城清洁大检查与大扫除。浙江省第八区保安司令部于1938 年7 月14 日召开公共卫生会议，决定于7 月19 日全民动员开展大扫除。防疫处胡建东处长特命消毒队长董世安、注射队长何子杰率全体队员分往各镇检查环境卫生。在检查中发现河边一面淘米洗菜，一面洗涤便桶，屠猪店将猪之排泄物冲洗入河，垃圾、污水倾倒入河等现象普遍存在。最令人意料不到的是瓯海医院流出之污水臭气扑鼻，一直无人管理，有传播病菌、贻害性命之虞。为此，防疫处制订计划，以逐步改良[17]。

（2）改建公共厕所。当时温州城内公私厕所600余，皆污秽不堪，臭气四溢，粪蛆满坑、苍蝇云集，实为疫疾传染之根据地。故在华盖山下建第一号模范公厕。耗时二十五天完成，耗资五百六十三元（此时法币购买力高，100 元可买一头大牛、一头小牛），可容16人（男10、女6）如厕，有纱窗纱门可以防蝇，粪沟粪池以水泥制成，可防水源污染，有空气亭、出气洞，保障空气流通，并有管理员住室，负责维持内部之清洁，每日用水冲洗。还拟于城东镇宝华局附近建二号模范公厕。又设计三号模范公厕，以造价两百元为原则，令各镇参照图样建造。

（3）改良垃圾箱。垃圾之收集，有关整个街道之清洁。因本城垃圾多随地倾倒，现有垃圾箱多样式不合，破旧不堪，仍多苍蝇聚集，实觉有碍卫生。故制造自动木盖之垃圾箱十只，交由警察局分置各镇作为模型，并限令各保按样制造。《防疫报告》还附有自动木盖垃圾箱之照片。

但以上三项措施，是否持续推行，效果如何，《防疫报告》均语焉不详。

三、结论与反思

1938 年温州霍乱历经三个月的防控，才基本结束。1938年9月12日，温台防守司令部防疫处召开第二次常务委员会议。会议经讨论决定，鉴于本埠霍乱业已扑灭，自16 日起缩小范围，继续治疗残余疫病，并兼办社会卫生事宜。对于仍需治疗的少数患者暂由瓯海医院代收，所需经费由该处供给[18]。10月29 日，召开第三次常务委员会议，会议决定即日起防疫处办理结束，将温台防守司令部防疫处改名为永嘉防疫处，另推许宗武（新任温州专员）、罗毅（新任永嘉县长）、杨雨农、陈卓生、杨玉生五人为保管委员，负责保管结余经费及器具，其中陈卓生为保管委员会议第一召集人。时疫医院结束后，剩余病人由瓯海医院收治，费用在该处节余经费中开支。此外，决定编印《温台防守司令部防疫处工作报告》500份，所需费用亦在该处节余经费中开支。

必须承认，经各方共同努力，此次瘟疫防治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前文所述，时疫医院第一院、第二院成立后在7 月5 日至8 月18 日间共收治霍乱患者2 346 人，加上此前瓯海、董若望、白累德等三家医院收治的466人，总计收治霍乱患者2 812人，除死亡267人，其他均告治愈。故而《防疫报告》中认为：“当赣、鄂、豫、湘、粤均告疫炽之时，而永嘉已幸告小安。”此外，防疫委员会在7 月22 日的会议上原则通过设立永久隔离病院案，决定由协济善堂四千余元存款为不动基金，但后续实际办理情形不得而知。

无庸讳言，以当年的交通条件、基层卫生防疫力量及民众的卫生健康意识，郊区及偏远农村的疫情之重、救治之难是可以想见的。在《防疫报告》收录的《为普遍注射告各界人士书》（未注明时间，当在同年八九月间发布）中亦坦承在城区疫病日渐减轻时，“试观各病院中，时疫病人其危笃者、死亡者，均为来自乡区之农民。考查远乡及邻县疫势，本月内疫死者成百累千，往往一乡一保中，数日间疫死百余人。”这当然只能从抗战时局与当日之国力、卫生防疫体制与效能、国民智识等方面去寻找根源了。

对于民国时期的疫病防治，一直是贬抑多于褒扬。但1938年的《温台防守司令部防疫处工作报告》及当时的媒体报道却呈现了一个与传统叙事迥异的防疫图景：军政协力，各界动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救治病患、注射疫苗，化验消毒，全城清扫，改善卫生等等，其中很多的举措，如建立时疫医院专门隔离、救济染疫患者（类似小汤山医院、火神山医院模式）、强制免费注射疫苗等等，直到当代各种传染病的防治，以及诸如“非典”、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的防控，都还在沿袭使用。这些史料的发现对于重新认识民国特别是抗战时期的防疫史，客观评价其防疫机制、防疫力量与防疫效果，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然，官方的报告与媒体的报道，还不能完全排除夸饰成效、纸上谈兵的可能，未来还应通过多来源的文献、口述史料的挖掘与比对，尽力还原历史的全貌。但毫无疑问，一个地域小历史的切片亦是中国艰难曲折的近代化进程在疾控与防疫领域的重要折射，更是中国在面对日本全面侵华与重大疫害流行双重袭击，必须为确保民族生存与延续而全力抗争时，民众精神、社会动员、政府治理、医卫水平等诸领域的真实体现。从这一意义上说，研究抗战中的抗疫，是对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百折不挠、坚韧不拔、舍己为人、扶弱济危之抗战精神鲜活而有力的阐发，更是当前全民抗疫、全球抗疫之时局下，从史学研究层面做出的积极回应，并可为之提供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