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河 王 青

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国别化的发展历程中，“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的生产与建构，在中国大陆毫无疑问具有“石破天惊”的历史价值。“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自1948年被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完整提出与倡导以来，其逐渐成为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工作原则、方针和路线，指导和规范中国新闻实践的前进航向。在2016年5月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曾明确创议，“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因此，对于新闻学研究者来说，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已成为我们的光荣使命与历史义务。“同哲学等人文学科相比较，新闻学的学科建设时间尚短，积累不多，水平也比较低。”[2]基于此，作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和重要内容，我们应从新闻学学科的理论和话语概念着手。“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作为无产阶级新闻学中最具中国特色的话语，对其历史缘起、建构动因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话语兼具物质性和精神性之特征，而文本既是话语的一种物质表现形式，又承载着其精神性的内容。因而，文本理应成为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向度和不可或缺的部分。这里所使用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文本，主要是指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相关的书面语言表现形式。笔者借鉴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在对“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的文本进行纵向梳理的基础上，进而对该话语生产的主体竞合及生成动因进行横向分析，旨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研究拓展一种新思路，开掘一种新视野。

一、“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文本的生成脉络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八个字及其承载的意义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一定的历史阶段演变而来的，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诞生之初到建国初期的几十年间，“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的生成主要经历了孕育与萌发、发展与产生、形成与强化三个主要历史阶段：孕育阶段指的是建党初期至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以前，产生阶段指的是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至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谈话以前，共识阶段指的是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谈话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一)孕育：意识的觉醒与探索的开始

建党初期，由于缺乏无产阶级办报经验，党的新闻事业深受民族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同人办报”模式，在当时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办报定势，为众多报人和报刊所纷纷效仿，如著名的令“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时务报》、邵飘萍所创办的《京报》、尊奉“四不”理念的新记《大公报》等，这些较为成功的办报模式，深刻地影响了陈独秀、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办报思想和办报理念。如陈独秀作为“同人办报”模式的推崇者之一，其领导下的《新青年》(1918—1920)和《向导》周刊等就体现出鲜明的“同人报刊”特征；毛泽东也深受梁启超办报思想的影响，其主持的《湘江评论》同样体现出“同人报刊”之中的“重视言论”“强调办报自主”“突出个人主义”等特征。

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严峻和革命斗争的逐渐深入，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的传入，以往的“同人办报”模式受到挑战。据学者考究，1926年，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就在《中国青年》上得到了部分译介。早在1928年，就有人指出“中央党报不是几个作者私人所编的杂志，乃是我们整个党对外的刊物”，代表的是党的立场和观点，并认为党员同志应对党的中央刊物负有两种义务，即“积极发表对于中央党报之批评的言论”以及“帮助他的发行”以使党的影响深入到群众中去。[3]此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报思想的影响下，全党更是开展了一场关于党报性质与作用的大讨论。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背后的具体含义进行探索，关注的侧重点也由开始的对党报整体性质、总体作用等宏观层面的把握，逐渐深入到对“如何办好党报”等具体实施方法层面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果。1930年3月26日潘文郁(笔名：问友)的《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1)1930年3月26日，潘文郁在《红旗》第87期上发表《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其中提到“今后自中央委员会以至支部的组织，必须将党报看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机关。要全体共产党的同志，要所有同情于共产党的群众，一律起来动员他的力量，扩大党报的影响，更提高党报的作用”。一文以及同年5月10日李立三的《党报》(2)1930年5月10日，李立三在其《党报》一文中明确指出“党报是要整个党的组织来办的，单只靠分配办党报的少数同志来做，不只是做不好，而且就失掉了党报的意义！”一文中的论述，可以说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文本的雏形。

首先，从“办者”责任的角度，明确了关心和参加党报工作不再是编辑部少数“同人”的工作职责，而应成为每一个党员的责任义务及其实际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具体做法包括党员和各级党组织要做党报的通讯员，为党报供稿，并有责任领导、培养和组织工农通讯员；经常阅读党报，帮助推销党报以建立党报的发行交通网应成为每一位党员的天职；等等。

其次，开始注重党报工作与实际相结合，注重发挥党报对实际工作的组织领导作用。例如，李卓然于1931年对李立三时代的党报模式提出了批评，认为“在立三路线下，党报形成一个单纯的对外的宣传品”“忽略了党报对各种实际工作的指示性”等；张闻天也于1933年发表文章，就当时党报上存在的新闻报道多空泛而肤浅的议论、而缺少一些具体而真实的材料，党报工作无组织、无纪律，各级领导机关缺乏对党报工作的关心和指导等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红色中华》一直以来只是中央政府名义上的机关报，而实际上并没有达到作为一份中央政府机关报的标准[3]等。

最后，开始重视党报的文字风格和编辑形式问题。在该时期，李立三、毛泽东、潘文郁、瞿秋白等人都曾对党报的文风问题提出过意见，认为党报的文字应尽量通俗化，应采用读者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1931年，毛泽东在《普遍地办〈时事简报〉》一文中对《时事简报》的具体编写内容和编写方法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如“登消息的次序”应由近及远，“严禁扯谎”[4]等，这些论述深刻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新闻业务思想，并在此后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过程中被吸收和采用，逐渐成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内涵中的一部分。

1940年，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指出，“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4]。这里同时强调“办的人”和“看的人”，说明了办报的主体范围和依靠力量不再限于党内少数人，而逐渐扩展至全党及全体人民群众。1941年，重庆《新华日报》社论《本报三周年》中指出，该报从目标定位方面来说，它是中国人民大众的喉舌，而从性质和所有权方面来说，它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创办的，因此，它不仅应做到尽量为中国人民表达衷曲，而且应能够完全传达中共的意见[3]。它明确了党报在党和人民之间所应扮演的角色及所应承担的责任，即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同年，《新中华报》也在其社论《纪念本报新刊两周年》中强调“一个真正人民大众的报纸，没有广大读者参加报纸工作，也势不可能”[3]，可见，密切联系群众，动员群众的力量参与办报也是办好党报的一个重要因素。整风前夕，毛泽东在为中宣部起草的宣传要点中再次强调动员全党力量的巨大效力，号召“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注意进行宣传以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4]。

(二)产生：范式的转换与话语的形成

1942年3月，毛泽东提出要使党报朝着“增强党性和反映群众”的方向改进，为了把党的报纸刊物办得更好，不仅“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还要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士参加编辑委员会[4]，鼓励他们为办好党报建言献策。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座谈会上，他又强调“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4]。4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开始改版，在其《致读者》社论中提出党报所具备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等品质，并以这“四性”作为党报改革标准和目标。

1942年9月，博古所撰社论《党与党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明确阐释了列宁所言的“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之中的“集体”并非指报馆的同人集体，而是指“整个党的组织而言的集体”；认为党的新闻工作者不应做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无冕之王”，而应做人民的“公仆”，每一个党的工作者都应牢记自己的责任，“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使“党报不但要求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息息相通”。[3]可以说这是对以往那种“同人办报”模式的彻底否定，“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一新范式在与“同人办报”的旧范式进行竞争博弈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胜利，标志着“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正式登上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舞台。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了重要的工作方法，即“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5]，这一经典论述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了党的各项事业的发展，包括党的新闻事业，“即新闻生产的逻辑也按照群众路线的原则进行了重构”[6]。同年记者节，时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陆定一发表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缘起之作，不仅为当时《解放日报》的改版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的建构提供了思想助力。在该文中他提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而“这种报纸，不但有自己的专业的记者，而且，更重要的(再说一遍：更重要的！)是它有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联的非专业的记者”“有了这条路线，这个方针，又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共产党的组织为依靠，再加上忠实于人民事业的有能力的专业记者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办出一个头等的报纸”。[7]在陆定一看来，党对党报的组织领导、群众对党报的参与支持以及党报工作人员的上下联通，三者之间密切结合和协调配合才是办好党报的关键，才是党的正确的办报方针和路线。而这正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的真正意义所在，正如甘惜分所言，“‘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经常并提，并不可分割……只有编辑部内的新闻工作专家与编辑部外的广大群众相结合，即群众办报与专家办报相结合，才是无产阶级的正确办报路线”[8]。

1944年2月16日，距离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已接近两年时间，在《解放日报》创刊1000期之际，该报发表了社论，社论中指出“这一年又十个月中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由于实行了这个方针，报纸的脉搏就能与党的脉搏呼吸相关了，报纸就起了集体宣传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这是“全党办报”四个字第一次以一个专有名词的形式出现在党的中央级的大众媒体之上，从此“全党办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办报”的重要方针被广泛认可。自此，“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范式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彻底战胜了“同人办报”的旧范式，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实现了库恩所言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3)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把新范式与旧范式之间相互竞争，新范式最终战胜旧范式的过程称为“范式转换”；并且认为这种转换是一种世界观的转换，新旧范式之间没有公约数，具有“不可通约性”，正如他在书中所做的比喻那样：“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也标志着“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的表层内涵、深层意义、社会地位等都获得了重大发展。

毛泽东正式使用“全党办报”是在1944年3月22日的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座谈会上，当时他的原话是这样的：“这样来办报纸，那末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叫做全党办报。”“千把种报纸”确是从办报的规模方面来说的，那么“这样”又具体指的是什么？综观全篇文献，可以分析出毛泽东在文中有这样几层意思：①强调要多办报纸(包括墙报)，尤其要多办地方报纸；②领导要充分认识到报纸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办报作为一种像开会一样重要的工作方式；③采用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报方法，提出首长要把墙报当作其用来组织工作、教育群众以及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武器，党员和非党员都可以参与进来，即“党与非党联盟”；④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扩大报纸的读者群，如文中提到了成立识字组、冬学、奖励模范等方法手段来扫除文盲。

1945年10月11日，《新华日报》在其社论《人民的报纸》中提出该报以后将努力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报纸，今后所采取的办报方针为“大家来办报”，文中还明确提到“向来总以为报纸是报馆所办的，但是人民的报纸其实是应该由人民大众共同来办的”，可以说，这与“群众办报”话语的表述和内涵已十分相近了。

1946年9月1日，正值记者节，《人民日报》(4)《人民日报》于1948年6月15日在河北省平山县里庄创刊，由《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华北中央局机关报，同时担负党中央机关报职能。194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随中央机关迁入北平；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人民日报》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并沿用1948年6月15日的期号。其中，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于1946年5月15日。上刊载了博古的第二位夫人张越霞的一篇文章——《学习博古同志》。据考证，在该文中，“群众办报”首次以一个专有名词出现，并且首次与“全党办报”以并列的形式出现，原文如下：“几年以来，博古同志日益熟练地把毛主席的思想具体运用在实际工作中，例如报纸与群众结合、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职业记者、基干通讯员和广大通讯员结合的思想……”[9]

1947年1月11日，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发表了9周年纪念日社论——《检讨和勉励——读者意见总结》，其中明确提出了“《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该论述被后来学者认为是“党性与人民性统一论”的发端，是对党的理论的一次重大发展，虽然这是第一次以文本的形式表述出来，但这种思想在党内早已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内在地规定了“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的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9月4日，《人民日报》上登载了三条来自冀南的9月2日的消息，其中最后一条《冀南太岳区党委指示改进党报》指出，太岳区党委与9月1日发出改进党报的号召，一方面要求该区各报以及全体新闻工作者普遍展开思想检查运动，另一方面要求“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精神，大家动笔，踊跃写稿……使我们的党报更好地与实际结合，更好的为群众办事”[10]。这条信息表明：在1947年9月1日之前，在地方党委内部就已经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公认为一种办报精神，并开始依照这种精神来指导各地的办报实践。

(三)巩固：观念的强化与地位的确立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的八字表述，虽然在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我们并不能否认毛泽东这篇谈话对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生成的重要意义，这也是目前学术界但凡涉及“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研究都必然会提到毛泽东的这篇谈话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观整篇谈话文献，全文共分9个自然段，前5个段落主要是从宏观上谈报纸应该具有怎样的作用以及如何利用报纸为整个革命事业服务的问题，这是毛泽东办报思想的精华所在；后4个段落主要针对《晋绥日报》的办报状况给出具体意见和改进策略。从整体来看，毛泽东谈论最多的字眼是“群众”，而这正是整篇谈话的中心。他认为，报纸应承担起“让群众知道”以及“团结群众”的双重任务。为解决这两大问题，首先要从根本上进行思想上的群众路线教育，其次要办好报纸，充分利用报纸来加强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认真贯彻群众路线是办好报纸的关键，具体做法有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依靠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的力量开起门来共同办报；把党的政策化为群众的行动；要求报纸工作人员向群众学习；等等。

事实上，在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之前，群众路线的思想经过1943年毛泽东对群众工作领导方法的论述以及1945年刘少奇在《论党》中对群众观点的论述，已经基本成熟，并已在党内外广泛传播。正如他在谈话中所说“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4]。然而，“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4]，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和这篇谈话的重点。而他的这句“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4]，正是党的群众路线对党的新闻事业提出的具体要求，但与此同时，也恰如其分地诠释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内涵，而且经由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解释与重申，“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一思想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

1948年5月15日，在《人民日报》创刊两周年之际，该报登载了一则启事，启事中写道：“党报是人民的报纸，希望大家今后本着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精神继续帮助并督促我们”[11]。“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作为一种办报“精神”，出现在了全国最具权威性的中央级党报上，可以说，至此，“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已经基本取得了全党的共识，其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提升。10月2日，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进行谈话，他在谈话中将报纸作为党与人民群众相联系的众多形式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将党的新闻工作者作为党在加强与人民群众联系过程中的重要依靠力量；他认为将“干部路线”与“群众路线”对立起来或者只讲“群众路线”而不讲“干部路线”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干部路线”与“群众路线”是统一的。他这里实际上强调的是党的各项事业离不开党组织的领导，同时也离不开群众的支持，两者缺一不可，并且相互统一，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论证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统一性、系统性特征。

1950年3月，时任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谈到改进报纸工作的方法时指出，报纸一方面要改善与领导机关的关系，既要保持自身独立负责的工作精神，又要服从党的领导，既要能被各级党委所帮助，又能给予他们帮助；另一方面，报纸应注重改善与群众的关系，其中他提出不仅要在群众的兴趣、利益、觉悟性、积极性等方面去引导群众、联系群众，并且把联系群众提高到政治原则的层面，还应首先着重联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成立读报组、教育通讯员等都是联系群众的卓有成效的方法[7]，等等。他的这些观点和方法无疑是对“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内涵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入。此外，在20世纪50年代，“利用报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一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被认为是增强党报战斗性的方法，在该段时期得到了党的领导机关的多次强调，其具体内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并成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54年7月1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该决议共由6大部分组成，分别对当时党报的基本任务、党报的宣传内容、批评与自我批评、发展基层报纸、整顿党报编辑部的工作、加强各级党委对其机关报的领导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这些方面都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该决议的提出，是对“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内容的整体总结和具体深化，标志“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已经不再仅限于一种精神或总的方针，而是具体到了党的新闻工作的各项政策、决议之中，从而不仅在总方向、总方针上指导着党的新闻事业，而且从具体的政策、方法、措施等微观层面上规范着党的各项新闻工作实践。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不再停留在领导人的讲话和党的文件中，开始由实践层面的话语和政策层面的探讨，扩展至理论层面的研究。如《办报一定要走群众路线》(1958)、《全党办报的新阶段》(1960)、《一定要依靠群众》(1958)、《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新闻队伍》(1960)等数十篇文献中都对毛泽东的这一办报方针进行了相关的内涵阐释与理论探讨，这对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地位的提升和强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生产主体的博弈与统一

在话语生产场域中，话语生产的过程并非由单一主体独自完成，而是由多个主体在互动、博弈、共融与统一等多种关系中共同完成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生产的主体主要集结于以下三大类：党中央的领导者(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如彭真、李卓然、潘文郁等)、报社编辑部领导者及成员(如博古、陆定一、胡乔木等)，不同的主体在“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生产中各尽其责，各展所长。

(一)“毛泽东路线”与“王明路线”

虽然在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取得了军事上的领导权，但其他方面的领导权并不在毛泽东手中，包括党报的领导权。此等状况甚至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开展之际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以至于陆定一后来在回想起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时谈到，“办党报首先要看什么路线，当时就看是王明路线还是毛泽东路线”[12]。就办报而言，这里所谓的“路线”问题，实质上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尤其是编辑方针上听从谁的领导、服从谁的指挥的问题。正如有研究指出，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以后，绝大多数在延安创办与出版的党的报刊主要是由张闻天负责的，“对宣传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显得不是很得力，与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斗争形势很不适应”[13]，这使得毛泽东的许多想法与主张不能及时与高效地宣达，其话语权遭遇极大挤压。譬如，毛泽东抗日战争初期撰写的《论持久战》一文最初想在《新华日报》(该报此时为王明实际领导)上发表，但由于王明等人的故意阻挠，终究没被刊发出来。

在博古建议下，1941年夏，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在延安创办一份新的中央级日报——《解放日报》，并任博古为社长。此时，毛泽东的话语权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但博古领导之下的《解放日报》仍然深受“王明路线”的影响，山头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等风气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与毛泽东所期待的“完全的党报”镜像存在云泥之别。“九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基本取得了党内的最高领导权，但全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尚没有取得统一，尤其表现在《解放日报》上，仍有许多“王明路线的残余”，不仅不能起到团结和统一全党意志的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着离心作用。因而，从这一角度来说，开展整风运动与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也是一种必然之举，如同陆定一后来回忆时所说，《解放日报》的改版实际上就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就是要使党的报纸为整风运动服务。在谈及改版的原因和背景时，他说“那时候军权已经不在王明集团手中了，但是在思想工作、政治工作中，王明集团的重要成员，还有大权。他们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还没有觉悟，全党的同志，对于王明路线是否错误和错在哪里，没有清楚的认识。这样的党领导革命，就很危险。所以整风运动是极其必要的”[12]。

1942年年初，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文章，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然而此时，毛泽东的这两篇文章并没有引起当时党报足够的重视，主要表现为将这两篇文章安排在了当时《解放日报》第三版的下半版，而且仅以几百字的短消息形式刊载。虽然这样的安排只是以往刊载中央领导人消息的一贯做法，但这显然引起了毛泽东对党报的不满，这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此时的毛泽东的权力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尚处于被压制的状态。3月11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虽然党的改造早已开始，但是党报至今并没有实现彻底的改造。3月31日，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座谈会上强调，各机关应将利用《解放日报》作为其经常的一个重要业务，必须好好利用报纸来整顿三风[4]。由此，毛泽东便开启了亲自领导改造党报工作和利用报纸推进整风运动的历史进程。直到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经历一年零十个月的改革，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并在其《本报创刊一千期》的社论中将此经验概括为“全党办报”，标志着《解放日报》改版完成。毛泽东在此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做出了多种指示，可以说，他直接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和《解放日报》改版运动的开展。最终，延安整风运动的高效推进，不仅使得“毛泽东路线”战胜了“王明路线”，而且还使毛泽东思想在全党上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毛泽东本人也取得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的绝对定义权和解释权。故而，可以说，毛泽东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文本的最主要创制主体。

(二)“大家办报”与“同人办报”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党报要依靠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共同的力量来办，而不是仅依靠报社内部的少数人来办。虽然这种“多数人(大家)办报”的思想在延安《解放日报》开始改版以后，已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但在改版以前，“少数人(同人)办报”仍然占据着话语的主流地位。如前文已指出，早在20世纪30年代，“多数人办报”的思想已经存在，如1930年，时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的潘文郁就提出，势必要将党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机关”，领导全体共产党员和“所有共情于共产党的群众动员起来，为扩大党报的影响和提高党报的作用而努力”。但这在“同人办报”思想浓厚的当时，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关注和重视。同年5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也提出“必须全体党员都来参加党的工作。党报是要整个党的组织来办的，单靠分配办党报的少数同志来做，不只是做不好，而且就失掉了党报的意义”；但不久后，由于李立三犯了“左”倾错误，他领导下的党报办报路线也开始遭到党内多数人的批判，他的这一主张自然也很难为人所认可。如1931年初，担任中宣部部长的张闻天就对其做出了批评，7月，李卓然亦是如此，认为“立三路线”指导下的党报俨然一个单纯的对外宣传品等。因而，此后一直到《解放日报》改版前期，这一“多数人办报”的思想仍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

延安《解放日报》创刊之初，博古心目中理想的报纸是大型的综合性日报，于是在办报实践中模仿了《大公报》和苏联《真理报》的办报方式，如每天发一篇社论，报纸版面须按照“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地”的次序编排等。虽然在政治上也坚持党的立场、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作中也十分注重读者的意见。但从整个办报实际来看，明显地，他所采取的办报路数是以新闻为本位的“党的新闻纸”路数，办报的主体和新闻生产的主体主要是报社的少数“同人”。如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而博古也在当日的《新中华报》上刊载了这一通知，对比之下，可以看出，博古所拟写的消息中多了“为着更多的反映国内外之一切消息”一句，“相信不是偶然，这多少透露出博古浓厚的新闻情结”[14]。而毛泽东心目中理想的党报形象和办报模式却并非如此，他强调党报应具有实际指导和组织作用，强调党要对报纸实行绝对的领导，强调报纸内容编排要“以我为主”、由近及远，强调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办报，等等。这从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所办的《时事简报》的模式中便可窥知，但直到在改版之初，博古也并没有完全得其要领。

在刑法立法和司法过程中，注意保护被害人隐私，在称谓、态度等方面有一个较为妥当的程序。比如不以“雏妓”等歧义性词语称呼卖淫幼女，可换成近年来倡导的失足女改称为“失足幼女”。这些行为是为了争取避免或最大限度减小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

直到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肯定了博古的进步，即“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4]。9月22日，博古发表了社论《党与党报》，其中他对列宁的“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一语进行了重新解读，突出强调了“集体”应指的是整个党组织的集体，而非少数报馆同人的集体；党的新闻工作者也并非“无冕之王”，而应做“人民公仆”，依此思维，党报不仅要在总路线总方针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且具体到党报上的每一字一句、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一言一行都“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3]。可见，博古终于得其要领。其实，正如有学者研究指出，“所谓由‘不完全的党报’转变为‘真正的党报’，实质上就是防止出现的‘独立性’，使报纸从形式、内容到体制，完全成为党组织的喉舌”[14]。到1944年2月，在延安《解放日报》出刊第1000期之际，博古发表了社论，将这一年多以来的改版经验总结为“全党办报”四个字，并突出强调了党报一定要全党来办，万不可再像以前那样仅靠报社内部的少数人去办；强调了办报不仅是全党的一件大事，还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一项重要本领，万不可抱有“置身事外”的想法和态度等。

(三)“人民公仆”与“无冕之王”

“无冕之王”是20世纪初中国自由新闻人追捧的理念之一，中国语境中的“无冕之王”不仅体现出对更高职业权力的追求，而且隐含“内圣外王”的话语模式[15]，在中国新闻文化语境中“无冕之王”之所以一从西方泊入以来就曾大行其道，风光一时，是因为它与中国“刚健有为”“士志于道”等传统文化思想有着某种价值诉求趋合之处。

“无冕之王”话语是由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归属于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话语体系之中。而“人民公仆”话语是由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尤其是由党报编辑部人员所提出的，是对他们自身身份的一种建设和构想，归属于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之中。两种话语主体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显现出它们的生产主体之间是一种竞争与博弈的关系。他们各自通过运用各自所拥有的资源(如报纸)对自身话语进行生产和建构而对他者话语进行批判和否定，从而达到占领话语权制高点的目的。

延安时期“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生产的过程中，“无冕之王”与“人民公仆”一直作为一对相对的概念不时被并举，在党报上更是被多次论及。如1942年9月博古在《党与党报》社论中就明确提出了党的新闻工作者不可做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无冕之王”，而应该做恭谨勤劳、为人民服务的“公仆”。1942年11月17日《解放日报》的社论《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中也认为，“无冕之王”是资产阶级的记者和通讯员对自我的标榜，他们把自己看得高于一切，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随心所欲地去写作和办事，而与此相对，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者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党和人民这一大集体的公仆，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服务的[17]。从而揭露了“无冕之王”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本质。1943年6月在《政治与技术》这篇社论中进一步对“无冕之王”的思想做出了批判，将其认定为一种主观主义的、宗派主义的“报阀”思想[18]。陆定一更是在其《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对“无冕之王”做出了严厉的批评，完全将这一话语放置在“人民公仆”的对立面，如他认为，“无冕之王”是国民党反动派(尤其是那批特务)对新闻记者的过度追捧，以至称他们为“先知先觉”，甚至还故意曲解历史，误导民众；他主张“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3]，等等。

不断刊载此类文本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级党报《解放日报》如此再三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者不是“无冕之王”，而是“人民的公仆”，逐步让他们自觉地摒弃了“无冕之王”职业观念，取而代之为“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与服务意识，从而达到将资产阶级的“无冕之王”话语拒斥到整个“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体系之外的目的，进而建构出一种符合自身价值体系和运行规则的新型话语——“人民公仆”，并进一步确立和强化该话语在整个“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体系中的地位。在这个的过程，不难窥见，福柯所提出的话语生产的外在控制、内在控制和话语主体等三种控制原则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外在控制”中的“排除原则”，“内在控制”中的“评论原则”，“主体控制”中的“思想原则”等等，无疑都助推了“人民公仆”取代“无冕之王”在“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生产中核心地位的确立。

一般意义上讲，在中国，“公仆通常用来指称党和政府的职能部门的公务人员，即所谓俗称的“人民公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营造氛围、创造条件，让其约束下的报人努力实现“从‘无冕之王’到‘公仆’的转型，新闻记者的职业色彩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角色”[15]。这就是将新闻工作与新闻工作者，打造成党的工作与党的组织的一部分，使党的新闻工作者认识到自己“首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记者”[19]，这样即可最大限度地让他们一方面甘心情愿接受党的统一领导，宣传党的大政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又能主动在实际工作中做到为人民群众服务，坚持走群众路线。据《解放日报》记者张沛回忆，这样的整风活动与思想改造实践“教育了我们这些新闻战线上的新兵。它的第一课是，党的新闻工作者，既不是什么‘无冕之王’，也不是什么高人一等的文化人，而必须是一个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的普通人”[19]。毋庸置疑，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辍推进自身管制下新闻工作者实现如此身份转变与职业转型，不但有利于打破传统“同人办报”“精英办报”所造成的报人与读者之间的传受隔膜，而且更易于拉近新闻工作者与党、与群众的物理与心理距离，“在整风运动中求得思想一致”[20]。此不但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顺利实施、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推进的一个重要环节，更是话语主体对“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文本进行生产创制的一个关键步骤。

延安整风与《解放日报》改版开辟了一种“新型的新闻事业——党的新闻事业”和一种“全新的新闻理念——党报理论”，党报被定义为践行群众路线、增进党群关系的纽带与桥梁，办报办刊与新闻工作也开始溢出纯粹新闻专业的界限，成为教育、动员和联络群众参与民族解放的高效方式。新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新闻范式“要求相应的职业伦理与行为规范，呼唤一种与社会民众密切结合的‘新型记者’的诞生。延安时期中共发明创造了一整套培育‘新型记者’的体系模式，新闻工作者经历了从无冕之王到人民公仆的艰难转变”[21]。

三、“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生产的时代影响因子

一定时代的人的言行总是会受到这个时代主客观条件的规制与约束。“客观情境中的事物及其相互关系通常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当客观情境的某些变化引起了不同话语主体的共同关注，他们认为有必要对客观情境变化引发的某些问题进行讨论，并确定了讨论的话题，搭建了相应的平台，话语生产场域就建构起来了，话语生产的过程开始启动”[22]。因此，研究“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的生产实践，有必要对其所处的客观情境做一番剖析。如前所述，“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的整个生产历程跨越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大半个时期，尤其是1942年至1948年的产生阶段，主要处于中国历史上的延安时期，其产生的中心点也正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而1942年到1944年的这段时期，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最为艰难的时期，同时也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生产的关键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段时期，整风运动大规模开展，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完成，从而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的生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首先，从整个革命战争的形势来看，国际上，1941年，德国法西斯发动侵苏战争，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法西斯力量更加猖獗，而反法西斯力量相对较弱，国际局势异常危急。据吴文焘后来回忆，“当时正是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入侵的危急时刻，关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局和全人类的命运。……随着日寇准备南下，远东形势日趋紧张，直接间接影响到中国战场”[23]。在国内，日本帝国主义开始集结其主要兵力，联合汪伪军的全部兵力，有针对性地对中国各抗日根据地疯狂进攻；同时利用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企图破坏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导致中国共产党处于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固派等多重军事力量的包围和打压之中。如此严峻的形势，仅凭小部分人的努力自然不足以应对，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说，党多次强调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投入到革命战争中，也是应时之需。

其次，从整个边区的实际来看，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经济上的严重困难，被国民党切断军饷供应，遭到外部经济上的严密封锁，再加上气候比较寒冷、交通不便、长期的战争等导致经济的衰败和落后，工商业基础薄弱，农业长期不能自给，物资十分匮乏，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此外，整个边区的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极低，就算经过了边区政府四年的努力提高，到1941年10月，也仍然只“有四万五千名以上的小学生，但是，这里面完小(5)完小是指具备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的学校，也就是说有整个小学阶段，称之为“完全小学”，简称“完小”。学生只有两千，差不多二十二个入学儿童里才有一个升到后期的小学里……三年级的学生统共不过六七个……”[24]此外，党内也出现了一些“左倾”错误，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等尚不团结，“违背中央政令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甚至还有所谓‘另立中央政府’的错误导向”[25]，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等不正之风盛行。

再次，从当时党的办报实际来看，1941年初，党基本上就在延安建立起了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三位一体”的新闻事业。虽是如此，但经济上的困难直接制约着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如延安《解放日报》创办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节约成本，这才将《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二为一；《解放日报》创办之初，甚至没有用来印刷的马兰草纸，没有电却只能依靠手摇马达来发电，报社地址也只能选在清凉山上简陋的石窟之中等。另外，报社的新闻工作人员经验也明显不足，很多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当时在解放日报社做编辑、记者工作的几十个同志，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超过25岁的是很少的，这些同志又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出身。其中，做过报纸工作的很少，大部分是新手”[19]。“知识分子出身”其实指出了当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即对边区的实际、对人民群众的生活了解程度不够，“在那里做编辑工作的同志，大多数没有在根据地搞过领导工作”[19]。从当时办报的数量和质量上来看，除了中央级的大型机关报《解放日报》以外，党的大型机关报还有重庆的《新华日报》，但其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且受到国统区政府的严厉打压，处境十分艰难。延安地区其他比较重要的刊物还有《今日新闻》《解放》周刊、《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边区群众报》《中国青年》等，总体来看，该段时期的报纸数量较少，尤其是缺少地方报纸。从质量上来看，《解放日报》改版以前的新闻报道质量参差不齐，且总体水平偏低，尤其是1941年9月扩版以后，也面临着严重的稿荒问题，这无疑与记者和通讯员的专业水平和数量有关；此外，还存在着党性不强、群众性不强、组织性不强等问题，尤其表现为党八股、主观主义等不良风气充斥其间，具体表现如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宣传不到位，不顾实际一味模仿苏联的《真理报》和资产阶级的《大公报》，每天要求必发一篇社论，版面安排不当等等。

最后，从生产主体的行为动机来看，“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是生产主体为应对时势变化而采取策略性行为的结果。因为客观情境的变化最终要作用到人这一主体、通过人的加工创造才能生产出特定的产品，尤其对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一精神产品来说，更是如此。如上所述，20世纪40年代，正值国内外战争形势十分严峻的时期，在这样危急的情境下，党的领导人提出了“团结一切力量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战争目标和革命路线，并以此作为报纸的使命。如1941年毛泽东就在《解放日报》的发刊词中强调“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该报的使命，而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报纸的“这一使命是更加严重了”。为此，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共同来办报，为革命战争服务，便是其应有之义。另外，面对陕甘宁边区经济、思想、组织等方面的困难及整风运动的实际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报纸、管理报纸来为统一党内、联系党外、实现民主集中制服务，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党建设的明智决策，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生产实践。最后，对于新闻工作单位而言，“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产生是其实现改革目标的成果之一。“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生产无疑与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紧密相连。1942年，党中央为《解放日报》的改版提出了“增强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的目标，为此，党的新闻工作者不断努力和尝试，在“破”与“立”的改革过程中最终形成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一具体而成熟的操作理念和实践方式。

四、结语

作为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话语的发轫、形成与演化无不反映与折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脉象与价值基因。诚如张涛甫所言：从知识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新闻话语的生产要比西方的情况复杂得多；除了与中国独特的新闻实践经验密切关联外，还与中国现代性进程、激进社会革命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在中国新闻话语生产中，职业逻辑、启蒙逻辑、革命逻辑三者纠缠于一起，形成了复杂的“复调”结构；中国的新闻话语正是在这三种逻辑的交织互动中演进的。[26]

从话语生成和演变的这一角度来看，“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实际上或可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它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为什么办报”“办什么样的报”“谁来办(党)报”“怎么办(好)党报”等一系列问题的探寻和回答，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一理论和话语正是对这些答案的高度提炼和凝结，可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闻事业的一个创举”[27]。

目前，新闻学研究场域存在如下诸多问题：新闻理论在社会大转型中因循守旧，低水平重复；缺乏对现实问题的观照；缺乏自己的核心理论，生搬硬套来自其他学科的概念和理论；后辈人才匮乏，大量新生力量投身传播学研究。[28]由此观之，新闻学危机已迫在眉睫，而新闻理论研究的方法守旧与视野老套的问题更为突出，尤其是运用话语理论对新闻学理论、传播学理论进行研究，目前尚是一个需要不断深耙与细究的富矿。“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作为中国特色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和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方针以及党领导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一向是新闻学界研究的热点。然而，目前尽管研究者众，却鲜有从话语这一角度对其进行铢分毫析和系统探讨的。此也正是本研究以“一得之见”，起“投砾引珠”之功的选题立意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