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靖鸣

张裕钊系清代湖北武昌县(今鄂州市)符石乡(今梁子湖区)人，曾执掌江宁凤池、京畿莲池多所书院，在教育、学术方面建树不俗，特别是在书法史上开启碑学新风，被尊为一代宗师，令后世景仰。21世纪以来，经济跃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兴。为推扬地域文化品牌，恢弘先贤丕业，张裕钊故里宗族后裔出资建造张裕钊文化园，海内外学人墨客接踵而至，陶然往返，俨然为一方人文新景。

一、建设概况

张裕钊文化园择建于鄂州市沼山镇境内，傍临梁子湖，此湖古称鄂渚；前瞻马鞍山，山脚下曾有一处佛教名寺白马寺，今遗址犹存；周围田畴阡陌交错，一条溪流穿过门前流向梁子湖。文化园左边系元明时期古墓区，右侧生态园绿竹耸翠。张裕钊雕像矗立文化广场，两座石桥横跨溪流之上，文化园主体建筑落址于山岗中间，依山而筑。文史馆是一幢三层飞檐翘角式的古典建筑，亦称文宗学府楼。馆内藏有珍稀文物、古籍、国内外书法流派作品等。步上21级台阶至一个小广场，左右为书法碑廊，刊刻了张裕钊的书法精品《千字文》《八分考》《唐诗帖》《宝剑赞》，中间一栋古建系张裕钊先祖堂，古朴肃穆，建筑背后又是一处覆盖有琉璃瓦的书法碑廊，镌刻了张裕钊代表作《论学手札》。上述为文化园核心结构，是总体规划的第一期工程。

文化园开园之后，游客日益增多，在前期硬件建设与后期管理方面明显存在问题，文化园理事会成员尽快采取解决措施。省市文博专家多次莅临，轨范前景，要求把文史园改建成张裕钊书法文化博物馆。鉴此，2016年伊始，改建工作由张绍银园长带领下启动，先将文宗学府楼向两边扩建，增加两个大展厅；同时针对馆中藏品不足的问题，广施良策，他号召族人捐赠文物，并从附近文物店收购相关藏品。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博物馆改建工程完竣，馆藏文物纸本、木刻、石刻、砖刻等增至300余件。2019年5月27日，张裕钊书法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海内外专家学者云集志庆，对张裕钊书法文化博物馆建设工作给予首肯。

二、文物调查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笔者一直从事地方高校教育工作，余时则研究地域文化。2011年春，笔者被张裕钊文化园理事会聘为文化建设负责人，参与筹谋，作为张氏敦义堂家族后裔，笔者理当应尽绵薄之力。文化园文化建设与改建书法文化博物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文化工程，颇费心力，加之平素教学繁忙，笔者一直无暇对书法文化博物馆文化内涵作深层研究。2019年暑期，笔者从文物馆藏方面着手，进行翔实调研，欲拓殖其学术价值与文旅功用。

张裕钊书法文化博物馆展厅内容分九部分：鄂渚毓秀、龙塘书香、科举之路、受知曾门、蜚声金陵、莲池化雨、西安夕照、魂归故里、薪火相传。每部分又按三个小标题列展，共计27个展示单元、60块细节展板。文字、图片、文物各占一定比例，穿插互构，相得益彰。以张裕钊的生平事迹为展览线索，以张裕钊书法真迹及相关文物等为主题，全面展示张裕钊书法艺术成就。

(一)纸本文物

张裕钊书法文化博物馆馆藏纸本文物达百余件，其中张裕钊书法真迹有多件，是从本族张德宝庄村民张建民家收购的。张建民的高祖张鉴藻(1846—1917)，辈名裕镐，号宅之。符石乡(今沼山镇)德宝庄人。光绪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御赐举人，精擅医术，系张裕钊族弟兼弟子[1]。其时，张裕钊的孙子患病，请张鉴藻治疗，后张裕钊赠作品以表谢意；这些作品包括楹联、扇面、信札、药方、礼单等，这是张氏敦义堂家族清代重要文化遗存。张裕钊题赠楹联(长140cm×宽35cm)为楷书风格，联文“朱弦初识孤桐韵，玉琯犹闻秬黍香”，系苏轼诗句。款识“宅之贤弟属，兄裕钊”，行楷风格，圆浑古厚，体式开张，上联行笔比下联略重，韵律尤显。信札一通(长16cm×宽10cm)，红色纸质，从这封信札可知张裕钊小孙生病的情况。

宅之贤弟足下：小孙所息渐收小徽痛而甚痒，脓亦无流出者，唯患口中心尚有小白点耳；其脐上寸许有一小红泡如豆大，不痛，据云已起数日矣。又左足内面螺蛳骨上寸许有一红疖,如酒杯口大，有白头，颇痛，亦已起两三日,不知均可不理否？若须诊视，仍恳移至一来为感。外并祈发膏药二张，即付小价领下是荷。兄裕钊顿首，二月五日午刻。[2]

笔者初步考证，张裕钊这封信是在老家龙塘村写的，大致写于19世纪80年代左右，距今约140年。在张裕钊手札作品中，以行草风格居多，而这样行书信札鲜见。这封信札结体紧密，行距疏朗，大小相间，富有节奏感。而第四、五两行写至大半突然改行起笔，后面故意留下空白，红黑韵致鲜明。这封信札的横画起笔与钩法收笔露锋较多，有些笔画乍看似乎随意，实则笔力通达，锋毫精到。且方圆互参，使转自然，碑帖合洽，浑无痕迹。这些作品反映了张裕钊的家庭生活细节，亲情族谊维系其中。

《光绪二十八年湖北乡闱试卷》(长25cm×宽15cm)是张鉴藻的举人试卷。试卷封面为黄色，题目系朱色楷字，内页有朱色龙形图案，中间为“恩正并科”四个篆字。其中履历5页，文章17页，共计12页。履历记录了八位业师、14位受知师。业师庭训中第三位老师是“家廉卿夫子”，即张裕钊先生。此卷对本族的科举情况记载周详：进士2人、举人2人、庠生86人、贡生8人、廪膳生5人、太学生1人、监生1人，科举人才共计106人。总兵1人、游击1人、守备1人、盐大使1人、四品衔1人、五品衔2人、知州1人、内阁中书2人、后补州同知2人、候选通判2人、知县3人，县丞1人、候选县丞2、人儒学训导1人、候选训导1人、文武官员22人。末页载科考文章二篇：《大司徒以土会之法办五地之物生论》《近自和议告成》。这份乡试试卷记载了张氏家族明代至清代的教育状况，张氏家族元代从安徽徽州府休宁县迁居此地落籍以来，经过数代的稼穑艰难，家境渐至殷实，明代嘉靖始有子弟入庠，至清代光绪年间，科举与仕宦人才炽盛。其中“进士2人”是指张裕钊的伯祖父张以馍与侄子张俶兰，“举人2人”即张裕钊与他的儿子张浍，本族的科考得隽者主要出自龙塘张裕钊支系[3]。张氏敦义堂家族三百余年的科举情况在此册中如实载录，实属难得。这是目前在鄂州地区发现的唯一的科举乡闱试卷。

张裕钊书法文化博物馆建设工作曾得到湖北省博物馆专家们的鼎力支持，他们将保管部特藏张裕钊二十余件珍稀作品请专家复制，并赠送给张裕钊书法文化博物馆。这些作品一直藏于省博保管部，未向社会展示，张裕钊书法文化博物馆此次将复制作品展出系首次亮现。这些作品包括楹联《赠殷祥斋》、四屏《赠柯逢时四屏》、册页《李刚介碑记》等。《赠殷祥斋》(长160cm×宽30cm)，联文：“鲁国诸生，薄采芹藻；汉京文学，多至公卿。”此系张裕钊写给湖北大冶县巨贾殷祥斋的一副楹联，上款“祥斋亲家大人哲嗣莘臣世兄泮游之喜馔句志贺”，意思是亲家殷祥斋的儿子莘臣考中秀才，张裕钊撰联致贺。“泮游”与“游泮”意思相同，是指明清时期经州县考试录取为生员者就读于学宫。联句中“薄采芹藻”是化用诗经《鲁颂·泮水》中“思乐泮水，薄采其芹”之句。下联表达了张裕钊对莘臣寄予厚望，希望他能读书做官，成就一番事业。这副楹联作品用笔线条圆厚，有明显的篆隶特征，可称得上佳构。张裕钊家族成员与大冶殷氏、朱氏、金氏等科举商贾家族联姻较多，真实反映了当时门当户对的姻娅状况。册页《李刚介碑记》(长500cm×宽29cm)内容记载了清代咸丰年间湖北地区发生的战争及其他情况，侧面反映了湖北这段时间的社会状况，同时见证了张裕钊这段时间在湖北活动轨迹。

(二)木刻文物

20世纪中叶前，本地祝寿、结婚、盖房盛行悬挂牌匾的习俗，该馆展厅中一些牌匾文物显现了当时的民风习俗，题词简练，边框精雕，是文学、书法、雕刻艺术的高度融合。一块匾额的完成包括支付润笔和制匾工序，所花费用非平民所能承受，匾额艺术体现了一定的阶级性。

张裕钊文化园中现藏木刻文物有80余件，其中木刻匾额、楹联30余件，题匾作者系清代政界要员、地方名流等，如张之洞、胡林翼、柯逢时、柯进治、朱映清等人，这些题匾联作者与张裕钊均有一定关联。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木匾：“萱茂长年”(长247×高97cm)，款识为“恭祝周母李太孺人七秩荣诞，赐进士第中宪大夫知贵州镇远府事年家弟张之洞拜题”，正文为楷书风格，落款字形略扁，有敦实厚重之感。“年家弟”指同榜进士或同科举人。梁子湖一带周姓庄门甚多，沼山镇有周官楼等村。可能是本地有周姓进士请张之洞为其母题赠寿匾。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时人皆呼之“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生于贵州兴义。这块匾额是他早年题写。张裕钊于1889年2月应湖广总督裕禄的邀请，主讲武昌江汉书院与经心书院。张之洞于1889年10月任湖广总督。此间，张裕钊与张之洞关系不洽，遂去职赴襄阳鹿门书院。

馆藏有湖北清代巡抚胡林翼两块题匾，一块题为“介石同贞(长242cm×高96cm)，另一块题为“节誓清贞”(长260cm×高127cm)，两块匾均为本地节妇题写。书法挺拔谨严。胡林翼，字贶生，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咸丰年间升任湖北巡抚。胡林翼在任上编有《读史兵略》四十六卷。据有关学者考证，此书实出汪士铎、胡兆春、张裕钊、莫友芝、丁取忠、张华理等幕僚之手。张裕钊曾入胡林翼幕府，时间大约为咸丰九年(1859)至十年(1860)。胡林翼去世后，张裕钊再入曾国藩幕府参办文事[4]。

柯逢时是清代武昌县(今鄂州)三位封疆大吏级别的人物之一，文化园收藏了他的一块题匾(长206cm×高86cm)，木匾文字“极婺联辉”，款识为“邮祝尊叔甫贤翁暨德配柯母吴老太君七秩双寿，愚侄柯逢时顿首拜题并书，宣统元年吉月立”。这块匾系行书风格，显出敦润温和面貌，与其手札风格殊异。此匾系柯逢时为其家族叔婶祝寿拜题。柯逢时(1845—1912)，字逊庵，号巽庵，是湖北省武昌县灵溪乡(今属大冶市金牛镇袁铺村老鸦泉湾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广西巡抚、兵部侍郎、“督办八省膏捐”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职。张裕钊任书院山长期间，与柯逢时有书信往来。此外，文化园中还藏有柯逢时同族长辈柯进治的一块题匾(长200cm×高84cm)，上写“珍晋云深”，古拙厚重，系“张体”书法风格[5]。这是为本族一位逝者冥寿题匾，这在当地罕见。冥寿，也叫阴寿，即在亡人的生辰之日为已故的父母等做寿，举行追庆仪式，这是传统忠孝文化在民间的特殊表现方式。另有一位官员朱振题匾“望重传心”，也是“张体”行楷书法，苍劲古朴。馆藏有三副“张体”书法楹联，亦为“张体”书法，俊厚飘逸，没有署款，系本土文人题撰。

展厅中有清代藏书家范志熙题写的两块书柜木刻，一块(长70cm×宽60cm)刻有“木犀香馆藏书”六个隶书大字。另一块(长80cm×宽55cm)刻有两行诗句“平生心迹最相亲，欲隐墙东不为身”，这是白居易的诗，表达了一种淡泊功名的生活心态，系颜体风格。范志熙(1815—1889)，字月槎，湖北武昌人(鄂州葛店人)。咸丰十一年(1861)举人，官扬州府淮北监制司同知。家富藏书，其藏书处称“木樨香馆”。另一展厅中有范志熙的堂侄范鸣珂、范鹤生的介绍。范氏一门风雅，考中秀才、举人、进士者达百余人，入翰林者三人，系鄂州清代第一科举家族。张裕钊与范志熙为挚友，与范鸣珂、范鹤生系举人同年，张裕钊与范鸣珂兼有姻娅关系。张裕钊与范氏叔侄常有诗文唱和，张裕钊的著作《濂亭文集》《濂亭遗诗》中有《范鹤生六十寿序》《范月槎观察以欧阳公生日招同人宴集愚园即席赋此》《题范月槎雨窗觅句图》等作品[6]。

(三)石刻文物

第二展厅展柜中有一块白马寺功德碑(长67cm×宽69cm)，笔者十年前在本庄张德宝村前新塘发现此碑，时为流水口桥板。白马寺位于张裕钊书法文化博物馆前一百米处，过去曾办寺学，20世纪50年代被拆毁。白马寺功德碑文字如下：

……张道栐公捐五千文、前川公五千文、兴周公五千文、九陶公二千文、昭鲁公三千文四百、浙公三千文、圣□公三千文、昆玉公三千文、圣先公二千文、凤翥公二千文、义行二千文、从开二千文、志刚公二千文、伏周二千文、福二二千文、周柱公一千文、锡胤公 一千文、启周公一千文、周侯公一千文、启珍公一千文、周侯公一千文、商珍公一千文、彦三公一千文、定进公一千文、成一千文、钟伏八四千文、陈道义一千文、王汉广一千文……

石碑最后刻有“道光十三年(1833)重建”文字，白马寺是什么时候建造却未见记载。功德碑刻录了附近张、金、王、钟、陈等姓村民捐款情况，“张道栐公捐五千文”，张道栐是张世敦义堂家族七世祖，这张氏最早的捐款者，查《张氏宗谱》，张道栐系张德宝村人，生于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癸卯岁，殁于明成化十八年壬寅岁[7]。初步推断白马寺最迟建于明成化年间，当然，建寺时间需要进一步考证。张裕钊曾说：“自先世世有文学，敦行孝义，乡里称积善之家曰张氏。”白马寺功德碑载录张氏家族捐款者累代踵继，多达数十人，这是张氏敦义堂家族乐善好施的一个例证。另一块白马寺功德碑(长127cm×宽58cm)是在丛林庄一家菜园发现的，记录附近村民向白马寺义田与捐米情况。其内容如下：

盖闻青精饭可以供佛，伊蒲馔亦堪给僧,是知盆米也者，故所以供佛给僧者也。然我白马寺诸神显通，有求必应，是以我等商议书立各公名目，勒名永垂以为不朽之策，庶佛可长供，而僧能给矣……

刻碑时间为同治四年(1865)，此碑与前面石碑刻石时间相隔22年，均系白马寺文史实证。

三、综合价值

世界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认为：“文化是由各种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的。这些行为模式是通过符号习得和传播的，它们构成了人类群体的独特成就。”[8]诚然，张裕钊书法文化博物馆文物是一个文化个案。其藏品较为丰富，品种与内容各异，向世人展露其独特的艺术个性与民俗审美。这种外显模式与其复杂的内显因素是卯榫相扣不分离的，从最初张裕钊书体创造至衍为流派有着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包括外在的环境与内在思想、涵养、个性的塑造。张裕钊作为一个封建时代文人，有着保守迂腐的一面，但他能广泛吸收传统文化精华，推陈出新，创造出惊世骇俗的书法新体，这是他超越那个时代的卓越表现。张裕钊的书法能引发社会关注，成为朝野官宦、学界名流、民间文士饭后谈资或临摹对象，从一种文化符号自觉广延为各种社会事象。这些纸本、木刻、石刻、文物是社会事象的载体，不同风格文物的展示，不仅让游客观赏到书法独特韵味，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物透视出“张体”书法已渗透百姓居家生活之中。而这种文化形态必定依附于一定的物质条件，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是互契的整体，这些文物是建立在的经济基础上的精神产物。各类文物多层次地罗列成一个文化复合体，其社会价值、艺术价值、民俗价值显而见之。

四、社会作用

张裕钊书法文化博物馆的建设工作虽取得初步进展，但存在纰漏不少。所藏文物不过略具规模，而如何充分凸显这些文物的文化属性与发挥其社会功用，笔者有几点拙见。第一，做好文物的图录出版工作，将张裕钊书法文化博物馆的文物拍成照片，编辑成书，也可作为重要资料向外宣传，加强文物活化利用。第二，发挥武汉城市文化圈作用，组织武汉周边地区学生来文化园参观，了解文物的历史与文化，使之成为精神家园。第三，召集省内外专家学者对张裕钊书法文化博物馆文物进行研究，发掘其文化价值，撰写学术论文，拓深张裕钊文化精蕴。

张裕钊书法文化博物馆工程浩繁，笔者忝为文化建设与研究工作者，实则才庸识陋，不足以担此重任，故急需社会更多英贤俊才襄与其中，汇聚智慧，使张裕钊书法文化博物馆建设工作能科学、规范、持久发展，为地方文旅和经济建设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