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颖 刘沛新

(广州市第二中学，广东广州 510530）

1 阮元的主要学术思想：实事求是、经世致用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江苏仪征人，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死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考中进士，先后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

宋明学术空疏，清人崇尚实学。清代学术以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学派最通。扬州学派继吴、徽以起，由专精汇为博通，中正无弊。徽学最讲究实事求是，阮元师承徽派大学者戴震，成为扬州学派独具特色影响的领袖人物。阮元继承了戴震“求实”、“求是”的精神。他说“余三十年来说经视事，不能不笔于书。……室名“研经”者，余幼学以经为近也。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1]，可见在总结一生主要学术思想，并把他贯彻到自己的研究、办学、从政、著述等事业中去。

阮元倡导实实在在从事考据与训诂，把考据训诂方法称为“实学”并大力倡导：“《汉书》云：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儒之自遁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也，岂河间献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1]可见他反对朱熹和陆九渊这类疏空的争论，这与宋明理学空疏风气有很大区别。他也反对对士子只学八股不为实学的不正学风，认为八股文过于空虚。他还发起并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科学家传记《畴人传》，使中国开始有了系统记载天文数学方面的科技人物和创造发明的书籍，开创了为中外天文数学家立传的体例。此书重要指导思想正是实事求是：“术数之妙，穷幽极微，足以纲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非方技苟且干禄之具”。[2]阮元不但倡导“实事求是”，还特别重视经世致用，多次强调实践、实干的重要性。他认为：“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先儒论格物者多矣,乃多以虚义参之,似非圣人立言之本意。元之论格物,非敢异也,亦实事求是而已。”又如他倡导的“稽古”之学，是为了服务政事，“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1]，还说：“学与仕合，济于世用。”[1]，注重把经典的古代圣贤的要义挖掘、阐释，把自己为学所得运用到为官之路，这就把“致用”和“求实”统一起来了，具有一定的实用色彩。

在阮元60岁时，龚自珍撰文对其在大半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盛赞阮元的训诂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术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掌故之学等，称其“凡若此者，固已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实之辨，总才学之归。”[3]

侯外庐说：“从学术内容和写作年代上说，阮元是扮演了总结十八世纪汉学思潮角色的”。[4]

钱穆说：“芸台犹及乾嘉之盛，其名位著述，足以昇冕群材，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5]

胡适说：“阮元虽然自居于新式经学家，其实他是一个哲学家。”[4]

梁启超推其为乾嘉学术的“护法神”。梁启超极其推崇乃师阮元在岭南的教育之功，认为“同是一岭南，假使无阮文达为之师，则道咸之后，与其前或不相远，未可知也”。[6]

2 试水办学改革：创办诂经精舍

阮元1801年任浙江巡抚时在杭州小孤山创办诂经精舍（浙江大学前身），“精舍者，汉学生徒所居之名；诂经者，不忘旧业，且勖新知也”[1]。浙江当时也有敷文、紫阳等书院，但主要是为了培养科举考试人才，诂经精舍则是提倡培养经世致用之才，教学内容为经史疑义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等。诂经精舍的规章制度也非常系统，学风优良。

诂经精舍依然实行传统的山长负责制。“山长”即院长，是书院教学、行政的领导核心，是主要教学者，也是最高管理者。早期阮元除了亲任掌教,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外,还邀请王昶和孙星衍两位著名学者主讲席。1865年起，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俞樾任诂经精舍山长达30余年，章太炎即其弟子（鲁迅又是章弟子）。俞樾在掌教期间,遵循精舍创建者阮元倡导的管理模式与学风，提倡乾嘉朴学之法，注重引经据典考问出处，要求弄懂了字词然后通经致用。这些都说明诂经精舍其办学思想是崇尚汉学，培养经史学术人才。

诂经精舍在办学期间，培养了大批著名学者，如黄以周、朱一新、章炳麟、陈澧等都是诂经精舍出来的佼佼者。

3 办学体制更臻完善：广州学海堂的创办

1817年12 月22日作为两广总督的阮元抵达广州，江浙幕僚追随左右，两广学者聚拢周围，形成了一流的学术团队。两广学术教育的气候大幅改善，1820年桂林陈继昌连中三元，1823年吴川林召棠中状元。

1820年4 月14日（清嘉庆二十五年）阮元在广州城西文澜书院（今下九路文澜巷一带）创办学海堂，1824年腊月（道光四年十二月）迁至越秀山办学，至今已是200年。“学海”二字来历是根据汉代经学大家何休，东汉郑玄与何休齐名，二人分别有“经神”、“学海”的名号。何休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治学严整缜密、系统性强，通经致用，重现实，实事求是，所谓“学无不通，聿有学海”。阮元尊崇何休，故将书院名“学海堂”。

学海堂的办学与杭州诂经精舍一脉相承，但学海堂办学体制有所突破，更臻完善。最重要的制度改革是废除山长制度，设立学长制度。首次聘任的学长达八人，学长们科举上取得成就未必很高，“但是都擅长经学，且各有所长，他们在学术上都颇有建树，在诸如经学、史志、金石、舆地、历算以及诗画等学术领域各擅专长”。[7]学海堂教学内容主张经史是治学的根本，强调学生的知识面要开阔，将自然科学包括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列为教学重要内容，如果只设山长一人，就难以适应办学风格。采用多学长制，有助于集合各自的智慧，集思广益，这是一种重大的改革。学海堂南北学者云集，历任学长有吴兰修、赵均、林伯桐、曾钊、徐荣、熊景星、马富安、吴应逵、张维屏、仪克中、谭莹、黄培芳、粱廷耼、陈璞等55人，大多是阮元幕府成员，既是学术人物，又是总督府智囊团成员。

季课考察制度和专课肄业生制度也是学海堂重要特色。季课考察制度通过每年举行四次大型阶段性的课试，考察生徒的阶段学习情况。实行专课肄业生制度，允许专课生进学海堂后，在《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朱子全集》等书中任选门肄业，这有助于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教学质量。

4 实事求是：广州学海堂的办学思想

从学海堂的办学特点及教学内容可以看出，其办学思想来源于阮元的主要学术思想：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从将书院命名“学海堂”的缘由可以看出，办学思想与阮元“博通”的学术追求相一致，致力于“崇向博通，眼界开阔，有使命感”，将“致用”和“求实”统一的学术思想转化为办学思想，讲究“实事求是”，重现实、重实学。

学海堂倡导训诂、音韵、文字，又设立天文、数学、地理、历法等各种学科。实事求是，非以求功名，与阮元的学术思想、教育思想是相一致的。学海堂弟子陈澧在菊坡精舍任院长时手书顾炎武“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揭于外轩，阮元再传弟子王凯泰创办应元书院，以正谊明道为院训，使得学海堂的办学思想更加丰满。

独具特色的办学思想和办学模式使得学海堂人才辈出，培养出了陈澧、朱次琦、邹伯奇、金锡龄、廖廷相、陶福祥、汤金铸、汤金铭、于式枚、周汝钧、杨裕芬、卢乃潼、汪兆镛、梁启超、胡汉民、桂文燦、潘飞声、陈伯陶、曾习经、陈昭常、朱执信等一大批卓越人才。阮元在离开广州（赴任云贵总督）的1826年之前，特意制定学海堂章程，以保证学海堂按照他的理念发展，这是诂经精舍所没有的。在阮元的努力下，学海堂成为当时广东文化学术的中心。

因为阮元一生仕途通达，历宦三朝，“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门生故吏遍及国内，所以这在当时就影响了很多人办学。比如吴荣光在湖南巡抚任上创办湘水校经堂（郭嵩焘、左宗棠为其弟子），两江总督陶澍于1858年在南京创办惜阳书院，钱陈群天津“北学海堂”，巡抚丁日昌1865年在上海创办龙门书院（此为上海中学前身），王凯泰在福州建致用堂，沈仲复1873年在上海创办上海诂经精舍，黄体芳1884年在江阴创建南菁书院，黄彭年于1888年在苏州办学古堂，张之洞在增加学海堂专课肄业生规模之后因嫌学海堂、菊坡精舍太小而创办广雅书院，后在湖广总督任上创办两湖书院，自强学堂，两广总督卢坤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在广州创办菊坡精舍，等等。

5 承前启后：广州学海堂的办学思想的影响

在实事求是办学思想指导下，学海堂成为当时两广学术文化中心，崔弼评说，自是“领海人物，蒸蒸日上，不致为风气所囿者，学海堂之力也”。（《新建粤秀山学海堂记》）。尤其是学海堂弟子在各地的办学，扩大了学海堂办学体制及其办学思想的影响力，引领了时代的教育改革。

学海堂学生汤金铸、汤金铭（中国海军创始人之一）受左宗棠（郭嵩涛推荐）邀请于1867年到福州船改局学堂任教习，严复是其第一届学生，严复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复旦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黎元洪、张伯苓是其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张伯苓后创办天津南开学校。汤金铸、汤金铭应两广总督张树声之约督办广东实学馆（1880年），并拟定实学馆办学章程，张之洞于1884年改实学馆为博学馆请廖廷相做总办，后又改为水陆师学堂，直到孙中山在此创办黄埔军校。

陈澧，学海堂第一届专课肄业生，曾任27年学海堂学长，后任菊坡精舍山长（1867年起到1882年），梁鼎芬、陶福翔、廖廷相、文廷武、于式枚、杨裕芬、谭宗浚、林国赓、劳肇光、陈树镰、汪兆铨、沈葆熙等为陈澧弟子，形成学术上的东塾学派。最典型的是梁鼎芬出任广雅书院第一任山长，广雅第二任山长是杭州诂经精舍弟子朱一新，第三任山长为曾任水陆师学堂（长洲岛）总办的廖廷相，随后梁鼎芬以武昌知府的身份兼任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院长（弟子有章士钊、唐才常、黄兴、宋教仁、李四光等，随后两湖书院又成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校址）和方言学堂监督（武汉大学前身）。张之洞后调两湖书院弟子协办三江师范学堂，此后发展成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等。1906年江南提学使陈伯陶在南京创办暨南学堂并兼任监督，亲自制定办学章程，这是暨南大学的前身。

朱次琦在广东南海办九江礼山草堂，康有为是其弟子。康有为在广州偕梁启超创办万木草堂。

周汝钧在北京参与创办强学书局（何藻翔亦参与），后办通艺学堂（即西学堂），再后并入京师大学堂，此为北京大学前身。历史上李端棻、康有为、梁启超、周汝钧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均有很大贡献。于式枚曾任京师大学堂督办。

梁启超，学海堂正班生，1891年协助康有为办万木草堂，并与康有为一起拟定万木草堂办学章程，1897年在长沙拟定长沙时务学堂办学章程（此为湖南大学前身，蔡锷、方鼎英、范源濂为其弟子）。1898年6月梁启超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1914年冬梁启超在清华演讲中说出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之后成为清华大学校训,后其子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创办清华建筑系。

1912年10 月复旦创办人马相伯与章太炎、梁启超、严复效仿法国阿伽代末，设函夏考文苑，即仿法国人文科学研究院（法兰西学院）建中国国家文人科学研究院。虽未成功，但却影响了1927年蔡元培主持创立的中央研究院。

胡汉民于1921年参与创办私立执信学校，执信中学最早办学在应元书院东部的部分校舍，胡汉民后于1924年参与筹备中山大学。

学海堂、菊坡精舍的弟子门生在香港举办学海书楼，延续学海堂余脉，以至于因此在香港大学设立中文系。

6 开启中国现代教育之门

清代后期著名的学者、文人、藏书家、刻书家、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几乎都与学海堂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学海堂因此被誉为“清代考据学派的最高学府”。可以说学海堂以学术、教育、学风影响了乾嘉道及其后国家发展与转型。

胡适称：“阮元是清代朴学的大护法，他从经学起家，做了几十年的总督，门生故吏遍于国内，他又在浙江设诂经精舍，在广州设学海堂，汇刻了清代经师的经解，造成了一种伟大的学风，故这个时期可称为是清学最时髦的时期。”[8]

梁启超称“广东近百年的学风，由阮元一手开出”[9]，并以广东学风影响全国，戊戌变法由此展开。

因此，学海堂对于中国现代教育与古代的书院教育起到了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实事求是的办学思想，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之门。也使得学海堂与现代中国一流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师大、南京师大等之间有了一种似有还无、不绝如缕的文化联系，当然有多少学校以实事求是为校训或办学理念就更加难以统计。

学海堂优秀的办学传统、办学理念和办学思想，越秀山三家书院的学脉文脉是统一的，越秀山的学脉文脉也理所当然的构成岭南文化的核心内容!越秀山近现代的办学与学术发展对岭南文化的浴火重生和中国由古典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思想、法律莫不如此，岭南的文化自信也由此奠定，学海堂的办学传统值得我们研究、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