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章太炎《无神论》看文化话语权的构建

2020-01-01卢欣雨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0年21期

卢欣雨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014）

晚清民国时期外来文化以入侵之态对本土文化造成剧烈的冲击，面对巨大的文化冲突，章太炎一代人给出了时代的回应。《无神论》是章太炎思想第二阶段的代表[2]，《无神论》一文中，章太炎明确提出了反对“有神”教的立场，并对以基督教为首的“有神”教进行批判。其批判建立在强烈的民族自信之上，试图在学理上争取文化的话语权。如今国力的强盛使中国文化的世界话语权大大提升。但是国力上的话语权争取与学理上的话语权争取是努力的两个向度。本文将通过章太炎面对文化冲突时的回应，反思在已经拥有强大综合国力的当代中国，应该如何在学理上构建新时代的文化话语权。

1 弱势中争取文化话语权

章太炎身处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早期，中国原有的话语体系被打破，中国人视野之外的西方文化蜂拥而至。对章太炎一代人来说，需要重新认识文化意义上的新世界，并且重新定义本土文化并且对当时的文化冲突作出回应。直面文化冲突的应激反应往往会出现两个极端：极端自我肯定与极端外来文化崇拜，前者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后者则反映了巨大的民族心理创伤。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中西方文化得以沟通与发展的平衡点就成了日后几代人的命题。

认识到文化之间巨大的差异后，化解冲突的大方向便是在中西方文化之中寻找一致性。康有为和谭嗣同都曾用“以太”来作为一致性的落脚点。将西学的这一核心内容，借由传统“气本论”的路径，在本土的学术的“体用”框架下进行解释。康有为就说过：“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3]谭嗣同将“以太”纳入他的仁学体系：“夫仁，以太之用。”[4]我们且不论这种理论的合理性，他们都在尝试为中西方文化的互通建立一个可以对话的窗口。而且这个窗口需要达到本体的高度，才可以有后续沟通的空间。这是一种正向的话语权争取，其逻辑是：“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优秀且重要，既然把“以太”放到与“仁”同等的位置上，则意味着“以太”所代表的西学值得被容纳、认可和学习。这层理解是讲给国人的，使当时的中国人可以接受如此异样且来势汹汹的西学。同时也要讲给西方：在文化上，我们是平等互通的。康有为和谭嗣同这种在本体层面强求同一的方式，没有走出中国传统学术的框架，反而会导致对文化之间差异性的抹杀，因为他们没有讲清楚这种本体层面的强行“同一”之后，“用”应该如何融合。

章太炎在回应中西方文化冲突时，基于佛教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对宗教、哲学做出了新的分类和解释。这套新的话语体系将中西方哲学、宗教纳入其中进行解读。章太炎说：

“世之立宗教、谈哲学者，其始不出三端：曰惟神、惟物、惟我而已。吠檀多之说，建立大梵，此所谓惟神论也。鞞世师（译曰胜论）。之说，建立实性，名为地、水、火、风、空、时、方、我、意，九者皆有极微，我、意虽虚，亦在极微之列，此所谓惟物论也。僧怯（译曰数论）。之说，建立神我，以神我为自性三德所缠缚，而生二十三谛，此所谓惟我论也。……惟我之说，与佛家惟识相近，惟神惟物则远之。……惟物之说犹近平等，惟神之说，崇奉一尊，则与平等绝远也。……”[1]

由此可见，章太炎构建的是一个可以囊括多种哲学、宗教的框架，而这个框架的构建基于中国传统学术的话语体系。在回应的逻辑上，章太炎与谭嗣同等人恰好相反。谭嗣同从本体的层面入手来进行双方的互相肯定。章太炎则从否定的角度来表达：世界上的宗教和哲学自有分类，西学中有代表性的基督教、康德哲学等，也只是世界文化中的一部分，西学除了背后的国力霸道且强权外，文化本身没有特别优越之处。由此章太炎在身处弱势且充满压迫性的文化冲突中争取到了得以对话的空间。

2 民族自立的学术立场

《无神论》开篇虽说“世之立宗教、谈哲学者”，但其行文中对基督教的批判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篇章。因为章太炎的本意并不是要对世界宗教、哲学做出通论性的概述，而是要回应文化的冲突。文化本身无贵贱分殊，但文明背后的国力在特定的时间段内确实有巨大的差距，在国力极其弱势的近代中国，文化立场的意义是先于文化本身，没有话语权就没有文化。

章太炎认为世界上的宗教与哲学分为：惟神、惟物、惟我三类。而其中基督教就是“惟神”一派的代表，并说：“惟神之说，崇奉以尊，则与平等绝远也。欲使众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1]章太炎的矛头很明确，他要从学理上攻击基督教，表达对侵略的抗议以及对平等的诉求。在当时，中西方文化之间不平等，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也不平等，他所不满的是基督教背后的文化以虎狼之势的入侵。他更不满的是，国人对基督教非理性的接纳。所以章太炎认为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是无益的，他说：

“若说那基督教,西人用了原是有益,中国用了却是无益。因中国人的信仰基督,并不是崇拜上帝,实是崇拜西帝。最上一流,是借此学些英文法文,可以自命不凡;其次就是饥寒无告,要借此混日子的;最下是凭仗教会的势力,去鱼肉乡愚、陵栋同类。所以中国的基督教,总是伪基督教,并没有真基督教。《演说录》”[5]

在段论述中，章太炎清醒地分析了当时文化冲突的现状。基督教带着强势的光环入侵，中国社会无法给予基督教冷静的理解与评判。文化话语权是一个无法跟国家政治分开讨论的话题，所以章太炎犀利地指出“中国人的信仰基督，实是崇拜西帝”，哪怕借此学习语言，也摆脱不了学习西学的优越感。近代中国基督教引发的讨论与冲突，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文化冲突，我们也不应该单以文化之名给予评价，因为在那个时代，基督教俨然已经是帝国主义代言人的身份。

既然伪基督教不可以，那真基督教呢？章太炎认为，真基督教也不可用，因为其理论并不合理。而对其不合理的论述，就是《无神论》的内容。章太炎认为基督教的创世说是世界之“缘起”，按照佛教的世界观，有“缘起”必然有“缘灭”。所以章太炎说：“则此耶和瓦者，必起灭无常。”[1]这便将基督教所惟之神，纳入到“假有”的行列，而“假有”需要被破除才能见得“真空”，由此章太炎在学理上消解了基督教的价值，这种负向的否定，同时也在试图去消解文化冲突。

“他的民族意识，是最敏感最坚固最彻底的。”[7]这是章太炎的学生吴承仕对他的评价，也是章太炎一生贯穿始终的学术立场。章太炎用基督教之外的逻辑来解释基督教，将站在坚船利炮上的文化载体拉下神坛，进而消解其价值。这是无疑是壮士之举。既然基督教等诸多宗教、哲学都被章太炎否定了，那他认为究竟什么可行？答案就是他创立的无神论新宗教。由此章太炎所争取到的话语权空间，足以使他发展出一套应对的理论。无神论新宗教虽然基于佛教理论创立，但章太炎所求的，不是传统佛教的解脱，而是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完成民主革命的使命。[5]他更看重的是宗教的社会功用。通过佛教宣扬平等，来对抗专制的政治制度、不平等的满汉关系以及外交上的民族压迫。又通过“有神”“无神”的辩论，将宗教哲学区分优劣高下，基于民族自信的立场去倡导他的无神论新宗教。这种立场性的宣言，对于当时的中国极其重要。且不论其无神论新宗教的实际推广与历史效用如何，章太炎建构和推广无神论新宗教的动机，是他始终执着的民族自立，和时代要求文人所肩负的历史责任。

相对于中西方文化冲突中空洞的误会和过于肤浅的互相轻薄，今天以及今后的中国还要面对思想层面上更广泛和更深层次的全球化。章太炎在面对文化冲突时所达到的思想高度至今可以使我们受到启发。[6]

3 文化话语权的重新构建

对文化冲突的应对体现在文化话语权的重新构建上，对此我们有两个努力的向度，一方面是学者在学理上的接受继承与创新，另一方面是文化背后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今天所拥有的国际地位，是近代以来的学者可望不可求的时代机遇。面对文化冲突，我们从努力争取可以讲话的权利，到我们可以平等地坐在世界文化论坛的圆桌上，是历史巨大的进步。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文化话语权首先是“有说话的权利”，近代以来学理的进步和国力的提升都为此做出了贡献，而我们必须承认，后者的贡献更为突出。如同“弱国无外交”一样，国弱也同样没有话语权。章太炎等人所做的是在学理的向度上争取说话的权利。在文化冲突的早期，偏激、粗糙的回应是常态，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苛求先人。今天的中国，再去泛论中西方文化的优劣亦或者互补，争论“儒家是否是宗教”“孝道如何在现代社会发挥价值”等问题，有些过于粗糙。我们应当延续章太炎的路径，跳出宗教的范本，探讨当今社会的需求而反定义宗教之名的意义。我们也有应该反观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概念，讨论“孝道”是否是值得被推广的普世性价值，而不仅仅是立场性地认为它好，然后与现代社会比附。很显然，争取说话的权利已经不是今天中国的当务之急，我们要思考的是，在学理上，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讲述中国的文化。

构建话语权需要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需要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真正地内化中华文化，而不仅仅是一句立场性的宣言。百年以来中国与西方一起迎接了现代化的到来，对文化而言，曾经的中西方文化冲突更多已经内化为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冲突。文化冲突是随着时间线性发展的，文化之间除了由表至里的对抗，还有内在的接纳与融合，当矛盾由外部的分庭抗礼变为新旧理念、甚至是代际之间的分歧与摩擦时，我们要面对的是那些源于自身生活，而且无法回避的冲突。我们所依靠的也不仅仅是既定且厚重的传统文化，而是基于传统，在解决新的时代问题中创造出的新文化。任何人都属于特定的时代，一个时代的矛盾也会体现为人的矛盾。如果我们有能力为自身的困惑做出回应，那时代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我们也就真正地立足实践，建立了文化自信。

构建话语权需要对外来文化有充分的认知。在缺乏平等的时代，中国文化经历过粗暴的误解和解构，如今我们正在追本溯源，力求用中国的学术传统讲清楚中国的文化。同时我们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自说自话的权利。中国的传统学术是一个孤芳自赏的闭环，我们要有从内在打破闭环的勇气。国力的强盛无法代替学理上的话语权争取，话语权的构建需要有足够强大的理解与包容，我们不仅要重建自己的学术传统来讲清楚中国文化，同时也应该用他人听得懂的方式，向世界讲清楚中国的文化。构建话语权是当代的任务，也是我们进步的方向。人是文化的载体，我们的进步汇聚起来，就可以成为文化与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