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秋铭 编辑|楚明 摄影|林秋铭

Who is it 朱之文，农民歌手。

9年了，朱之文还是在那座土房里，还是在干农活。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变幻，他都牢牢占据着农民明星圈层的“顶级流量”之位。

没有一天清净日子

朱之文的院子里有四扇门，一扇在春节后焊上了39根长铁钉，一扇装了监控摄像头。他还买来一张假公安告示牌贴在摄像头边上——“您已进入监控区域”。用来吓唬他们，他说。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冒险爬上门，穿过铁钉，扑通一声跳到他的院子里。这样的声响不止一次出现，有时发生在半夜。

“9年了，没有一天清净的日子。”他和每一个来访的记者都嘟囔过这句话。

到朱楼村，有两条路径。到达商丘或菏泽后，再搭1个小时的车到村口。穿过105国道，进入乡径，左右两边是大片的田野。朱楼村近乎是菏泽市单县最偏僻的村子。农田上停留着未被收割的玉米秆子，路边毛茸茸的芦笋长势很好。

以朱楼为中心，朱之文的名字如蛛网般扩散到周边的城市。一个商丘的网约车司机拍着方向盘，“朱之文啊，这里的名人嘛，我经常看他的视频，他儿子不是开了金店吗？还在北京买了好几套房呢。”一个郭村镇的公交司机用自己的大嗓门盖过隆隆的引擎声，“老朱呀，我知道，网上可火了！”末了，他加一句：“哎，其实我也是个大V，我平时也在网上直播的，你们有没有兴趣报道一下我？”

车拐进了“之文路”——村里第一条以人名命名的路。早上8点左右，朱之文家的门口已经很热闹了。近20个人聚在那儿蹲坐闲聊，或倚在墙边把玩手机。一旦有人接近那扇朱红色的铁门，他们便齐刷刷地站起，将目光钉在来者的身上：他会敲开那扇门吗？

门开了，朱之文探出脑袋。这个动作像捅开了一个蜂窝，一群人轰地一声涌进了门缝中。他们撞开朱之文和拜访者，抢先一步冲到院子里，全方位包围住他。二十几只手臂高高低低地举着手机，手机的数量比在场的人多得多。最夸张的两只手上夹着四部手机，手指之间的缝隙被手机撑得发白。他们按下红色的录制键——演出开始了。

视频的主角朱之文站在人群中，穿着一件黑色的毛呢外套和单薄的裤子，运动鞋上还沾着土黄的泥。他头发有些油腻，挺着微凸的肚腩。一只黑色的小母鸡躺在他的大手掌上，和他一起亮相在挂起的6排玉米棒子前。

玉米墙是他前一天刚做的。一根根玉米用麻绳扎起，放成一排，一眼望去黄澄澄的，拍视频好看一些。朱之文买来糖葫芦道具和假的茅屋，立在院子中央，问起来，也是为拍摄视频所用。在另一个角落，他放了一把欧式吊椅和极具现代风格的圆灯。假花穿插在真正的树枝之间，水缸里停留着一只已经发绿的鸳鸯模型。

在人群冲进来以前，他正在录制视频。“大家好，我是大衣哥朱之文，祝XX农场开业大吉，生意兴隆！”这样的视频他一天要录四五个，内容包括开业庆典、结婚生子、生日祝福等。

他到底有多火？这个问题抛来时，朱之文笑了。他朝对面的一个男性挥挥手：“来，小阔，你和她说说，我的视频播放量达到了多少？”那个叫朱三阔的人，给了一个数字：视频总播放量超过了100个亿。这个数字足以将朱之文推上农民明星圈层的“顶级流量”之位。一条和朱之文有关的视频播放量能达到70万，视频内容仅仅是他在家门口用水管冲洗地板。

不止是朱楼村，邻村的人也骑着电动车来拍他。“说实话，我已经不享受唱歌这件事了。”朱之文用力地拍了拍胸口，手掌撞击在呢子外套上，发出“噗噗”的响声。“我的心在流血啊。”他说。

突然间，家里看门的京巴狗贝贝大声哀嚎了起来。朱之文养了它12年，因为总朝陌生人叫嚷，前天被人偷偷喂了药。朱之文赶紧把它送到医院，捡回了一条命。也许是病痛发作，它在原地抽搐和转圈。“这狗发疯了！”有人喊。听到的人只是望了几眼，几分钟后，又把注意力重新放在了手机上。

寄生

上午10点，录完视频的朱之文打算出门走走。人群尾随着他。

为了拍到朱之文的正面，一个穿着皮衣的妇女在最前头快速倒着走，遇上地上的石子，她向后一坐，摔倒了。没有任何迟疑，她迅速弹跳起来，用袖子抹了抹屏幕上的灰，又恢复到原来拍摄的姿势。

拍视频的人通常是村里的留守妇女，年轻男性大多出门打工去了，留下她们赋闲在家。尚未学会走路的小孩坐在妈妈的一只手臂上，睁大了眼睛看另一只手臂正在操弄的机器。妈妈随着人群跑起来时，小孩也上下颠颤。脚边传来小孩的哭声和叫喊，现场混乱一片。

至今已经无法追究谁是第一个注册账号的人，但大概在2017年左右，短视频的风头席卷了朱楼村，一群村民聚在朱之文家里拍摄视频。某平台上，“大衣哥”的相关账号97个，“朱之文”有103个。

现在，71岁的独居老人朱西卷清晰地明白什么是“标题党”、“流量”、“打赏”。他住在离朱之文家100米不到的地方，拍朱之文的人问他，你离得这么近怎么不去？朱西卷开了窍。今年春节，朱西卷终于用存下的养老金买了一部智能机，儿子又给他购置了一部。他举着两部手机，开始在朱之文家蹲守。

视频平台按播放量给予奖励，大多数情况下，一天能赚四五块钱。朱西卷不会打字，他的所有视频都仅仅是视频而已，没有标题，没有解说，没有互动。其他村民教他语音输入的方法，他现在会对着键盘说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一条句子夹着好几个错别字，他也一股脑发出去了。

他擅长抢镜，几乎快把手机镜头贴到了朱之文的脸上。朱之文不推开，任由他这么拍。注册两个账号半年后，朱西卷赚了5000元左右，往年他种地，一年只能收入1000多元。

几乎同一时间，二三十条内容没有差别的视频发送了出去。为了让自己拍摄的视频上热门，朱楼村的村民们开始了编故事的竞赛，炮制“大衣哥儿子娶媳妇”、“大衣哥为儿子开金店”、“大衣哥上门提亲”的标题。在这些虚假的故事里，朱之文一家过着上百种不同版本的生活。

有了流量，便有了商机。商家们给朱之文家里寄来饮料、零食、烟酒，只要村民拍到他吃到自家的商品，就可以起到广告效果。客厅的角落，礼品盒堆成了山。朱之文不收，他们就从外往门里扔，几包粉条砸烂了朱之文前院的彩灯。

他的后院里，挂着四个大红灯笼，印着大大的“菏泽邮政”。院里的灯是一家企业硬要送的，杆子上贴着一排电话号码。土墙上挂着一块块当地厂商的广告布，颜色亮丽。有人为他送来干活时用的防滑手套，翻过来，手套上印着厂商的名字和电话。找朱之文代言的，包括不孕不育医院、农用车和皮肤病诊所。

时间拉回到2010年前后。综艺节目曾推出了一批“草根明星”。42岁的农民朱之文骑着自行车，去山东济宁参加选秀节目《我是大明星》，他穿着临时买的二手军大衣唱了一首《滚滚长江东逝水》。那天以后，他以“大衣哥”的称号被人熟知，去了《星光大道》，上了春晚，在全国各地商演。

包括朱之文在内，草帽姐、旭日阳刚、阿宝等“草根”占据了大量主流综艺资源。但知名度提升了以后，他们的“草根身份”渐渐褪去，甚至还有人将自己的财富暴露在公众面前，在直播中几乎剥离了所有农民的元素，买车买房、带妆干农活，与公众期待的淳朴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朱之文不同，他还是在那座土房里，还是在干农活，捐款、借钱、修路、被排挤，他身上发生的素人成名和人世百态之间的碰撞，被媒体一遍又一遍地加以报道。“草根”的标签在一个个视频中不断被建构和强化。

经纪人张成军画了一条平稳的、尾巴向上扬起的线，“他的流量没有变过，一直都很稳定，甚至反而更火了。”现在，朱之文的商演一场大概在10万元左右，9月和10月他分别唱了13场，包括公益性质的演出。今年国庆假期，他连续接了7场演出。长期倒腾飞机和高铁，他坐出了腰椎间盘突出，在沙发上只能以奇怪的姿势扭着身子。他的合同和银行存款单敞露在客厅的桌子上，最近的一次商演价格是9万5。

邻居朱三阔记得，得知朱楼村拍视频的人多，去年有浙江义乌的电商来到朱楼，挨家挨户地敲开他们的门，希望能够租号卖东西。朱三阔同意了，他以一个月1万元的价格，把40万粉丝的账号租给了其中一位电商。后来账号被封，平台给的理由是“蹭明星流量”。他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快手号印成铁牌，钉在了朱之文家的门上，一天会接到200多个电话。

“一天都不得安宁，半夜也打。”朱三阔说。

“那为什么还要把电话号码放在门上呢？”

“我是他邻居呀，要是来了什么重要的朋友，我还得接待不是？”他笑。

他重新注册了账号。号太多，他担心自己忘了，给它们一一编上了号。7岁的女儿有时拿一部手机跟着他拍，账号是“大衣哥有个好邻居6”。

还有更大的受益者。另一个经纪人高贵，去年将自己拍朱之文的账号售出。卖了60万，朱之文说。但这个价格被朋友袁长标否认了，“哪有那么多，其实只卖了25万。朱老师想让数字好看一些。”

袁长标对“逆来顺受”的朱之文有不一样的看法。“他为什么不去城市里住？因为没有朱楼村，他就死定了。”

在袁长标看来，朱之文其实是一个聪明人。“这么久了，为什么就他还能这么火？因为他懂营销啊。”他发现，去年短视频火了以后，朱之文开始有意识地迎合村民拍视频。“一件事他要分成好几件去做，比如要搭个葡萄架，他都能分成好几天去完成，这样大家才有东西拍嘛。”他把朱之文的这些举动称为“埋伏笔”：朱之文会在前一天隐晦地提醒村民，明天他打算要做的事，村民一听，第二天一定又来拍。这是属于他们的默契。

袁长标回忆，有一回朱之文家里来了两个记者，正聊得尽兴，他忽然一言不发地走出了门。他回来时，腋下多了两捆东西，是从村里的小卖部买来的纸钱。他说他想妈妈了，要给妈妈烧些纸钱。记者一听，立马扛着摄像机就跟去了，拍视频的人也兴奋了起来。

“那天不是他妈妈的忌日，也不是清明节，他说要去给妈妈烧纸钱，这不是故意的吗？”袁长标说，“短视频让他又火了一把，他应该感谢这些村民。”

共生

中午12点，朱之文返回堂屋，在沙发上坐定。他怀里抱着一盆红辣椒，开始穿线。人群在他的沙发前围成了半圆。从门外进来了两位著名电视台的记者，屋里立即分化成了几个怪异的圈子：

村民们拍朱之文，拍他的妻子李玉华，拍电视台记者，还有人拍朱三阔。电视台记者和村民举着手机互拍，同时来回躲闪对方的镜头。李玉华趁着热闹，打开了手机，开启了她的直播。在场的所有人都握着手机，冲着手机那端说着话——“大衣哥正在穿辣椒呢。”“大衣哥，唱首歌呗。”“这是大衣哥的邻居，他要出门买东西啦。”“大家好，我是大衣嫂。”不大的堂屋闹哄哄一片，听不到一段完整的对话。

粉丝送了李玉华一件柠檬黄的针织马甲，她直播了自己换衣服的过程。两年前，李玉华跟着别人开了直播，取名“我是大衣嫂”，粉丝40万。她不识字，只是冲着屏幕反复念着“谢谢FANS们的支持”、“谢谢谢谢”，或是给大家报时，“下午五点了”、“我在这里”。粉丝对她的表现表达了不满——“不识字直播什么呀？”“你就会这几句话吗？”“你们就一直看她说‘谢谢’？”

朱之文的粉丝给李玉华送各种饰物，最近的一个礼物是一枚玉手镯。手镯的尺寸太小了，她们从厨房找来麻油，往李玉华的左手手腕上抹了几道，然后将玉镯子硬推了进去。镯子卡在李玉华红肿的手腕上，只留下极小的缝隙。她穿一件黑色皮衣，毛领高高竖起，冲周围的人腼腆地笑，一个接着一个地和她们合照。

朱之文不拦村民，也不拦妻子，“他们要拍，就拍吧，拍这个能赚钱，也挺好的。”

和喧闹的一楼相比，二楼一片死寂。快递盒、礼品盒、方便面包装盒和各式各样的杂物堆放在朱之文的女儿朱雪梅的房前。屋子朝南，却被大量杂物挡住了光线，空气中的灰尘惹人鼻痒。从清晨到下午2点，透不进光的二楼黑暗得像个洞穴，只能听见房间里传来的均匀的呼噜声。

今年20岁的朱雪梅，因为长期不出门，体重长到了200斤，皮肤雪白。她没有任何朋友，只有两件事能让她走出房门——拿快递和买烤肠。二伯朱之芳极少几次在村里碰到她，她都开着一台红色的电瓶车，从镇上的快递点来回搬运大箱的零食和衣服。朱雪梅记下了村里流动烤肠摊的电话，摊主一来，她才愿意走下楼拿两根烤肠，再重新把房间门合上。

朱之文成名那一年，两个孩子正上初中。初中还没读完，女儿朱雪梅和儿子朱单伟双双辍学。朱之文在外演出，管不住他们，打了骂了，他们还总是从学校逃课。读书的路断了，工作也寻不到，两人便躲进了家中。

来往家里的人又多又杂，朱之文回忆他当时不懂如何分辨善恶，对谁都没有防备。朱雪梅16岁那年，一个自称粉丝的人到朱之文家里，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几番诱骗下，将朱雪梅拐到了山东日照的一个传销组织。朱之文急坏了，接到对方的电话后，逼着他将女儿送回。一天后，朱雪梅回到家里，朱之文决定，“再也不让他们俩和那些陌生人接触。”

“女儿就是一个废人了。”朱之文说。他的计划中，女儿找个就近的婆家嫁出去就好，而“儿子还有的救”。

他把18岁的朱单伟带在身边，跟着自己跑演出，“让他见见世面”。朱单伟的工作仅限于拎箱子和叫朱之文起床，一天500块的工钱。

每回演出回来，朱单伟会开朗一些，但当村民们举着手机来了，他又躲进了房间。他抗拒村民们的镜头，遇到拍摄的人，他会上前阻挡。拍摄不可防备，他去镇上的手机店修手机，维修师傅一边和他说话，一边悄悄用手机对着他。

于是，所有生活隐蔽在房间的两块淡蓝色窗帘后面。房间狭小，一张床就顶到了两头。还有一部电脑和一台电视机，他伸脚就能触到。他总在看剧和打游戏，只有肚子饿时，才会趿拉着帆布鞋，往堂屋的橱柜里张望有没有剩菜。

一墙之隔是另一个世界。朱单伟的房间紧挨着厨房，每次李玉华做饭，一群人就堆在厨房门口，向外界播报今天的伙食。朱单伟把电视的声音调得很大，用以盖过门外的嘈杂声。

保持住朴素的形象

下午1点，朱之文还有别的安排。他总是特别忙，没有歇下来的时候。他跨上一辆三轮电动车，载上了朱三阔，计划去镇上买搭葡萄架的三角铁钢材。

颠簸的车路过村口。朱楼村没有明显的标识，但以后也许会有所不同。“以后这里要挂个大牌子，”朱之文说，“朱、之、文、旅、游、区。”他一字一顿。

今年，郭村镇准备建设“美丽乡村”，经济情况排在末位的朱楼村本来没有入选机会，却因为朱之文而被列入其中。这个5分钟就能走穿的村子，被规划成了几个不同的区域：农家乐、表演台、垂钓园。朱之文的家也被列为景点之一，“到时候包装一下，类似名人故居那种。”村支书朱元诚说。村里给朱之文家修了一个公共厕所，还配置了一把旅游景点常用的长椅，雇人定期来朱之文家里清扫。

单独和朱之文相处时，朱三阔不会拿出手机。他的经验是，只有大家在拍的时候，朱之文才会调动神经，进入直播状态。他会互动，会兴奋，会照顾村民们的情绪。

二哥朱之芳记忆里，存在着另一个朱之文。三弟从小就“和村里人不一样”，和现在不同，那时的他孤僻独行，三十好几的人了，只喜欢和小孩玩。他从镇上买来气球，逗得村里的小孩跑了十几里路。小孩跑得腿疼，他们的父母找上朱家，对着朱之文的母亲数落朱之文的不是。妻子李玉华比朱之文更封闭，总是一言不发地做农活，唯一的爱好是和附近的村妇打骨牌。朱之文家的门虽然大敞着，但是一家人很少与人来往。除了穷，他们没有任何被人记住的地方。

“我是个没有出息的人。这么多年，我不知道自己做成了什么。”一次参加完饭局回来，朱之文望着车窗外浓重的黑夜说。这句话被车内的其他人当作了自谦的玩笑话，很快糊弄过去。

朱之文从来没有和家人一起看过春晚。以前家里没装电视，过年是一家四口聚在小木桌上，吃顿简易的饭。跨过零点，他带着两个孩子在院里放炮。那时候穷，一串鞭炮要剪成一段一段的，一个一个地放，能放好久。他记得有一年，两个孩子放炮时，不小心在地上绊倒，哭着冲他喊“爸爸”，要他抱。

现在，一到过年，他家挤满了村民和来拜访他的粉丝，从堂屋到后院，排着几百号人。他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去放烟花。他有钱了，烟花能买最大规格的，放到天空中，炸开好大一朵。

从郭村镇回来后，一整个下午，朱之文都在搭建他的葡萄架。人来了一拨又一拨。下起了小雨，每个人的发上挂着细密的雨珠。过了一会儿，天放晴了。他在铁门前架了一个木梯，爬了上去。人群退到门外，看朱之文探出了半截身子，又把手机架好。一个自称是歌唱爱好者的外地人，兀自唱起了朱之文的成名作《农民老大哥》。朱之文听完，说“你这儿唱得不对，应该这么唱——”他唱了一遍，引得门下的众人仰首拍手叫好。那个外地人满脸笑意，立即在朋友圈发了一条视频，标题是《“我和我的老师大衣哥”》。

袁长标决定带我逛即将要开发的旅游区。红棕色的长廊刚建设完工，长廊外围的一亩地被刨出了两片月牙形的湖湾。“这里要做一个朱之文大舞台，”袁长标用手在村子的东边比划了一个圈，他又把车开到了河边，“这里要做成垂钓园。”他指的是朱之文曾经练歌的那片杨树林。杨树都被悉数铲平了，平地上只留着两棵孤零零的柿子树和一座老庙。没有鱼怎么办？“当然是商家直接往里面放鱼。”

没有人担心朱之文的“流量”会消失以及消失后这个村子发展的走向。“他只要保持住那个淳朴的形象，村子就会有人来。再说了，那时候，外面的人已经看到了我们农民朴实的一面，这个村子的品牌就打出去了。”

晚上7点，村民还没有走的意思，齐聚在客厅，叽叽喳喳地聊天。朱之文已经露出倦意，他蜷缩在沙发里，说话速度也变得缓慢。

“差不多了。”他和李玉华说。李玉华明白他的意思，朝人群喊了一句：“好了好了，要休息了，都回去吧啊。”她朝空中挥挥手，像赶鸭子似的，将人们请了出去。她一层层地关上门，屋子终于安静了下来。

朱之文拉过凳子，在白色的矮木桌前，就着馍馍吃起了碗里的葱油面。面汤清澈，只能望见几滴油星子。即使在家里，吃饭也没有确定的时间，有时在下午3点，有时在晚上8点。

饭桌上通常只有他和李玉华，儿女没有出现。“别管他们，他们肚子饿的时候自己就在屋里吃那些零食。”朱之文摆摆手，“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家里有那么多吃的，他们还要去网购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吃过饭，他独自躺在床上，从兜里掏出一部智能手机，刷起了短视频。有那么几次，朱之文刷到了和自己有关的视频，但他很快地划开了。

他睡得不踏实，总想着，也许今晚还有客人要来。

二楼的呼噜声早已消失，门缝里透出白色的光线，女儿朱雪梅终于从那扇门里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