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珍

初心是情怀，使命是担当。近代以来，“湘省士风，云兴雷奋”，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任弼时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湘籍早期共产党员，心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勇立时代潮头，为创建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立下了卓越功勋。

湘籍早期共产党员出发时的赤子初心

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前，全国各地和旅外的早期组织成员58人中，湘籍有20A，如上海的李达、林伯渠、李启汉、李中，北京的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朱务善、李梅羹、吴雨铭，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广州的李季，旅法的陈公培，旅日的周佛海。因各种原因，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李立三、张昆弟、罗学瓒等人未能参加中国共产党旅法早期组织的成立活动。1922年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湘籍共产党员还有蔡和森、向警予、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李维汉、李立三、何长工、罗学瓒等一大批人。

湘籍早期共产党员群体的初心从哪里来，他们又是怀着什么样的初心出发的？

——初心来自人民痛苦，他们怀着拯救穷困交加的中国人民的初心出发

毛泽东很早就有仗义济民的情怀。他从小参加劳动，成长过程中被“大多数穷苦人民”包围着，读书过程中，“为生民立命”的传统伦理和“人生而平等”的外来观念，不断地激发他思考和关心周围“大多数穷苦人民”的命运。他同情人民的苦难、关心人民的生活，总是竭尽全力帮助身边苦难的贫苦乡亲们。少年时代，他会好奇为什么小说故事里没有农民做主人公;会同情因为饥荒被迫游行攻打官府衙门的“暴民”;会钦佩反抗地主欺压而揭竿而起的起义军。他曾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为了让人民不再“忍饥挨饿，，，1921年6月29日，他义无反顾地自长沙小西门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去参加中共一大，从此开启了为人民事业奋斗不已的光辉一生。

蔡和森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但在他出生前，蔡家就已家道中落。他自幼放牛、扯草、种地、扮禾……农活样样都干。蔡和森13歲时，蔡家连遭不幸，生活举步维艰。为了维持窘迫的家计，蔡和森被父亲送到堂兄开的蔡广祥店当学徒。3年学徒期间，蔡和森不仅要负责每天早晚开铺关店，还要替老板娘干家务活，有时候稍微慢了一点，就会遭到老板的训斥。苦难的生活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让他从心底产生了对旧社会人民苦难感同身受的情感，这为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埋下了重要的情感伏笔。

邓中夏的父亲邓典漠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曾先后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任职。他希望儿子邓中夏能做一个光宗耀祖、著书立说的人。然而，邓中夏并没有按照父亲预想的道路成长发展，而是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群众，深入厂矿，关心人民疾苦，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初心来自民族忧患，他们怀着振兴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的初心出发

罗学瓒出身于湘潭马家河南岸（今株洲市天元区）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小目睹社会的苦状，立下了匡扶社稷的志向。他曾详细论述个人与天下国家的关系：“人当视天下犹一家，视中国犹一身，故天下有患，曰：我家之患也;中国有难，曰：我身之难也。我身家之患难，我必思有以排去之义务也。”1913年春，他怀着为天下国家尽“义务”的大志向，考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结识了毛泽东等人。因为志向相投，大家很快成了挚友。从此，大家一起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早在10岁左右时，任弼时就开始思考有关国家和民族的大问题。翻看他在序贤小学求学时的作文，有关“人人若有卫国之心，即有御侮之策也”“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时不尤宜自振乎”的家国情怀，洋溢纸上。1917年，13岁的任弼时慨叹：“呜呼！我辈对之当如烈火之烧心，众镝之丛体，芒刺之负背。若能时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收回割让之地不能乎！”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祖国深切炽爱的情感激励之下，任弼时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孜孜学习历史和地理，涉猎古今名人传记，从中寻求救国自强的途径。

向警予从学生时代开始，目击时艰，萌生出强烈的爱国忧患意识，心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她曾在一篇作文中泣血写道：“呜呼，虞唐之世，有尧舜，吾民恃之可以弛责也。乃者世界潮流之所趋，古之风不可复见于今矣。呜呼，我中华之前途，我卓尔之诸君不自负之，其孰负之？诸君，诸君，行矣勉旃。”正是出于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强烈关切，向警予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

——初心来自马列主义，他们怀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出发

1918年1月，《新青年》复刊，继续倡导新文化运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欢呼声中，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普罗米修斯一一李大钊，给中国先进青年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如火如茶的新文化运动中，以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为代表的许多湖南青年，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并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在真理的感召下，逐渐汇合聚拢，形成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磅礴之力。

1918年7P，蔡和森在北京写给毛泽东的信中，率先提出要“仿效列宁”“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的观点。1919年，他赴法国勤工俭学后，通过“猛看猛译”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快就掌握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期间，受到李大钊、陈独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回湖南后，又通过刻苦学习领悟和积极参与领导包括湖南五四学生运动、“驱张”“自治”等一系列社会实践，在思想上逐步完成了由“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大杂烩”向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转变。1920年，在毛泽东与蔡和森远隔重洋的书信往来中，一段横亘亚欧大陆的思想共鸣在亚欧大陆的两端同时被引发，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思考第一次使思想的距离打破了地域的局限，旗帜鲜明的“建党”倡议由此发端。

1915年，毛泽东曾以“二+八画生”为名，发出征友启事。启事传到长郡中学，罗章龙成了毛泽东的第一个响应者。毛泽东曾以“管鲍之交，后无来者”形容自己和罗章龙的友谊。1918年罗章龙赴日留学，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友在长沙为他送行，毛泽东挥笔写下《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诗相赠。后来，罗章龙辗转抵达北京，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德语预科班就读。五四运动中，罗章龙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并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在当时，共产国际文献和马列主义原著多以德文为主，罗章龙阅后更觉其博大精深，有“皓首穷经”之感。于是，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在1920年初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他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参加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

与此同时，在日本，曾被毛泽东誉为“思想界鲁迅”的李达，也在经历着思想上的大起大落。起初，他立志教育救国。然而，在目睹学政腐败之后，他放弃了教育救国救民的主张。辛亥革命以后，他受到孙中山“大办实业”思想的影响，两次赴日留学，力图“实业救国”“科技救国”。然而，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失败，他意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技救国”都是镜花水月。就在他内心苦闷仿徨之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为他指明了光明的前路。他克服种种困难，通过认真学习研究，连续撰写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先驱者。

湘籍早期共产党员出发后的勇担使命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追寻初心和使命的道路上，湘籍早期共产党员也曾经受历史风霜的考验，在无数艰难险阻、严酷考验中苦苦求索，奋力拼搏。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对“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的现实，以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湘籍早期共产党员顺应求民族独立、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凭借着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勇立社会历史发展的潮头，写下了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浓墨重彩的一笔。

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其基本原理适用于所有国家。由马克思创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其活的灵魂和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在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湘籍早期共产党人毫无经验可以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常常面临着敢与不敢的考验。

1920年7月，平地一声雷。“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蔡和森在法国蒙达尼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概念。此后，他几次致信毛泽东，建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回信说“于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并且第一次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是唯一正确的主义。

毛泽东是第一个提出“走自己的路”的中国共产党人。秋收起义一声枪响，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由此开辟。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历经无数曲折，最终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反复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学会了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特点，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和策略，形成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一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实在在“换了人间”。

——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大业劈波斩浪奋勇前进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我们的党、我们的事业虽历经各种坎坷挫折，但从来都是愈挫愈奋、愈战愈勇。都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前仆后继的湘籍早期共产党员，出于对信仰的忠诚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依靠自身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船劈波斩浪、不断奋进。

在党的初创阶段，湘籍早期共产党人英才之众、贡献之著，可以说冠盖全国。第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李达，第一个省支部——中共湖南支部，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第一个工入党员李中，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先驱李启汉、邓中夏，第一位女中共中央委员向警予，都出自湖南。在中国共产党8个早期组织中，湖南早期共产党员参加了6个早期组织的创建或活动。

毛泽东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取得的胜利，是湖南工人运动罢工史上第一次重大胜利。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被誉为“我国工人运动史上的辉煌壮举”。在党的三大上，陈独秀在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工作报告中，对湖南工运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历史证明，初心并非一劳永逸，使命也需要在严酷的考验中锤炼，需要在漫长的岁月中坚守。在湘籍早期共产党员的身上，也有个别人在大浪淘沙中落伍、变节、背叛了共产主义信仰，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如周佛海、吴雨铭等。这也表明，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和使命不易，唯有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方能守好初心和使命，避免一失足成干古恨。

——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开始，就肩负起了为人民谋利益的神圣职责和崇高使命。立党为公、忠诚为民，从来都是我们党贯穿革命和建设全过程的一条红线。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曾说的：“我们必须奉献于生命，才能获得生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激烈严酷的革命斗争中，湘籍早期共产党员在面对小家还是大家的抉择中，往往都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1928年3月18日，夏明翰在武汉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他自始至终表现出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大无畏。在阴暗潮湿的监狱里，深知死亡临近的他，用敌人给他写自首书的半截铅笔给妻子郑家钧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家书：“同志们常说世上唯有家钧好，今日里我才觉得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泪无私念，你切莫悲悲戚戚泪涟涟。张眼望，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视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曰，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作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两天后，国民党反动派下令在武汉市鹦鹉洲枪决夏明翰，他高呼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就义诗》，从容走向死亡。郑家钧在得知丈夫遇难后，怀着极度的悲痛，写了一首祭夫诗：“赤胆红心交给党，毕生精力献人民。昂首刑场洒热血，忠魂犹绕汉阳城。吊祭来迟悲更深，鹦鹉洲前日色红。不存白骨精神在，革命还有后来人。”

为了革命事业，包括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杨开慧、张昆弟、罗学瓒、李启汉、郭亮等在内的一大批湘籍早期共产党员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为革命事业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从容不迫、视死如归的精神，唤醒了更多的人加入革命队伍中来，最终使革命赢得了彻底胜利。

何孟雄和缪伯英是我们党内一对著名的“英”“雄”夫妻。他们二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工人运动领袖，另一个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他们相识于北京，因为共同的信仰走到一起，在中共一大闭幕后不久就结为伉俪，从此并肩作战，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不息，谱写了‘部催人泪下的“英雄”传奇。1928年，缪伯英受党组织派遣在上海開展工作期间，染上重病。临终前，她拉着丈夫的手说：“我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善待两个孩子，让他们健康成长，以继我志。”在缪伯英去世后，何孟雄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止，直到1931年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同年2月7日，他与其他23位革命者一道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