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全伟

陈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特别是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7年多时间里，撰写了大量关于干部工作的文稿，阐发了诸多怎样做好干部、怎样用好干部的思想。如党的干部应当具备四条标准：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与群众有密切联系，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守纪律。陈云不仅将好干部标准形诸于笔端，而且付诸实践，是我党干部的楷模。

“党的事业重如山”

陈云在1940年11月撰写的《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讲话提纲中，列出了关于如何挑选党的干部的四条标准，其中第一条就是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他认为，忠实，就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有為党慷慨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爱出风头，闹名誉地位，吹牛拍马，耍两面派，是同党的干部的称号不相容的。

综观陈云的一生，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一直非常低调，“不居功，不自恃”是他为人处世的准则。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到，工作取得了成绩要讲功劳，第一是人民的，第二是党的，第三才是个人的，位置不能摆错了。在个人名利上，陈云看得很淡，但在对待党的事业方面，陈云看得很重。

1958年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当时的陈云，已因“反冒进”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并被取消了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发言权。但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党的事业一贯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一贯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他在可能的范围内，对于明显违背经济规律和实际情况的想法、做法，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采取了许多纠正和补救措施。

20世纪60年代初，陈云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可以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并准备把自己的意见向上反映。有同志提醒他这样做会有风险，但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怎能延误时机？后来，陈云的意见果然没有被接受，而且还因此受到了冷落和批判，职位也被架空。虽然如此，但陈云从不找人诉苦，也从不发牢骚，只是说了一句“不以成败论英雄”表明自己的心境。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经济活跃，人们思想上准备不足，党内少数干部出现了一些违反党纪国法的现象。那段时间，陈云对此尤为担忧，对不良社会风气非常反感。有一天，他在看《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时，对文中批评的不请吃饭办不成事，“四菜一汤生意平常”，“八菜一汤独霸一方”的现象非常气愤，并用红笔画了出来，说这么搞下去绝对不行。1980年11月，陈云严肃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以对待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下定决心坚决不当“老太婆纪委”，要当就当“铁纪委”，要狠抓党风，严打经济犯罪。

陈云对反腐之所以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是源于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他深知共产党一步步成长起来，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力量和精神支柱，靠的是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所以他最怕的就是脱离群众，最怕的就是群众的不信任。他觉得，共产党一丝一毫的腐败都不能有。他提出抓党风、抓反腐败，首先要从党的高级干部抓起。他说：“这些事情都是上行下效的，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下面就不敢乱来，领导要是自己开了口子，那下面就乱套了。”在那些日子里，年近八旬的陈云不顾年老体衰，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打击经济犯罪上。

陈云严肃指出：“‘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抵制和清除这些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1982年1月5日，陈云看到中纪委报送的材料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撅，有的干部为其提供保护并从中牟利，非常气愤，情绪十分激动地说：“要重办，要杀掉几个。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解放初期，贪污几干元就杀。”他把这份简报立即批转其他中央领导，并在批语中指出：“我主张要严办几个、杀几个、判刑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反腐败是要冒风险的，当时确实有领导同志遭到了腐败分子的报复。陈云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和家人面临的危险，他特意让秘书提醒子女要注意安全。但为了党的事业，他没有畏惧和退缩，而是下定决心，得罪多少人也在所不惜，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是准备人家打黑枪，准备折子折孙的！”

从1978年到1987年，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长达9年，领导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查处各种经济犯罪案件70多万件。他领导建立健全了党内政治生活规则，加强了党纪党规的制度化建设，恢复重建了党的各级纪检组织，培养锻炼了一支作风过硬、能力突出的纪检干部队伍，为新时期党的纪检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多次强调：“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

1984年，陈云写下了这样一幅题词：“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题词表达了对“个人名利”和“党的事业”两种不同视角的鲜明态度。在陈云看来，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此，共产党人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要有奉献和牺牲精神。革命战争年代不畏艰难困苦，甚至不怕铁窗、杀头;和平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不为个人名利和升官发财，不被经济利益和各种私欲所诱惑，始终坚持“不求有名于个人，只求有益于党”的操守。这是他在耄耋之年对自己一生奋斗历程的一种总结，也是对党内同志的谆谆教诲。

“绝不能随带袖筒里干部”

1987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讲到就地取材用干部时说：“我们用干部，要五湖四海，平常不熟悉的干部也要用。就地取材是很重要的一条原则。”他还结合自己选拔使用干部的经历，讲了一句经验之谈：“我新到一个地方工作，经常是不带什么干部的。”

就地取材用干部，陈云倡导了一生，也坚持和实践了一生。无论是执掌中共中央组织部，还是出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负责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无论是参与领导东北局的工作，还是主持东北经济的恢复和重建，陈云在干部使用上都始终坚持“五湖四海”“就地取材”。

1949年3月，为适应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

1949年4月10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望陈云同志及其所带干部速来中央。”这是周恩来要陈云到北平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电文。

5月10日，陈云抵达北平。然而，他并没有如上述电文所要求的带东北的干部人关。时任陈云秘书的周太和回忆说：“只带了我和两名警卫共3A。他强调，到新岗位任职，应当就地取材，绝不能随带袖筒里干部（指熟悉和亲近的人一一编者注）。”行前，有人问陈云：“进关以后怎么办？”他的回答很谨慎，也很平淡，只说了一句：“安下地盘后试一试，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

5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6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会议，宣布派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组织中财委。

成立中财委，干部如何配备呢？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解决不好，中财委即使有再大的权力也难以做好财经工作。而实际情况是，不要说我们党由于长期处在农村，长期进行革命战争，缺乏经济建设的人才，就是旧中国，也没给我们留下多少这方面人才。这个“地盘”如何“安”好呢？

为了能够胜任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重担，对选用干部，陈云的原则是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采取“五湖四海”“就地取材”的方针，从各大区、党内外选调各种精通专业知识和有经济管理经验的人才。中财委是在原中央财经工作部和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的，因此一开始华北的干部用得比较多，以后又陆续增加了各个大区的干部。另外，陈云还特别注意选用有经济才能的党外民主人士。他曾经说过：“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我们能不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是了不起的人才呢？不见得。社会上的各种人才不知有多少，许多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以当时中财委下属的计划局为例，局长、副局长一共7位，其中有4位是党内的，局长宋邵文是华北调来的，副局长朱理治、曹菊如是东北调来的，杨放之是华北调来的;另外3位是党外的，他们是著名的专家学者孙越崎、钱昌照和孙晓村。此外，陈云还从各地调来了地委专员以上的领导骨干20多人，并在中财委内留用了原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15位高级专家。在求贤若渴的陈云的敦促下，著名经济学家、浙江大学校长马寅初也担任了中财委的副主任。他还推荐章乃器出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著名化工学家、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侯德榜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后来也被陈云请来担任了中财委高级技术顾问。正是在陈云不拘一格广泛访贤任能的思想指导下，中财委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便从成立初期的30多人迅速组建成了一支300多人的精干队伍。

别人不管的事，他都要管

在陈云眼里，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他心中时刻装着人民，无论是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吃穿用度，还是少年儿童看戏难、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等百姓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十分关注，只要发现问题，就及时提醒有关领导或有关方面去解决。由于陈云经常过问这些事，因此，香港媒体曾把他称为“不管部长”，就是说，别人不管的事，他都要管。

20世纪50年代，陈云主抓财经工作时提出重要民生工作“必须安排在前”的方针，老百姓的吃穿用度，哪一样短缺了他都睡不好觉。他常对商业部的干部说：“商业工作天天同人民群众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陈云经常去北京的百货大楼、菜市口、农贸市场等，一个柜台一个柜台地走，大东西看过了，就看小东西。一次，他忽然发现市场上没有卖女同志装饰发型用的发卡，就问人家为什么没有发卡？人家说公私合营以后，没有生产这个的了，生产这个发卡的钢材也没有了。陈云发现这个问题后，非常着急，当时就给负责钢材生产的部门的同志打电话，后来还写了一个条子，说你们一定要拨出几吨钢材来，给全国女同志每人两个发卡……

在陈云眼中，大白菜也是政治问题。20世纪七八+年代大白菜可是北方老百姓冬天饭桌上的“当家菜”。那时，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居民冬天用菜不像现在，可以随吃随买，而是要在秋菜上市后，到商店把冬天要用的菜（主要是大白菜）一次性买回家储存。由于菜量大，商业部门往往堆放在露天，如果供应慢了，或者居民购买不及时，寒流一到，很容易发生烂菜问题。陈云说，冬季老百姓就是靠大白菜、土豆这两种菜下饭，卖得太贵了他们会买不起，没菜吃不行啊！他就让秘书告诉管理部门，大白菜的储存、运输等每一个环节都要搞好。1982年，已经77岁的陈云，给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写信，要求务必组织好大白菜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避免冬季烂菜问题的出现。那一年，经过陈云的过问，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前召开了各区、县、局和有关单位领导參加的秋菜供应、储存工作动员大会，还成立了秋菜指挥部，使冬储大白菜供应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基本没有发生烂菜情况。第二年，陈云又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大白菜收贮运销工作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城市居民贮藏有困难，但春节后吃不到便宜的大白菜又有意见。这件事要由北京市委拟出一个妥善可行的办法才好，因为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陈云看《人民日报》很仔细，每天都要从第一版看到第八版。1982年5月下旬，陈云在《人民日报》第八版的一角，看到有一篇《首都少年儿童看戏难》的文章，反映北京儿童剧场停用，首都百万儿童无处看戏。陈云把秘书朱佳木叫去说，这篇文章是专门写给他看的，因为报社的同志知道他每天看第八版，所以有什么要向他反映的意见，就放在这一版。去年，他们也登过一篇反映儿童看戏难的读者来信，他看到后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写过一个条子，建议向儿童开放单位内部的礼堂，后来，中央办公厅率先开放了怀仁堂。所以，今年他还要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再写一封信。说完，陈云要朱佳木先拟个草稿，就说他同意《人民日报》文章的建议，在新的首都儿童剧场落成之前，暂时拨借一个剧场专供孩子们看演出，如果固定一个剧场有困难，可以由几个剧场轮流定期为孩子们开放;另外，提议在今年六一儿童节时，全国城镇的所有影剧院和机关、企业的所有礼堂，均免费向孩子们开放一天。朱佳木很快按他的意思把信写好，他看后签了名。考虑到当时离六一儿童节已经很近了，他又在信笺上方写了“特急件”3个字，还在下面画了3个圈圈，以示重要。5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为此联合发出了一份紧急通知，要求全国的影剧院和礼堂、俱乐部在六一儿童节向少年儿童开放。

1984年2月，陈云跟秘书说，《人民日报》上反映现在大龄未婚青年很多，这与我们这些年宣传晚婚有关，应当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议一次，并请一个部门抓一抓，帮助他们找对象。秘书说，这与“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有关，尤其是一些大龄女青年回城后找不到对象，已经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问题，最近新华社有一份反映这个问题的内部材料，是否可以在上面批一下。第二天，陈云把新华社的《天津市30岁以上未婚青年有6万多，市政府要各级领导关心这些人的婚姻问题》内部材料，批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批示指出：“这个问题不仅天津有，北京和其他地方也有，尤其是女青年方面占的比例很大，是个不算小的社会问题。建议书记处议‘下，指定一个部门专门抓这项工作。”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把这个问题列人了例会议程，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关心30岁以上未婚青年婚姻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和关心这个问题，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要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重要工作认真抓好。

“用父母爱儿女之心来爱护干部”

“用父母爱儿女之心来爱护干部。”这是陈云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的口头禅，也是他对待干部的行动准则。他经常告诫大家：“爱护人很重要。凡是提拔干部，得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既提拔起来，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对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去解决。当牵涉到一个干部政治生命问题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地处理。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的爱护人。”

陈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延安审查干部过程中，有人传说女作家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后关押在南京期间曾经自首。丁玲听说后，压力很大。她找到陈云，请求组织调查，谈到动情处，甚至痛哭失声。陈云安慰她说：“不要激动，不要着急，组织出面调查。”事后，陈云指示中组部进行认真调查，并在作出结论后将调查结论批送丁玲。结论指出：党内有些同志传说丁玲在被禁于南京的3年中曾經自首，但中组部直到今天未见到任何同志提出丁玲曾经自首的具体证明，也未见过丁玲发表过自首文字和屈服于国民党的文字，因此认为这种传说无从凭信。陈云和李富春在这份结论上签字，并加盖了中组部的印章。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使丁玲深受感动，在延安知识分子中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丁玲的丈夫陈明后来说：“这样周到细致的考虑，对同志是多么的关心和珍惜！丁玲同志生前多次感念陈云同志的关心，终生难忘。”

傅连障是我军老一代医疗勤务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之一。红军到达陕北后，傅连障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医院院长、中央总卫生处处长等职，专门负责领导人的身体健康。可想而知，他肩上的担子，一点也不比在前线杀敌的将士们轻。当傅连暲郑重地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没有人肯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大家都认为，尽管傅连暲的革命立场坚定、医疗水平高，工作也非常认真负责，但作为小知识分子出身的他，还需要在斗争中进一步考验。特别是在与同志的相处中，没有与大家很好地打成一片，有时他的态度和说话方式让大家难以接受。入党就此卡住了。为了革命走过万水干山、从枪林弹雨中一路冲过来的傅连暲知道此事后，思想情绪产生了很大波动，心中也有了重重顾虑。陈云知道后，对此非常重视。他认为这不仅关系傅连暲本人在政治上的进步，更关系我们党在对待干部、对待知识分子、在用人上的政策与原则。不久，陈云与时任中组部干部科科长的王鹤寿亲自来到傅连暲所在的医院了解处理此事。在经过充分调查和认真分析后，陈云在党支部大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看人一定要看他的主流，傅连暲在政治上愿为共产主义奋斗，跟共产党走，态度是比较诚恳的，我们不能将他拒之门外。他在艰苦长征中经受了考验，表现不错，工作是认真负责的，我看他符合一个党员的条件。他在作风上确实有些缺点，这是可以批评教育的，也应该对他进行帮助。”陈云环视大家，微笑着说：“如果实在没有同志愿意做傅连暲的入党介绍人，那就让我和鹤寿同志来做。”后经过党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傅连暲终于实现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崇高愿望。

陈云不仅在工作上关心、支持、爱护干部，而且在生活、家庭、婚姻中也十分关心体贴干部。他告诫中组部的同志，凡是干部担心的事，也是从事组织工作干部的事，只有解决好他们的事，才能使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安心工作。例如，夫妻分居两地的，根据本人意愿，通过组织手续使夫妻团聚;对于未婚的，也尽可能给以照顾，使双方的工作地靠近，以便能经常见面。“有困难找组织”，这是当时千部战士的通用语，是他们对中组部信任的表现。有一位从国统区到延安的同志给中组部写信称：我因个子高大，你们发棉被布18尺不够，脚露在外边，睡不着。中组部的领导看了后，马上批示再补发4尺布、半斤棉花。这位同志感动地说：组织部真是党员之家！正因为陈云对干部爱护有加，延安的干部、战士遇到困难和矛盾都愿意到中组部倾诉。时间长了，中组部就成了各根据地和前线将士的“家”，他们每次回延安，都要来“家”看看，说说心里话，以陈云为主要领导的中组部干部也成了大家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