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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释的结构与功用*
——以“四大发明”的教学为例

2019-12-31张玲俐鲁东海

教学月刊(中学版) 2019年34期
关键词:司南印刷术四大发明

□张玲俐 鲁东海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东部分校,江苏扬州 225001)

历史学家总希望把真实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读者,但事实上他们呈现的文字已经渗透了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中学历史教科书也不例外。课程标准要求培养学生的历史解释素养,是希望学生以基本史实为依据,理解教科书的编写意图,进而建构自己的历史解释。“四大发明”是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知识点,看起来是极具“史实”味道的一个概念,但其中也存在着浓郁的“解释”意蕴。教学中笔者试图通过阅读和提问,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四大发明”这一概念,初步掌握历史解释的结构与功用。

一、历史解释存在硬性内核

历史事件一经发生就和自然事物一样客观存在了。“1900年在敦煌发现了一卷印刷精美的《金刚经》,经卷最后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字样”,这段文字就是说那年那月那日印制经卷的事情已经客观存在了。后人在学习历史时,必须甄别出历史的真实部分,即历史解释赖以存在的“硬性内核”,否则历史就真的可能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今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材料多种多样,从广泛意义上说,它们都只是某种历史解释。在引导学生阅读时,应该要求他们努力透析这些文本中的硬性史实内核。下面以雕版印刷术的几段材料进行说明。

材料一:关于雕版印刷术的图片(见图1)

图1

材料二:中国雕刻起源较早,殷周时铜范上的反刻文字、秦汉时的石刻碑碣、汉魏时的石经,都与雕版印刷的形制相似;捶拓技术、玺印技术也与印刷术的原理相同,可视为印刷术的源头之一[1]。

学生观察图片,阅读材料,找出其中关于雕版印刷术的有关技术史实。认识雕版模板是阳刻反字、殷周铜范的反刻文字以及中国古代长期使用的玺印刻制技术就是雕版印刷术的前身。

材料三:印刷术起源于中国是毫不奇怪的。至少从公元后的第二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就使用纸张了,这使得早期的中国工匠拥有了印刷字符和图形的廉价且有韧性的材料了……从用印章将单个字符印于纸上,到利用雕刻的模板印刷整页纸张、文件和书籍,只有一步之遥[2]。

阅读上述材料,学生可以比较准确地说出两个条件,一是纸张的发明,二是印章刻制技术。

材料四:1966年,在韩国一处寺庙发现了一卷汉文《陀罗尼经咒》雕版印刷品。公元704年这个经文才被译为汉文,而经卷是在公元751年庙宇落成之前埋下的。因此,确定该经卷印刷年份为704—751年之间。于是,韩国人在世界上造舆论,说韩国的雕版印刷品时间比大英博物馆所藏的《金刚经》还要早。言外之意,即想说他们发明了雕版印刷术[3]。

教师运用这段材料,引导学生像历史学家那样去寻找历史文本中所包含的基本史实。阅读韩国所发现的汉文《陀罗尼经咒》,会发现其中有几个字是武则天时代所创制的特殊字符。那时日本和朝鲜半岛诸国流行从中国进口佛经、书籍等。联系起来看,这个经咒是在中国印刷后,作为礼品送到朝鲜去的。所以,其发现并不能动摇中国的雕版印刷发明权,反而提早了中国雕版印刷的现有实物年份。

历史留存下来的文本资料浩如烟海,这些资料中充满了事件主体和叙述主体的情感和愿望。究竟如何对待呢?首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即努力弄明白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雕版印刷术,从材料中能够判断的一个基本史实就是:据目前发现的藏品,中国唐朝人受印章刻制的启发发明了这项技术,后传播到周边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教科书是学生日常接触的“历史解释”文本,只有准确地掌握基本史实,即所谓的历史解释的“硬性内核”,才能进行深入的理解,并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解释。

二、历史解释具有弹性外形

任何历史事件都发生在特定的时空中,不可重演,但是他人或后人对其认识或解释,却多有不同,且各自成理。如对古代中国科技的认识,马克思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4]而鲁迅却这样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人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5]究其缘由,是因为解释者的视角和立场不同,但都具有合理性。这意味着历史解释可以存在不同的表达,即所谓的“弹性外形”。下面以有关指南针的几段材料进行设计和说明。

材料一:最初的指南仪器称作“司南”,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是将天然磁石经人工琢磨后制成的,样子如同一只圆底的勺。它在平滑的盘上自由旋转,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自然指向南方[6]。

通过阅读上述材料和教科书文字,学生可以做出基本史实判断:中国是世界上较早掌握指南技术的国家,通过磁石的天然属性测定方向。直至宋元时代,阿拉伯商人才在乘坐中国的海船上,学到了这种技术,并传播到西方。但对于“司南”这一仪器的具体解释,存在着与教科书不同的观点。教师呈现新材料。

材料二:有学者曾认为我国汉代已发明磁体指南仪“司南”,根据是《论衡》所称:“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但《论衡》在宋刊本中,“杓”字作“酌”,说的是指南车;而且由于天然磁石的磁矩很小,难以制成能指极的勺。司南车是一种机械装置,跟以磁石的指极性为原理的指南针没有继承关系[7]。

学生阅读、理解作者的解释,概括其观点:从古汉语文献考证和制作工艺考证,“勺形司南”几乎无法制作,由此否定了历史上司南存在的可能性。

教师补充讲授:司南作为指南针的前身,在很多教科书及论著中都有介绍。其造型由磁勺与铜盘组成,这已被国人作为文化常识普遍接受。然而这种由磁勺与铜盘组成的司南并非来自考古发现,而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出自科技考古专家王振铎的构拟。1952年,郭沫若先生在访问苏联前夕准备国礼时,指示中科院制作一具司南。然而,专家们制作出来的司南无法指南,最后只能利用电磁线圈为磁勺充电才能够指南。那么,今天对“司南”究竟该采取什么态度呢?继续阅读新材料。

材料三:尽管我们今天还未能用天然磁石复制出可以指南的勺形司南,但不能因此而轻易否定勺形司南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可能性,《论衡》的那几句话最合理的解读就是“天性”指南的勺形司南。纵观世界古代文化,难解之谜比比皆是,若因今天难以复制就加以否定,显然不符合科学探索的精神[8]。

与材料二作者否定勺形司南不同,材料三认为勺形司南是有可能存在的。古汉语文献考证中有证据支持,世界古文化中也存在难解之谜的先例。不能因为我们不能弄明白古埃及人在条件落后、技术简单的情况下是如何建筑宏伟的金字塔的,就否定其建造技术的存在。

利用材料二、三,可以引导学生理解历史解释的“弹性外形”。基于科学严谨精神,材料二断定勺形司南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基于科学探索精神,材料三不肯轻易否定勺形司南,也符合学术伦理。中国古代较早掌握指南技术,但勺形司南是20世纪人们的拟制,这是基本史实,对于司南是否存在过,却有两个甚至多个弹性的表达。

三、历史解释促进体系建构

历史解释并不是人们为了标新立异而制造不同的说法,其真正的意义在于“赋予历史以生命:将史实加以连贯,使其成为一种可理解的叙述”[9]。历史解释是怎样“盘活”历史的呢?如火药配方是中国古代道士在炼丹过程中发现的,他们将硫黄、硝石与炭通过一定的配比,熬制长生不老之药。但因时常发生火灾,且难以达到长寿的目的,而放弃了这种很有价值的配方。但是,其强大的爆发力和杀伤力,受到了军事家的高度青睐。自唐末开始,火药在东西方的战争中大显身手。从道士炼丹到军事家获得珍宝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历程。可见,没有历史解释在其中穿针引线,人们对此怕是一头雾水。

那么,在教学中如何用历史解释来串联史实、构建体系呢?引导学生阅读材料,理解教师的表达,再进行模仿。

材料一:秦汉以来,炼丹术盛行。医药家与炼丹家(他们往往是二者得兼的)目的是制造金银和修炼丹药以求得长生不老。炼丹家们希望夺造化之功,使自然变化人为地在炉中完成,于是将各种药物彼此配合在炉中用火炼。汉代炼丹家最终的实践虽然从修炼药物的角度上是大败……但当炼丹家把这种填满硝石、硫黄和木炭的竹筒贡献出来就可能成为原始火器的雏形[10]。

教师强调,炼制长生不老药和金银的目的未达成,反而“无心插柳”,成就了军事新武器。

材料二:火药被用于战争可能在唐朝,13世纪的宋金之战时,火炮成为真正的杀伤性武器。在火药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蒙古人的崛起是一个关键性事件。他们靠战争拉动了东亚的军事技术发展,并将火药技术西传。欧洲最早的火药记载是瓦尔特在其1326—1327年《关于国王的尊严、智慧与审慎》手稿中明确无误地描绘了一尊火炮和它发射出的一支巨箭。随后14—15世纪,在中东、南亚及俄罗斯都出现了火器的确凿证据。明朝洪武时期中国的武器装备,尤其是火铳,是举世无双的。但18世纪的工业化武器制造、科学实验应用于战争,使欧洲尤其是英国在军事战争中大步流星进步之时,中国的军事力量却因和平盛世缺乏战争实践而萎缩倒退[11]。

中国古代道家炼丹、宋代火炮、蒙古人的征战、1326年瓦尔特的手稿,这些都是基本的历史事实,但它们只是历史长河中极容易被忽视的一个个“点”。如果在学习历史时,只简单罗列和记诵这些“点”,历史便失去了鲜活的面孔,学习也没有了盎然的趣味,还必须将这些“点”进行连接,使其变成一段可理解的历史叙事。教师结合上述材料用思维导图的形式,依据时序,构建出古代火药发明、使用与传播的知识框架体系(见图2)。

图2

下一步,学生模仿,分别绘制造纸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展与传播的思维导图。在此基础上,继续汇总四个发明的有关情况,制作更高一级的思维导图。学生通过具体操作,真正体会了历史解释的奥秘在于:将零碎史实整合成方便记忆和理解的架构,其中包含着丰富的逻辑与趣味。

四、历史解释激发智慧生成

“只有借助现实,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实。”[12]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连接通道是历史解释。从过往的史实中构建起框架体系,凝练出历史经验,形成历史智慧为当下社会发展服务,这是历史解释的根本意义。

看到今天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我们能够理解培根、马克思对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高度评价。在读到上文鲁迅的文字时,不禁思考四大发明为何没有升华为近代科技?为何没有促进中国社会转型?教师带领学生阅读材料,深入当时的东西方社会环境,进行对比观察。

材料一:在中国,是伦理道德在君临着知识,知识本身并没有其独立的价值与地位,它的价值仅只存在于它为伦理服务,或者说科学为政治服务。一个知识分子的出路,他的地位、荣誉和利益,并不是和知识而是和德行结合在一起的。早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不久,班固就曾感叹儒术已经成为一条利禄之途[13]188。

学生依据材料,思考中国古代社会中阻碍科技获得跨越性进步的因素。

通过阅读,学生得出:中国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伦理道德,把德行看得很高,并不重视对自然的探究;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以跻身官场为荣耀,为科学献身的人寥寥无几。

教师追问:鉴于此,可以总结出什么教训?

学生回答:选拔人才要德智兼备,重视科学知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教师点评:同学们说得不错,但是认识还比较肤浅,就上述材料而言,还应该向更深的制度层面思考。

材料二:(新航路开辟时期,近代西欧)新兴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天文、地理、航海、制造、火炮乃至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贸易、社会、历史诸多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是息息相关的……文艺复兴以来西欧各种学会与学院的建立和发展蔚然成风,这曾经怎样极大地促进近代科学事业的发展,大都是人们所耳熟能详的[13]187-188。

阅读材料二,思考西欧社会能让知识切实发挥作用,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学生回答: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出于发财的动机,加强对科学技术的研究;文艺复兴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教师追问:联系前面马克思与鲁迅的材料,综合思考在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四大发明在东西方社会为什么出现不一样的命运。

教师引导学生从政治与制度、经济与社会、思想与文化等多方面进行讨论。中国古代社会运行的中心在皇权专制,统治者通过尊崇儒术和科举取士,将读儒经与做官联系起来,使社会几乎完全放弃了对外部世界的探求。小农经济是中国古代最深厚的经济基础,人们被封闭禁锢在土地上,商品经济得不到充分发展,社会严重缺乏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教育子弟都以“一心专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为律条,知识界几乎都沉浸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梦中,所以,即使写出《天工开物》的宋应星也只能赌气地说:“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关也!”

教师总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是通过学习,应该能够深刻地感受到,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能否起推动作用,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根本还是取决于社会环境和有关制度。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所提的“科教兴国”口号,极具战略智慧,贯彻至今,已经促进了众多核心技术的诞生,如用青蒿素防治疟疾的推广应用、地震预警、5G通讯等,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历史经验的借鉴分不开的。

总之,在历史学习和现实生活中,解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和能力素养。综合起来看,历史解释有着显著的特点:其一,客观性,历史解释不可以随心所欲,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其二,合理性,历史解释可以有多种呈现方式,但是,都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自身逻辑;其三,体系化,历史解释不是对史实进行碎片化的解构,而是通过想象、推理等思维活动,构建历史的完整图景;其四,实践性,解释不是为解释而解释,它总是指向社会实践,为社会生活提供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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