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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扶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019-12-30詹懿

新西部下半月 2019年11期
关键词:教育扶贫脱贫攻坚问题

詹懿

【摘 要】 本文针对当前的扶贫背景及我国教育脱贫存在的扶贫对象受教育时限短、扶贫对象观念陈旧、贫困地区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等问题,提出了以教育促进脱贫攻坚的对策建议。要增加对贫困区域和贫困对象的教育投入;加强教育扶贫区域协作;提升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

【关键词】 教育扶贫;脱贫攻坚;问题;对策

“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这句顺口溜揭示了教育在改变农村贫困人口思想观念,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文化知识水平,开拓农村贫困人口眼界,提高就业能力,提高适应市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能力等方面的积极性作用。扶贫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实施路径方面来看,既有区域性整体推进的,也有点对点精准解决的;既有通过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提高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而提高贫困群众收入的;也有通过加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贫困群众知识水平和职业技能水平,增强就业能力和适应市场经济能力,以提高打工收入和经营收入的,总体上看,教育扶贫在整个扶贫措施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以世界银行的贫困线为标准,如果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接受教育年限少于6年,则贫困发生率大于16%;若将家庭主要劳动力的接受教育年限增加3年,则贫困发生率会下降到7%;若将家庭主要劳动力的接受教育年限增加到9—12年,则贫困率将下降到2.5%,若家庭主要劳动力的教育年限超过12年,则几乎不存在贫困的状况。[1]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讲到;“扶贫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要坚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指导扶贫开发,丰富贫困地区文化生活,加强贫困地区社会建设,提升贫困群众教育、文化、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振奋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精神风貌。”[2]找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贫穷的原因,以及教育脱贫对脱贫攻坚的内在机理,梳理当前我国教育扶贫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

一、背景分析

实施教育脱贫的原因在于教育贫困具有代际传递效应,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即父辈由于贫困而丧失接受大量教育的机会,缺乏教育又进一步制约父辈获取财富的能力,从而导致父辈在子女成长过程中不能给予充分的受教育机会,进而导致子女因接受教育不足而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贫困代际传递从狭义说是贫困以及致贫因素在家庭层面由前代传递给后代,使后代在成年后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3]引发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因家庭原因导致的教育资金短缺是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成因;二是贫困家庭的教育文化氛围使得父辈可能认为“读书无用”,导致子辈意志消沉,抱怨“知识无力感”、“知识难以改变命运”,子辈因父辈家庭贫困常常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不愿通过自身努力和学习来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4]从以上分析可知,仅仅依靠贫困家庭自身的条件,难以改变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必须依靠政府和社会的扶持和帮助,为贫困家庭通过自身努力斩断教育贫困代际传递,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通过贫困家庭和政府的帮助共同解决贫困问题。但仔细梳理当前的教育扶贫情况可以发现,当前的扶贫仍然局限于收入和物质方面,教育扶贫往往流于形式,主要表现在为贫困地区兴建校舍、配置教学设施、选派师资等“输入式扶贫”,而缺少从观念、知识、能力、精神等方面进行帮扶。[5]因此,在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时期,应综合研究教育脱贫的实施路径,保证脱贫攻坚稳定有序的推进。

二、当前我国教育脱贫存在的问题

1、扶贫对象受教育时限短

我国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普遍存在受教育年限短,科学文化水平低,学习能力、认知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差等问题。根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8》统计,我国贫困发生率与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成正相关,户主受教育年限较短的群体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受教育年限长的群体。2017年我国贫困地区常住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不多所占比重为7.8%,小学文化程度占34.3%,初中占46%,高中占8.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3.2%。①2017年,户主的文化程度为文盲的群体中贫困发生率为6.7%,户主的文化程度为小学的人群中贫困发生率为4.7%,户主的文化程度为初中的人群中贫困发生率为2.5%,户主的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人群中贫困发生率为1.4%。②同时,因子女过多且同时上学造成家庭的负担过重,或者一个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花费较大造成的家庭短时间内致贫和返贫,也加剧了部分家庭的贫困程度。

2、扶贫对象观念陈旧

贫困地区大多处于交通不便,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地区,人们长期生活在比较封闭的环境中,获取外界的知识和信息有限,与外界的交流较少,思想相对保守。有的群众甚至相信宿命论,认为自己贫穷是命中注定的,缺乏主动努力改变自身现状的勇气和想法。“读书无用论”在贫困地区影响很大,很多学生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继续读书学习。有的“等靠要”的依赖心理较重,把改变自己贫穷落后面貌的希望寄托在党和政府及别人身上。有学者对鄂西农村地区农民的精神和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鄂西地区农民中40%的人相信宿命,25%的人安于贫困,20%以上 的人“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严重。鄂西地区农民中35%的人缺乏理想追求,只求最基本的温饱生活,20%的人思想守旧,固守旧的生产方式,25%的人思想僵化,不愿意离开家乡外出务工,20%的人思想陈旧,仍持有重农轻商的思想。[6]

3、贫困地区教育资源供给不足

一是基础教育供给不足。撤点并校在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投资效益和教育质量的同时,也加剧了部分农村地区学校的萎缩,造成部分学校布点过于分散,部分学生因上学路程太长而輟学、厌学甚至逃学,客观上降低了农村贫困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力。二是职业教育发展滞后。学一门手艺和技能,是解决农村贫困人群因缺乏技能而导致贫困的最有效途径。但是,由于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很多孩子在未念完初中就跟随父母外出打工,错失了接受专业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同时,由于我国很多贫困地方因缺乏职业教育,或职业教育的发展存在“产教错位”等问题,职业教育对贫困家庭摆脱贫困的作用并不明显。

三、以教育促进脱贫攻坚的对策建议

1、增加对贫困区域和贫困对象的教育投入

抓好贫困区域教育工作,促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资金投入是关键。一是优化扶贫教育投入多元机制。要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前提下,按照“学生有需要——教师有能力——环境能支持”原则,设计教育扶贫系统的投入方案,按照教育扶贫系统适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设计教育扶贫投入策略。[7]二是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准确掌握农村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数据库,根据贫困人口的经济、文化情况和自然条件,提高教育扶贫精准度,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提升贫困家庭子女的科学文化水平,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三是运用现代先进技术支持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事业。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移动终端等现代化工具,创新“互联网+教育”、“大数据+教师”、“大数据+学生学业成就提升系统”等现代教学模式,让贫困地区学生同步共享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并提高教育扶贫的精准性,

2、加强教育扶贫区域协作

要通过东西部之间的协作发挥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改变西部地区落后的观念和封闭的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讲到,“西部地区要彻底拔掉穷根,必须把教育作为管长远的事业抓好。东部地区要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通过联合办学、设立分校、扩大招生、培训教师等多种方式给予西部地区更多帮助”。[8]通过把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资源输送到西部地区,弥补西部地区教育资源不足的缺陷,提升西部地区的整体教育水平,以教育覆盖率和教育水平的提升改变西部地区落后的观念和封闭的意识,提高西部地区的社会文化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进而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最终实现区域的脱贫攻坚。

3、提升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

从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经济发达的地方往往靠的并不是优越的自然资源、地理资源、温润的气候,如浙江的温州、美国的波士顿,而是开放的观念、先进的理念、良好的科技和教育、勇于创新和奋斗精神。因此,要推进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工作,除了要加强资金投入,更要加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一是充分调动贫困地区人民的自我发展意识和积极性。要“着力激发贫困群众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主动性,着力培育贫困群众自力更生的意识和观念,引导广大群众依靠勤劳双手和顽强意志实现脱贫致富”,[9] 坚决克服等靠要的思想。二是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习近平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办好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差距,特别是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保障贫困地区办学经费,健全完善家庭困难学生资助体系”。[10]要通过补足农村基础教育短板,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能够上到学、上好学,提高贫困地区学生改善自身状况的基础能力。三是创新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根据国内经济发展情况和本地产业发展需要,按照“产教融合”的发展理念,对贫困对象实施免费的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如大力实施职业教育专项扶贫计划,使贫困对象就业有门路、创业有思路、干活有技术,最大限度提高贫困对象自我发展的能力。

【注 释】

①②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8整理得来.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扶贫与经济管理局.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EB/OL].hllp://www.worldbank.org.cn/.

[2] 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50.

[3] 李晓明.贫困代际传递理论述评[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6.16(2)75-79.

[4] 向延平. 教育貧困代际传递与阻断:教育精准扶贫路径选择[J].当代教育论坛,2018(03)32-37.

[5] 余应鸿. 乡村振兴背景下教育精准扶贫面临的问题及其治理[J].探索,2018(03)170-177.

[6] 张玉平,骆素莹,田胜. 在精准扶贫视阈下农村精神贫困问题的调查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7(07)246-248.

[7] 刘晓红. 教育扶贫的多元投入机制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2)220-223.

[8][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J].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37.140.

[10]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EB/OL].http://www.gov.cn/xinwen/ 2016-09/09/content_5107047.htm.

【作者简介】

詹 懿(1981—)男,重庆人,经济学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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