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道，蔺 若

(1.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66；2.成都师范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

《周易》“重生”，重视“人”的生存和发展。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问题上主张“天人合一”“天人一体”，强调“人”应该与万物自然和谐互动。为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必须致力于创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美美与共的生态场，以维护化化不已、生生不息的宇宙天地间的生命现象。这种“重生”精神与现代生态美学思想和“重生”精神是一致的。

在中国，《周易》历来就被誉为“大道之源”与“群经之首”，认为是古代圣人穷神知化、极深研几的经典之作，其《系辞》所论“生生之谓易”与“天地之大德曰生”彰显了“生生”“生”在天地万物中的特殊意义。作为宇宙自然、万有大千中的一种基本生命现象，“生”不仅是“天地”间最高、最大的德性和纯一的审美功能，而且是“天地”间生气运化的基本活力和生态呈现。“生生”呈现出“天地”间的大德、大美，其中深深地蕴涵着“生”之几微奥妙与活力、动力问题。《周易》对“生”之性质的基本定位，表述了其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问题上的看法，强调了宇宙大化间生命的化化不已、生生不息。其生态美学思想倾向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在“人”与自然之间主张“阴阳互动”“乾坤”“保合太和”，提倡“大生”“广生”“乐生”，认为“人”应该追求“配天地”“配四时”“配日月”“配至德”之生态审美域，推崇“天地人”三才合一、一体之审美意识，强调“人”应该与生存环境和谐互动，“人”为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致力于创建“天地”、“天人”间的和谐圆融关系，为中国古代生态美学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研究《周易》的生态美学思想，挖掘整理其生态美学思想资源，无疑是有益和必要的。

一

《周易》推重“生”“生生”，具有一种“重生”美学精神。所谓“生”，其意为生机、生意、生命力、生机勃勃及其呈现态。其在《乾卦·彖传》中强调指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1]89朱熹解释说：“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2]50这就是说，“太和”，即天地间冲和之气，而所谓“冲和之气”，乃是“阴阳二气”激荡氤氲、相交相感、相应相和、相互汇合而达成“和”之域的至纯、至精、至净、至洁的生命之气。这种达成“和”之域的最佳状态的“气”，又被称之为“真气”“精气”“和气”。“太和”，也即最高的和谐状态。“和气”，即对宇宙间万有大千、所有一切给予无限生意的和平而轻淡的“气”，因此，“和气”“太和之气”，又称之为“生气”。清周亮工《庚子嘉平五日雪初闻欲徙塞外》诗云：“遥看松栝叶，生意已津津。”“生气”充盈，万物始“生意”盎然。而所谓“大德”，即最大、最高的德行、德性、善意、爱心、仁性、仁心、美德。《易传》以“德”论“生”，强化了“生”之普遍实在的“善”“仁”的审美价值，所以说以“德”论“生”提升了“乾”之“大生”的生态美学意义；通过“坤”之顺应，“大生”被推进为“广生”。万物生生，气化流行，无处不是“乾始”。“坤成”的造就，都是其功效、成效、成就的显现。因此，《系辞上》云：“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1]78-79突显了“生”之“善”“仁”的审美价值。就此种意义层面上看，即所谓“生生”，生而又生，生而不已，生而不息，化化不住，化化不停，生命绵延不绝、周流不断。“阴阳二气”推动万物生生不穷，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事物层出不穷，万物森罗，如斯宏大，就是最盛大德行，最为高尚的善心，最为美妙的生意。《系辞上》云：“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1]89所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韩康伯解释云：“天地之道，不为而善始，不劳而善成，故曰易简。”[1]89“易简”，也就是“易”。孔颖达疏解云：“‘乾知大始’者，以乾是太阳之气，万物皆始在于气，故云知其大始也。‘坤作成物’者，坤是地阴之形，坤能造作以成物也。初始无形，未有营作，故但云‘知’也。已成之物，事可营为，故云‘作’也。‘乾以易知’者，‘易’谓‘易略’，无所造为，以此为知，故曰‘乾以易知’也。‘坤以简能’者，‘简’谓‘简省凝静’，不须繁劳，以此为能，故曰‘坤以简能’也。若于物艰难，则不可以知，故以易而得知也。若于事繁劳，则不可能也，必简省而后可能也。”[1]89“乾知大始”的“知”和“坤作成物”的“作”，韩康伯没有直接作出解释。按照朱熹的解释，“知”不是知道的意思，而应该是“主”、主导、主管的意思。“乾知大始”，就是说“乾元”资始，“乾卦”主管万物的开始、源头，主导着万物的创始，“坤卦”孕育形成万物。有天没有地，万物无法生成。有地没有天，万物无从创造。必须通过天地的互动、合作，万物才有创生的可能。而依照韩康伯所谓的“不为而善始，不劳而善成，故曰易简”[1]89，则“乾坤”之作为万物生成之原始，是“不为”“不劳”，即所谓无为无造、顺其自然的；不加以任何的支配、干预、主管、主导，没有预设，而是生其所生、是其所是。“乾知大始”，“知”即是“大始”，这是“显诸仁”。“知”是“成物，知也”，“知”是“诚者自成也”(《中庸》)[3]204，所以才是“易无体”。惟有“易无体”，才能“藏诸用”。相对于“知”是“诚者自成也”的“无为而成”，“坤作成物”的“作”则是有为。以表示“坤”的“成物”不是“至诚无息”，而是“其次致曲”。“坤”是以“乾”为“始”，也以“乾”为“终”，所谓“易从”，即“从易”。“坤”是“其次致曲”，“久则徵，徵则悠远”是以“乾”为“始”的“易知”，“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是以“乾”为“终”的“易从”，“曲能有诚”即是“简”。“简”是“不远复”，但毕竟是“反之”，而不是“性之”。“乾坤二卦”生成天地万物的性质和功能不同。所以说“乾始坤成”。即在万物的生成中，“乾卦”的作用是创化生命，而“坤卦”的效用则是顺成生命，“乾坤二卦”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相互结合，激荡氤氲，天地间的自然万物便化化不已、生生不息。也就是说，“乾卦”凭借其无为、平易而主持万物的生成、创化；“坤卦”则依赖其至顺、至静之属性，质朴、厚重而顺天，与“乾卦”相对应。“乾”动而圆，“坤”效之以静而方。“坤”至静而德方，以“乾”之德为己之德，效法“乾”顺承“乾”，绝不独特表现自己，总是在“乾”的影响下活动。“坤”虽至静，但一旦“乾”的影响施加其身，则顺应而动。“乾”之动机施之于“坤”，“坤”与之相应相和，陶冶万物，使各定形。因此，说“坤之道”因任自然，莫之为而为，一切顺应“乾道”而行，是其所是，然其所然，使万物各得以生其所生、存其所存、育其所育、养其所养、成其所成。

《周易·系辞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1]89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9]89。这里的“生生”，其意一为生而又生、生而不息、绵延不绝。因“阴阳二气”之生命力的推动，万物生生不穷，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事物层出不穷，万物森罗。而这种“生生”现象，就呈现为天地间的一种最盛大的仁心、善意与德行。其二，则为一种顺其自然的生命态度，生其所生，是其所是，如其所生，如其所然，不加任何人为的外在干预。

宇宙天地间最大、最为崇高的德性、仁心、善意、美德，就是“生”，就是生成、繁衍、孕育生命，并且随顺、承载、润养着生命，致使生命得以生生不已、连续不断、持续接延、永恒不断。这是《周易》生态美学思想对生命的礼赞。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凡有的就让其存有。生命期待自我完善、自我圆成。但总要事物本身“有心”“有性”。一切生命都蕴藉着一种勃勃生机，一种向生性和趋生性，一种化生的势能，随时准备乘时乘势生发出去，只要天时地利人和，就会待势乘时、厚积薄发、生机焕发，以涌现奇迹。这种势能乃生命之本性，蕴藉于事物自身，呈现为一种生命力、生机，又被称之为“化生性”“内生性”“趋生性”“活力性”“向生性”“变易性”。生命之流，周流不息。所以说，《周易》之“易”，就是“变”，就是“生”，其本身就意指生育万物、创化生命。并且，这种生育与化生是自然而然的。据《论语·阳货》记载，孔子曾经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3]204“天”给了万物以生命，让万物化生化合，繁衍生息，生生长流，自然天然地生育、生长、生存。“天”就是万物自然而生的符指。万物之生，乃原本如此，块然而生，自己而然，自生自化，天道自然，天然如此，非外力所为，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在这里，只有万物自化自生，物与物之间各自块然独立，相与而不相为，没有不可知的彼岸，没有高高在上的主宰，“莫适为天”，没有任何主宰与役使，只有“物”的自生自得，自适自化，只是可感可即的当下。“天”是纯真、诚明的，生成万物，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载。所以说，“天”的属性是谓玄德。“天”生养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生养了万物而不自恃有功，生养了万物而不做他们的主宰，滋润万物而不损害万物。“天”生成、滋润万物，不与万物相争，不居功，无为自然，没有私欲，万物生焉是他包容化育的结果。“天”没有说一句话，然而四时运转不息，万物得以滋生。

在此种意义层面，“生”“生生”乃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根本属性，并且以一种“寂然不动”的虚灵纯然为存在状态。天然纯然，通过“阴阳二气”的化生化合，与五行运行而生成、生育万物。这种“生”“生生”又呈现为内在于万物的一种“能生性”。有了这种“能生”，万物才能够生其所生、自其所自、然其所然。万物总是自在、自行展示着自己的“能生性”。而“能生性”也总是呈现为万物自身的“生”，展开出自身的“生”的可能性，也就是去追溯“生”的天命。这个过程是“生生”之流，为向外的道路。对内要求得湛然澄明，对外要能够应接万机。应接万机中最重要的是要在其中追寻天道。而天道在显现的同时，还有隐失的一面。由是，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只是一个现成的所是。然而，就物之为物来说，则始终是“能生”的可能性。有了这种“能生性”，才说得上生其所生。所以说，“生”是万物自身的显示，是天道的展开。天地自然间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花开花败，四季兴替，乃至人事的盛衰，都是一种自然、天然、本然的显现。所以，孔子认为“天何言哉”。在他看来，宇宙万物只是一个现成的所是。就生之为生而言来说，万物始终内蕴着“生”的可能性。有了这种“能生”，或谓“内生性”“能生性”，万物才生其所生、生生不息。

“天道”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地运转，万物依照其本然性情化生化合、感应生发，显现着其内在的勃勃生机与充盈活力。而《乾卦·彖传》所谓的“保合太和”，其实就是指“乾坤二卦”与“阴阳二气”间的那种协调、和谐的高度理想化的整体生命状态，以及生命与自然的和谐与生命体内部的和谐而形成的“能生性”。在《周易》生态美学的立场看，“太和”是生命开始的源泉，是“内生性”“能生性”得以生成的原初域。“乾坤”，实质上符指“天地”，相依相成、相对相合，于交感应和中承担着“大始”“大生”与“成物”“广生”的作用。天地交通，上下交志，则“大生”“成物”通泰、亨利、通畅、顺通、便利。“保合太和”既符指“和”乃生命之生成域、生态场，同时也意指生命历程的生息不止和生命活力尽皆来自于“和”“太和”。如果“乾坤”“阴阳”不能达成“和”之域，以实现相互一体圆融、相合和熙交合，则必然会影响万物之“生”的态势，影响及“内生性”“能生性”的形成。进而影响万物的生存、繁衍、生育、生养与生意。

同时，“太和”之生态场也是“乾坤”“阴阳”相互的依存与制约、协调与和谐的“生”之生命域。“乾坤”“阴阳”的和谐是通过其间不断的交合、感应和转化而得以达成的。生命之道其实就是“乾道”与“坤道”，即“一阴一阳之道”。因此，“乾坤”“阴阳”之和合对于生命世界具有根本作用及影响。“乾坤”“阴阳”的相推相济是生生不已的动力。“乾坤”“阴阳”之间的相摩、相推产生了无穷的生命力，为生命存在提供了一个和谐而有序的生态场。《周易》生态美学认为，整个宇宙乃是一个富有生命的、交感流变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富含生机与活力的生态场，而“人”则应该以生命的体验和对生命的理解来对待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是大生命，作为小宇宙的人，就生活于这一生态场内。因“阴阳二气”的氤氲激荡，天地间万物动静不已。动静也分为阴阳，动是阳，静是阴。动静之合适与否，对人体阴阳的影响很大。养生以动化静，以静运其动，合平阴阳之道，所以能通和脏腑、去旧生新。由于阴阳之间能转化，到一定的时问会出现自发动作，这就是静极生动、阴极生阳的表现。所谓“仁，天心也”，将“人活着”和自然界的存在和万物的生育看作宇宙自然的“大德”，这就是以“情”为体，将“人活着”予以宇宙性的泛情感化，即给予整个宇宙自然以温暖的，肯定“人”的情爱性质来支撑“人活着”。

二

在《周易》生态美学看来，“生”“生生”的生态场是“和”。所谓“保合太和，乃利贞”，“和兑，吉”，“利者，义之和也”，“和顺於道德，而理於义”，“履，以和行”，“和”乃和谐圆融之审美域，即如《中庸》所指出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21。达成“和”之域，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和”之审美域是万物得以生发无限生意的生态场。

“太和”，也即“阴阳二气”所达成的最高和谐状态。“阴阳二气”达成圆融和熙、至和至纯之域，则利于万物生育。万物之生，是“阴阳二气”感应交合的结果。阴阳合和而化，万物以阳为质，以阴成形，才有显在的世界。所以说，“保合太和，乃利贞”。自然万物尽皆秉受太和之气，以为性命者，皆有以保合之，使之各正以遂其生。“乾”为万物得以有“性命”的根本，“坤”乃万物得以“保合”、资生以成形的要件。也就是说，顺成天道，万物得以生，须资之“乾阳”；由此，尚须资之以“坤阴”。一切物种始生之初，“乾阳”赋之以性命之质，但性命无载体，亦只不过性自性、命自命，无展现的依赖。因此，万物之生，要变成现实，必须是万物有生之初，“乾阳”赋之以质的同时，“坤阴”赋之以形，使性命有所托。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能说“乾道，一阴阳也”。所谓“乾道”，即“乾卦”的运行规律。“乾”本纯阳，而其“道”乃“一阴阳”者，正是基于这种道理。同样，“坤道”也是“一阴阳”之“道”，否则，“坤”不能育生万物。品物咸资以“乾坤”“阴阳”，从而生生不息。“坤”虽有厚载之德，但它必须与“乾”合德，才能使万物“生生不息”。天地间的活力、生机，来自于元气，元气由“阴阳”二者构成。阴阳相交达到“保合”“太和”之度，则合同而化，因时顺气，以生成繁衍万物。“易”即“变”，即“化”，“变”“化”即“生”。天地变化之道，也就是生之道。“生之道”，即“一阴一阳”，因此，“一阴一阳之谓道”。只有阴阳互补，才能发生变化，进而化化不住、生生不已；阴阳交感、刚柔相济、融合和谐、太和圆融之域，乃是“生”“生生”的基础。所以说“太和，和之至也”。“太和”之域是在“阴阳二气”相依相成、相反相成、相辅相佐的生化流程中动态地达成的。“阴”“阳”只有达到和谐，达成“太和”之域，才能使宇宙万事万物蓬勃发展。这种“太和之域”，不是机械的、静止的，而是“阴阳”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尽“阴”来，“阴”去“阳”至。元曲家宫天挺《范张鸡黍》第一折云：“阴阳运，万物纷纷，生意无穷尽。”清周亮工《庚子嘉平五日雪初闻欲徙塞外》诗云：“遥看松栝叶，生意已津津。”“和气”，对一切给予无限生意的和平而轻淡的之气。因此，“和气”“太和之气”，又称之为“生气”。皎然《郑容全成蛟形木机歌》诗云：“苍山万重采一枝，形如器车生意奇。”范公偁《过庭录》云：“﹝王齐叟﹞尝画梅影图，形影毫釐不差，万荷图状极纤细，生意各殊，识者奇寳之。”

受《周易》“重生”“广生”“乐生”审美意识的影响，中国古代生态环境美学崇尚自然淳朴，喜好一种生意盎然、生机勃勃、蓬勃生气的景观，所谓“飘摇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主张审美者应该走进自然，“纵浪大化”，“与造化为友”。清代画家郑板桥在《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中说得好，基于仁心仁性，“人”对于天地间的所有生物，都爱之真真，仁之切切。然而，这种仁爱，必须遵循“自然之道”，然其所然，仁其所仁，务令忠厚悱恻。仁爱、珍惜万物之天然自然的生存态。他认为：“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劳，一蚁一虫，皆本阴阳五行之气絪緼而出，上帝亦心心爱念。”他自己就是遵循这种生其所生、如其所生的审美意识，平生最不喜欢的事，就是“笼中养鸟”。在他看来：“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因此，在信的结尾，他反复强调指出，不得在笼中养鸟。这样做，不是不爱鸟。如果要养鸟，正确的做法是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致使这些树枝繁叶茂、绿叶扶疏。树多鸟自然多，“鸟国鸟家，晨鸣啁啾一片，非一笼一羽之乐”。所以他最反对“笼中养鸟”。你早上起来，一出门，一片鸟叫声，鸟很快乐，人也很快乐。在他看来，“天地为囿，江汉为池，斯为大快”。一蚁一虫，都心心爱念，这就是天之心。“人”应该“体天之心以为心”。这就叫“各适其天”[4]40。“各适其天”就是顺其自然，方其所方，自其所自，万物天然自然地遵循自生的生存态势以存其所存、生其所生。而“人”当然也应该遵循自然，从而才能够于效法自然中获得一种最为高妙的审美感受。

在《周易》生态环境美学看来，天地自然是一个大生机，充满了生命，乾为大生，坤为广生。包括“人”在内，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生命整体，其中充盈着鲜活的生意，影响及中国艺术。在中国艺术看来，这种生命、生意是最值得观赏的。在这种观赏中，审美者能够从中达成“人”与万物一体的审美域，得到极大的审美快乐。所谓“万物之生意最可观”。这种审美意识，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审美观。“人”和自然界是一体的。天地间万有大千化生化合，“美”无处不在，“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5]109。“自然”之美境，与大道同体，与天地同功，自然高妙。所谓“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种种自然美景，都是天理的外在呈现，自然与社会、天道与人道、物理与伦理彼此相通，“天理即人性”。“道”存在于包括风花雪月在内的具体事物里面，诗人通过这些具体事物来体现道。因此，通过自然风月，可以发明天理、体认人性。“人”顺应自然本然之天理，不将主观意志强加于物，“归朴”“守静”，则能够与自然冥契合一，体认到物我同体与生命的意义、天理的流行。“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6]415“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种美，是一种快乐。若“人”能在探索宇宙自然过程中爱护万物之生意，宇宙自然不会辜负“人”缔造文明的美好愿望。细读古代的艺术作品，无论是都市人物、岩穴之士、异域风情，还是烟霞巨嶂、庭院园林、草间生活，皆能在幽淡静醇、清朗灵秀的意境中，表达出万物争春、生机勃勃，充满“生”的光辉，洋溢着最为“可观”的生意。人与自然间保持着亲近而又理性的距离，既儒雅悦目，又温厚平和。正如《周易》生态美学思想所诏示的，天地、乾坤的弘大德泽，在于因任自然，如其所是，如其所生，以致使万物生生不息、化化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