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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开放与应对贸易摩擦

2019-12-27刘晓燕

北方经贸 2019年11期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中美贸易战宏观调控

刘晓燕

摘要:凯恩斯经济学起源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它并不反对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而是给出市场失灵下的解决方案。中美贸易摩擦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凯恩斯主义能帮助中国厘清持续发展的矛盾和症结。凯恩斯主义不是万能的,它并不能解决市场当中的所有问题,但它确是一把繁荣的钥匙。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共同形成并逐步完善的凯恩斯主义,可以为当前中国经济提质增效提供有益视角。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中美贸易战;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7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9)11-0035-03

凯恩斯开创了20世纪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被誉为“宏观经济学之父”。他的经济理论帮助20世纪西方各国良好地应对了经济危机,从而实现经济和社会治理的政策和思想转变。

一、具有实用工具性、却并不“万能”的凯恩斯经济学

(一)提出政府扩大公共工程开支,帮助各国走出经济危机

在人们崇尚“看不见的手”进行资源配置的20世纪初期,经济学家夸大了市场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因此,当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时,当时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显得捉襟见肘。凯恩斯洞见到市场自动调节经济运行具有盲目性,提出并论证了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即储蓄和投资在市场单一机制下,并不会自动相等或者达到均衡,由此揭开了市场失灵的面纱。

运用国民经济核算的不同方法,凯恩斯进一步提出了“投资=私人储蓄+政府储蓄+外国对本国的储蓄”的恒等式,也就说明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不仅仅取决于私人部门的储蓄,特别在市场失灵时,政府和对外贸易就变得非常重要。尤其是考虑到当时经济大萧条的状况,持续的失业、消费和投资不足、大量闲置资源等衰退景象,凯恩斯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应当采取扩大政府支出等举措来促进经济增长。[1]

(二)描绘世界经济体系的新蓝图,恢复战后经济增长

透过英美《租借法案》,凯恩斯预见到,二战之后超级大国将拥有绝对支配地位。凯恩斯希望重塑经济体系,帮助战后各国恢复繁荣,因此,他提出了国际经济政策的四个目标。

第一,充分就业:代表着每个国家内部处于平衡的状态。

第二,国际收支的调整:凯恩斯构想了一系列相互钉住的、且在需要的时候可进行调整的汇率安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是以这些构想为基础。凯恩斯设计了“清算联盟”负责执行这个目标,后来逐步演变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其职能是:帮助各国调整其汇率,在需要进行调整的时候给相关国家提出建议,应对因调整过程推进迟缓而有可能发生的危机。

第三,促进国际贸易的开展。凯恩斯希望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能够为各国在二战后实现繁荣提供机会,因此削减关税就迫在眉睫。凯恩斯规划的国际贸易组织,即现在的WTO,旨在通过一系列降低贸易壁垒的国际谈判,达成这个目标。

第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凯恩斯希望新建世界银行(World Bank),以便和IMF形成补充。IMF主要处理短期宏观经济问题,而世界银行的职能则是促进投资,支持长期经济增长。

(三)凯恩斯经济学并非万能

凯恩斯主义不完美,在各国运用凯恩斯主义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在相互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问题。虽然新凯恩斯主义在不断完善,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

二、恰当运用凯恩斯经济学,协调政府和市场两只手

(一)世界范围内,宏观调控是市场看不见的手的重要补充

第一,凯恩斯参与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恢复增长方面处于中心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框架,需求被保持在高水平上,没有竞争力的国家无需被迫进入通货紧缩状态,而且价格水平基本稳定。这样,经济运行是可管理的,世界范围内的失业问题不再突出,直到1971年之前都保持在低水平上。

第二,世界银行旨在促进长期增长,在私人国际资本市场尚不能为投资项目融资时,世界银行向欧洲国家发放货款,推动其战后重建。后来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货款,推动其经济增长。这些货款的受益国,如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资本流动得到了认真的监管。充盈的需求和源自凯恩斯《通论》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各国处于接近内部平衡的状态。

(二)“集中力量办大事”式的东方智慧与凯恩斯主义异曲同工

首先,凯恩斯倡导低关税基础上的全球自由贸易,并力荐各国实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他在《合約的经济后果》中认为一战后德国应当实现货币贬值、降低价格水平,获得国际竞争力,从而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处于低水平内部均衡的封闭状态,当时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价格、产品价格,都处在极低的水平上,改革开放初期,自然而然地获得了低价格水平的国际竞争力,这为中国吸引外资和增加出口创造了条件。

其次,凯恩斯推崇的是相对公平而非绝对公平的低关税水平,他认为贸易相对弱势方可以施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措施。凯恩斯参与倡导建立的WTO,并不要求各会员国实施统一的关税税率或者同等程度的对外开放。中国在相对公平的WTO框架下,通过渐进式的方式逐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证了中国经济平稳过度。

再次,凯恩斯建议施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而中国提出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强有力的政府,仅依靠市场调节,不会有速度惊人的四通八达的铁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要想富,先修路”,没有基础设施,就不会有高速增长。没有强有力的政府,仅依靠私人资本,更不能保证中国经济免遭世界经济波动的冲击而长时间保持高速增长。

(三)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各司其职、不可偏废

市场能够自动且高效率地优化资源配置,最大程度上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所以市场的基础和决定性地位不容动摇。但市场总有波动,这时政府干预必不可少。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中国政府表示不惜一切代价对抗外资基金对香港股市的侵犯,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经济造成了较大冲击,私人资本纷纷逃离、回撤在包括香港在内的新兴市场的投资,中央政府先后推出包括金融合作、经济合作、基础设施等7个方面的共14项措施,中资的金融机构大举进入香港市场,迅速稳定了香港作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和国际经济自由港的地位。[2]

当然,政府过度干预会致使资源配置不佳,所以市场和政府就必须各司其职,互为帮手,相互协调,共同促进经济持续繁荣。特别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能如苏联解体时一样实行硬着陆,其效果适得其反。至于中国的着陆速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毕竟历史不能重来,我们没办法纸上谈兵地说,如果政府再快点撒手是不是会更好。客观地说,对一个拥有十几亿不同民族的庞大经济体,稳妥比激进更能保证中国巨轮行稳致远。

三、凯恩斯经济学视角下,谋篇布局新发展的应有之策

(一)理性认识自身发展趋势

凯恩斯经济学视角下,中国经济没有达到均衡发展的高水平。中国市场经济起步晚但增速快;中国经济体量大但结构有待优化;中国经济国内消费潜力巨大但仍具有出口导依赖向。中国国内需求小于国内供给,差额依靠出口弥补,这种态势存在不确定性,美国等我们的贸易顺差来源国的经济波动和贸易政策改变,都会如凯恩斯所言即刻影响我国现有的发展动力,甚至拖累全球需求水平。

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挖掘国内消费潜力,向经济均衡移动。为此,中国政府前后多次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政策,最早是应对97年亚洲金融危机提出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文件直接用的就是“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3]后来在不同的年份有不同的变形,比如家电下乡、房地产刺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在国内消费潜力上深挖。

(二)客观看待世界经济关系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全球产业链形成了新布局:中低端产业链转向发展中国家,而高精尖产业集聚欧美发达经济体。在全球产业发展过程中,双方均有获益,发展中国家借鉴先进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建立起基础产业,发达国家收获了低价产成品和超额知识产权回报。但美国经济绝对优势地位在全球发展中逐步弱化,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体量逐步增大,引发美国不安。

一方面,中國长期处于贸易顺差方,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包括中美贸易战在内的国际贸易摩擦。逆差国必然会试图改变贸易结构,其政府也都会致力于实现“挣钱”的贸易顺差。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历经近十年才逐步恢复增长,于是特朗普总统一上台就开始各个击破,重新与各国进行贸易谈判,包括中国在内。我们不赞同特朗普单边主义的贸易霸凌,但应当理解其作为美国总统维护美国利益的必然性。所以,“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4]

另一方面,美国打压中国之心不会改变,中国复兴之路也不可能完全绕开美国。新时代的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美国绝不会拱手相让。历史上,当英国面对二战中的德国法西斯时,站在正义一方的英国却并没有获得“手足情深”的美国的真心帮助,《租借法案》毫不手软地重压大英帝国。美国更不会对中国手软。中美贸易战,我们必须深刻看待。美国正在世界范围内,试图以“连横”之策,对世界各国逐个进行贸易新谈判,维持其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中国和其他各国则应以“合纵”之策来应对。唇亡必然齿寒,面对处于绝对优势的大国,任何一国的贸易让步,都会成为美国逐个蚕食他国的突破口;相反,若其他国家能形成合力,则能形成势均力敌的新均衡,保证现有世界经济体系平稳改革和发展。当然,任何形式的合作,都需要基于相互认同的协调,这需要有领导力的国家,寻找到各国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这给后发展的中国,参与世界新经济体系的建设和治理,提供了平台和机会。

(三)长远布局未来崛起态势

一方面,继续深化国内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拓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之路。美国等原有出口市场增长乏力,我们就开拓新的市场!一带一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中非合作论坛,搭建与非洲国家之间在南南合作范畴内的集体对话机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中俄两国关系已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中方希望邻居间和睦相处。中欧发表联合声明称“2020年达成高水平的中欧投资协定”……维护并继续发展与全世界的经贸协作关系,是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要使经济体达到均衡状态,若干个子市场就必须处于均衡状态,各行各业都须加快创新步伐,摆脱在产业链低端徘徊的窘境,实现尖端突破。除了达到满意的国际收支状况,也要考虑其国内商品市场,追求充分就业的目标,把稳定就业放到优先位置,即深化国内消费潜力,实现内部平衡。

参考文献:

[1]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徐毓枬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

[2] 王建华.祖国内地是香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坚强后盾[J/OL].中国政府网,2009-06-26.

[3] 尹 航.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治理我国首次通货紧缩的探索[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9).

[4] 张 松.决不能让中美关系走上“脱钩”歧途[J/OL].文汇报,2019-01-25.

[责任编辑:金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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