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美贸易战;贸易冲突;贸易差额;贸易谈判;WTO;国际经贸规则

摘 要：当前中美贸易战出现的许多新变化，使中美经贸谈判面临很多现实困难，其中，中美双方缺乏达成经贸协议的共识是未来经贸谈判最大的困难，美方发动贸易战的政治逻辑则增加了中美经贸谈判的不确定性。因此，中方要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战，必须调整战略思路。在思想认识上，要正确认识中美贸易战的性质与影响，既要防止把中美贸易战扩大化，也要防止中美贸易战政治化;在舆论宣传上，要统一思想认识，要重点防止中美贸易战引发我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公共民意的分裂;在经济发展上，既要化解中美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冲击，也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国内经济制度改革，释放制度改革的红利;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要坚定不移地扩大中国经贸“朋友圈”;在全球治理中，既要参与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的改革，也要坚定不移地推动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础的多边经贸体制建设，向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

中国分类号：F757.12;F75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9）06014209

The Mai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Facing the Current Sino-US Trade War

XIAO Guang-en（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Key words：Sino-US Trade War;trade conflict;trade balance;trade negotiation;WTO;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Abstract：Many new changes in the current Sino-US trade war have brought many practical difficulties to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negotiations.Among them，the lack of consensu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reach an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is the biggest difficulty in future economic and trade negotiations，and the political logic of the US to launch a trade war has increased the uncertainty of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negotiations.Therefore，China must actively adjust to the Sino-US trade war and must adjust its strategic thinking.In terms of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we must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nature and influence of Sino-US trade wars，not only to prevent the Sino-US trade war from expanding，but also the politicization.In public opinion propaganda，China must unify our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focusing on preventing Sino-US trade wars from triggering the split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social public opinion.In te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it is necessary to resolve the negative impact brought about by the Sino-US trade war，but also unswervingly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domestic economic system and unleash the dividents of institutional reforms.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China must unswervingly expand the “friend circle” of economy and trade.In global governance，China must participate in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trade system with the WTO as the core，and unswervingly promot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ased mult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to provide more global public goods to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眾所周知，美国挑起的对华贸易战不仅损害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破坏了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国际经贸规则，割裂了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危害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发展。尽管中方长期坚持以合作与和谈的方式来化解中美贸易冲突，但由于美国始终把国内经济问题国际化，视中国单方面让步为解决美国国内经济问题的优先选项，使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对抗和全面升级的现实风险

（二）美方的非关税壁垒比中方更多

在贸易战中，非关税壁垒措施比关税更能起到精准制裁的目的，它能对特定产业或特定企业进行选择性打击。使用非关税壁垒措施把国内经济问题国际化，不仅是美国对外实施贸易霸陵主义的重要逻辑，而且是美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理与其贸易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综观中美贸易战的发展过程，到目前为止，美方比中方更多地使用非关税措施来限制中国特定产业或特定企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利用所谓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对中国特定科技企业进行“断供”制裁。使用出口管制措施是美方对中方进行贸易制裁最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措施。特朗普签在2019年5月16日署行政命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允许美国禁止“外国对手”拥有或掌控的公司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随后美国商务部宣布把华为及其70家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之列，命令未经批准的美国公司不得销售产品和技术给华为公司。尽管美国对华为这一禁令进行了2次豁免延期

美国第一次对华为这一禁令的豁免期限宽限到2019年8月19日，第2次对华为的豁免期延至2019年11月18日。，但很多美国企业已经开始对华为进行了“断供”处理

2019年5月19日，美国谷歌公司宣布停止与华为公司的商业往来。，这对华为企业造成了重大影响。美国在2019年8月7日还宣布禁止美国政府部门购买华为的设备和服务，对华为5G相关产品的国际销售进围堵。当前，美国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的方式对中国制裁的实体共有246家，涉及的领域已经不再局限于5G这一科技领域。

其次，美国利用所谓的制裁法律对中国特定企业或企业家进行“封杀”。使用国际制裁措施也是美方打击竞争对手常用的方法。美方在2018年4月16日宣布，因违反美国政府制裁禁令向伊朗等国出口，中国中兴通讯将被禁止从美国市场上购买零部件产品，期限为7年

2018年7月12日，美国商务部与中兴通讯签署第三方托管协议，由中兴在支付由第三方托管的4亿美元保证金后，美方将解除对其贸易禁令。。总之，从2016年到2018年中兴两次被美国制裁，中兴董事会及管理层被全面更换，并被迫接受美国派人监管运营，中兴被美国制裁之后就进入发展困难期。再如，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与不扩散局在2019年5月23日发布公告，由于违反美国不扩散制裁法案向伊朗、朝鲜和叙利亚输送美国管制清单上的物品、技术或服务，美國对13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有效期两年。总之，美国利用国内法进行所谓的“长臂管辖”，对中国特定企业或企业家进行选择性的“封杀”。

第三，美国利用所谓的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中国输美产品运输设置特定障碍。增加贸易伙伴的国际贸易运输成本，是一种具有隐藏性的非贸易壁垒措施。在中美贸易战，美方试图对中方输美商品增加运输成本。美国在2018年10月17日以所谓的万国邮政联盟现行费率制度让中国和其他国家受益且对美国造成不公平作为借口，宣布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的程序，以增加中国商品进入美国的运输成本，抵消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优势

万国邮政联盟2019年9月24日-26日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144个成员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否决了美国提出的“自2020年起各国自设邮费”改革文案，但经过妥协达成了“按当前计费方式加快费率上涨且从2021年起逐步允许各成员自设费率”的方案。。此外，美国政府曾多次强硬要求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无端地指责中国没有兑现禁止向美国出口芬太尼的承诺，特朗普在2019年8月23日以所谓的“口头命令”要求所有的美国邮递公司对寄往美国的可疑包裹进行芬太尼搜查和检验，致使中国输美国商品遭遇不必要的、更多和更复杂的通关手续或运输障碍。

第四，中国非常谨慎地使用非关税壁垒，尽量减少在华外资企业损失。尽管中国公布要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但仍没有推出具体的制裁清单。中国商务部在2019年5月31日表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中国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对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精神、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组织或个人，将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但中国政府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始终坚持诚信为本的合作磋商解决问题的底线，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公布不可靠实体清单。

（三）美方把贸易与其他经济问题相挂钩

把贸易问题与其他问题捆绑，是贸易战中把问题复杂化的重要手段，以此给对方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失。在中美贸易战升级过程中，美方采取的把贸易问题复杂化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试图切断美国企业与中国市场的经济联系。让美国企业或世界其他国家企业到美国投资以增加投资当地化的红利，是美国发动中美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动因。因此，美国政府不仅多次出台类似于减税的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外资到美国投资，而且要求美联储降息来营造美国国内良好的投融资环境，甚至威胁要动用国家紧急状态法（IEEPA）要求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并返回美国投资。美国政府这些行为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美中贸易结构问题，而是倒逼美国企业与中国“脱钩”。例如，特朗普在2019年8月23日命令美国企业研究撤出中国的方法，包括把业务搬回美国、在美国本土生产，甚至威胁要启用1977年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在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后命令美国企业回国;特朗普在8月30日又发布“推特”（Twitter）要求美国通用汽车撤离中国并把工厂搬回美国。因此，美国若果真强行美国企业与中国脱钩，必将损害美国企业的全球供应链，危及美国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

其次，美国借口人民币汇率波动问题武断地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方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把贸易战与货币战联结在一起的开始。特朗普于2019年8月1日宣布，从2019年9月1日起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受此影响，2019年8月5日在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上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跌破7.0这一汇率水平

这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自2008年以来首次跌破7这一汇率水平。。美国政府当日就武断地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9年8月10日发布报告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中国经济基本面相符，不存在操纵汇率的可能。。根据美国法律，一旦任何国家被美国视为“汇率操纵国”，美国政府将在1年之内同该国进行磋商，并指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美国理事提请IMF对该国采取措施。如双方磋商无果，美国政府可以对该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由此可知，美方把中方列为“汇率操纵国”，其根本目的是想把贸易问题与汇率问题挂钩，为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提供另一重要借口。

第三，美国把中美贸易冲突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挂钩。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本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内解决，但美国以“美国优先”为借口，抛开WTO单方面地发动中美贸易战，不仅严重地践踏了全球经贸规则的权威性，而且破坏了以WTO为核心的国际治理体系[3]。与此同时，美国却向WTO提出无理要求，要求变更中国在WTO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美国这种把中美贸易冲突与WTO贸易规则改革相挂钩的做法，无疑增加了以WTO规则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难度，无助于缓解中美贸易战的紧张程度。

此外，美国还把中美贸易问题与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政府采购、国有企业补贴等经济问题挂钩，以期通过中美贸易谈判一揽子解决与贸易相关的其他经济问题。近年来，美国甚至把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把中美贸易冲突与中国香港问题联系起来，增加了冲突解决的复杂程度。

（四）贸易战并没有根本改变美中贸易逆差

美方以美中贸易逆差为借口对中国商品征收多轮关税，试图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外贸易不平衡状态，并获得征收关税的收益，但从近一年多来美方征收关税的实际效果看，美国期望“校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所谓“初衷”并没有实现[4]。

首先，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并没有根本改变。美方对华商品征收关税确实降低中美贸易进出口量，但也改变了各自的贸易地区结构。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测算，目前中国输美商品面临的平均关税税率已经超过14%

不包括美国在2019年9月1日开始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受这一关税水平的影响，中国输美商品数量不断在下降，但美国进口商品地区结构也在改变。IMF在2019年5月23日發布报告指出，贸易战使墨西哥对美国出口增加约8.5亿美元;美国对中国大豆出口下降，但巴西对中国大豆出口却增加。墨西哥和巴西都是中美贸易战的受益者。与此同时，中国也在调整贸易地区结构。中国在2019年8月3日宣布从俄罗斯全境进口大豆，这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农产品进口市场结构。由于中美进口贸易市场结构的改变，贸易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9年前7个月，尽管中国对美出口下降了2.1%，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额却扩大11.1%，达到1.15万亿元。此外，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联系却加强了。在2019年前7个月中，中国与欧盟进出口总额达2.72万亿元，同比增长10.8%;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2.35万亿元，同比增长11.3%，东盟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为5.03万亿元，同比增长10.2%。总之，贸易结构的多元化成为拉动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新动力，也为中国打赢贸易战提供了充足的底气。

其次，美国对华征收关税并没有减少中国利用外商投资总量。美国对华商品征收关税的一个很重要动机，就是让外资因高额关税而逃离中国而到美国投资，但目的并没有实现。据中国海关统计，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约为19.6亿美元，同比下降近20%。2018年共计有864家风险投资企业撤出美国，总估值超过1200亿美元;与此同时，2018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突破6万家，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3%，达历史新高水平。另据中国商务部2019年7月2日发布的数据，2019年1月至5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3691亿元，增长6.8%。其中，德国、韩国、日本、英国、美国和欧盟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00.8%、88.1%、18.9%、9.2%、7.5%和29.5%。因此，美国对华征收高关税，并没有从根本上导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负增长。

第三，美国利用外资没有因为中美贸易战而获得显著增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于2019年6月12日发布《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虽然美国仍以2520亿美元的外资规模位居全球榜首，但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中美贸易战期间却下降了9%。因此，美国对华商品征收巨额关税，并没有让外国资金回到美国，也没有让外国投资真正离开中国。

第四，美国对华关税的收益并不能抵补美国在关税制裁中遭遇的损失。在中美贸易战中，美方认为，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不仅可以削减美中贸易逆差，而且可以增加外资流入美国的机会，并增加美国财政收入。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截至2019年6月30日，美国政府在过去12个月共获得63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但中国对美国的关税反制也严重地打击美国农业，特朗普因此对美国农民进行了2次补贴，补贴总额达280亿美元;尽管如此，美国农民仍表示，他们所收到的农业补贴并不能弥补他们因失去中国市场而遭受到的损失。还有研究认为，美国对华商品征收关税以后，美国每个家庭也因此每年多支付1000美元。

总之，尽管中美贸易战对中美两国都造成了重大损害，但美国并没有从中美贸易战中实现其发动贸易战的初衷。

二、当前中美贸易战面临的主要难题

中美贸易战发展的新情况，使得当前中美经贸谈判面临一系列现实难题，中美经贸谈判可能长期化。[4]在当前的中美贸易战中，中美双方面临的主要难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美双方对达成经贸协议达成的原则和立场缺乏共识

当前中美双方在达成经贸协议的原则和立场上缺乏共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美双方对达成中美经贸协议的利益预期不同。对美国而言，美方多次强调中美经贸协定的达成必须有利美方的利益，特朗普在2019年5月16日表示，美国同中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能是“50-50”的协议，必须要更有利于美国。因此，美方只希望达成一个有利于美国的贸易协议。而对中国而言，中方曾两次发布白皮书强调中国立场[5-6]，中美应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本着善意和诚信，通过磋商解决问题，缩小分歧，扩大共同利益，共同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

其次，中美双方对达成经贸协议的前置条件要求不同。美方要求在达成经贸协议之后，仍保留或部分保留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的关税，强调美国在制裁中方的同时中方不应该反制美国，指责中方没有选择合作态度去建设性地解决美方关切。中方则要求达成经贸协议之后，美方必须取消全部对华商品征收的关税。

第三，美方坚持要求建立中美经贸协议的执行机制。美方要求在协议中建立执行机制，而且认为建立这种执行机制是任何一种贸易协议中常见的内容，这有利于解决长期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系统性问题。中方则认为，中美经贸就必须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美方采取霸陵主义和极限施压的手段胁迫中国去谈判是没有意义的，中美贸易谈判讲究的是互惠互利的，要令一纸协议得以长久生效，双方必须建立政治互信，才能确保相信对方的承诺;美方一再出尔反尔，多次推翻前期谈判成果，实际上签不签协议都没有分别。

第四，中美经贸议的内容必须尊重一国主权和发展权，特别要尊重对方发展模式的选择。美方以西方社会治理准则，多次抬高谈判条件，忽略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人均收入远未达到高水平的事实，强迫中开放有待发展的产业领域。中方认为双方都应承认国家发展的差异性和阶段性，尊重对方的发展道路和基本制度，签订经贸协议不应妨碍中国发展利益和前进步伐。

（二）中美双方对中美贸易差额和中国成功发展的原因认知缺乏共识

对美中贸易逆差形成原因和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认知不同，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策略就会不同，这直接关系到中美经贸谈判议题的选择和谈判内容的确定。这些认知差异主要表现在：

首先，中美双方对美中贸易逆差的成因认知不同。美方认为，美中贸易逆差是源于中国市场不开放、中方不合理地获取外国企业知识产权、中方强制性技术转让和中国长期实施的补贴式产业政策，完全把美中贸易逆差的责任转嫁给中方。中方则认为，美中贸易逆差的形成，不仅与中美在产业竞争力、经济结构、国际分工、贸易政策、货币供给等方面的差异有关，而且与美元作为国际主要支付货币、美国对高科技民用产品出口限制

中国商务部2019年6月6日发布《关于美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情况的研究报告》认为，若美国将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降至与法国相同水平，则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将缩减三分之一。、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等因素有关，从本质上讲，美中贸易逆差主要是由美国自身经济结构导致的;在中美双边贸易中，“贸易顺差”在中国，但“贸易利益”在双方，美方“吃亏”和中方“占便宜”的论调都毫无根据。因此，美国以贸易逆差为借口挑起中美经贸摩擦，责任在美方。

其次，对中国成功发展原因认知不同。美方错误地将中国产业进步归结为中国迫使美国转让技术和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因此，中国必须做出改变，以补偿美国。中方认为，中国的创新成就不是“窃取”美国技术的结果，而是源于中国基础科学领域优秀的科学家，以及中国重视人才和关注科学的教育体系。总之，中美双方对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认知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经贸谈判议题的确定。

（三）中美双方在经贸谈判议题上缺乏共识

到目前为止，尽管中美雙方并没有完全公开中美经贸谈判的议题，但中美双方对谈判议题的选择却存在严重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美方对中方提出了更多和更严苛的经贸要求。根据美方透露的信息可知，美方要求削减美中巨额贸易逆差，即要求中方在第一年内减少对美贸易顺差1000亿美元，第二年再减少1000亿美元;要求中方停止实施“中国制造2025”;要求中方接受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相关产业的限制措施;要求中方实施直接且可验证的措施阻止入侵美国商业网络;要求中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要求中方接受美国对中国敏感技术投资的限制，并不得进行报复;要求中方把目前10%的平均关税降至与美国相同水平（3.5%）;要求中方开放服务业（包括金融业和互联网开放）和农业;中美两国须在每一季度共同审查贸易协议执行的进展情况，要求在协议中写入涉及中国主权事务的强制性条款。另一方面，中方在贸易谈判中也提出了自己核心的关切，即美国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中国的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双方在阿根廷已对贸易采购数字形成共识，不应随意改变;改善文本平衡性，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尊严，协议文本必须平衡。总之，尽管中方并没有明确提出中美经贸谈判的具体议题，但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中方在关税征收、进口采购和协议文本平衡性等关键问题的基本立场。

（四）中美双方对达成经贸协议的进度与时间安排缺乏共识

中美双方对达成经贸协议的路线图具有不同的期待。美方始终坚持把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相关问题一起打包并“一劳永逸”地解决，甚至不惜把经贸问题扩大化、政治化和国际化;美方不合逻辑地认为，中方应单方面让步来达成经贸协议，且中美经贸协议的执行必须要有明确的时间线或路线图。在中美贸易谈判早期，美方希望能“速战速决”，期望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前达成经贸协议，但在第11轮中美经谈谈结束后，美方骤然提升贸易战对抗等级，美方也调整了达成经贸协议签订的时间预期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在2019年9月6日在白宫公开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让美国人认识到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重要性，纵然花上十年时间，也是值得的。。相反，中方则一直认为，中美双方都应看到并承认国家发展的差异性、阶段性，尊重对方发展道路和基本制度。既不能指望通过一个协议解决所有的问题，也需要确保协议同时满足双方的需求，实现协议的平衡性。中美经贸问题应限定在经济领域内解决，如何解除相互征收的处罚性关税才是签订经贸协议的关键和根本，只有在关税问题谈妥之后，才能解决其他相关问题，中方反对把贸易问题复杂化和政治化;中方还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在多种因素交织影响并在中美经贸关系的长期发展条件下形成的，对中美经贸磋商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有清醒的认知，中方已经做好了更充足的准备。因此，中美经贸磋商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否则，就无法形成达成长期有效协议的基础，难以达成可持续、可执行的协议。

（五）美方发动贸易战的政治逻辑增加了中美经贸谈判的不确定性

中美经贸谈判出现多次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缺乏统一的经济逻辑，而是基于政治逻辑的需要。这主要表现为：首先，美方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主要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选举的需要，这种政治逻辑增加了中美贸易冲突的复杂程度。美方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对中国强硬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即只要美方向中方极限施压到一定程度，中国就会被迫做出重大改变并回到谈判桌从而接受美方提出的要求。因此，在美国单方面发动贸易战之后，尽管中方主动参与经贸谈判，积极解决中美经贸冲突面临的诸多问题，也在中美经贸谈判中形成了很多解决问题的共识，但美方却多次违背这些已经形成的共识，特别是在中美第11轮谈判结束后，美国政府采取霸陵主义，不断地向中方提出更多和更高的要价，把中美经贸磋商地变成了美方向中方“勒索”和“霸陵”的舆论场和声索地，最终使致中美经贸磋商严重受挫。因此，美方不合理和过度地向中国提出相关诉求，严重地损害了中国核心利益和主权事务，其后果只能破坏双方合作关系，错失达成经贸协议的最佳历史机遇，给中美双边经贸磋商和世界经济增长前景蒙上了阴影。因此，美国多次提高对华加征关税的量级，不仅不利于解决双边经贸问题，反而增强了中国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立场，尽管中国始终承诺会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不会关闭对外开放的大门。

其次，美方把中美经贸协议视为解决美国对外贸易不平衡的首要方案，而不是从美国内部寻求经济变革，这种经济逻辑不利于中美贸易冲突的化解。这是因为：对外贸易不平衡是美国对外经济的常态，也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美国产业结构“脱实向虚”的一种表征，更是美国经济“过度消费”和“经济金融化”的自然结果。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政府没有选择努力地对自身经济进行改革，而是把政策重点放在了贸易战和移民身上，寄希望于中国和其他国家“错误”的决策和妥协来挽救美国的经济，至少可以给美国经济的衰退寻找一个“替罪羊”。特朗普政府认为，似乎只要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遏制住中国经济发展，外资和科技产业就能回流到美国，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就能解决。因此，特朗普这种一味醉心于“贸易战”寻找“替罪羊”的做法，正使得美国失去对自身经济变革的动力，美国正在丧失在中国市场的机遇，以及丧失参与未来科技产业变革的机遇。

总之，美方对华贸易政策决策主要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选举的需要，而不是出于解决经济问题的经济学逻辑，这大大地增加中美贸易冲突的持续化和复杂化的风险。

三、中美贸易战的解决路径

尽管美国现任政府挑起了中美贸易战，但这并不能阻隔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因此，中美贸易冲突最终必须通过对话和磋商来解决[7]。应对中美贸易战，建议应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在思想认识上，要正确看待中美贸易战的性质与影响，既要防止把中美贸易战扩大化，也要防止把中美贸易战政治化。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中美贸易战不是“冷战”，也不是“热战”。中美双方相互征收关税，尽管它会直接影响中美贸易商品的市场价格和在世界市场中的利润分配，但中美双方都会通过调整贸易流向或重构世界市场生态圈来降低贸易战的负面影响，只要不要把贸易战扩大化，它就不会导致中美经济的完全脱钩和全球价值链的完全断裂。另一方面，要防止把中美经济问题政治化，不要把中美贸易冲突曲解为中美体制之争和意识形态的完全对抗。中美贸易战终究是经贸问题，其最终解决必须依靠经济手段来进行，只须通过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深化来化解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重大关切。总之，要变危为机，把外部经济冲击变成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和深化改革的强大动力，不要让中美贸易战成为我国发展的绊脚石和拦路虎。

其次，在舆论宣传上，要统一思想认识，既要严厉批驳美国反华精英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進行“污名化”所提出的各种论调，也要防止中美贸易战引发我国意识形态和民意的分裂。一方面，为了发动贸易战，一些美国精英和政府机构编织了很多对中美贸易不平衡进行“污名化”的各种论调。对此，我们必须坚决进行严厉的批驳，彻底揭露美国片面强调“美国优先”而极力奉行单边主义和经济霸权的事实;同时，要防止对美国论调批判的扩大化，不要把美国少数极端反华政客和社会精英与美国普通人民群众、友华人士和一些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等同起来。实际上，美国国内企业界和一些消费者对美国现政府发动中美贸易战并不赞同，因为中美贸易战扭曲了世界市场结构，阻碍了公平贸易，割裂了全球产业链，损害了多边贸易体制，严重影响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发展和美国企业家和消费者的利益。因此，中国要发挥大国外交、智库外交、政党外交、民间外交的优势，在中美双边关系建设上，要积极作为和有所作为，争取利用各种渠道加强与美国社会各界人士的沟通，积极游说美国友华人士、跨国企业和一些社会精英，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化解中美经贸谈判中的一些错误认知，扩大相互共识，增强相互信任。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社会各界必须统一思想认识，防止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社会公共舆论和民意的撕裂，既要警惕“崇美派”“恐美派”“媚美派”的论调左右我们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对美方过度让步，也要防止被极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自我主义”的理论绑架而在中美经贸谈判中对美方“喊打”“喊杀”。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要保持既有战略的定力，在加速中国经济变革的同时，不要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挟”“挑衅”的圈套，既不要作出过多妥协，成为美国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替罪羊”，也不要“怒而兴师”，成为美国借机整合国内外矛盾的“磨刀石”。

第三，在经济发展上，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既要化解中美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冲击，也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制度开放的红利。从长期看，中美贸易冲突必然会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也会在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中解决。从短期看，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仍是当前我国的优先选项。一方面，中国将切实办好自己的事情，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发展中化解中美贸易战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中国要切实推动我国制度改革，根据国际经贸规则变革的大势和新趋势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改革的重大关切，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体系，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8];针对故意侵权，积极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积极构建公开、透明的法律体系;不断改善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推动我国治理现代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营商环境，与世界上一切追求进步的国家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第四，在国际竞争中，既要巩固“老朋友”，也要结交“新朋友”，坚定不移地扩大中国经贸“朋友圈”。中美贸易战既是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大事，也是影响世界多边经贸关系发展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的重要事件，世界各国都会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发展而相机决定本国经济发展政策和调整对外关系走向。因此，为了更好地应对中美贸易战的负面影响，中国要坚定不移地扩大世界朋友圈。一方面，要巩固与老朋友的经贸关系，加强与俄罗斯、东盟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尽可能地让这些国家承接在中国所损失的市场。另一方面，要加快与欧盟在中欧投资协定方面的谈判，制定中欧自贸区建设的路线图;要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早日签订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協定，进而中国在较发达国家中的市场。因此，中国要在扩大世界经贸“朋友圈”的过程中，优化我国对外开放市场结构和贸易结构，深化中国与全球价值链的生态花生关系，努力挖掘新国际市场中的商机。

第五，在全球治理中，既要参与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的改革，也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国际多边体制建设，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一方面，中国要坚定地支持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加强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经贸机构的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和发展机遇，要深入推进“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参考文献：

[1] 陈继勇.中美贸易战的背景、原因、本质及中国对策[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72-81.

[2] 刘建江.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的三维成因[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82-90.

[3] 杨勇.中美对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主导权的争夺[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16-28.

[4] 肖光恩.美对华贸易摩擦升级无助于中美贸易动态调整[EB/OL].（2018-04-08）[2019-09-09]http：∥econ.cssn.cn/jjx/xk/jjx_lljjx/sjjjygjjjx/201804/t20180408_3899419.shtml.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EB/OL].（2018-09-24）[2019-09-09]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9/24/c_1123475272.htm.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EB/OL].（2019-06-02）[2019-09-09]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6/02/c_1124573295.htm.

[7] 肖光恩，袁子馨.中美贸易冲突的现状、原因与解决的基本思路[J].宁夏党校学报，2018（5）：74-79.

[8] 肖光恩，尹成明.沉着应对，化解风险[EB/OL].（2018-09-06）[2019-09-09]http：∥paper.ce.cn/jjrb/html/2018-09/06/node_15.htm.

责任编辑：孔庆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