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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贵阳文通书局对贵州文化现代性的形塑

2019-12-27

文化学刊 2019年1期
关键词:书局贵阳教科书

谭 晶

20世纪中后期,“现代性”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性问题展开了研究:有的从思想文化层面,力图探寻现代性发生的标志;有的从现代性的特质出发,探讨现代性的优越性及其阴暗面;而另一些则围绕现代性与社会理论的当代视域,对现代性理论的发展线索进行了梳理。这些研究虽然从多个角度回答了关于现代性的某些问题,但总体来说,都未能真正触碰现代性的本源。鉴于此,笔者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改变研究现代性问题的传统理论视角,以贵州近代最大民营文化企业——贵阳文通书局与现代性问题之间的文化关系为视角,以文通书局的创办和发展为事实依据,探讨其对近代贵州文化现代性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而再现文通书局对贵州文化现代性形塑的过程,并进一步肯定其对贵州文化现代性生成作出的重大贡献。

一、现代性话语与贵阳文通书局

何谓现代性?作为一个歧义颇多的西方学术概念,西方学者对其有不同阐释。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1]任教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马歇尔·伯尔曼教授则认为,现代性就是“将男男女女成为现代化主体的同时也成为其对象,使他们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他自己,为他们开辟了穿越这场大动乱之途的同时又促使他们推波助澜”[2]。

当今社会,全球化日渐加速。在这样的宏观社会背景下,现代性已然进入我们的社会,并日趋活跃。然而,不论是西方的现代性问题还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无不带有深深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印记。就中国语境来说,晚清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发端。晚清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一时期,西方列强的入侵进一步深化,面临国内外的双重压力,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人民开始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探索,开启了他们奋起反抗的艰苦历程。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独立、重塑民族身份的文化身份诉求一直是中国现代性的基石,也是中国语境下现代性话语的主题。在这样的宏观主题下,维新变法、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等一系列追求现代性的运动应势而发。其间,“启蒙”“救亡”“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民主义”等富含现代性精神元素的现代性话语也应运而生,为苦难的中国人民注入了新的希望,让他们在追求现代性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从容。

然而,当这些现代性精神元素在全国悄然兴起之时,贵州由于其传统文化中残留的封闭性和保守性,经济滞后,文化基础薄弱,仍艰难地在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性转换的漫漫长路上蹒跚前行。1908年,贵州著名绅商华之鸿创办了贵州近代最大的民营文化出版企业——贵阳文通书局。这个引进国外先进机器设备和技术、以蒸汽为动力的现代化书局,在当时的贵州可谓开了先河,为彼时封闭、落后的贵州指引了方向,带来了希望。可以说,文通书局的创立不仅标志着近代工业和文化出版企业在贵州的萌发,更可被视为贵州文化现代性的发端,在近代贵州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性转变的过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贵阳文通书局大事记略

(一)创建贵阳文通书局

贵阳文通书局创始人华之鸿,字延仪,清同治十六年(1877)出生于贵阳的一个大盐商家庭——华氏家族。华氏家族祖籍江西临川,为当地望族。至华联辉(华之鸿之父)一代,华家开始经营盐业,数十年间就积累白银数万两。而至华之鸿一代,华氏家族的盐商家业更是发达。清朝末年,华之鸿继承父志,累积财富,振兴实业,投资文教,惠及桑梓。在华之鸿看来,贵州地处边陲,交通不便,新知识、新思想传播至贵州往往已是经年累月。久而久之,贵州经济、文化必将永远落后于全国各省。“而欲传播知识,唯赖书籍”,不如利用之前积累的资金,创办一所规模较大的书局,这样既可以继承华家先祖未尽之遗志,又可为贵州经济和文化发展助一臂之力。于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为“传播新知识”“启迪黔人”,华之鸿花费大量精力和财力,创办了贵州第一个近代民营文化企业——贵阳文通书局,取“文以载道,通达心灵”。为创办现代化的书局,自文通书局筹备之初,华之鸿便派书局总经理田庆霖先生专访京、沪两地,学习了解国内新的印刷机器设备和印刷书籍的新工艺、新流程。除此以外,田庆霖还先后三次远赴日本东京,购置近代最新式的印刷机器设备,学习拣字、排版、印刷、装订等工艺技术。因此,到正式投入营运时,文通书局不仅拥有先进、精良的设备,还掌握了彩印、石印、铅印等现代印刷技术。

(二)创办永丰机器抄纸厂

文通书局自开工以来,用纸数量一天天增加,纸张供应逐日吃紧。起初,华之鸿派人到省外购买或从国外进口。但是,由于山高路远,交通不便,运输成本过高,又时常缓不济急,只好派人到省内各县收购构皮纸和竹料纸,送到工厂进行改制、加工,经过加工以后的纸张勉强可供普通印制之用。不过,这些生产构皮纸和竹料纸的作坊,多为农村副业,农闲时生产,农忙时就停产,产量有限,往往无法保证纸张稳定供应,只好作罢。为彻底解决文通书局的用纸问题,华之鸿决心创办一个现代机器造纸厂。他耗费巨资,历尽艰辛,耗时数年,在1918年4月17日,终于将从日本购进的造纸机全部安全运抵贵阳厂址。机器设备运抵后,由来黔的日本技师指导安装、操作。纸厂各车间均使用先进的蒸汽引擎动力,在贵州首屈一指。次年,耗资60余万银元的永丰机器抄纸厂正式投产。纸厂生产的各种纸张,光泽白亮,质量优良,在全国造纸业中也占一席之地。纸厂所产纸张除供文通书局印刷各类报纸、刊物之用,还供全省印刷之需,甚至销往四川、云南、湖南、广西等周边地区。

(三)成立贵阳文通书局图书部

1927年10月,为了扩大图书及文化用品的发行销售,华之鸿成立了文通书局图书部。图书部除经营销售本局印刷出版的图书、报纸、杂志,还先后与开明、大东、中华、世界等书局签订合同,经销或代销其出版的各种中小学教科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文学艺术作品及文艺期刊等。1932年,文通书局又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协议,成立“商务印书馆贵阳特约经销处”,这标志着贵州全省各地中、小学教科书的供应任务一应由文通书局承担。另外,文通书局图书部还购进国内各书局出版的各类教科书、图书、杂志,分配至各县销售,成为全省图书印制、发行和销售的龙头。

(四)建立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

1934年,华之鸿去世,他的儿子华问渠总管文通书局。1941年6月,华问渠审时度势,成立了“文通书局编辑所”,聘请当时返乡的贵州籍学者、著名教育家、社会教育司司长马宗荣教授担任图书编辑所所长,著名文学家、商务印书馆著名编辑、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谢六逸教授任副所长。编辑所的成立,使文通由以印刷为主的单纯性企业,成长为集出版、编辑和销售为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出版集团。

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大批高校、科研机构纷纷迁黔,一时间众多专家、学者汇集贵州。华问渠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聘请这些迁至贵州的著名专家、学者、教授等加入图书编辑所,并成立了国内一流的图书编审委员会。这些专家、学者来自文、史、哲、法律、经济、医学、心理、教育、国际关系、物理、化学、数学、土木建筑、农林及新闻出版等不同领域,共计112人,包括冯友兰、夏元傈、苏步青、竺可祯、茅以升、张孝赛等我国著名学者和专家。专家、学者们的加入,不仅保证了书稿的来源,还大大提高了书稿的质量,使文通书局的编辑出版能力迅速提升。

三、贵阳文通书局对贵州文化现代性的形塑

(一)开先河,将近代工业引入贵州

贵州作为祖国西南的一个多民族省份,因为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及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其经济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后列。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省份,贵州的工业发展也一直处于劣势,远远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

作为贵州现代性萌芽的标志,文通书局在当时的贵州可谓开了先河:首次派人出国购买现代机器,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机器引进贵州;首次派人到国外学习先进的印刷和造纸技术;首次聘请国外技术人员到贵州做技术指导;首次在贵州使用蒸汽作为动力。这些“首次”不仅在当时的贵州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内也属前列。另外,当时文通书局从国外进口的印刷机器和造纸机器,都是以蒸汽为动力的大型机器设备,这被视为近代工业在贵州出现的标志。

(二)创奇迹,为贵州近代出版事业作出突出贡献

文通书局为近代贵州及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出版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其长达44年的历史中,“据初步统计,文通书局共编辑出版各类图书500多种,数十万册;出版丛书、丛刊、文库、名著35类,292种;印刷出版报纸、杂志28种;编辑出版《文讯》月刊9卷、55期、49册”[3],为贵州、为西南、为抗战中的中国出版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文通书局成立了编辑所,编辑出版涉及理、工、农、商、文、史、哲等领域图书,各类教科书及参考书、贵州乡土文献、民众读物及其他时论著述。1943年,文通书局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中的一家,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六个全国最大的书局一起,负责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印制、出版。自此,文通书局已经走出贵州,成为全国性的编辑出版企业。不得不说,在彼时闭塞、落后的贵州,能够出现文通书局这样规模的现代文化出版企业,确实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迹。

(三)兴教育,对贵州近代教育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贵州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山重水复,地理环境恶劣,因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社会经济发展整体滞后。而经济水平的长期滞后,直接导致贵州教育发展落后。

19世纪末,维新改良、民族觉醒的潮流在晚清中国悄然兴起,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适时,这股充满新锐气息的思潮也在华之鸿的心中激起波澜。光绪三十一年(1905),华之鸿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意在为黔地培养有用之才。两年后,他又筹划创办了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主要培养中、小学堂师资。华之鸿以创办新教育、开黔地之风气为己任,成为贵州省社会力量办学的先行者之一。

1926年6月,贵州军阀周西成任省政府主席,主持贵州政务。其在位期间较为重视教育发展,不仅主持创办了贵州大学,还在全省范围扩建和新建中、小学校。一时间,省内各地学校对教科书、教辅、教学仪器等的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当时贵阳城内供应教科书的只有中华书局贵阳分局和上海商务印书馆贵阳分馆两家书店。另外,由于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再加上军阀连年混战,书籍在运送过程中时有延误,导致每年春、秋两季开学时,课本时常供不应求,有时甚至脱销。这样一来,往往延误开学时间,严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1927年10月,为增加教育图书发行数量,进而适应贵州教育发展需要,文通书局成立了图书部,专门代销国内各大书局出版发行的各类教材、教辅、文具和教具等,并分配到全省各县销售。文通书局此举,让学生们能够按时领到课本,保证了教材的供应,维护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为贵州教育的整体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6月,华问渠成立了文通书局编辑所。成立不久,编辑所就拟定了出版方针和计划,把教育类书籍作为编辑出版的重点。在时任文通书局编辑所所长马宗荣的主持下,编辑所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小学语文、算术教材,其中包括《文通初小常识国语教科书》《文通初小算术教科书》《文通高小国语教科书》《文通高小算术教科书》等。随后,“为提倡中小学教育之自学辅导化及学习彻底化,藉以增高中小学生之学力”[4],编辑所又出版了多本教学辅助用书,如《文通初小常识国语教学法》《文通初小算数教学法》《文通高小国语教学法》《文通高小算术教学法》等。除了以上中小学教材、教辅,编辑所还出版了《大学丛书》《大教育家文库》《教育丛书》等由国内各大学及专科学校教授编纂的教育类丛书。这些丛书的问世,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贵州及西南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和学术研究。

1943年,为了强化管理大后方中小学教材的使用,教育部对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进行了统一规划,并成立了“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这七家“供应处”除商务、中华、正中、世界、大东、开明六家全国知名书局外,贵阳文通书局也位列其中。虽然当时文通书局所供应的中小学教科书仅占全国教科书总量的3%,但从全国中小学生人数来看,受益的人数也不可小觑[5]。

文通书局一直致力于教育类图书的出版,教材、教辅等教育类书籍占其所有出版物的最大比例。以“昌明教育、开启明智”为己任的文通书局,为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近代教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树新风,为近代贵州文化的保存和繁荣立下赫赫功劳

除了印制大量教科书,文通书局还“发前人之幽光,启后生之观感”,印刷出版了大批贵州本土文献。其中一类为贵州地方志书、地方文献资料方面的图书。地方志书包括民国《贵州通志》和十余个县的县志,如《瓮安县志》《都匀县志》《兴义府志》,等等。在这些地方志书中,保存了贵州一些府、厅、州、县的经济文化、人物地理、民族情况、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珍贵历史资料。地方文献的出版,也取得喜人成绩。主要有《黔记》《黔书》《黔史》《平黔纪略》等。其中,尤以大型文献丛书《黔南丛书》第一至六集和《黔南丛书别集》名气最高,影响最大。该丛书收集精选了明、清以来贵州著名图书六十八部,可以说是对保留贵州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最大贡献。至今,凡要了解、研究贵州历史、文化、思想先贤,无不得益于这套全书。此外,文通还先后编辑出版了《贵州文献季刊》和《贵州文献汇刊》共五期,数百万字。主要刊登当时研究贵州历史、文化、地理、制度、人物等的重大科学成果著作。贵州文人、学者的著作是文通书局出版的另一类重要丛书。出版的诗集主要有《播雅》《巢经巢遗稿》《郘亭诗抄》《桐野诗集》《素园诗抄》等,这些诗集收录了贵州自明、清以来著名作家的诗词文章。其中,郑珍编著的《播雅》最为知名,首次汇集了播州自明万历年间至郑珍时约二百五十年间二百二十人的诗作两千余首,开创了整理贵州文学的一代新风[6]。

文通书局出版的贵州文献图书保存了近代贵州政治、经济、社会、民族、文化、文学、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宝贵资料,是了解和研究近代贵州发展的重要资料,为贵州文化的保存和繁荣立下赫赫功劳。

四、结语

贵阳文通书局这一在贵州近代史上颇具影响的民营文化出版机构,是在华之鸿先生“力矫时弊,以开风气之先”而最终“借以提供文明,转移风化”的思想指导下创办而成。在地理环境偏僻、闭塞,人文环境险恶的情况下,文通书局人不屈不挠、抓住机遇、上下齐心,使其成长为一个以编辑出版图书期刊为手段、以启迪民智为根本的全国性编辑出版企业,一个与商务、中华、正中、世界、开明、大东比肩的全国知名书局。文通书局率先将现代工业引入贵州,积极参与大学和中小学的文化教育事业,不遗余力地保存和传播贵州地方文化,使得经济的工业化、文化的大众化逐步成为近代贵州经济、文化思想的一种潮流和趋势,对贵州文化现代性的生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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